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作者: 邹振东 　　 　　 　　有人一直想掩盖那段历史，而掩盖历史的直接后果，就是历史可能重演 　　 　　 　　历史是有伤口的。 　　 　　　　在舆论场中，最难解决的舆论问题就是历史的伤口。那些一有气候变化，就会隐隐作痛甚至更加撕裂的老伤，可以称为“舆论的历史伤口”。比如，南京大屠杀，纳粹集中营。 　　 　　　　舆论的历史伤口和一般的历史创伤不同，它刺痛的神经绵延至今。历史有无数的创伤，但未必都留下舆论的历史伤口。人类的多灾多难，如果必须一一记起，那么每一天都是悲剧纪念日，每一寸土地都有死难纪念碑。 　　 　　　　对历史的健忘常被指责，但有时候我们却要感谢人类的健忘机制。忘记历史才等于背叛，只是对具体事件而言。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正是人类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才让人类开创未来。人类总是慢慢地有意无意地忘记那些惨痛的经历，修复自己的记忆，甚至美化自己的记忆，从而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但历史的伤口仍然存在，即便是结了伤疤，只要一旦有人撕开，仍然淋漓着鲜血。总是有人试图挑衅人们的底线，这一次撕伤疤的人，就是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 　　 　　　　一些日本学者十分困惑：为什么中国总是要揪住中日的历史问题不放?且不说历史上的中国(封建王朝)曾经也伤害过别人，单就近代，伤害过中国的国家也不止日本一个，为什么中国就是放不过日本呢? 　　 　　　　舆论的历史伤口从来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它不仅有着历史的仇恨，还交织着现实的不满和未来的担忧。历史的伤口为什么一直在流血?就是因为有人一直想掩盖那段历史，而掩盖历史的直接后果，就是历史可能重演。 　　 　　　　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在战后可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那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反省赢得了受害国家的信任。 　　 　　　　有意思的问题是：当一任又一任德国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向受害者道歉，道歉到底多少次才算够?如果后任的领导人必须为前任的伤害道歉，那么法国今天的领导人，要不要为拿破仑的过错道歉?答案很简单：只要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有万分之一，道歉就是必须的，而且是值得的。 　　 　　　　所以，日本担心的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解铃还须系铃人。日本极少数极端右翼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右翼言论成为日本主流，从而为军国主义的复活扫清道路。如果日本不能让周边国家免除军国主义复活的恐惧，他国民族主义的声浪就不可避免。 　　 　　　　的确，解决历史伤口并非那么容易，台湾“二二八”事件已有六十余年，至今仍不敢说完全痊愈。但“二二八”事件发展的历史轨迹，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从理直气壮地禁忌、硬拗，到心怀谦卑地道歉、抚慰，走过了艰难的道路，台湾开放党禁报禁之后，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开舆论先河，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终于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尽管随后“二二八”事件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成为2000年国民党败选的一个因素，但是随着历史的还原，随着国民党慢慢负起责任，特别是马英九在“二二八”事件一直坚持的担当和善意，2008年和2012年两次选举，二二八议题没有发酵，证明马英九已经带领国民党，走出了“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历史的伤口慢慢止血，历史开始走向新的一页。 　　 　　　　解决历史伤口的唯一途径——施害者或者其法定继承人承认历史的伤害，并负起责任。一个连历史真相都不承认的人，没有资格谈论什么中日友好。因为你想掩盖，所以人家不会忘记。就像你拿起刀来，想刮平历史的痕迹，结果却弄巧成拙，把历史的痕迹刻得更深。 　　 　　　　其实，人类是可以解决历史伤口的，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日本想走向正常化，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不要再撕开历史伤口的伤疤。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来源: 南方周末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叁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叁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 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叁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 　　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２０１１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而且他们在这叁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 　　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但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６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 　　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 　　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２０１０年２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２０１０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叁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 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１９９９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 。 　　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１９８９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 　　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２０１０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叁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 　　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太子党在２０１１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２０１１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 　　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２０１１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叁。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叁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 　　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７０％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 　　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５７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但是，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 　　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叁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其二， 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 ，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１００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１００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或许是这样吧。 　　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在国内引强烈反应 作者：田大校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 16:23:33 阅读量：510次     改革无小事，方向倍敏感。就连世界银行也没有想到，它与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反应，令人意外地强烈。不仅有“独立学者”杜建国在发布会现场表示抗议，有关部门也表示严重质疑这个报告涉及国企垄断部分的根据和结论，世行行长、美国人佐立克也为这个报告进行了说明和辩解。一时间，世行中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成了中国“两会”前的热点和焦点话题。有学者指出，世行的报告是“看准了病，下对了药”，还有专家认为，这是“中西医会诊，不求结果，但求过程”，也有人士认为，杜建国“绝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了帮助网民朋友全面了解情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收集整理了各方观点，与各位网友分享辨析。 　　 一、争议的话题有哪些? 世行中国报告说了什么?据报道，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认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这需要中国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通过企业、土地、劳动力和金融部门改革，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籍此实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结构的目标。报告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提出六大战略方向，包括：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快开放型创新步伐;推进绿色发展，变环境压力为绿色增长，使之成为发展的动力;增进机会均等，扩大面向全民的卫生、教育和就业服务;加强国内财政体系及其现代化;将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与国际经济变化联系起来，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共赢关系。围绕世行报告引起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报告认为，现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的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因此，开出的药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向自由市场过渡。而反对方认为，国进民退并不存在，而药方的效果，将会动摇基本经济制度。曾为浙江某大学教授、现自称为“独立学者”的杜建国就在记者发布会宣称：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员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业。因此，没有理由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将打断中国整体经济迅速壮大的势头，一方面将让少数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同时还将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下岗……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绝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强监管，让利润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时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缩小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 　　 二、争议的话题引多少围观? 新京报发表评论认为，争议没有什么不正常。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表示反对，都无可置喙，前提是，认认真真地做学术讨论。任何研究，即使基于再广泛的基础调查资料，再科学的学术模型，再严谨的逻辑推导，并恰当地置入了变量参考，其结论也可能与结果不相一致，特别是预测性的报告。对于今后1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展望，尤其是一个难题。因为，尽管过去的30年表明，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偶然所得，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实践和理论经验，这些经验在总结、甄别和梳理后仍可以作用于未来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之中，这是事实;但也要看到，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有待升级的经济模式，大量消耗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红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立场，令未来的发展新增了许多不确定性，这也是事实。所以，研究和探讨未来的路径，调整那些因情况发生变化而显得相对不适应的经济和社会模块，意义不必多言。从这个角度说，50多位专家学者合力，花了一年多时间形成的近500页的这份报告，至少是直面并严肃地讨论问题，与此前我们动辄能听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相比，哪种更像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浑水摸鱼，还用比较吗?当然，任何研究，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把问题看得重一些，还是看得淡一些。视角将直接决定对解决方案的选择。世行报告的争议，主要围绕国企定位而发。评论认为，这一争议，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判断。一是对于国企改革是否还在进行的判断，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哪一步的判断。就第一个判断来说，正反双方都可以拿出例子以自证。一方面，央企数量在递减，不少非垄断性央企日子也不好过。另一方面，垄断性央企因为占据过多资源仍为社会侧目。这种矛盾例证，说明央企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方向并不清晰。而第二个判断，则涉及到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但无论如何，不能再退回到“姓社姓资”的无意义循环当中。评论强调，因利益争论不要紧，因立场争议也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在情绪上发力，而是学术上的再讨论，再对质，并将结果落实到实践中来。转型期的中国，需要有积极的争议，历史上，这也是改革的来源之一。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本人完全不同意杜建国的说法与观点。杜建国不懂这个报告，也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这种做派已经跟不上国内改革的变化和世界经济形势变化。以国企问题为例，我国的国有企业比重曾有过下降趋势，而近几年来却不断上升，这不是好现象，是改革迟缓的一种表现。国有企业的比重不可以一直上升，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学者 舒泰峰也认为，闹场不是一个好办法。任何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是什么形式的表达，前提都是需要理性和有序的。从视频看，这位学者“闹场”后两分钟左右就被保安“请”了出去。这个结果很正常。我们印象中，似乎西方国家这种“闹场”的事很多，不足为怪。杜建国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出现的，理性是学者的必备素养，即使辩论也应当以理性为前提。以强行打断发布会，中断议题的方式介入，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人的话语权。别人的话都没说完，你就进行抗议，即违法了起码的礼貌，也对理性的辩论无益。如果报告中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也不必用谩骂的方式来反驳。何况，以现在中国媒体的多元化，讨论中国是否应该私有化的论题，媒体上完全可以给空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这位学者有很多媒体可以作为发表言论的平台。即使正规媒体上不给发表，这些观点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在辩论权利并没有被剥夺的情况下，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除了理解为作秀，搏出位之外，我想不到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事件之后，网络上立即就有人封杜建国为“民族英雄”。除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引发舆论狂欢之外，也同样看不出这种行为对公众或国家有何意义 　　 三、争议之“火”或继续延烧 ?21世纪网报道：反对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的不仅有大闹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还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家。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报道分析，上述消息未获得国资委的证实，但国研中心一人士的说法也侧面证实了上述消息。他说，这个报告刚刚完成，其中对于国企垄断写了很多，结果国资委给国研中心发了一封很长的函，逐条批判这个报告，说中国根本不存在国进民退，也不存在国企垄断，国资委严重质疑这个报告的根据和结论。而发布会现场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也是基于这点。他在发布会现场意外现身，现场演讲抗议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散发宣传材料，造成发布会几分钟的中断。对此，佐利克为《报告》辩护，说中国改革正在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垄断企业，因此引发反对很正常。他还说，中国政府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主动权还在中国领导人手中。报道表示，对于推进国企改革，国研中心研究员吴敬琏2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他说，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他表示，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杜建国则在世行记者招待会后向媒体表示，我打断了世行行长佐利克的谈话，指出世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的措施，如银行私有化并减少监管、国企私有化等，非但不会有益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反而会造成极大危害，是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的毒药。事前我就断定多数人会支持我的行为，因为我是站在中国那些本分地勤恳地工作着的普通劳动者的立场来发声。事后的反应证实了我的预判。有很多人甚至称我的行为为壮举，这是过高的评价，因为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只是他们没想到或没条件像我这样在这一特殊的场合采取行动并造成了较大反响而已。事实上，没有我照样也会有另外的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杜声称，有少数人认为我行为极端或偏激，我并不同意。首先，我在会场上的言行并没有过激之处;其次，我发出这样的声音，恰恰是我尊重事实、尊重逻辑的结果，而世行的报告才是既不尊重事实，也不讲道理，更不用提其包藏祸心了，尽管其披着国际权威的外衣。我的抗议信，欢迎大家批评。 还有少数人认为我这是采用了一种借助国际知名机构或人物来炒作自己的巧妙手法。我认为，只有那些将世行或佐利克奉若神明的人，才会认为我是在利用他们来拔高自己。我并不需要这样，因为在我眼里，世行或佐利克只是一帮没有真才实学的金融骗子，因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可声讨之。而世行行长佐利克在记者会上宣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简称“国研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并且，报告所建议的市场化改革都是可以在一个仍由国家控制所主导的框架内进行的，并不打算削弱中国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权等，又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世行中国报告这把火烧到哪里，烧向何处，有待网友们继续关注观察。       汇编参考文章：      《 世行猛药来得及时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作者为吴木銮；      《 世行报告引争议 国企改革路何方 》，时代周报，作者为本报记者;      《 国资委:世行报告涉嫌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21世纪网 ，作者为炜玄。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