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他们当然感受了，甚至他们本人也成为受害者，但他们没有从中脱离出来，没有及早否定自我，并向全国民众揭露延安黑暗无边的真相。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的失职，而不应继续被溢美为“求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还原， …

2010年5月6日，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為《信報》「動筆動思考」計劃擔任講者，演講題目為《政治人物的誠信》，視頻已張貼於《信報》網站(不包括問答環節)。曾鈺成提到，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不應該有分界線，也不應是敵對關係。他聲言自己雖與泛民主派的理念不同，但同樣支持民主。以下是曾生與一名學員的對答，現記錄如下(內容全部屬實無誤，惟次序可能有出入。亦未經曾生斧正。)望有心人回應：

席間一位學員表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間的矛盾，甚至是兩派支持者的矛盾，是有原因的。她指出每年五月，泛民主派議員提出「平反六四」動議時，建制派均離席，杯葛討論。已亡歿的民建聯前主席馬力更說過某些六四新聞圖片中血肉模糊的場面並不可信，並以「坦克碌豬」為喻。建制派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尚且不能憑良心行事，試問民眾怎能信任建制派？建制派又憑甚麼宣稱自己愛中國、愛香港？二十年來，為何不能把正義還給學生？

曾鈺成回答：「那不是一場單純的學生運動。」其後他以兩個暗示式的「證據」支持他的說法。「第一，當時天安門廣場有數部大型發電機，以八九年中國的國力，何以會出現大型發電機？ 第二，當年中共佈下天羅地網，捉拿學生領袖，何以大量學生能夠成功逃離中國？」

曾補充說：「馬力確實說錯話了，可是他已經因此賠上了性命。馬力雖患了癌症，但若然不是發生這件事，他不會這麼早去世的。」

提問的學員追問：「既然曾鈺成或建制派有如此想法，何以不向公眾說清楚，讓大眾知道他們的立場和背後的理據？建制派何以每年杯葛立法會有關六四的討論？」

曾鈺成說：「泛民主派議員每年重覆相同的話…」

學員：「建制派杯葛了討論，討論沒有互動，民主派議員每年均是單方面發言，內容重覆是當然的，因為那就是他們的立場。問題是為何建制派要杯葛討論？」

曾鈺成說：「為什麼每年均要討論六四？(停頓片刻)嬴不了。民意不在這方…(學員按：相信是指無法說服公眾)當年政府的確做得很錯，過去我在公開場合也說過數次。但現在中國很富強，發展很好，談六四會動搖當局的政權。我在北京跟很多人討論過，他們都認為應該暫時放下六四事件，以後才處理。我們相信，有一天會真相大白的。」

网民意见复杂、多元，裹挟着各种利益诉求，而如何洞察网络民意的真相，是让网络问政更进一步的前提。这也正是不久前团南海区委委托各高校团队调研“南海青年网络问政”课题的初衷。本篇报道将结合相关调研团队的研究成果，尝试揭开网络民意的神秘面纱。 …

冉按：这是应伟国兄之请，为纪念512大地震两周年所写的专文，纸媒今日刊出。分析中国官方何以没有人性的纪念，并参以他国的人性纪念，从而更加突出艾未未“念念不忘”活动在中国的特殊意义。欢迎大家打酱油。2010年5月15日6：40分于成都

六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灾难频仍，不幸的死难者无数。但这些无辜的死难者是谁，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们曾经享受过哪怕一丝半毫的幸福吗？作为他们的同胞，我们一无所知。每念及此，不能不有生命和情感上的悲戚。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诸如克拉玛依大火、沙兰镇水灾、黑煤窑童工、结石宝宝、血铅超标儿童、校园屠童案、各地频出的矿难，都使得民众特别是儿童的生命受到严重的伤害。更有甚者，5．12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死难最多的群体也是学校和幼儿园的青少年与幼儿，死伤如此多的青少年，却没有吸收真正的教训，没有问责，没有追究，没有真正的悼念，更不公布死难者名单，这真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残酷行为。

众所周知，冰冷的数字变成温暖的名字，令后来人长久缅怀记忆，警示灾难和人类的恶行，这是多么好的举措啊。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那些死难者永远变成未名者，变成一堆模糊的数字，变成一个约数，这让我们的死者永不瞑目。四年前南京十二位学历史的研究生，绝意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问，抢救记忆，将那些被杀者的名字从三十万冰冷的数字中凸现出来，让参观者能记住那些便是我们惨死的先人至亲，永远铭记此种椎心刻酷的疼痛。有许多历史研究者，不仅研究的是伪问题，而且对先辈的惨痛经历不闻不问，还以此自炫。好在，还有这十二位学历史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抢救工作，远胜于许多人兀兀穷年，死钻故纸堆，拾人牙慧。

通过走访江宁地区1038位南京大屠杀的健在者和目击者，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1343人，不知名死者6018人，总死亡人数7361人。虽然这离三十万死难者的真实名字之获得，是多么稀少和遥远，但总是一种难得的补救，单从这点上来看，我要向这十二位年轻人的努力致以深深的敬意。想一想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府，花纳税人的血汗钱，却从来没有集中一点国家的力量来做大屠杀死者真实姓名及籍贯等的研究和探寻工作，这种不作为，是对我们民众的蔑视。也许在他们眼中，花钱只是知道些名字，有什么意义？那不是浪费金钱吗？也许在他们眼中，名字真的只是个符号，而不代表名字背后那曾经活生生的人。但事实上，弄清死者的名字，让后人铭记，让我们每次纪念的时候都念一遍死者的名字，回忆起那悲怆的一刻，是生者和后代对死者多么好的缅怀追悼，是多么重要的民族记忆和仪式啊。

为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的犹太人，人们用5天时间念出了10.2万个名字；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我记得有一次9．11死难者纪念，当我看到由死者家属轮流去念死者的名字时，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泪流满面，一是为美国死难者而难过，为他们可爱的国家和人民感动；二是反观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被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土改及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年大饥饿、四清运动、文革、严打、六四大屠杀、克拉玛拉大火、沙兰镇水灾、长年不断的矿难、5．12地震死难者、玉树大地震死难者、校园屠童案死难者等等，弄得冤死屈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我们的政府哪个时候表现得像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领导的政府？他们心里哪里有我们普通人？哪里曾想过那些上亿的冤魂，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没有尊严。一个政府要想建立和谐社会，不仅要像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那样为自己前任所犯的错误向国民道歉，争取他们的原谅与和解。而且一个政府要想取得国民的原谅与理解，就应该像南非大主教图图成立的“和解与真相调查委员会”一样，认真调查真相。说出真相，勇于承担责任，慰藉死者，安顿生者，才能真正实现和解。连许多屈死冤死者姓甚名谁，我们都不说出来，不调查出来，我们不仅无资格做这些冤死屈死者的后代，我们连做人的资格都成问题。而当政者，要想在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不公开道歉，不道出真相的情形下，实现所谓和谐社会，那只是白日做梦。　　

政府在花纳税人的钱做政绩表演时，是不惜糜费巨额资金，不惜举办隆重仪式的。但在涉及国民的个体生命时，却是如此地冷漠寡情、毫无人性。一方面是世博会迷目世界的烟火，另一方面是惨遭屠杀的孩童和地震中无辜死难的民众，他们的隆重仪式，绝对是献给那些面子工程的。在孕育中国公民意识、争取自己权利、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有益的言论和行动，但在这方面做得“有趣、有料、有种”，常有创新且令人过目难忘的，实非艾未未莫属。艾未未不仅把一次活动玩得新颖别致，同时彰显公民的权利与创造，更给不擅自我表达的国人以警醒：事情原来还可以这样做。不持此也，他的许多公共活动和行为艺术，完全不只是个人表演，而是由许多人共同参加，并且有效地利用所在地和互联网的交集，达到迅捷而广泛的传播效果，如2009年7月1日罢网、10月1日竖中指拇比赛，无不如此。至于持续至今的对5．12大地震死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无论是实地调查还是后期将此拍摄成纪录片、向各相关政府机构追发信息公开函、打各种各样的询问电话、持续更新和纠正死难学生名单，无一不是公民调查活动缺一不可的有机组成部分。

5．12大地震两周年在即，最近艾未未在自己的推特和博客上发起“念念不忘”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由每个网友（推友）念一个名字，语音形式有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等，充分体现对个体生命的特殊尊重。每位推友通过参加“念念不忘”的活动，可以感受得到那些陌生的生命与自己休戚相关。那些在天之灵，也感受到生者对他们纪念所带来的慰藉。当我看到富新二小四位死难学生的父亲念自己小孩名字的视频时，那种发自内心的疼痛，通过人类共同拥有的情感通道，而传遍全身，让人深感哀伤。有推友说，虽然以前我对陌生人的无辜冤死，也感到难受，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参加“念念不忘”活动后，如此深的切肤之痛。因此在我看来，任何对死难者的哀悼和对生命的尊重，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意义上，而是要加入实际的表达和纪念中，才能便深刻地领会，他人的生命与你同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艾未未这个“念念不忘”的活动，对于我们这个得了健忘症的国家，对于被官方刻意遮蔽真相和掩藏记忆的民众来说，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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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有一天也在纪念碑前念出那些冤死屈死者名字的时候，念着那沉重而漫长的名单，缅怀那些曾经鲜活的血肉之躯，我们这些生者才能得以真正安心，我们的国家才能免致长久的耻辱。我希望以后对待普通的冤死者，政府应该逐一登报以示哀惋之忱，并且在追怀会上念出他们的名字，哪怕念上多少天也在所不惜。同时，花钱对过往的冤死者采取补救措施，资助研究者将这些事实真相发掘出来，这才符合一个政府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领导的事实，否则政府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人们长久的质疑，个人及国家将万劫不复，而不能自拔。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艾未未的“念念不忘”活动，为这个国家的民众和政府学会真正纪念死者，上了很好的一课。

2010年5月1—3日于成都

可是，我们不知道问题的真相，每一个关心血案的父母都找不到充分自由表达的平台。我们都只好在恐惧中等待你们来解决一切问题，于是，每出一件新的血案，我们对你们的不满，对你们的愤怒就平添三分；每出一件新的血案，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绝望就平添三分。 …. 这堵墙就是政府管制，包括媒体管制和对民间公民组织的自发活动的干预。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是执政党维护其合法性的必要和必然的手段，是一个刚性的无法化解的矛盾。 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早在1930年就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发出警告：现代国家作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