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自由的界限的评论 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汪丁丁 布坎南1975年发表的《The Limits of Liberty》（“自由的界限”），这本书的英译序言作者Hartmut Kliemt（现在任职于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指出，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另一方面参与了关于正义理论的讨论。也因此，布坎南为这本书拟定的副标题是“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  读者或许首先要求解释“利维坦”与“正义”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追求正义的人们可能接受并帮助一个政府成长为庞然大物（利维坦）以致他们的自由最终和他们追求的正义一起被这只利维坦巨兽吃掉？Anthony de Jasay（亚赛）早年是一位匈牙利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与他的匈牙利同胞海撒尼（John Harsanyi）一样，1948年因躲避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从奥地利辗转至澳大利亚。数年后，海撒尼从阿罗（Kenneth Arrow）在斯坦福大学研读他的第二个博士学位，亚赛则辗转至英国并获得牛津大学研究职位。后来，亚赛在巴黎一家银行就职，再后来，他成为独立银行家，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投资。退休后，他继续发表无政府主义论著。1985年他发表《论国家》，引起布坎南的格外关注。2007年，布坎南和一群寻求当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学者发表文集《良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旨在阐释和发挥亚赛的一系列简明但深刻的见解。顺便说一句，他们当中至少一位作者认为亚赛，一位退休银行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我在“自由基金”网站下载了亚赛的或许是最后一部作品，《Justice and Its Surroundings》。这部2002年发表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上述问题的清楚解释。与亚赛一样，或许不那样偏激，布坎南坚持契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路。他在《自由的界限》开篇提出一个问题：无政府状态可否产生秩序？这样，他便直接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的那场辩论。  诚如布坎南本人和Kliemt所言，在布坎南的思想体系里，《自由的界限》（简称“界限”）应被视为他和图洛克（Gordon Tullock）1962年发表的《同意的计算》（简称“计算”）的姊妹篇。在“计算”里，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被用来解释关于“公共善”（public goods）的投票规则的选择。在“界限”里，如布坎南在第一章所说，这一模型被用来解释“公共恶”（public bads）的形成。这里所谓“公共恶”，就是借助民众投票同意而形成的“利维坦”。预见可能形成公共的恶，也就是预见自由的界限。那么，制度是如何失败，从而产生了公共的恶呢？这是布坎南写作“界限”时的基本问题意识。  布坎南指出，必须考察那些曾经有效的制度是怎样腐败和趋于失效的。换句话说，最初我们一致同意接受某种政府形式的强制，或放弃一部分个人自由，为了获得秩序。然后，当政府权力不断扩展，直到某一阈值之后，我们再也无法收回或抵抗这一强权，我们在哪些环节犯了错误？对于美国的情形，布坎南这样描写：“大萧条以降，我们见证了我们自己的利维坦的持续和加速扩张。……可以被称为宪政无政府的状态下，……人们越来越感到自己受不可名状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的支配，生活与无法预料的迂回曲折之中，私人预期被摧毁和扭曲，而却鲜有机会因此得到赔偿。”  以上所述，若将“大萧条”这一时点推迟七十年，即1999年以降，又何尝不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写呢？“四面八方的人们要求废除官僚机构，……将个人从加速增长的税负之下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要求公共控制继续扩展的呼声也大量存在。我们观察到，政府虽然将其指爪伸向各处，但在此期间，一般而言，由集体依法推行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似乎都在消失中。”布坎南追问：政府的存在本身是否在侵蚀社会所依赖的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自愿遵守行为规则时，创造了公共的善。当个体违反这些规则时，公共的恶出现了。以上文字，大致表达了布坎南这部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  于是，我们可以探讨下一个问题：怎样界定权利？这是一种要严肃对待权利的呼吁（第三章）。布坎南承认，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界定了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过，他在第十章“脚注1”里批评哈耶克盲目尊崇传统。这一批评意味着，布坎南倾向于有更积极的传统革新，例如，他多年来努力推动的“美国宪法重订”会议。现在请读者回忆我开篇提及的亚赛的那一见解：权利源自契约，而不是契约基于权利。对布坎南而言，这仍是一个可质疑的假说。因为，布坎南指出，假如契约各方在一开始没有就任何权利达成共识，怎么可能订立有约束力的契约呢？一个著名的例，是尤士丁尼讨论过的，甲方认定乙方是一名奴隶，则他们之间的契约不能成立。产权经济学家表示反对，因为，奴隶可以怠工，从而奴隶主的理性选择是允许奴隶有更大的自由。看起来，我们有必要拓展契约概念，使能包括“隐契约”的情形。这样，产权之源于契约就符合情理了。类似地，布坎南可以争辩，我们也可以拓展权利概念，使能包括“隐权利”的情形。大致而言，我相信，诺齐克与罗尔斯都有理，因为权利与契约可以相生相用，只要允许概念拓展到包括“隐”情形。当然，隐的情形，不论权利还是契约，迟早都要隐入漫长的文化传统与行为模式当中去了（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谓“the status quo”（可译为“既成事实”或“现状”）。在漫长的自然演化史中，最早出现的既成事实（权利），可称为“产权”——财产权利。根据洛克的解释，产权有三类：life（生命），liberty（自由），possessions（财产占有）。我称之为洛克的“广义产权”概念。洛克的产权定义，源于自然法传统。  布坎南在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讨论，明显地受到他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的深刻影响。奈特在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文章“科学，哲学，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no. 3，pp

好的，那么，兴杰，我将最近几天从各界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结合我的回忆，如实告诉你，并由你发布在搜狐网站： 我在1998年拜访布坎南并写过一些文章介绍他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并且，我每年在浙大和北大的制度经济学课程都要引述他的思想。2007年以后，我只在北大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同时，继续在浙大主编《新政治经济学评论》—这份期刊（以书代刊）去年已成为核心学术期刊，并于此次“手撕序言”事件之后转交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大约两年前，或更早，我在浙大指导过的学生苏振华从美国芝加哥写信希望我为布坎南《自由之限度》中译本作序，他说他是这本书的中译者。但我收到书稿，发现错误太多而且严重。所以，我写信告诉他一定要重新翻译，同时，我答应撰写序言。我的序言当然一气呵成，发给振华。但此后便石沉大海，渺无消息。我于是认为苏振华在认真重译布坎南这本广博且相当艰深的著作，直到最近从我在北大的博士生游五岳来信问候是否无恙，我才得知手撕序言的传说。以我在国内几十年顺利发表文章的经验，我当即告诉五岳，不可轻信，一定要核实。五岳回信称见到网友发布的“手撕”照片，确有其事。当天下午，我才第一次收到这本书责任编辑叶敏和浙大出版社王志毅（他是叶敏的丈夫）的来信，并希望我不要公开回应外界言论。我回信批评了他们两人的政治无知，我告诫他们不要再出版我的作品和我主编的学术期刊。同一天，我在搜狐博客转贴了我那篇序言并写了“按语”。我在博客里声明，此事与中央政府完全无关，纯系浙江或浙大某脑残官僚的愚蠢行为。第二天，我要求浙大学术部主管史晋川协调将学术期刊从浙大出版社转交给上海世纪集团，并于当天晚间得到确认。浙大出版社袁亚春同意我的建议，从第25期开始，《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由世纪集团出版。昨天，我约见枫林晚书店朱升华，询问他店里的这本书是否也撕去序言。他笑答没有，并一定要将这批有序言的书保存起来。当时在场的朋友们提醒我说我的老友罗卫东是浙大主管出版社的文科副校长，他理应对此事负有责任。今天，我读了你的来信，决定提供上述信息，以答复国内外关注这件事的读者。 祝好， 丁丁 下面是我与兴杰的通信： 兴杰，感谢你们的好意。我在博客里声明，此事与中央政府无关，纯系地方不良官员精神错乱及浙大出版社丧失立场的结果。我写文章几十年，从未遇到此类事件。我们不应被偶然事件扰乱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场。 发自丁丁的  iPad 汪老师你好， 谢谢回复。这件事情，我们想请您，只 就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事实性的陈述 。很多学生和读者都很关注。 这事情我们也无意大力发挥炒作。只想让学者尊严和事实本身得到展示。我们也无意涉及政治批评。 下一篇： 我那篇序言—网络版

对劣质出版物说“不”   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等人所著的《中国古代绘画名品》，从现存几十万幅古代画作中选取了一百余幅名作，配以精心撰写的说明文字，对历代作品、画家的基本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概述，以此呈现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历史。作为一部兼具研究性、普及性的绘画史著作，此书自 1986 年由台北雄狮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后，就一直受到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喜爱和推重。 2012 年 11 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取得授权后在大陆地区出版简体字版，虽然此书定价 52 元，画作质量和清晰度也不尽如人意，但能购到这部图文俱佳之作亦令许多读者感到欣喜。然而，开卷之际的欣喜旋即就被一个个刺目的错别字扫荡一空，取而代之的先是疑惑，进而是愤怒。 如第一幅画是《长沙楚墓男子图》（第 9 页），与台湾版相校， 400 多字的简短说明中就有 3 处错字：第 2 段中，第 1 行“放置存墓内棺上”，“存”当作“在”；第 7 行“以劲利粗线绘收”，“收”当作“成”；第 12 行“运用线条来去表现物象”，“去”是衍字。 又如第 39 页崔白《双喜图》，款“嘉佑辛丑年崔白笔”，将北宋仁宗“嘉祐”年号误作简体“嘉佑”；第 2 段第 3 行“铃印”，“铃”当作“钤”；第 9 行“野鬼”当作“野兔”，此画表现的是野兔和树间双禽相逐之趣，不知“野鬼”从何而来。 有的错字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如第 16 页《维摩诘像》，第 2 段倒数第 6 行“左颊欢骨线便特别突出”，“欢骨”当作“颧骨”，可能是将“颧”误认作“歡”转作简体所致。有的错字更是损害原书资料的准确性而贻误后学。如第 11 页顾恺之《女史箴图》，第一句“此画卷未有‘顾恺之画’四字”，“卷未”当作“卷末”。 大陆版《中国古代绘画名品》中的各种错误，用令人发指形容亦不为过，很难想象这是一家高校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 近年来，各种出版物的错误率上升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出版社则会搬出“无错不成书”之语掩盖其编校人员业务水平和态度的下滑问题。根据《国家图书管理质量规定》 , 出版物 的 错误率 在万分之一以下是合格，万分之一至万分之五可召回。但这一召回规定至今未见真正得到执行。一般读者往往会出于维权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的考虑，无奈地放弃对出版社召回劣质图书的追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出版物质量的不断下滑。 也许，现在是到了我们读者对劣质书籍、对出版劣质书籍的出版社说“不”的时候了。                                             北京市      陈言 下一篇： 应搜狐编辑陈兴杰之请而写的“手撕”事件始末 —根据我得到的信息

自从这家机场开始营业以来，通关之后，饮食业就由SPR咖啡独家垄断，至今，毫无改善。一碗辛辣面（也就是方便面）70元人民币。糕点和饮品都是国际机场当中最差的，当然，价格一流。服务人员自成一体，对顾客毫不关注。通关之前，只有一家正式餐厅，面积大多转包给另一家经营和人气都极差的餐厅。我只希望杭州政府关注唯一的国际机场的餐饮业，不要让这样大的机场被长期垄断。既然反腐败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为何政府要允许机场腐败如此多年呢？ 下一篇： 转贴一位教授对浙大出版社的批评

就在2013年5月11日上午，我还在与社会学家陆学艺一起开会，听他慷慨陈词，申论社会科学研究对维护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不想只隔了两天，5月13日，就惊闻他去世的噩耗。学艺为人民福祉建言的诚意和自觉的社会担当勇气一直为我心仪。斯人逝矣，我心伤悲！ 1975年，我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称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同事一起，奉邓小平复出后组建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之命，去山西昔阳县参加写作陷于困境的“大寨经济学”编写组。随后，学艺参加的学部哲学所“大寨哲学”编写组也来到这里。这两个写作组存在时间不长，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不久，就都被裁撤回北京了。不过，由于学艺和我同属在学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限制自由的“重点审查对象”，有对大寨状况实地观察得到的共同认识，还有对当局那时倒行逆施的共同反感，回京以后我们仍然时相往来，怀着对国势的深切忧虑议论时政。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的研究重点并不一样，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直相知相重。 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未定稿》和中共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一样，是引领思想解放的重要阵地。我曾经在《未定稿》主持人林韦的领导下，参加编写一本批判“四人帮”的专著。学艺最热心的则是为包产到户翻案。他的这项工作风险极大，也极为重要。 那段时间，爆发了我国农村应当走后来所谓的“阳关道”（坚持集体经济）还是“独木桥”（实行包产到户）的重大政策争论。一方面，在地方党政领导的默许下，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的少数地方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央层面并没有放开政策。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要求“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放宽对包产到户的政策之所以遭遇强烈反对，是因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一贯采取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把搞包产到户提到“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高度，指责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1962年后，反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成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重要内容。 正是在“两个凡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还影响着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的形势下，学艺率先对主流思想提出了明确的质疑。1979年6月，学艺和两位同事到安徽调研，亲眼目睹了包产到户地方的丰收形势喜人，也感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被“资本主义”这根大棒打怕了，正在面临 “纠偏”的强大政治压力。返回北京不久，他写成《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这一调查报告，指出，“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受到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欢迎，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它是退步呢？”鉴于禁止包产到户政策源于毛泽东的指示，他在报告中专辟一节，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大问题，“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当时的结论有看法、有意见”，要求“对1962年包产到户的问题，要重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格于当时的形势，这篇与主流提法针锋相对的调查报告只是刊登在11月初的《未定稿》增刊，而不是《未定稿》上。但学艺的文章还是不胫而走，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为日后的政策突破做了思想准备。 1980年春，已经取得实际控制权的邓小平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经过激烈争论后，对包产到户的禁令终于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内，土地家庭承包制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农村的面貌也为之一新。 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农村大变革中，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陆学艺表现了巨大的学术勇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安徽调研报告第一次明确要求重新评价“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史上的重要文献。 随着农村大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在1984年农业大丰收以后，对农村进一步改革懈怠松劲的情绪日益抬头。即使1985年棉花(20095,-70.00,-0.35%)减产33%、粮食减产7%，也被有关方面看作计划安排的结果，不必过虑。学艺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写成《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指出要避免农业的徘徊、萎缩，发展农村大好形势，有必要“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互相促进”。他的研究报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上发表后，被认为是散布“农业悲观论”。邓小平倒是读到了这篇报告，并且在1986年6月10日的谈话中，谈到“有位专家”的“提醒”值得注意。以后，有关部门虽然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八条措施，但农村“第二步改革”却再也不提了。而学艺依然反复讲，一直讲到去世。 他所说的“农村第二步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要点包括抓紧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承认农民对承包土地有永佃权，实行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调整头重脚轻的财政体制，真正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制”的困境。这些建言是建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的真知灼见，它们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使人不能不扼腕叹息。 1987年，学艺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由此进入了社会学界，同样做出了优异的成绩。特别最近十几年来，学艺倾心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较早采用现代社会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由来与发展趋向。报告出版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也被有些人士指责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闹得满城风雨。学艺不改其志，坚持拓展这项研究，继续完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在他主持的一系列研究中，清楚地指明了中国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我和一些同道一年一度在无锡举办“民间商会论坛”，商讨如何建立和发展商会-行业协会这一重要的社会组织，学艺也积极参与其中。我想，这不仅因为学艺是无锡人，更因为他希望推动我国社会组织的健康成长，促进我国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学艺1933年出生于无锡，先学工科，后学哲学，而终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安身立命，对本土社会科学的落后有深切的体会。去世前不久，他出席了我的《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在会上他借用“白马非马”的说法，对有些人至今不把社会科学当作科学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严重落后。这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夏鼐在1978年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次会上，夏鼐深刻分析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鼓动之间的正确关系，指出“四人帮”不要社会科学研究、只要吹鼓手的做法“极为荒谬”，要求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打破思想枷锁，坚持客观真理，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时主持会议的社会科学院领导也对宣传应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意见表示了赞同。三十多年过去，学艺在去世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又特别提出社会科学不被重视的问题，仍然切中时弊，实际上指出了诸多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症结。 2012年，学艺荣获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颁奖辞指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先后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和“中国百村调查”等大型调查活动，开创并长期组织社会形势年度报告的研究与编写。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诚哉斯言！坚持真理的学术勇气和自觉的社会担当，正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学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