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

　　来源: 网易历史 　　 　　自由派的学者认为“五四”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对人生及人的价值的颂扬，反对对它们贬抑的运动”，是一场“由那些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并试图用现代历史批判和研究的新方法论对之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 　　 　　20年代后，许多自由派作者在论及这个运动时都采取这种观点。为了支持这种论断，他们强调五四运动促进了“以大众活语言的新文学取代文言文的旧文学”；它是一场“理性反对传统、自由反对权威、对人生及人的价值的颂扬反对对它们贬抑的运动”，是一场“由那些了解他们的文化遗产，并试图用现代历史批判和研究的新方法论对之加以研究的人所领导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另外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作者，把欧洲文艺复兴看作是在中世纪旧秩序桎梏中挣扎的新生资本主义社会所要求的一场运动。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因而在欧洲得以复活。而在“五四”时期，中国的经济也从中世纪状况发展到资本主义状况，并提出了类似的文化上的要求。但由于现代欧洲文化比古代中国文化更为先进，因此把前者移植到中国比复活后者更好。尽管如此，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依然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在五四运动诸特点中，有一些看来确实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半中世纪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白话文问题，必须把个人从传统思想、制度和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等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这两个运动共同的背景。但它们的不同之处更多，这些不同使我们不得不把他们置于不同的范畴。首先，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是一种商业革命的景象，伴随着对于扩张市场的强烈需求，最终在国外开拓殖民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则处于从农业经济向一种初始工业经济过渡的阶段，同时面临着充分工业化的西方和工业化程度稍差的日本的威胁。其结果，中国的经济成了一种半殖民地式的而不是扩张主义的。这种区别实际上使五四运动处于一种与欧洲文艺复兴十分不同的经济背景中。 　　 　　此外，“五四”时期的中国人虽也提出了个人自由、个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等要求，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中世纪欧洲人所不曾提出的要求。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以及它从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得到的经验，五四运动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地要求中国成为一个经济独立和个人经济平等的国家。正由于此，民族主义对他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且导致不久以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 　　 　　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整个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完全不是一个复辟运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植入一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是相矛盾的。认为用现代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特点相似，这种假定甚至连一半的真实性都没有。早期对中国古代风俗和经典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它们的一种批判，目的是以新的创造取而代之。当时的时代精神即是“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的主流从来不是要恢复古代的精神，如果说有什么恢复的话，那就是由于从西方输入新学而导致对古代文化真实本质的重新挖掘。五四运动的推动力是现代世界新的文化知识，而对于遗产的研究只是这些新学的果实之一。至于“整理国故”，它可看作是五四运动后来的一个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极端保守派用以阻碍对西方研究的一个借口。中国的古代文化和经典与古希腊文化有本质的不同，科学和民主不是古代中国的特征，认为五四运动意味着古代文明的再生是错误的。 　　 　　对五四运动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解释，最雄辩的论据是它采用白话文作为国语，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但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两者的类似也是很有限的。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绝大多数以白话文创作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在运动期间及以后写成的。而在中国，许多优秀的白话小说在“五四”时期以前几百年就已存在了。五四运动主要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 白话文在五四运动后被承认为所有文学创作的一个主要媒介，并被确定为国语；其次是使文学题材发生了改变。五四运动看来只是在前一种意义上才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某些类似，至于后一种意义，中国新文学曾有一个短时期热衷于人文主义，但很快就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后来基本上又变成一种被利用来作为政治工具的“革命文学”。在精神实质上，“五四”时期的文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极少有相似之处。 　　 　　最后，西方文艺复兴这个词本身是含混的和有争议的，而中国作家在使用这个词时更不严谨。在他们所作的广义的解释上，文艺复兴不仅适用于五四运动，也适用于中国历史上以前的四次文学和思想改革运动。这样不严格地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词只能混淆而不是澄清五四运动与其他改革的意义。 　　 　　梁启超和他的支持者也曾把一个不同时期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比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他在1902年指出，清代的某些思潮，特别是在恢复传统研究方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相似之处。1919年初，梁与蒋百里等一些人对欧洲进行了访问，他们在那里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作了认真的研究，从而更加强了他们的观点。蒋在他1920年出版的一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书中，对这一思想作了详细的探讨，并从这一角度对中国所发生的思想变革作了解释。蒋与梁据此先入之见进而认为，清代以后中国的形势也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模式相应，即面临一场“改革”，他们所指的除了一种新的文学和艺术外，还指中国可能出现一种“新佛教”。这意味着“五四”时期是“中国的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思想事实上显示出梁启超及其追随者试图推行一种基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东方的精神文明”，认为它是文明的最高阶段。鉴于20年代反宗教运动和自然主义及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把“五四”时期比之于一场欧洲模式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除了以上解释外，还有一些著述者提出“五四运动”是Aufklrung，或中国式的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这看法的理由显然是由于五四运动中盛行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个事实。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们几乎像笛卡尔一样怀疑一切，像伏尔泰一样蔑视偶像。他们倡导明晰的思想和以功利主义的标准评价一切。他们的精神是一种批判和摧毁的精神。他们诉诸理性而不是习惯，诉诸自然而不是人定的规律，诉诸于人道主义和美的意识而不是伦理规则和宗教。他们怀疑一切在他们看来未被证实的东西。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解除旧习惯、旧风俗的束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摧毁旧的传统，使人们对于改革持更开放的思想。一句话，他们为一场伟大的改革鸣锣开道。在所有这些方面，五四运动确实更接近于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但五四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仍然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例如在启蒙运动中，封建贵族被新兴的中产阶级所推翻。而在中国，中产阶级没有独立地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相反，它是各种新兴社会势力联合起来反对日益衰落的旧党派的联盟。 　　 　　从西方历史的角度对五四运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出入和引起误解。这些作者解释的主要错误，看来是忽视了新知识分子担当政治和社会势力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以及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解释在使五四运动，特别是其初期阶段的某些特征变得更为清晰方面，仍然是有某些价值的。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在许多方面看来是最少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对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作了恰当的思考，赞扬了这些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生活，以及在某些社会和伦理的领域。他们把握了五四运动初期阶段本质的一部分，即个人的解放。从自由主义者在运动初期贯注于改革教育和提高学术来看，他们后来对这个运动进行解释时往往忽视其政治性方面，就不难理解了。 　　 　　摘选自《五四运动史》 （美）周策纵/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周策纵) 　　 　　http://news.163.com/09/0430/14/585FK9LB0001124C.html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超 　　 　　核心提示：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军警怕学生称其为老爷 　　 　　《建国大业》中，曹锟对徐世昌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这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写照。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观之，群众“觉悟”是很高的，而警察总监倒也不是很残酷，甚至玩忽职守，竟然擅自离场，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啊。 　　 　　学生荒唐事争权夺利居功自傲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7/03/15743171_0.shtml 　　

五四运动的目标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赛先生和德先生。在当时看来，中国最缺的是民主和科学，如果百姓都懂得民主和科学，中国就能够赶上现代化，国家强盛，就不至于被列强欺侮。 　　 　　可是经过将近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民主和科学依然离开我们甚远。这一百来年中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为了追求民主科学而牺牲，前仆后继，付出的代价不谓不大，而目标仍然很远。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口号是不是提错了。或者虽然不能算错，也是有相当大的偏差。 　　 　　从历史的眼光来检验，现在是不是有更合适的口号，能够代替民主科学？我认为是有的。这个口号就是人权。倒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民主科学，而是想达到民主科学必须走人权的道路。如果我们朝人权有所进步，民主和科学也比较容易得到。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人权，民主科学只能是空想。 　　 　　在九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对人权的意义还很模糊。人权观念的提倡是在1954年联合国起草两个人权公约。以后又经过12年的讨论，修改，到1966年才在联合国大会上全票通过，开放供各国签署。所以要求1919年五四运动时就提出人权口号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到现在，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九十年前的认识水平上，不提人权，而提民主科学，就显得太落后于时代了。 　　 　　在缺乏人权的条件下，人的生存没有保障，没有言论自由，财产不安全，不能集会或游行，讲民主的结果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或独裁—毛泽东语）”；讲科学的结果是反智主义，关掉全部文科大学，理工科的大学招生减少到十分之一以下（从1965年的68万人减少到1968年的四万人）。事实上离开真正的民主科学越来越远。这不是因为我们不要民主科学，而是顺序搞错了。先要有人权，才能有民主科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人权状况比之文革时期有了极大的改善，民主科学也比文革时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讲究人权，通过改进人权来接近民主科学。 　　 　　近几年大家都在讲普世价值。但有人不同意，认为不存在普世价值。理由是各国历史，文化，传统都很不同，说明普世价值并不存在。但是我认为人权应该是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难道人民不需要生存权，不需要财产保护权，不需要自由表达权等等？我国的宪法没有写普世价值，但是写进了人权。不管哪个国家，不管是真是假，都会把生存权，言论权等写进宪法。可见人权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权上大大地落后，不但未能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反而搞得处处被动。在国内由于人权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造成官民对立，政府穷于维稳，手忙脚乱，看来这种状态难于长久。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087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