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中国政府一面凭借网络防火墙封锁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一面继续把刘晓波关在监狱之内。在美国旧金山，中国民运人士指出：这是一种疯狂、可笑、自不量力的行为，世界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自由的声音是封杀不了的。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这是2009年3月10日，一些年轻藏人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城举行抗议：在细雨中，他们躺在地上，每人举着一幅“失踪者”的海报。有6位“失踪者”，都是北京的囚犯，除了4位被判刑、囚禁的藏人，还有两位汉人：刘晓波和胡佳，他们在维护人权的言行中，多次为西藏问题发声。当时，参加抗议的藏人Tenzin Jigdal说：“这六起案例让我对藏汉人民不能自由表达的苦境备感痛心，中国政府应当尊重藏人和藏人的愿望，同时也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人民并倾听他们的声音而不是拘禁他们。” 刘晓波先生说：“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文/唯色 当北京的友人发来短信“他获奖了”，是10月8日下午，我正在快要到达拉萨的火车上。我明白这意思是，我们所熟识的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当即给他的妻子刘霞发去祝贺的短信，但她是否能收到不得而知，因为我又致电给她时，她的手机已被关机。于是，我给许多友人——藏人，汉人，驻北京的外媒记者——发去同样的短信：“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而欢呼！” 与刘晓波先生认识多年，其实从未这么相当有距离感地称呼过他。犹记得某个深夜，他那有些结巴的声音从Skype传来，邀我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出于对他的信任与敬重，出于感念长期以来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不加迟疑地签名了。不久他从家中被抓走，而一年后，阴霾遮天的圣诞节，他被重判11年。当国际媒体的记者问他的妻子刘霞的心情，刘霞的回答令人难忘：“我觉得他一天都过重，别说十一年了，这是因为完全没有道理。” 在此，我需要简单介绍刘晓波先生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首先要说的是，在2008年3月爆发遍及全藏地的抗议之后，中共当局以强势镇压，致使藏地局势恶化，中国30位知识分子联署向中共当局提出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建议，不但在中国国内获得民众响应，也在国际上引起相当关注，并带动近三百位各国藏学家和学者联名写信，呼吁中国主席胡锦涛妥善解决西藏问题。而刘晓波先生正是12点建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他还撰述了相关文章，在《西藏危机是唯物主义独裁的失败》中写到：“中共唯物主义，不理解宗教信仰之于人类精神的伟大意义，也就无法理解达赖喇嘛对于作为宗教民族西藏的神圣意义，被迫流亡的达赖喇嘛，不仅是雪域文化之魂，更是弱小民族反抗大汉族强权的最高象征。对于一个虔诚民族来说，四十年见不到自己的神，等于剥夺了藏人的核心价值；指控和诋毁达赖喇嘛，等于用刀剜藏人的心。” 在《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中，他写到：“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 在另一篇文章中，刘晓波先生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要想真正达成‘汉藏大团结’，汉人就必须学会尊重藏人的信仰。而尊重藏人信仰的最佳办法，就是让雪域之魂达赖喇嘛回家。” 对于我而言，2004年，当我因为一本关于西藏的散文书而遭到当局的惩罚时，刘晓波先生及时地为我声援，写下《唯色的信仰和中共的无神论》，指出“藏传佛教是柔性而明亮的，如同雪域高原那高远而透明的阳光，非暴力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而中共无神论则是僵硬而阴暗的，如同秦陵里埋葬了暴君尸体的黑暗墓穴，强权暴力是其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所以，一位西藏女作家和一个老大政权的之间的对抗，既是信仰自由和不准信仰之间的对抗，也是坚守尊严和羞辱尊严之间的对抗，更是柔性的信仰与僵硬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中共像它多次先恐吓、后镇压宗教信仰和政治异见一样，再次向世人展示出它的粗俗而野蛮的唯物主义无神论。” 在此，向名至实归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将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去拉萨神圣的寺院，为他早日获得自由而祈祷！ 2010-10-15，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 。）

究其原因，专制与不平等的文化（长久的大一统是其土壤。这里不是说大不好，恰恰会很好，现实就有很多例证。但不能“一”，需要分权保证活力）是奴性的源泉，至于二者的作用，更多的是相得益彰。至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两千多年的专制，很多事情既有必然也有 …

一、前言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 民主墙”诞生30周年， 中 国 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 人 权 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觉醒的 中 国 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 自 由 、平等、 人 权 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 民 主 、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世纪的 中 国 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 民 主 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19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 中 国 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戊戌变法触及到制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学与 民 主 ”为旗帜的“五 四 ”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 中 国 政治 民 主 化历程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 中 国 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 中 国 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 中 国 ”，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执政党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 六 四 、打压民间宗教活动与维权运动等一系列 人 权 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 中 国 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 自 由 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 人 权 和政治 自 由 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 人 权 到逐渐承认 人 权 的转变。 中 国 政府于1997年、1998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 人 权 公约，全国人大于2004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 人 权 ”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 人 权 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 人 权 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 自 由 、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 中 国 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 自 由 ： 自 由 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 自 由 的具体体现。 自 由 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 人 权 ： 人 权 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 人 权 ，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中 国 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 当 局 对 人 权 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 自 由 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 民 主 ：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 民 主 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 （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 （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 （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 人 权 。 一句话， 民 主 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 自 由 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划定政府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 中 国 ，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 自 由 ，躬行 民 主 ，尊奉法治，才是 中 国 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 人 权 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 中 国 民 主 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 民 主 ：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 民 主 。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 人 权 保障：切实保障 人 权 ，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 人 权 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 人 权 ，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 自 由 ，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 民 主 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 自 由 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 人 权 。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 自 由 迁徙权。 9.结社 自 由 ：保障公民的结社 自 由 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 自 由 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 自 由 ：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 自 由 ，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 自 由 ，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 自 由 ：落实言论 自 由 、出版 自 由 和学术 自 由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 自 由 ：保障宗教 自 由 与信仰 自 由 ，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 自 由 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 自 由 、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 自 由 ，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 民 主 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 自 由 制度。在 自 由 民 主 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 民 主 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 、结语 中 国 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 人 权 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 人 权 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 中 国 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 人 权 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 民 主 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为此，我们本着勇于践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中 国 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 中 国 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 自 由 、 民 主 、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中国历史学学者李江琳多年来在印度、尼泊尔采访上百名流亡藏人以及达赖喇嘛，最近她在台北出版新书《“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希望重建西藏流亡历史。 专访一开始，李江琳就表明:“我一直强调这本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后，可能会使大家注意到，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个事件本身还有许多环节需要研究。” 这是李江琳对自己的新书所做的注解。旅居美国纽约的李江琳从2004年开始投入西藏研究，她发现有关1959年拉萨事件的报导很多，但史料却非常少，因此多年来她到印度和尼泊尔采访了两百多位流亡藏人，希望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建这段历史。这些访谈内容和相关史料，促成了新书《1959拉萨》的诞生。 不久前到台北出席新书宣传活动的李江琳对美国之音表示，她的父母是国共内战时的解放军干部，她在念研究生时到美国攻读犹太历史，随后在纽约市图书馆工作。 李江琳坦言，自己过去对西藏事务一无所知，认为达赖喇嘛就像中国官方描述的，是“披着袈裟的豺狼”，“叛国的分裂分子”，一直到1999年在纽约中央公园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才有所转变。 李江琳说:“第一次见到他，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刻板印象，04年我们有一次小范围的见面，从那以后开始，我每年都有机会采访他，对他了解越多，越促使我想知道他所代表的这一切，以及他为什么会流亡，这些事情怎么发生的。” 李江琳表示，新书是从1956年中共在西藏周边省份藏区的土改追溯起，经历连串事件，拉萨人的愤怒恐慌在1959年3月爆发。李江琳强调，虽然许多数据都是来自中国官方的纪录，但为了重现史实，所有细节都是经过反复对照，中藏双边的说法都必须吻合。 李江琳说:“我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史实，如果有些东西不明确，那就把它放在一边，等到更明确的东西出现。所以我在这里面非常注意的就是它一定要吻合，不吻合的我就不写进去，藏人方面他们不太有数据，比如说在青海发生的事情，这个数据只能来自中方。” 在与达赖喇嘛多次的访谈中是否触及西藏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呢?李江琳说，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追求的就是西藏高度自治。 李江琳说:“达赖喇嘛本人在80年代开始到现在，他一直主张高度自治。所谓高度自治，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希望由藏人自己来管理西藏内部事务，包括教育、宗教、文化发展、环境等等。” 不过李江琳强调，她的责任是重建历史，这本书不是为达赖喇嘛而写，是为历史而写，是要拉近汉人与藏人之间对拉萨事件真相的鸿沟，至于西藏问题要如何解决，不是她能回答的。 李江琳的这本新书《1959拉萨》是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李江琳表示，她非常希望在中国的民众也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也希望能出版英文版，让世界更多读者了解西藏的这段历史。 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930/article_109323.html （本文已被和谐，通过国外网代理搜寻而成，编者加） 香港人網 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redirect.php?tid=993573&goto=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