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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近日屡屡曝出“薄熙来事件”的最新进展。该报6月25日称，多名能够阅览中共内部调查报告的党内人士称，目前薄熙来被软禁在中国北部的一处政府设施中接受调查。对于其妻子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男性实业家以及非法积蓄财产一事，薄熙来称：“我毫不知情，也并未参与其中。”党内人士指出：“目前调查已陷入困境。” 此前的6月22日，《朝日新闻》曾报道称，谷开来承认“杀害了和其有不正当财务关系的海伍德”。基于此，中共当局已决定起诉谷开来，并开始调查薄熙来本人当时是否知道谷开来的连串行为。 据《朝日新闻》中文网25日报道，负责此次调查的是以共产党的检查部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中心组成的调查小组。在该机构调查下，众多有贪污腐败嫌疑的干部都不得不束手就擒、供认罪行。但一直以来，该组织对薄熙来本人的调查还是不得不采取慎重态度，因为薄熙来家世显赫且与其他高官关系密切。 每个月，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25名成员都会聚集在北京市中心的中南海，召开党政治局会议。按照惯例，在谈完预定内容之后，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都会问：“还有谁要发言吗？”熟知党内情况的有关人员表示，薄熙来曾频频在会上举手发言。 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将于2012年秋召开，指导部将本次大会的核心定为“党内团结”。一名党机关杂志的干部表示：“薄熙来案件是党规与法律的问题，不是政治事件。” 负责警察、司法部门的常务委员周永康与薄熙来关系密切，据部分外国媒体报道，他也接受了调查。调查小组传讯了其秘书，并判断周永康与案件并无关联。 然而作为下一届领导层强有力的候选人，薄熙来突然下台严重破坏了党内的势力平衡。22日新成立的重庆市党委会决定，薄熙来的亲信也是之前从商务部调来干部将被免除常务委员的职位。 2012年夏，党干部会在河北省北戴河召开非正式会议，以初步决定下一届领导层的人选。该会议将于近日召开。 相关日志 2012/06/26 — 《朝日新闻》薄熙来的崛起道路 2012/06/23 — 薄熙来谷开来的法国同伙人德维莱尔 娶高干子弟 2012/06/23 — 华尔街日报:商人徐明的沉浮与薄熙来 2012/06/23 — 中國時報:重慶常委會 薄熙來人馬幾全剔除 2012/06/23 — 法建筑师牵涉“薄谷案”受捕，中国“无可奉告” 2012/06/22 — 60亿美元! 《朝日新闻》报道谷开来已承认杀害协助她向海外转移资金的英国人海伍德 2012/06/22 — 朝日新闻:谷开来承认杀害海伍德 2012/06/22 — 柬埔寨拒绝向中国引渡涉薄熙来案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 2012/06/22 — 英媒称薄熙来涉嫌侵吞重庆希尔顿酒店 2012/06/21 — 姜维平:拘捕和引渡多维尔意味着什么？

    难忘那台破旧录音机     “你一个来自中国贫困农村最底层、最边缘、最草根的人，怎么就成了立志要进入大众主流视野的摇滚歌手？”在27岁签约公益歌手以后，两年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直接的质问。摇滚乐其实与出身无关，与贫富无关，只与灵魂相连。29年的坎坷人生路，充满了无数的艰辛、挣扎、奋斗、怒放和不妥协，这样一个我，就拥有这样的灵魂。去年和今年两次到香港，两次都获悉香港社会运动中各种人群齐声高唱Beyond乐队的歌，联想到Beyond乐队的草根出身、追求正义、抗衡主流，且具备世界人文关怀精神，几乎成了香港自由火炬的代表，回过头来我再重新面对传统农村农民的孩子向摇滚歌手挺进的问题，感慨尤深，忆起往事点点滴滴，不由得黯然泪下。     我的童年，可能比更多同龄人的精神资源更显枯竭，更感孤独，亦更为早熟。如今回想起来，音乐的最初启蒙，其实来自八叔家的那台破旧录音机。八叔的少年时代，有两个热爱听歌的朋友，他们三人如同死党，会些霹雳舞，也常带来一盘盘磁带。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在荒凉落寞的山顶瓦房，八叔都会将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大，即使爷爷数次痛骂也未有收敛。我第一次走进他房间听的第一盘磁带，是1989年童安格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听的第一首歌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年我六岁，刚上小学。虽然什么也听不懂，但八叔和他的两个死党边听边唱，眉头紧皱，表情哀怨，这一幕深深地感染了我。     此后，当同龄人都在弹珠子、滚铁环、鞭陀螺的时候，我却总趁八叔不在，悄悄溜进他的房间，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到最小，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各种歌曲。仅那时所听的印象较深的，就有83年出来的蔡琴《你的眼神》、陈百强《偏偏喜欢你》，84年出来的苏芮《酒干倘卖无》，85年出来的齐秦《狼》、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86年出来的谭咏麟《朋友》、张国荣《当年情》，87出来的达明一派《石头记》，88年出来的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89年出来的陈慧娴《千千阕歌》、陈百强《一生何求》……1989年之于我，对六四大屠杀毫不知情，只模糊记得从北京打工回来的人描述北京的护城河里全是血水，广场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平日沉浸的，更多是音乐。在农业技术跟两千年前没什么区别，我每学期开学都要写减免学费申请书的那个年代，听听歌也会觉得好受些。     1989年的秋天，我在八叔的抽屉里，意外找到两盘令我无比震撼的磁带：一盘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收录了八首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血性的大陆男人的粗砺嗓音，也是第一次从大陆人的歌里听到了无数个“我”，而不是“我们”；另一盘是Beyond乐队的《Beyond IV》，收录了十首歌，其中《真的爱你》就像一股强劲的电流把我击中，那种大气磅礴又流行对味的感觉，黄家驹无人可以替代的沙哑高亢且真性情的演唱，彻底把我征服，就像身体会有与大脑不同的“想法”一样，这个声音在改变我。小小年纪，记不住词，但喜欢上学放学背着书包旁若无人地一路哼着走。那时学校教的歌，除了《拼音字母歌》外，尽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一类，略为抒情的，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了。     居然如此美妙而劲爆     八叔和两个死党是“买磁带狂”，他们在农村平日以捕泥鳅黄鳝维生，拿到农贸市场上卖，留些零用钱来买衣服、买摩丝、买磁带，花样翻新，品种繁多。到我八岁时，已经写得一些文字，遂抄录了大量歌词，厚厚几本。那时对繁体字已不陌生，对粤语歌也越来越习惯。由于常听常抄，对歌手的背景也越来越感兴趣，然而农村找不到什么娱乐杂志，只有到镇上买海报，八叔常把各个明星海报贴得满屋都是。有一天，他带来一张残疾人的海报，指着海报上的人对我说：“这个人的歌不错。”他激动得把新买的磁带放进录音机，传来这样的歌声：“你那张略带着一点点颓废的脸孔，轻薄的嘴唇含着一千个谎言……”     这个残疾人就是郑智化。他的这首《堕落天使》，是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一年以后，当《水手》、《星星点灯》风靡大陆之时，我一点也不惊奇，还很自豪地告诉同学：“我比你们早知道他一年。”当同学们高声齐唱“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我却念念不忘他的这首《堕落天使》，听到“是你攻陷别人，还是别人攻陷你最后的防线”时，脸颊发热。这是一首写给妓女的歌，郑智化明显带着同情和不忍的情愫，而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妓女这回事，并且妓女值得让人如此怜悯地看待，就是从《堕落天使》开始。原来，写妓女的歌也能如此震撼人心，那些爱来爱去的歌反而越来越不适应我的胃口。     在我九岁那年，从录音机里我听到了两首更震人心魄的歌：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和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八叔和两个死党疯狂摆动身躯，愤怒而兴奋。黑豹的愤怒宣泄，Beyond的淋漓呼喊，刺激得我也跟着点点头，打打拍子，混身滚烫。这是从来没有的想要挣脱释放的冲动，而这股冲动来自后来我迷恋至今的精神家园：摇滚。到了我的青年时代，我才听懂这两首歌的时代背景，一首是六四之后针对全面禁锢的各项政策的歇斯底里的反抗爆发，一首是向反对种族主义的南非精神领袖曼德拉致敬。当时这个坐了27年牢的政治犯被宣布无条件释放，“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世上，居然有如此美妙而劲爆的歌曲，去表达如此厚重大气的主题！     摇滚乐可能承载一切     年岁越长，那时的银波不但在听歌、抄词、哼歌，也试着在录音机里录下自己的声音。由于声音稚嫩，不敢唱摇滚，就录些当时听的港台流行歌，像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张洪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潘美辰《我想有个家》、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等。我的声带在14岁以前偏女声，音高，即使95年张信哲的《宽容》，副歌部分持续在a2、b2徘徊，也很容易唱上去，也特别喜欢原调唱女歌（譬如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至今练歌也尽量选择女歌，不降调。变声期以后有段时间比较痛苦，一直在练高音，但基本维持在c3。由c3突破到稳定的d3，已经是27岁以后的事情，到这时才基本形成定型的摇滚嗓，唱任何歌曲都是独有的摇滚唱腔。     整个少年时代我听的英文歌不多（虽然一直在当英语科代表），在变声期到来之前一直是以流行为主、摇滚为辅。14岁那年，我用自己的奖学金买了平生第一台随身听，此时八叔已到苏州打工，家里留下的大量磁带被我带到学校，下课或睡觉时大多在听歌和哼唱中度过。父母当时尚在广东农场打工（10岁时父母就已赴外省打工，到20岁才实现家人团聚，我是真正的农村留守少儿），能陪伴我的，只有音乐。这一年，凭借着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英语竞赛的机会，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从乡镇踏入城市，下车的刹那，望见那么多高楼大厦，顿感时空错乱。我立志，今后一定要考到城里来。1998年，梦想实现，我进入城里的重点高中，后来参加文学社，写杂文、小说、诗歌，但与喜爱文字相比，我更钟情于摇滚乐，到最后就只热爱摇滚乐。而这，始于一个偶然。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想到各个地摊买书，胡适、李敖、柏杨、龙应台，选的都是最便宜的盗版。突然，书摊旁卖磁带的地方，一盘磁带上的宣传语吸引了我，“中国第一支最有代表性的重金属风格摇滚乐队”，封面上是四个表情庄严的硬汉，长发飘逸，而歌名更是堪称大气，《梦回唐朝》、《太阳》、《飞翔鸟》、《世纪末之梦》……而且居然还有一首《国际歌》。我赶紧付钱买下，装入随身听，播放键刚按下，人就在大街上静止了，仿佛从这个时代一下穿越到盛世唐朝，历史的大门砰然打开，万千景象历历在目，“忆昔开元全盛日，天下朋友皆胶漆。眼界无穷世界宽，安得广厦千万间”，主唱丁武的京腔式宣念，高亢而富有振颤性的歌声，字字句句都充满诗意和哲理性的歌词，编排复杂的和弦，各种超长的solo（独奏曲），每一个鼓点都入心入肺，那时的银波简直是惊呆了。     从唐朝乐队开始，我深切感受到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摇滚乐可能承载一切你想表达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博大，多么深邃，多么悠远，多么沉重，多么尖锐，多么难言，这一切都能通过编曲配器，通过高超唱功，淋漓尽致地诠释。我最开始有了想做属于自己的摇滚乐的念头，就是从听到这盘实际上92年就出版过的专辑开始的。唐朝乐队的歌词功底，也激励着我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修养和思想根基，由此我一再执着于文字与音乐世界的统一。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尤其在写诗的时候我更感觉是在涌出一首首摇滚乐。那时，但凡能找到的正版或盗版的摇滚乐磁带，那怕饿饭两天也要买下来。尽管当时的许多乐队和歌手如今已经销声匿迹，但正是这些歌曲使我感到精力最旺盛的人生阶段从来没有虚度，摇滚乐对我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任何一本书。     摇滚乐不应该是小众     被不少朋友所知的是，我高中二年级刚一结束，就以尖子生身份提出退学。后来在湖南旁听大学时，与一帮聚集在琴行周围的摇滚乐队交往甚密，并开始了最原始的演出。到广州后，因结识与摇滚圈颇为熟悉的邱大立（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华语金曲奖、金榕树奖评委）等人，更近一步见识到摇滚份子的真实生态。还记得相遇一位让我感动莫名的30多岁的男人，仅仅为了能够听懂日本摇滚乐在唱什么，他居然跑到中山大学去专门学习日语。而那些以贩卖打口碟维生的青年，亦纷纷赠送我不少只有通过他们的渠道才搞得到的独立音乐CD。摇滚乐一直陪伴着彷徨挣扎的我，从广州的番禺、天河，到重庆的农村、厦门的打工者聚集地，再到如今的重庆主城，由来如此。这些年，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摇滚创作人与不同的音乐类型，直到自己踏上签约歌手的道路，面临着原创作品的类型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摇滚，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正宗Rock N’ Roll。     显然，我所期待的作品受个人独立思想主宰，因来自底层，必定有相当部分将会反映农民、工人的真实生存状况，他们的呼喊，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都会在摇滚乐里体现。而当今这个时代的种种重大命题，诸如自由，人权，环保，还有青年一代的悲哀与希望，绝望与反抗，沉默与爆发，我都会去着力其中。摇滚乐之所以成为摇滚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丧失其批判、悲悯、自省的本质。这绝不是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挑战眼球的花衣，或者滥交、吸毒、辱骂、打人就能证明的。我坚持认定，摇滚乐从这个世界上产生的第一刻起，就是促进社会变革和人心革新的武器，就像夜叉乐队在《中国摇滚》里呐喊的：“你说摇滚会害人民，我说摇滚会救苍生！”这种使命，具体到我自己身上，早已成为一股永远激昂奔腾的血液。     摇滚乐应该是健康、正义、真情、动人的，应该辐射到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心中，而绝不应该是小众或自我安慰。它有词、有曲，有配合良好的乐器演奏，并且在我的观点里，摇滚乐必须要有非常优秀的唱功来体现。由于多年来听的摇滚乐越来越多，门类不一，流派繁杂，因此面对大多数我所热爱的类型时，我都会首先站在主唱者的角度，试想如果由我来重新演绎，或许又是另一番效果。好在自己有一副音域宽广、变化多端的摇滚嗓，音色可亮可暗，可薄可厚，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力和乐感较强，具备对歌曲的识别能力和重新演绎的可能性。老实说，别人的任何一首作品在我这里都不会是尽善尽美，我总能找到其短处。仅拿一项来说，歌词如果是一大堆形容词的堆砌，我多半很难提得起兴趣。我更钟情于让创作具有画面感和细节，演唱的高低起伏也必须做到层次分明。     挽回独立音乐人的尊严     基于这些年与摇滚乐打的各种交道，总算理清了它的起源、演化、分支、流派，熟悉了它的大部分历史及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作。通观起来，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歌曲，终究有其特定内涵，当时空转变，这些歌曲如果不仅仅当作回忆，而是要诠释出新的内涵来，又需要一番新的研究。就像当年《血染的风采》这样的官方作品，董文华口中就是对越自卫反击战，而梅艳芳口中就是六四运动。你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人所理解，属于非线性传播，而要做到在各个时期都可以被不同诠释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就要做到覆盖广泛，句句透心，对于原唱的要求必须是技高一等，无人替代。最有资格说这话的，是创作者本身。受国家版权法影响，尤其是音著协在中国权力无边，我也想通了，今后一般不接受除我之外任何人作词、作曲，且原唱一定是我，免得今后参加演出或出专辑时，被音著协在各地的马仔找麻烦。     踏上这条摇滚路，最应该感谢的是两年前参加声乐形体的专业训练，声乐部分是从美声开始练习的。当时仅仅是作为分赛区决赛选手的赛前练习，音乐治疗师、音乐学院教师、舞师、媒体人都来了。越到以后，我越能切身感受到这种练习对今后打下的根基乃是如此重要。到如今，我已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具备了做原创摇滚乐的基本能力，但受限于个人财力和大环境的不良状况，我决定尽量不做被一辈子牵着鼻子走的商业签约歌手，只做独立音乐人，亦即：至少将词、曲、唱的部分牢牢掌握于自己手中，独立创作。在编曲、配器、后期处理的过程中，才与人合作。这种方式，能将制作成本降到极限，又不至于被同行和版权部门找麻烦。至于规模不小的推广行动，由专业公司来做，我本人不因此而谋得任何利益，除非是商演。即使在商演中，不出意外的话，我也不会再唱别人任何一首歌，我的意识与版权法的精神相通，那就是如果我要唱别人的歌，就必须事先获得这首歌的词作者、曲作者的亲自授权。     直到自己开始创作纯原创摇滚乐，才知道在创作一首歌的背后有多么艰辛，非当事人难以体会其中滋味。看惯了观众在各KTV、会所、酒吧对歌曲种种不敬的我，曾经对此痛心疾首，所谓“艺人”，大多数根本得不到大众真正发自内心的理解与敬重，他们像是玩偶，很难再找得到100%的真诚与尊严，歌曲的原真性也由此模糊不清。这就像我与东方歌舞团一位男高音歌手聊天时他说的那样：“一般的演出，我有十分功力只发挥两三分就够了，酬劳就这么点，我干嘛那么拼命？”我不赞同。无论任何歌曲，只要我唱，一定会全情投入，那怕没有观众在旁也一样。独立音乐人与艺人的区别，恐怕在此。我想重新赢得不尊重音乐的那些人最起码的敬重，挽回尊严。当今后的人们在各KTV、会所、酒吧点唱我的歌时，我希望看到人们在那几分钟里突然停止了划拳摇骰，停止了面无表情，被不由自主地带入到摇滚乐之中，去发现他们自己的影子，多一些爱和信心，多一些热和力量。     我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任何资助，所拥有的，是不平坦的人生，是不屈服的思想，是天生属于摇滚乐的歌喉，是理解我表达意向的少数合作的音乐人。拥有这些，在这个需要有声音但声音却被普遍压抑的时代，已经足够。路是我选的，我挺我自己。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奥地利《标准报》认为北京领导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改革走向包容性的自由民主的世界大国，要么执政精英贪得无厌导致国家崩溃，后者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 该报6月24日的文章认为，美国学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和罗宾逊（James Robinson）的新著《国家因何衰落》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无懈可击的答案”：国家衰落的原因是”‘政治的愚蠢’，执政精英只顾自己好处的国家是注定要贫困下去，至少经济停滞。 “只有建立了一个必须照顾广大民众利益的政治结构，在多元社会里，才会有促进各方、从而也富有成效的经济行为。” 文章作者认为此书也提供了一个”相当实用的解释模式”，可以解答”中国将怎样继续下去？”这样一个”当前的主要问题”。 该报写道：”有的专制政府仍然有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感，提供许多经济自由，既不中饱自己的私囊，也不中饱某个寡头政治群体的私囊。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有些人这样来看今天的中国，至少中国领导人这样自我宣称。 “现在，中国的腐败相当严重，很多人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糟糕的连带副产品，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一个国家是可以经受得住少许腐败的，看一眼奥地利的例子就很清楚。但当企业失去明智投资的刺激时，腐败便会对增长起强大的阻碍作用。” 作者指出：”这幅图景最近因强大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垮台而受到损坏，结果表明，薄熙来夫妇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可能不止百万，而是几十亿。具有如此规模的腐败，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注定要失败的。 “现在有两种可能来解读北京领导人何以让薄熙来垮台：要么领导人认识到此案已经超出了极限，中国务必得走另外一条道路，即朝着包容性的保护产权和适度腐败的经济秩序方向。 “这条路只有在政治上少有压迫性质，而且国家日益从经济中脱离出来才行得通。温家宝的一些表态加强了这种看法。” 北京领导人的两种选择 作者举出的第二种可能是，如果只是因为薄熙来太贪婪而没有让其它”太子党”分享多少才让他垮台，”那么中国的处境不妙”。”因为所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剥削制度，其增长是通过动员劳动力以及用贷款投资取得的。由于这两种战略的能力都已穷尽，增长会在今后几年越来越疲软，中国就不会超出一个较好的新工业化国家水平。 “那么其世界政治实力就会缩水，国内的紧张就会增加，直到帝国的崩溃。这方面不乏历史的先例。” 作者断言：”人们只能希望中国走上第一条道路，成为自由的、即使还不是完善的民主世界大国。第二种选择会是一场灾难，不仅是中国的灾难，而且是世界的灾难。 “第三条道路是，中国通过保持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专制制度，经济继续增长并且最终超越美国。但此路行不通，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已令人信服地对此做出论述。第三条道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乐观的命题。” “中国的技术胜利之日” 针对”神九”载人宇航和”蛟龙”深海潜水，《明镜周刊》（6月24日）称，”2012年6月24日会作为中国的技术胜利之日载入华夏史册。这个国家同时在两个领域公开显示其能力，在极高之处和很深之处。” “北京不是要破记录和比速度，而是要系统地扩大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宣传上尽可能地充分利用。”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本文摘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性工作者的大体资料： 1•访谈的地点：   笔者曾经涉足中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漫步了40多个大、中、小城市，深入了解了性工作者的现状，对中国目前的性工作者的现状有一个较为整体性的了解。为了资料的可靠、可信，笔者多次直接、间接的进入“红灯区”，通过仔细、认真地观察和深入的访谈，掌握了一手资料。   笔者曾经在四川、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内蒙古、青海、新疆、湖北、湖南、陕西、西藏拉萨等许多地区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调查和访谈，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对性工作者的态度。   2•个案资料来源地背景：   西藏•拉萨——一个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中国边疆城市，巍巍的布达拉宫曾经招引了不计其数的善男信女来顶礼膜拜，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让多少外来客人肃然起敬，皑皑的白雪让茫茫的骚人开怀畅饮留下无尽的赞扬，空旷辽原的藏域风水造就了多少名歌名谣，巍峨的雪山曾经吸引了多少世界的英雄儿女留下了青春与热血…………   改革，开放——一个现代化的名词从天而降，其来之于中国，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咳者，鸡狗不得宁焉。   2002年、2003年、2004年，笔者曾三次奔赴西藏拉萨，和拉萨各阶层人士接触，在和他们的交谈中，笔者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商界的巨星，无论贫下中农，还是城乡畸形人，他们都对性工作者有一种鄙视和不齿的态度，但是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中，笔者也发现他们很多人曾经“造访”过西藏拉萨的“红灯区”。   在西藏拉萨，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钱的逛二环路，中产阶级进天海夜市，高产阶级拜太阳岛”，在拉萨的二环路，三环路和四环路上散布着无数的来自于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的少女、少妇，甚至包括许多中年妇女，在整个拉萨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但是也打破了神秘布达拉宫的安宁，冲击了虔诚教徒的希望和曙光，销毁了西藏巍峨雪山的雄姿，使得皑皑的白雪再也难以与蓝天相映，一切都在喧嚣中变得暗淡和灰色，一切都被“黄金文化”冲得支离破碎、千沟万壑。   目前的中西部比起东部来说，可能会落后将近二十年。但是从西藏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性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是“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在西藏拉萨，性工作者的数目是难以估计的，她们不仅仅流动性大，不稳定因素多，还有就是在西藏现在已经存在男性性工作者（在西藏叫他们为“穿红袜子的人”）。这个群体，笔者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调查和访谈。所以有人由此而大发感慨“中国的性工作者比劳动人民还要多”，或许是有道理的吧。   •个案访谈资料：   访谈地点：西藏拉萨某酒店   访谈时间：2003年6月   张某某，女，自称19岁，看上去很成熟，一幅淡妆下面隐含着丝丝的寒意。重庆农村人，初中文化。交谈之中知道：父母皆是农民，为哥哥结婚修楼房而其家债壁高筑。为了还债，小张十六岁完成了初中学业就外出务工。   她告诉笔者：其曾经在重庆餐饮业工作，但是工资甚低、工作量极大、受不了，但是苦于无事可做，勉强坚持做了半年，其间和一个同行业的小伙子（重庆人）开始谈恋爱，在一次朋友生日晚餐后，由于喝酒，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小张在和笔者交谈中反复强调，说自己当时很喜欢那个小伙子）。   后来转到一个正规的理发店开始拜师学理发，多次受到客人的性骚扰，开始觉得特别受不乐，于是反抗，慢慢的也就习惯了（她在交谈中连续说了两次），而且还有小费，开始也就局限于抚摸，后来就可以直接摸乳房，再后来也就可以周身抚摸。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个性工作者的朋友（笔者觉得是他自己去找的），介绍到一个“美容美发店”（在中西部地区，很多中低层次性工作区都是打着这个幌子），开始了性工作。由于看不惯原来男朋友那种穷酸样，于是自己分手了（虽然在她说完这句话后，也补了一句话，说她怕男朋友知道自己在干这个行业后甩她，所以干脆她先提出）。在重庆干了一年不到，没有挣多少钱，因为自己很容易就花掉了。   在一次和客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知道西藏的性工作行业很有前途，于是2002年就来到了西藏。干了一年多了，收入还是蛮乐观的（因为这里比那种发廊好多了，发廊的客人一般是那些中下阶层，但是酒店里一般都是中等阶层的，所以收入很高的），（她没有告诉笔者它的具体每一次收入，因为笔者知道在这种酒店里面，每个性工作者的每一次收入是不一样的）但是她们也要向酒店的老板缴纳很高一部分提成资金（由于酒店的老板和笔者有一定的关系，也就不便透露）。   最后她又主动告诉笔者，他在西藏挣了近三万元了，但是自己又不敢给家里邮寄那么多钱回家，怕家里人怀疑，所以只能每个月固定邮寄一千元，其余的都是自己存着。笔者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的时候，她想都没有想，就告诉笔者：再干几年，等到年老力衰的时候，就回重庆，买一套房子享受人生，能够嫁人就嫁人，嫁不了人就独居一辈子算了。   为了知道其真实想法，笔者推心置腹的问她：“在你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看来很白痴，但是可以看出这次访谈是否成功），她居然笑着告诉笔者：“你想试一下么？哈哈哈”，然后她较为严肃地说：“其实有人说，干我们这行的全是看着钱，的确我们很大部分看到了钱，但是当我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到一种快感，同时也有一种支配感。反正也不好怎么说，还是很舒服的那种哈。”但是她强调的是：“除了那些及其变态的男人要求我们做很恶心的姿势和动作，还有就是那些60多岁的老色狼，他们很变态的。”   在最后，我和她谈及了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她很有些共鸣，记得最清晰的就是，我们在谈及腐败问题的时候，她很激动地说：“其实我以前多么想当一个大官，把所有的腐败官员都杀了”（我当时很能够体会到热血青年的豪言壮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场合说出了这样的言语，让我当时很吃了一惊）。最后她一再要求和我一起出去谈心，说她请客，但是笔者的身份和在西藏的处境不容许笔者这样做的。所以我只能很委婉的告诉她，我不能把它带出去。   看见我这样严肃的说话，她脸上的寒意又泛起了，那种寒意让我一直都不安宁。困扰了我许久、许久……至今想起，还是复杂的感情。 东方社工论坛 http://www.qingl.net/thread-73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