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

作者：西木1984 | 评论(2) | 标签:蚁族, 就业, 大学生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麽美！

創造這奇迹 要靠誰？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我不知道自己這樣做到底會給他們帶來什麽，也許是幫助，但更多的可能是痛苦”，眼前的廉思流露出一種憂傷，他希望在香港《民報》的文章裏不要出現他對政府的批評，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此時，我們和許骥、蘇陽正在一統江山的大堂吃着晚飯。就在之前，廉思剛剛在浙江大學作了一場講座，但據說聽衆不太多。而我花了近兩個小時，匆忙地從城中趕到城西，卻是想聽聽晚上他在楓林晚書店的另一場講座，雖然此前我僅僅隻是在媒體上看過有關《蟻族》的介紹，而未真正讀過它。

這個剛剛而立的男人，表現出了超出常人的勇氣，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裏，他義無反顧地捅了一個“馬蜂窩”，他将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人從虛幻的理想中重重地甩向了冰冷的現實中。這個原本像肥皂泡一樣存在的“海市蜃樓”，激勵着數以百萬的家庭，成千上萬的年輕人擁擠向大學，他們美好地想象着，隻要讀了大學，他們就能擺脫父輩們不堪的境遇，過上幸福的生活。然而，這其實是個易碎的謊言，根本經受不起現實鋒利地刺穿。而廉思，就做了這個皇帝新裝裏的小孩，他大膽地說出了“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群體”的不堪境遇，觸及了這個社會所有的矛盾指向。然而，這個男人卻有着異常清晰的現實意識，他從不接受外國媒體的采訪，甚至在接受國内媒體的采訪時也是小心翼翼，也許正像他開玩笑說的，在這個社會，如果我們不和諧，就會被和諧。

我常常在想，曆史将會如何來定義我們這代人？對于我們來說，現實就像滑稽戲一樣顯得荒謬，昨天我們還被稱之爲“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貼在我們身上的标簽是“不負責任”和“愚蠢”；而今天我們又被熱情地歌頌爲“鳥巢一代”，是一群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這些搖旗呐喊的人似乎在我們的身上看到了中國未來傲立世界的美好藍圖。其實，任何試圖給某個群體以“代”來定義，都會顯得單薄而愚蠢。這個“代”隻是一個抽象的數詞，當面對複雜而具體的個體時，它所代表的意義往往就會遭到瓦解，就像“60一代”，有多少喜劇，又有多少悲劇，一個“代”字能道盡這當中的酸甜苦辣嗎？

雖然如此，一個社會特定時期所表現出的特征，卻能從這個時期的人身上找到映照。正如“60後”、“70後”崇尚政治和文學，反映出當時中國社會的理想主義一樣，“80後”熱衷于掙錢，出國和考證，反映出當下中國社會的物欲橫流。伴随着社會的劇烈轉型，我們這代人在價值失衡、傳統缺失，道德真空的時代成長起來，我們見證了中國由衰敗到繁榮的同時，也遭受了中國道德大滑坡的災難，承受了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劇痛。當我們懷着理想，躊躇滿志地跨入大學的校門時，卻發現如今的大學已經嚴重世俗化了，教授不是忙于項目，就是忙于講座；學生不是忙于兼職，就是忙于考證，或者正爲出國做準備。那個在腦海中無數次幻想的一群年輕人略帶憂傷地思考着國家命運的場景已經不複存在。于是，我們也随波逐流，考四六級，進學生會，參加各種社團，希望能夠得到鍛煉，爲找到一份好工作打好基礎。然而，當我們信心滿滿地踏入社會，卻發現自己是如此不适應這個社會。那些引以爲豪的知識，在這個社會卻無用武之地；那些始終恪守的信念，成了被人恥笑的“迂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無感慨地說道，工業社會以來的100年時間裏所積聚的财富比過去所有時代累積的财富之和還要多。而這種膨脹式的财富增長，勢必會帶來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而中國在這點上似乎更爲嚴重，它僅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了西方國家花費了100多年才完成的财富積累。經濟的高速發展并沒有帶來大家所期望的政治上的改變，反而因爲統治者掌握了更多的财富，而加深了對這個社會的控制。當權力與金錢同流時，這個社會就勢必會出現赤裸裸的掠奪。我們不安地看到，幾乎在社會的每個毛孔裏都能看到政府的影子，幾乎每個社會單元都能看到權力的尋租。60年前，中國人通過革命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将社會的階層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洗牌，讓大家過上了一種“共同貧窮”的大同生活；30年前，中國人以“改革”的名義，用權力尋租的方式對社會财富進行了新一輪的分配。一部分對權力和财富的絕對掌控和另一部分人對權力和财富的世襲貧窮，造成了現在中國階層的相對固定，加上人爲的将人分爲三六九等，一個出身于底層的農村青年，如果要在現今的中國社會出人頭地，或許比登天還難。

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因爲沒有背景而國企難進，因爲沒有财富而房子難買，因爲沒有戶口而福利缺失。我們中的這些人無法避免地成了類似“下崗職工”、“農民工”和“農民”一樣的弱勢群體，每個月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資，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隻吃兩頓，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到單位上班。惟一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曾經是令人羨慕的“天子驕子”。

這個特殊的群體是在2007年的夏天進入到了廉思的視野。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了《中國新聞周刊》上的一篇報道——《向下的青春》。文中講述一個名叫李竟的大學畢業生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真實經曆。文中的他令人擔憂的現狀、年輕脆弱的心靈以及無處寄托的青春和夢想，震驚了同爲80後的廉思。對于生于北京，長于北京，生活優裕的廉思來說，他怎麽也想不到在北京還有自己的同齡人過着如此不堪的生活。

廉思原本對社會的“善意”認識被嚴重地沖擊了，他不斷自問，他們真的存在麽？他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麽樣子？最後，廉思決定到文中提到的“聚居村”——北京唐家嶺——一探究竟。結果是，他被眼前的場景再次震驚了，那個海澱區最靠邊的一個村子，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氣息，那裏有的隻是令人窒息的破敗、雜亂和迷茫。這些同齡人生活的場景時常在廉思的眼前閃現，他決心要深入研究這個群體，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爲。他希望通過自己的關注，自己的文字，讓社會更多的人了解他們、關心他們、幫助他們。

于是，在所有中國人都沉浸在張藝謀所帶來的喜悅和自豪時，廉思悄悄地成立了課題組，正式展開對這個群體的深度研究。與奧運會開幕式的華麗相比，廉思的課題組成立儀式顯得那麽得倉促和蒼白，他們沒有新聞發布會，沒有任何資助，甚至沒有權威。課題組的成員除了廉思是大學副教授外，其他的成員全都是在校學生。但在我看來，現在的中國不需要太多的權威，而是能夠認認真真，勤勤懇懇，真實而客觀的記錄者。就這樣，廉思的研究在一群懷揣着激情和責任的年輕人的支持下展開了。他們頂風冒雪，走街串巷，不辭辛勞地奔走在充滿令人窒息的走廊，呼吸着令人惡心的臭味，敲開一個個陌生的宿舍門。他們被人嘲笑，被人不理解，被說成說“沒事找事做”的無聊“文人”。

終于，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他們的調查暫告一個段落，廉思将部分調查報告和調研員在調查過程中記錄下的點點滴滴的文字集結成文字集，向社會展示了一個真實、生動的“大學畢業生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真相，它的名字叫《蟻族》。

我懷着沉重而哀傷的心情讀完了這本《蟻族》，正如廉思在“後記”裏說的那樣，這本書，表面看來，是由他們的團隊一個個文字，一幅幅圖片親手碼起來的。而實際上，這隻是出版的結果，而在結果的背後，是一個群體的智慧和力量——是“蟻族”讓這本書的每一幅圖片都記錄着曆史，每一篇故事都充滿着感動，每一個文字都蘊含着力量。我一向懼怕閱讀感同身受的文字，它帶給我的不僅是閱讀後的黯然神傷，更是一種撞擊靈魂後的刺痛，這種刺痛出于對理想幻滅的哀悼，直抵靈魂的最深處。但令人遺憾地的是，廉思的現實意識，讓他本能地逃避了許多問題，錯過了爲這個群體做出更大貢獻的機會。

晚上在杭州楓林晚書店的講座，到場的聽衆照例不多。我看着稀稀拉拉的聽衆和整排整排空着的座位，一股悲涼油然而生。我不禁在内心自問，我們的年輕人都上哪裏去了？

成稿于2010年4月5日

作者：陆 崕 | 评论(5) | 标签:时事观点

5月7日下午，在大连房协主办的第六届大连住宅与房地产业高峰论坛上，任志强被一个男子在离其8米开外的远处当众扔了两只皮鞋，当时全场一片哗然，主办方十分地尴尬。潘石屹后来在其微博中透露说，该扔鞋的男子大叫“去死吧！”，当时会场有人也跟着起哄、拍手边叫“好”，随后这边扔鞋男子便“大摇大摆”走出门去了，而那边“任总心态超好地开始做起了报告”。

中国的房价这几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地攀升甚至疯长。尤其是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涨到了4、5万一平米，远远超出了我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消费能力和忍耐极限，现如今人们谈论房价，房地产和房地产商，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已经沦为世人唾沫相向的对象。

一方面，世人买房，接触的都是开发商，房子的高价低价；表面上看，不都是你开发商说了算的麽？！而另一方面，媒体从来就只敢对着开发商叫嚷房价高房价贵，全没有一家媒体会去真正用心去分析和搜集房价高的真正原因到底在哪里，或者即使知道了有更大的原因也不敢捅破，因此大多只知道面对疯狂长大的房价气球应激反应，大动肾上腺激素大兴唾沫。所以日积月累，老百姓、媒体都渐渐形成了一个意识，那就是高房价就是因为开发商心黑，而没有别的，将房价定的过高，让大家都成为开发商的房奴，能不激起群愤而攻之。所以大家对房地产开发商特别有意见，就是这么来的。由此，表面上看，这类针对开发商的怒气尽管都是理直气壮，但是由于人们认知尚有局限其实也有可理解。

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那种开发商和那种时期，将放房价定得过高、超高甚至离谱，尤其是2003年左右，在那个连预售制度都还未完善的时期，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了一些开发商钻了很多的漏洞，甚至能空手套白狼。然而那些时代毕竟已成过去，而今天开发商随意定价的可能已经变得相对渺茫；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大多数的开发商房价的定位，还是主要根据市场来的，而并非普通消费者想象的那样任意打劫房奴。

那么，既然大多数人是出于低价位房价的消费者，既然房价又是依据市场的定位定价的，房价应该处于大众消费得起的“低”价位才对，但事实却为什么还那么高呢？

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市场定位，它包括：一，开发商开发的成本，二，销售市场的定位。这两个元素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的房价杂症难治。

一、开发商的成本：

1、土地成本。土地成本之高，你可以从各地不断涌现的地王以及各个城市地块交易的活跃以及价格可以窥见一斑。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当今各地各级地方政府，卖地已经成为一个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我们公司去年的一个项目地块为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当时销售均价8000RMB，而其中的土地成本近6000RMB，而建造成本就要1500RMB，加上交税、公关、管理成本等等，几乎是处于在保本的边缘挣扎的状态，如果不是特殊时期，是绝对不可能以此价放盘的。

2、房屋建造和装修成本，这是一个固定成本，一般而言，其成本大小要看精装修的程度和建筑质量的要求情况而定。一般房屋建筑的建造成本月1500RMB上下，房屋装修600RMB为中等装修成本。这种成本在大多数的房价中，不难发现其实所占比例是多么地小。

3、公关成本，包括固定于不可预知成本。固定成本一般主要是必须的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建设局、规划局、公安局、消防局、安监站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交流与沟通成本费用。而不可知成本，这就涉及到行业的深度问题，比如一些潜规则和江湖费，有时候遇到一个难以搞定的，其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所有公关支出固定预算的总和甚至能让一家公司破产，而平时开发商的请请客吃吃饭不过是例行公事，其消费相对起来简直毛毛小雨。

4、税收成本，房屋销售税费，以08年为例，需要交的税目有：营业税(销售发票金额*5%），城建税（营业税*7%），教育费附加（营业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营业税*1%），土地增值税（销售发票金额*1%），此外还有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几十种税。这些名目繁多的税目，使得房地产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税收的超级钱袋、纳税大亨，甚至成为不少地方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所以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会疯狂地追求发展房地产，疯狂地征地和拆迁，不仅制造了各式各样疯狂的施暴与抗暴的拆迁悲剧，还制造出神话一般的GDP增长，让当政官员名利双收，平步青云，能不快哉？！政府对房价税收的部份，其实才真正占了很大的比例，也就是说，房价高还高在政府的税收索要太多太多。所以，如果买房时仔细核对这些税目，或许对开发商和高房价的原因会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也能理解它的高居不下和无从根治之源。

5、开发商的管理成本，开发商的房子施工时要把好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等问题，施工完成后还要销售和物业管理，当然还要有合同管理、预算、财务、行政等部门的协同才能完成一个楼盘项目的开发和售后服务工作，这些都要有专业的人才来管理才能做到，而请这些专业的人才是需要成本的。

二、市场销售定位。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财富，是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的类型，这就势必意味着，假如开发商能提供6000元的房子，对于8亿的大多数穷人来说，买不起，因为他们只有买得起2000元价格房子的购买力，而对于2亿极少数社会财富占有者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它甚至可能故意把它提高到8000元来购买或者卖出，赚取利润，或者以6000元的价格，增多持有的数目，不是仅仅买上2亿套，他们干脆买上8亿套，每个人持有4套物业。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的房价既然大多数人买不起，为什么房子还会这么高价房子又这么走俏，原因就在这里。开发商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在供给还没有饱或没有泡沫或者泡沫没有破裂情况之下，开发商只会越来越多地增加供给，而富人也会越来越疯狂地攒聚物业数量，炒高房价，将来好卖给穷人和房奴，成为坐收渔利的剥削者，推动房价的水涨船高，让房奴一族永远置身于这个剥削陷阱之中永远被剥削永无翻身之日，尽管谁都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住宅需求表现，但是谁能治得了这些富人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越来越有呢。这样，民愤、民怒便变得格外浓烈。

所以，除了少数不法开发商可能的定价原因，其实在市场越来越规范的今天，高房价也同时表现在政府税收、高地价成本、贫富不均、炒楼疯狂以及地产开发其他成本大等原因之上，而不完全就是开发商的道德低下、心黑敛财的原因造成的，开发商的原因只是高房价原因的一个部分，不是全部，高房价是一个社会综合症。任志强作为行业中人，其实他的直言，道出了一些事情的真相，或许由于他的地产老总身份，干扰了人们的理性认识，人们不相信、不认同其所言，认为他不过是为万恶的开发商开脱申辩而已，但是如果大家都来仔细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成本细节，相信人们会对高房价因素构成有一个新的理解。通常，中国人遭遇什么不顺的时候，在过去有一种迷信说法，认为那一定是某一个庙里的某一个菩萨搞的鬼，所以就要去要么找他算账，要么给他烧香。所以今次任志强被房奴扔鞋，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已经被这个房奴认为他就是自己心目中那个邪恶的菩萨，害得他成了房奴，而其还岂止是他个人，全国千千万万的房奴都被房价绑架，被开发商、任志强们折磨得痛不欲生，所以对任志强特别恼火，故而扔鞋表达愤怒。房价问题对人的折磨固然令人怜惜，但是因此就将怒火烧向开发商，尤其是开发商中的具体某个人，那是怒火进错了庙门，要不得。

作者：張鐵志 | 评论(7) | 标签:时事观点

当上海世博开幕式的璀璨烟火在黄浦江河畔照耀夜空时，同一时间，在江苏泰兴，也有万人带著激动的情绪在街上。他们不是在欢庆世博，而是手上举著牌子：「宝宝，回家」，並高喊：我们要真相。

因为前一天，四月二十九日，歹徒衝进泰兴的一个幼稚园砍杀幼儿，导致三十一人受伤。死了多少人？至今没人知道，因为政府迟迟不公佈。事件发生当天甚至不让家长见重伤的儿童，所以民眾才会上街抗议，要求知道他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这是大陆一个月內第五起校园重大伤害事件（同一天在山东也爆发有人在校园用铁鎚攻击学生然后自焚），这个泰兴事件更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幼稚园伤害案件，但是大陆媒体却不准报导。因为，这正是上海世博盛大开幕、举国欢腾之时，怎么能让这样一个染血的悲剧来破坏美好的气氛呢？

中国知名的青年作家、刚获选时代杂誌世界百大影响力人物的韩寒，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孩子们，你们扫了爷爷们的兴」。

在文中他说，「就在这里，一个人冲进幼儿园砍了32个小孩是不能上社会新闻的，32个加起来才超过一百岁的孩子，你们被砍了，连个报纸都不给你上，因为在几百公里以外，召开了一个盛会，那里光烟花就放了上亿，同时在你们的家乡泰州，要召开国际旅游节，经贸洽谈会和华侨城开业典礼，正三喜临门。」

韩寒没说的是，世博会的世博轴甚至打出了「胡哥好」三个字。但网友们说，真正该致敬的是另一个胡哥：进去泰兴幼稚园与歹徒搏斗的正好是一位姓胡的送牛奶工人。

这几年在中国，社会暴力的现象日益严重，不论是集体抗爭的暴力，或者这种反社会人格的出现。这些並不是单一的现象，而是被这个严重扭曲的体制所造成的恶果。许多人充满冤苦，却在既有威权体制的黑暗迷宫中找不到出口，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制度性管道。泰兴事件的犯案者是失业者，而当天在山东鎚击幼儿的犯案者则是被拆迁户。

尤其一旦人们要透过上访或其他方式去表达权利受到伤害的不满或冤苦，政府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打压他们，例如动用大型武力去镇压受拒绝拆迁的民眾，或是如本月大陆媒体南都週刊所深度报导的：把上访者抓进精神病院六年半。也因此，泰兴事件发生后，有民眾在学校前掛上一个布条：「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县政府」。

从2008年的奥运到今年上海世博，这些社会矛盾尤其被加深：为了建造一个崭新的城市，为了证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要先把那些城市中不明亮的角落一一拆迁，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和地產商的庞大利益。而所有被迫拆迁户一旦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去上访，所面对的是被殴打、被虐待、送劳教、送精神病院，然后和推土机下的废墟瓦砾一起消失於公眾视野的地平线之外。（最近纽约时报特约记者出版一本新书「上海骷髏地」，纪录了这些上访者的悲哀）。

世博一方面加深了矛盾，另方面为了不要扫「爷爷们」的兴，更封锁一切负面的新闻，例如之前玉树的震灾。关於泰兴幼稚园伤人事件，新浪等大陆门户网站就收到相关部门指令，一律採用新华社通稿，且「考虑世博会开幕，该新闻暂不上首页」。

韩寒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当然也逃不过网路管制。他这篇发表在博客(部落格)文章很快就被管理者刪除了。然而，叛逆的他又隨后贴上一句话：爷爷，你们请尽兴。

（台湾中国时报专栏2010/5/6）

作者：熊阿姨 | 评论(6) | 标签:萨义德, 新闻, 媒体

曾有学者做过调查，在2003年5月到11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报道多达150篇，其中除了伊拉克战局、萨达姆父子暴政等时事热门话题，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放在伊斯兰恐怖组织、恐怖分子对美威胁，伊斯兰国家的专制落后人民悲惨生活等主题上，只有3篇放在是对伊斯兰教文化的介绍。伊斯兰国家被“恐怖主义”“血腥”“敌人”等标签覆盖，在媒体的诠释中，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军事威胁严重又令人惶恐，巨大得无以复加。

　 而就在这段时期，2003年9月25日，东方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去世，这位出生于耶路撒冷，浸淫英美文化多年的学者，毕生致力于跨文化社会政治的研究，他一生中所经历、并弥合的两个世界在他离去时正处于最汹猛的洪水滔天，1981年他在著作《报道伊斯兰》中最后的诘问，此时变得更加响亮：

“如果‘伊斯兰教’所揭示的事物远少于它应该揭示的，如果它掩饰的部分比报道的部分还多，那么我们要到何处——或者应该说是如何——去寻求既不鼓吹未来的权力之梦、也不唤起旧日恐惧偏见的讯息？”

萨义德的这本《报道伊斯兰》被作者与其《东方主义：西方对于东方的观念》、《巴勒斯坦问题》并称为中东研究三部曲，这本书的英文原名”Covering Islam“，本身就是一种双关：Cover既有“报道”之意，又可做“掩盖”解释。多年来，伊斯兰这个拥有八亿多人口，横跨亚非两大洲，幅员广大，包含许多不同质的社会、国家、历史、地理状况以及文化的东方世界，一直被西方媒体极端简化为一个邪恶的标签。萨义德在这本书中用伊朗人质事件、海湾战争、911世贸中心袭击（修订版加入）等事例，列举了西方媒体中许多不负责任的歪曲与敷衍，批评了许多知名中东记者带有成见地采访报道，逃避重点，弄错概念，带有强烈的倾向进行报道。学术界缺乏伊斯兰教研究基础，新兴专家们迎合的是自己所在的西方立场。虽然美国各路媒体众多，但主流和最大数量的报道，都在用同一种偏见的角度发声。

这种严重统一，模式化的报道，应该说是新闻传媒”框架“加工方式的一种极端体现。与表面呈现的报道不同，藏匿于新闻中的“框架”并不被大众所熟知，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著名理论：框架就是人们把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个片段规整称自己经验和知识的规则。正是依赖于这样的框架，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便有了条理和秩序，同时，这些被整合条理化了的经验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在《做新闻》中塔奇曼坦言，框架是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并由于新闻天然所具的公共性特征，它随之又成为人们理解、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依据。

在《报道伊斯兰》中，这种框架被解读为一种共识：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曾经分析，当下许多重要媒体都是大财团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逻辑必然会在新闻的生产传播中产生僭越，”维护社会现状、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实在关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黄旦）“。美国的主流媒体即是如此，萨义德认为，这些媒体财团企业放在国家的环境里，必须要服务并促进一个企业体——”美国“甚至”西方“，因此它们都怀有同样的中心共识：

首先，因为美国社会是由许多互不相容的亚文化组成的复杂社会，因而借由媒体传布一种略具标准化的共同文化的需求十分强劲。媒体作为其服务社会的代言人，认定自身就是要发挥这种国家主义色彩十分浓厚的共识。其次，这种共识的运作方式，就是设定限制条件，并持续施加压力，“画出无形的界限，让记者与评论者认为没有必要逾越。”

这种共识“塑造了新闻，决定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让它成为新闻。”作为与基督教对立的伊斯兰教，以及在美国对全世界的统治过程中，带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伊斯兰世界，被标签化则成了一种必然，一切报道都在为西方的文明价值观服务，比如当美国人在德黑兰被劫持为人质时，共识立刻开始运作，认为伊朗内部只有与人质相关的事件才重要；这个国家的其余事物如政治发展、日常生活、重要人物、地理与历史，都受到严重忽略；伊朗与伊朗人民都要根据他们支持抑或反对美国来加以界定。（p.70）

在一篇接一篇的的报道中，伊斯兰“浅薄化、单一化、标签化、污名化、妖魔化”的形象不断加深，由于人类认知强烈的自反性和索引性，新闻生产必然是凭借政治结构又再生产政治结构，凭借新闻组织又再生产新闻组织，恶性循环里，伊斯兰世界的歪曲形象愈发变得根深蒂固。

处于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情况下，萨义德为异文化之间的认识提出了两项条件，希望能促成相互的了解、甚至尊重：一是呼吁强势的一方能摆脱从殖民主义框架下所认知的伊斯兰，以平等、同理心、非强制性的方式来认知所研究的对象。二是有关人文及社会的知识，其实都是诠释的产物：诠释并非凭空而生，而是来自特定的时空及历史情境中的男男女女；任何了解与诠释都必须以世俗化、历史化、脉络化的方式来进行。萨义德希望读者“在阅读一份异国文化的文本时，首先要注意它的距离，所谓距离（包括时间与空间）的主要考量实际上就是——但不完全是——诠释者自己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这本《报道伊斯兰》不光是告诉读者们应该学会独立思考，敢于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也直观地指明了新闻报道中不可不自省的框架之负面作用。萨义德在整个西方众口一词的情况下，逆所趋之大势尖锐地提出这样的批评和呼吁，完全符合了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知识分子的天职在于改塑他人和自己的思想与意识，知识分子不是声称掌握真理的人，而是努力靠近真理的人；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前面，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与对峙，通过冷静的权力话语进行分析而揭露事实的真相。——见惯了太多”互搭梯子“式的利用，我们需要知识分子们在另一个竞逐的场域进行启蒙与公理正义的抗争（单德兴）。而这种严厉的批评，因其稀少与任重，显得更为珍贵和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