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靠消费，而是靠储蓄转为大工程的贷款再投资到政府项目中拉动的。谁在其中受损最大？因为担心未来而拼命存钱普通老百姓。 原文： As Its Economy Sprints Ahead, China’s People Are Left Behind 作者：DAVID BARBOZA 发表：2011年10月9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志愿译者KevinRen提供初译（ http://dongxi.net/b126V ）、iDo98校对 【图：吉林市某繁忙商业街上正在打盹的店主。虽然西方公司看好中国作为一个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但在吉林和其他内陆城市，消费者的选择依然主要局限于昏暗的国有商店和夫妻店所提供的有限商品。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为《纽约时报》拍摄】 中国吉林市 ――王建平和他的太太王淑娥是一对相对富裕的中国夫妇。他们家的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是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他们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的工业城市中拥有一套普通的三居室住宅。他们的儿子就读于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专业是电气工程。即便按照节俭的亚洲标准来衡量，这对夫妇的储蓄也高得惊人――他们把约合5万美元的现金存在一家国有银行。但跟许多中国家庭一样，王建平夫妇感到手头很紧。他们没有买车，很少外出购物，下馆子。这是因为他们存款的价值在不断萎缩，这并非他们自身的错。 相比于工薪一族，中国的经济体制更偏袒国有银行和公司。政府人为压低储蓄账户利率，以至于其根本无法跟上通货膨胀疾驰的脚步。与此同时，政府扮演角色的其他因素（比如，虚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压制的工资水平和飙涨的房价）创造出一种囤积冲动，迫使许多人不停地存钱，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实际上，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这10年来迅猛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政府对高铁网络这类庞大工程的投资带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3亿中国人的家庭储蓄（而不是消费）支撑起来的。 这种被一些专家冠以”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依赖于财富的转移――从中国家庭转向国有银行、受政府支持的公司，以及少数关系过硬，受惠于这种安排的富人。 与此同时，像王建平夫妇这种努力打拼的中产阶级家庭却无力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奇迹带来的果实。 “这是整个体制的基础，”卡尔・E・沃尔特（Carl E. Walter）说。沃尔特先生曾在JP摩根担任高管，与他人合著了《红色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脆弱的金融基础》（Red “在向谁放贷这个问题上，银行很听党的话，”沃尔特说。”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牺牲家庭储户的利益，为国有公司服务。” 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经济学家表示，如果中国要继续充当全球经济硕果仅存的增长引擎之一，它就必须培育出一个可以从世界上购买更多产品和服务，更充分地分享国家财富的消费阶层。 但过去10年间，中国的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并没有增长，而是显著下降了――从约占GDP的45%猛跌至35%。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最低值。甚至在如同梦游的美国经济中，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有70%左右。 一些专家警告称，如果中国不着手提高本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这个国家很可能会逐渐坠入如今困扰欧美和日本的低增长泥沼之中。事实上，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开始出现降温迹象。 “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过期了。”北京大学金融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这种体制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中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损害家庭利益的做法必须停止。” 在其最新的5年规划中，中国执政党许诺要推动个人消费。但这样做会破坏中国当前金融体系的一大支柱：支撑起国有银行的家庭储蓄。 在吉林这座以化工制造为支柱产业的城市中。来自储蓄账户的资金让这里的国有银行财力充沛。这些银行用这笔钱向公司发放低息贷款（受益者包括房地产开放商），助推起一股房地产投机泡沫，进而导致房价冲向许多消费者难以企及的高位。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一幕。 同时，中国央行也依靠中国庞大的消费者储蓄帮助其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手笔投资，以维系人民币的低汇率。人民币疲软降低了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但这也让许多中国人买不起进口货。 北京和上海的新贵们抢购iPhone、Gucci包和劳力士手表的新闻报道，或许会让西方企业做起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市场的美梦。但在吉林和许多内陆城市，消费者却只得”满足于”在国营百货商店及街坊小店里购买商品。那些经常在户外市场销售的所谓”世界名牌”基本上都是山寨货。 前段时间一个工作日，在河南街旧货市场上，人们从一堆堆衣服中挑选带有米老鼠形象的T恤（标价3美元）和仿冒耐克的运动装（5美元）。而一家仅在几码之外的正宗耐克专卖店（35美元）却空无一人。由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此之低，许多国际品牌甚至懒得在吉林这样的地方开设店铺。 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持续低迷的经济限制住了中国持续依靠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中国政府明白增加本国消费者购买力的重要性。中央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提高农民收入，甚至为购买轿车和家电提供补助。 问题在于，政府能付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改变到足以产生真正效果的程度。”中央政府致力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长期担任政府顾问的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说。”问题在于如何提高。” 【图：王淑娥和她的丈夫平日里省吃俭用。他们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图片来源：Shiho Fukada为《纽约时报》拍摄】 储户：省吃俭用是必须的 如果中国要显著提高消费支出在经济中的份额，它就必须设法鼓励王建平夫妇这样的普通百姓改变消费习惯。52岁的王建平是一位公路设计专家。同为52岁的太太曾是一位会计师，7年前因健康原因退休在家。 “我们都很传统，”以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说。”我们不想今天花明天的钱。” 但明天的钱或许没有今天值钱――如果他们的存款利息维系在可怜的3%，而通胀率继续以6%甚或更快的速度高歌猛进的话。 但除了把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月收入存入银行之外，这对夫妇看不到什么更好的投资渠道。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辛苦钱投进以波动剧烈而臭名昭著的中国股市。中国法律严格限制居民进行海外投资或以其他方式把资金汇往境外。王建平夫妇的资金和胆量也没有充沛到加入房地产投机客的程度。一些中国人现在认为炒房是仅有的几个有钱可赚的投资方式之一――当然如果泡沫破裂，也可能血本无归。 跟许多中国人一样，把钱存在银行成了他们主要的理财方式。这是因为他们担心飙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人民共和国不再全额负担这一费用了）。他们也为将来能否给儿子买一套房子忧心忡忡。买房是中国父母在他们的儿子结婚时需要承担的一笔开销。 “要是个女儿的话，就花不了这么多钱了，”王太太说。”但我们有个儿子啊，必须得攒钱。” 房价已成为推动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这也是政府政策转移老百姓财富的渠道之一。 就王家的情况来说，他们正不得不为市政府批准的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挪地方――搞房地产开发来钱快，已逐渐称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共识。 虽然王建平夫妇和正在搬离的其他住户已经收到了一些货币赔偿，但从吉林市政府手中买到这块地的开发商却计划拆除当前的住宅，重新建一个价格要昂贵得多的小区。 王建平夫妇不知道他们能否用这笔赔偿金购买一套跟如今的住宅差不多的房子。但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估计能够从这桩买卖中联手赚取高达5千万美元的利润。 【图：一块宣传吉林财富广场的广告牌。这是吉林市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搞房地产开发来钱快，已逐渐称为中国地方政府的一项共识。图片来源：Shiho Fukada为《纽约时报》拍摄】 一项政策的历史：避免了一场危机，形成了一个习惯 为什么有望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要处心积虑地压制有助于帮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消费市场呢？ 一些分析者把当前的政策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的习惯。当时，浮肿不堪，缺乏竞争力的国有巨型企业几乎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陷于停顿。突然间，国有公司面临破产，国有银行因此背负起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许多银行面临清算之虞。 为避免危机爆发，中央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卸掉包袱，数千万工人由此下岗。在1999年，仅中石油的母公司一家就有一百万工人下岗。同时，为了支撑起国有银行，中央实施了更严格的利率管制政策，其中包括显著降低支付给储户的实际利率。如果把通胀考虑在内，一份在2002年扣除通胀因素后有可能获取3%利率的存折，如今可能实际亏损3%到5%。 这就是中国银行之所以能在向国有公司提供极低廉融资的同时，还能收获巨大利润的”奥秘”。这一安排也帮助各大银行向大型公共工程提供极易获得的资金。这里所说的大型工程，除了上文提及的高铁网络，还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史诗般的三峡大坝。 就在同一时期，中国政府放弃了长期坚持的”铁饭碗”政策，即终身就业，由国家包揽生老病死。北京方面把高昂的社会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成本更多地转由家庭和私营部门来承担。 合在一起，这些措施就构成了有管理的市场体制，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体制非常管用，不仅让中国奄奄一息的银行体系和国有公司重获生机，而且还助长了中国长达10余年的经济繁荣。但这一体制也使得中国普通百姓的钱包损失惨重。 “我们也想消费，但支付了各种账单之后，我们的口袋真的没几个钱了，”34岁地杨阳说。杨女士在吉林市的一家学校从事管理工作，她的丈夫是一位警察，他们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尽管儿子上的是公办学校，但我们还是得支付五花八门的课外辅导费用。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得这么做，压力很大啊。”为了省钱，杨阳一家最近跟她的父母住在了一起。 据供职于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测算，仅2008年一年，政府政策向中国家庭施加的隐形税收就高达360亿美元之巨，约合中国当年GDP的4%。拉迪称，在过去10年间，这一数字，也就是银行从消费者手中拿走的钱，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 实际上，中国家庭因这种扭曲而承受的费用可能远高于此，因为拉迪的数据并不包括进口商品价格虚高这类隐性成本。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看来，曾经启动经济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已经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收益递减效应已经开始在中国显现，”中欧国际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说。 许小年声称，中国有可能重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所犯的错误。当时的日本长时间依靠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出口经济，忽视国内市场，任由房地产价格飙涨。自日本的泡沫于90年代中期破裂以来，其经济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 “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我们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许教授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谓的’日本病’的早期迹象。中国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但这些投资带来的增长却越来越有限。” 【图：杨阳和她的儿子郭黎明。为了省钱，杨阳一家最近搬到了她的父母家中居住。图片来源：Shiho Fukada 为《纽约时报》拍摄】 政策变化展望：一场激进但有望实现的变革 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称将出现重大变化。他们指出，中国政府有财力、有能力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期那样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一次，是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 “中国曾经面临过更为严峻的挑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魏尚进说。”我并不怀疑他们这样做的意愿。问题在于，他们能否成功地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重组？” 当然，像麦当劳、耐克和宝洁这类跨国公司依然向中国投下数十亿美元的赌注，他们认为，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但提高消费需要对中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不光是要停止用家庭储蓄补贴银行的做法，还要迫使国有公司支付比现在高得多的贷款利率。重组中国经济还意味着让人民币升至其理应到达的位置。换言之，这意味着摧毁助推中国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要想让消费规模激增，就不要再从老百姓口袋里往外掏钱了。”北大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 说明：本文是作者DAVID BARBOZA所写的《飞龙涉险》系列报道之二，之一是《中国的建设热潮让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如山》（ 原文 、 译文 ） 徐岩对本文亦有贡献。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播客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下载需翻墙）。

核心提示：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和汪洋的”广东模式”之争只是长期以来中共内部不同派别角斗的最新一次展现罢了。这两位明年的政治地位升降也许能表明中国未来的方向。 原文： Political rivalry reflects a split within China's Communist Party 作者：MARK MACKINNON 发表：2011年10月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在重庆”打黑唱红”的薄熙来的对手是管理更自由的广东省的汪洋。】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重庆，这个闷热的长江江畔的大城市，她的党委书记在一个足球体育馆召集了10万人，并带头为党的生日唱红歌。他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其他数十年前的革命歌曲。 从这儿飞行90分钟就能到达沿海的制造中心，广州，在这里，七月一日的周年庆祝也在举行，但是仪式的总指挥却没有起那么高的调门。”对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来说，重要的是学习和正视历史，要有危机感，而不仅仅是歌颂辉煌。”广东的党委书记汪洋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这么说。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只能算是对身为重庆红歌会老大的薄熙来的一种非常隐晦的刺痛。但是在中国领导层那种晦涩不明的政治斗争中，汪洋的这一击已经很直接也很少见了。这是一位高层的党领导公开地向另一位的领导风格挑战，而这一天本来应该大肆庆祝党的丰功伟绩。 这一评论掀开了重重帷幕的一丝缝隙，让我们得以一窥党内的敌对态势，这种敌对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中影响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发展方向。 明年就是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人换班时间，同为省级党委书记的薄汪二人也是觊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局常委九大宝座之一的政治对手。他们两人现在治理的两个地区采用的模式截然不同，也意味着中国可能的走向也截然不同。 这二人之间的敌对体现出中共内部的分歧，无论表面上共产党显得多么团结一致，事实上内部却在为中国往何处去而争斗不已。 一边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薄熙来是权势颇大的强硬左派的宠儿，他们倾向于渴望重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并希望在取得增长的同时也能再次与社会稳定取得平衡，包括对中国新增财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 另一边是汪洋更为开放的广东模式，他是势力更小的倾向于自由市场的自由派们的选择，他们认为现在不是停止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候。 自从薄熙来在四年前成为重庆党委书记之后，在打击这一地区的犯罪团伙方面，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远不抵他在推行老掉牙的”红色文化”方面招致的恶名――所谓”红色文化”不仅仅包括革命歌曲，还包括把官员们送到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工作，薄熙来还亲自向数百万手机用户发送毛主席语录。 薄熙来的运动让他成为这个国家”新左翼”的英雄的同时也让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焦躁不安，他们又听到了沉渣泛起的”文化大革命”的袅袅余音，那时数千万人以净化意识形态的名义被暴力清洗。 汪洋是薄熙来的前任，到广东之前，他是重庆市委书记，最近他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自由派们的新希望。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催生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而闻名。现在这一区域有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也成为了公民社会的孵化器。最近，广东省兴起的一股罢工和抗议的浪潮让其他的党委书记们坐立不安，他们从不掩饰他们更希望稳定而不是自由。 北京的一位中国政治方面的分析家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说：”薄熙来的方式是用怀旧的方式来吸引普通民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策略。汪洋的策略没有那么民粹，他的努力主要是基于’党的合法性不仅仅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这一理念。” 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争斗至关重要，这关系到这个国家会继续跌跌撞撞地改革，还是危险地后退。”重庆正走在通向朝鲜的道路上。广东则越来越像新加坡，”在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记者喻尘（Yu Chen）这么说，该报被认为是中国最独立的报纸之一。 虽然把这种坦率的对比仅仅基于薄熙来的重庆和汪洋的广东，这有些不公平，因为这两处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就如同纽芬兰和阿尔伯塔那样不同（译注：这是加拿大的两个省份。）。而没有政治家可以在不适应当地的现实和本地官员的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汪洋的职业履历显示的那样，他是在到了广东之后才成为领头的”自由派”的。） 但在未来12个月里，政治局常委的9名成员当中有多达7名将会退休，这两人都在强调他们的不同之处，显然是想要赢得中共党内相互角斗的不同派别的支持。 薄熙来的重庆 四年之前，当薄熙来到达这里时，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为”扬子江畔的底特律”。这可不是对重庆的奉承。 那时，除了火辣的川菜之外，重庆有两点闻名中国――首先它是中国的汽车产业中心之一，另外一点则是这里的犯罪组织猖獗。 现在，它则因为是薄熙来的政治试验田而闻名。 最初，许多人认为薄熙来被派到这个令人挥汗如雨的”火炉城市”仅仅为了让他离北京远一点而已，类似于被贬。（重庆市，包括一些周边农村，人口共计2900万。） 他曾被认为是2007年政治局常委的必定人选――而将来就很可能成为最高领导人中的一员。但是在胡锦涛主席沿着红毯走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他落在了后面，胡被另外八位中国最有权的人簇拥着，也就是新政治局常委的成员。 有时候，中共党内的斗争被描绘为胡锦涛领导的团派，和江泽民领导的派系――其势力主要包括上海帮以及由著名革命家的后代们组成的”太子党”――之间的斗争。 虽然团派和太子党在内部又有左右之分，不过许多太子党都与强硬的老式左派更有关联，而杰出的团派人物则和推动改革更相关。 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曾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也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他是一名太子党。 当薄熙来当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就已经体现出民粹主义的苗头，在商务部任职的时候他又赢得了牢固的经济方面的赞誉。 薄熙来58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外貌俊朗，背景优秀，和各方关系良好的一个人。当时许多外界的观察者都确信他的升职已是定局。 不过接下来，在一场看似精心设置的妥协之中，2007年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只从各自派别中挑选了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团派推出了李克强，现在看起来他将在一年之后接替温家宝成为总理。太子党则推出了习近平，他预计会在明年成为中国下一届国家主席和最高领导人。 为什么选择了习近平而不是薄熙来，答案从未揭晓。但是这位被冷落的太子党的所做作为让他自己不可能被忽略，这就是他对新角色的回应。 他到达重庆不久之后，就向这个城市权势很大的犯罪集团发起了镇压行动，在一场持续的运动中打击了警察部门，逮捕了超过2,000人，包括对谢才萍的那场引人注目的审判和定罪，她被称为是重庆地下世界的”教母”。 腐败的当地官员也成了被打击的靶子；2010年，重庆市公安局的前局长（文强，谢才萍是他的弟媳）在被认定犯有强奸罪和受贿罪之后被处决。 “打黑”这场运动在公共关系上是一场响亮的胜利之战。取得中国互联网用户都表达了希望让薄熙可以被派到他们的区域来”打黑”的愿望。 但是一些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们则因为在这场运动当中没有遵循适合的法律程序，并对据说出现了刑讯逼供而感到不安。一位试图为犯罪团伙成员辩护的律师因为”伪证罪”自己也被关了起来。 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他写给重庆同行们的公开信中这么说：”[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17xtf.html ）]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 相对于中国沿海的快速变化的东部城市来说，重庆给人感觉落后了十年。虽然汪洋和薄熙来都努力想扭转这一趋势，从重庆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打工者还是愿意以低薪出卖劳力。 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一城市的报纸是最缺乏批评之声的，除了颂扬薄熙来和红色文化的价值观的话，就只会重复官方新华社的口径。 这里也是政治讨论环境最严苛的地方之一，大部分的重庆居民都很清楚，他们不想谈论会给他们招致麻烦的话题。 继薄熙来”打黑”之后发起的”唱红”运动，加深了人们的担忧之情。在这场运动中，重庆居民们被鼓励重新学习和文革相关的歌曲（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是首次学习。） 在周末的午后，重庆的公园挤满了以高音颤音歌颂毛式革命的人群。 又一场追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浪潮中则把当地的政府官员们派往乡下与农村的村民们一起吃住以示节约. 对一位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来说，他的表现令人困惑不解。（薄一波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在灾难深重的”大跃进”中，因为被毛泽东的妻子指为是”反革命”而受了15年的折磨。）但是薄熙来这种回到过去的做法在重庆和更多地方都找到了追随者。 去年，准主席习近平也到了薄熙来的重庆高度赞扬了”唱红打黑”运动。 习近平说”这些行动深入人心、值得称赞”，他称这场运动”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的好工具。” 接着，有人说薄熙来和习近平的访问，并不真想让时光倒流，只是政客们想要吸引党内高层强硬派的举措而已。 香港的人权研究者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已经转了一个大弯，转向了更为民族主义、更专断、更喜欢稳定的威权政体。这个转向偏离了法制和世界大同主义。” “无法得知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只是反映了他对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的前景的看法，还是说仅仅是他想要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运动的一部分。” 汪洋的广东 广东可能并不被称为”活力之省”，但多年来，这一省份一直都是中共的试验地，她被允许比其他的地方更开放。 因为它毗邻香港和大海，邓小平选择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验，在这里，改变比其他地方更为深入。 今天，广东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橱窗，它是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的中心。这里的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其他地方应该再次以广东为榜样，而这一次它想尝试的是更开放的媒体、更不受限的公民社会。 居民们说，广东省之所以成为这样，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与生活在中国的北方和内地的人不一样。作为粤语的中心和文化故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日子里，广东也与外国人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 今天广东的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只要北京少来插手就好。 （北京似乎也同意这一地区与众不同，在内部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直不让广东本地人成为省长，避免这个区域出现独立倾向。） 正在寻找谁能加盟的所谓”自由派们”认为广东省当前的省委书记汪洋因为在广东比通常的党委书记更能放手一点点而获得了加分。象《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可以挑战权威的出版物都展现出了更开放的媒体村状态，不过在56岁的汪洋任职广东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这也再次被归功于香港，在那里，言论自由的传统是从英国引进的，在中国的”一国两制”的管理方式下得以保存。 但是，汪洋没有插手干预，这是他的功绩。广州省省会――广东的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Tang Hao）说：”我认为汪洋是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因为他知道他的治下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他了解要如何处理这个省的社会问题。他知道非政府的力量并非反政府的力量。” 在报纸上，汪洋是标准的共产党的书记，通过更高层领导人的帮助，他悄无声息地爬到了这个位置。 他的时机选择几乎无懈可击：生于安徽农村，24岁的时候他到了北京，1979年在那儿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邓小平正在把这个国家从原教旨共产主义的破坏性实验中推开。在他加入共青团之后不久，胡锦涛就成为了政治上的新星，胡也曾经被认为是改革者，他后来成了这个组织（共产党）的舵手。 在胡锦涛逐渐上位的时候，汪洋也同样如此。2003年，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刚刚掌权不久，汪洋成为了温家宝治下的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当时薄熙来则是在隶属国务院的商务部任部长。 两年之后，汪洋被调到了重庆。2007年，新政治局常委成员们在北京亮相的时候，他则到了广东。 虽然汪洋缺乏薄熙来那种民粹触角，毫无疑问，他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会倾听的领导者。就象中共另一位不停展示关心自由派以赢得口碑的共产党人温家宝一样，他会在出席佛教活动的时候敢于亮出自己的白发，这两位都因为这一点而与众不同，因为其他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是一头黑发的耄耋老人。 他可能被认为是最终会允许公民社会在广东和更多地方可以蓬勃发展的党委书记。从2010年下半年起，广东省开始放松对非政府组织注册的控制，这种想法之前是不为党所容的。 在中国其他地方，非政府组织（NGOs）想要获得法律地位都非常困难――他们需要找一个官方的组织来支持他们，而这很少发生――广东现在允许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填更少的文件就可以成立，在管理上也松一些。这种新氛围已经让一些颇有根基的组织，比如功夫片电影明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多年来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处于灰色的法律地位后，在深圳开设了办公室。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开放，”麦田项目的经理詹敏（音）这么说，这是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为中国农村的贫穷学校提供帮助，并正在筹备在广州开设一家办公室。他们多年来在上海的运营都没有法律地位。”广东当地的领导比内地的更为大胆，内地的领导更担心风险。” 但是汪洋领导下的广东只是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才显得”开放”。记者们和编辑们可以报道中国其他地区被禁的热点话题，但是他们知道不要批评党的高层领导人，或汪洋本人。而只有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NGO――作善事的慈善机构才能够被合法化――也才能够在深圳被允许登记，任何与宗教或者和人权相关的NGO在近期预计都不受欢迎。 在执著于稳定的中共党内也有人批评汪洋已经走得太远了。广东是去年劳工运动浪潮的中心，这一浪潮后来蔓延到了中国多个制造业中心，迫使雇主和政府提高工资。 还有更为暴力的事件，比如上个月发生的一起暴动中，在政府为了开发项目而征收土地之后，村民们袭击了当地的警察局，点燃了警车，这一事件在不安定的广东比在其他地区更为常见。 在许多这样的抗议中，政府后退了，而没有镇压它们，这可能更说明了汪洋的柔性领导风格。 唐教授说：”如果党希望巩固国家的利益，他们会认为广东模式和汪洋的观点[比重庆模式]更有帮助，仅以权力来维护社会稳定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他们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来处理社会问题，他们需要用市场的力量来处理市场问题。” 将发生什么？ 在几周之后，人数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在北京开会，外界将一窥端倪，薄熙来和汪洋中是否有一个或同时加入全世界最有权力的领导层。 可能不会出现关于这两位的政治前景的宣告――距离决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秘密运动还有几个月，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需要经过任何国会或法庭的批准――但要确定谁能入选，肯定会在人民大会堂秘而不宣的会议中，在300多名成员中进行辩论。 那些最适合评判这两个人孰优孰劣的人应该是重庆的居民了，他们曾经在汪书记和薄书记的领导下都生活过。当然，他们肯定无法通过投票选举来表达他们对这两人不同的治理风格的意见，不过薄熙来已经通过他的运动抓住了当地人的心，这一点倒没有什么疑问。同时，汪洋在人们的记忆中则是一名更软弱、不过也更有包容性的领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政府官员，在一家当地著名的火锅店中说：”汪洋承诺重庆会发展经济，而他也做到了，虽然有些人并不领情，因为他们没有赚到钱。”尽管这家餐馆空空荡荡，他还是压低了声音，以防别人知道他在谈论党的书记们。”薄熙来走了捷径[来赢得民心]，打击了重庆的犯罪，当然他也更受欢迎。” 重庆师范大学的媒体专家张育仁（音）说：”薄熙来和汪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很显著：薄熙来相信这个城市应该有爱国精神，他把这一点与红色文化联系起来。汪洋则不同。他希望有更为多元化、更加开放的文化。” 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否也这么想呢？在许多方面，薄汪之争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共党内就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斗争中最新的一次体现而已。1989年，包括当时的党总书记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对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改变的学生给予了支持。后来，他们在拘押之中度过了余生。 所以，这场争论是暗地里悄然进行的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尽管温家宝偶尔会以”这个国家急需进行政治改革”的言论来震撼一下现存体系。在温家宝当政的十年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政治改革的实质之举，现在他也即将离位，中国的自由派们指望汪洋来实现持续良久的某种希望，而薄熙来则成为新的令人不安的源泉。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喻尘先生说：”我去过朝鲜，相比之下，我当然希望在新加坡生活。” Mark MacKinnon是《环球邮报》驻华记者。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 角逐十八大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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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托马斯・萨金特的获奖，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名单中又增加了一位凯恩斯主义怀疑者。 原文： Forbes:|Thomas Sargent,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Keynesian Consensus 时间：2011年10月11日 作者：Paul Roderick Gregory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叶孤舟”翻译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 理性预期 凯恩斯主义 【译者配图：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 诺贝尔委员会再次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帮助破除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经济学家。现在，我们可以把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的名字加入一个不断增长的名单——获得过诺贝尔桂冠的凯恩斯主义怀疑者。按我的统计，现在有8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模型提出质疑，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是因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而获奖。 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诺贝尔奖得主Robert Lucas）奠定了理性预期理论的理论基础，托马斯・萨金特则以现实世界的数据对理性预期加以验证。卢卡斯和萨金特深具影响的研究曾于1970年代的滞涨时期付诸实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终结了滞涨。 各大报纸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作贡献的解释让读者不但没有更清楚，反而更迷惑了。读者们要么奇怪为什么一个如此模糊的思想为什么会获得诺贝尔奖，要么就是被报道中提到的复杂思想弄得晕头转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对萨金特获奖的报道都不够清楚。这真丢脸，因为与20世纪70年代一样，萨金特的工作直接涉及到当前的政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没有提及萨金特理论中的反凯恩斯主义意味。 为了理解萨金特对经济学的贡献，我们必须回到经济学家们发现自己陷入困境的20世纪70年代。与凯恩斯学派的预测（以及大量表明通胀和失业率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的经验证据）相反，我们第一次面对着失业率和通胀的同时上涨。一个新词被创造出来——滞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怀疑“经济学定律”是否不再适用。 理性预期理论对滞胀提出了一种解释。如果劳动者和企业预期到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他们将不会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因此扩张性政策不会导致产出的增加和失业的减少。 理性预期假设的基本政策结论是，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有在未被预测到的情况下才会影响实际的产出和就业。即使家庭和企业对政策毫无防备，产出的增加和失业的下降也只是暂时性的，家庭和企业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萨金特表明，这种调整可以相当迅速。 因此，理性预期理论意味着重复的反周期政策将会被预测到，从而不会影响实际的GDP或就业。宏观经济有一个就业和GDP的长期自然均衡水平，未被预测到的反周期政策很少能影响到经济。 卢卡斯・萨金特的批评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政策的严重问题。那些设计刺激计划的人们必须事先了解家庭和企业对政策作出正确预期的程度。过去已经用过很多次的政策不太可能产生刺激作用，因为它很容易被预测到。将这一思想应用于现在，它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的刺激计划一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而任何的刺激计划二产生的作用甚至会更小。 谨向托马斯•萨金特致以个人的祝贺。 相关阅读： 《纽约客》保罗・克鲁格曼如何发现政治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抗，中共党内无法形成进行政治改革的合力和意愿。 原文： China: Little To No Political Reform 作者：郑宇硕博士（Dr Joseph Cheng） 发表：2011年10月1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最近，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新领袖会议上，总理温家宝公开呼吁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 他谈到了对法治的需求、维护司法公平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是他所说都都没有越过了党划定的雷池。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在访问西方国家的时候，常常会谈到类似的主题。温家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多个国内的场合也经常呼吁政治改革――虽然中国的主流媒体很少大幅报道这些谈话。 国内外的分析家们常常因为温家宝是政治改革的倡导者而敬仰他。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针对他的诚意的怀疑――一位著名的评论人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就把温家宝描写成”中国影帝”，据说他的家人也已经积累起巨额财富。尽管大多数人谈不上”尽信其言”，他还是被看作是领导层当中会发出孤独的不同之声的人。而他预期会在2013年卸任总理一职。相反，胡锦涛在2011年7月1日，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时作过一番演讲――这一演讲当然上了中国报纸的头条。胡锦涛强调党所面临的挑战和危险，但是没有给出任何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暗示。 在这一阶段，中共政权没有任何意图想要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它通过保持经济增长来维持合法性和社会稳定；在民主缺位的时候确保良好的治理；还有就是依靠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在过去十多年来，领导层既没有进行严肃的政治改革， 在这一议题上也没有进行过重大的讨论。中国当局已取得的成就确保了对此有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译注：”路径依赖”是指如果过去以某种方式取得了成功，在将来也很容易倾向采取同样的方式。）而且即使不同的派别可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党内精英也有既得利益来保持这种趋势，要为重大的改变达成足够的共识则”难于上青天”。因为这一现实，以及对这种现实进行各种小调整，代表了主流共识，要进行重大政治改革的就要克服这种抵制，而这将非常困难。 只有当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党内民主化才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他们想在2012年的18大之前造成什么冲击的话，这些措施需要强有力的共识，以及中央领导层要具有强大的政治意愿，但是想让党内的领导干部公示他们的财产就已经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尽管这一议案已经被讨论了十多年，要反对它也没有什么好的说辞。去年，早期曾经提出的建议，要让中央纪律委员会对党委负责的说法也不再提起――也就是把中央纪律委员会置于党委之上，而不是同级。这一提案最初的意图是想给纪委更大的权力监督地方上同级别的党领导；政府为什么不支持这一提案，原因不难理解。 最近这些年来，政府已经打开了一系列的渠道收集与腐败及滥用权力相关的投诉和汇报。这些渠道本来是想要辅助纾解公民的怨恨，减少不满的程度，降低他们到北京上访的动机。合理的政治改革可能可以从这两个领域开始：让媒体有更多的自由，这可以逐渐地、小心地加以监控，一些可以引发决策层当机立断的调查报道可能大受欢迎，借以提升党的吸引力和地位；同样，也可以加强县市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角色。这两个领域可以为真正的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立见分晓的测试。 但是领导层的继任程序很快将进入关键阶段，中国的领导人想要避免触礁。担心影响政治的稳定性以及在职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当局已经体现出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激烈的抵抗的特点――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在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上，[也不能调整太多]。第五代领导人真正的危险在于，虽然他们可能探知到了要进行改革的必要，他们却不具备政治决心，也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克服这些抵制。中共政权于是继续恶化。 郑宇硕是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和社会管理系的政治学教授。 相关阅读： 《华尔街日报》墨儒思：温家宝的话还有人听吗？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在中國政府力圖拉動經濟而掀起的基建狂潮中，有不少貸款現在面臨違約風險。但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並不擔心，因為他們相信中央政府終將出手相救。同時，中國也存在一個規模龐大的「影子銀行」體系。 原文： Special report: China’s debt pileup raises risk of hard landing 作者：Kelvin Soh 和 Aileen Wang 發表：2011年10月10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原文配圖 1/9 2011年2月10日，一個人站在成都東站。圖片來源： Credit: REUTERS/Stringer 】 路透社—當中國為抵擋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而宣布一個接近六千億美元的救市方案時，全國的城市規划者高高興興的地掀起了各種基建工程的狂潮，部分工程是否真有實際需要頗值得商榷。 西南部省份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對刺激經濟的響應做法是宣布了一個大膽的計划：以倫敦滑鐵盧火車站為藍本，興建鐵路樞紐。 然爾倫敦的滑鐵盧還不夠大膽。 【原文配圖 2/9 2011年9月26日，車輛經過武漢第二長江大橋。圖片來源：Credit: REUTERS/Stringer】 火車站承建商成都交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其中一位董事陳軍（音）說：「當我終於去到滑鐵盧參觀時，我很驚訝的發現，滑鐵盧火車站這麼小。我想，為了滿足成都市的需求，我們大概得興建一個大幾倍的火車站。」 就像中國許多基建項目那樣，成都把它的鐵路樞紐擴大了兩倍多，從一家國有銀行借了三十億元（4.73億美元）來融資。然後定下一個緊逼的建築時間表，兩年後便完成了工程。 但結果非但沒有獲得預期中刺激經濟的贊譽，成都交通投資集團以及中國一萬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因為建築狂潮顯生的不良影響而成了責問的焦點。 中國的地方政府的壞賬堆積如山，其中有部分用來修建沒有用途的橋梁以及其他大而無當的工程。在全球經濟疲敝的當下，這些工程對經濟增長構成威脅。而連帶中國的其他制度性危機，諸如樓市銳跌和不良貸款急升等，使得情況更糟。 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累積了十萬七千億元的債務，政府估計其中二萬五千億至三萬億元會變成壞賬，渣打的預測則是多達八至九萬億元，相當於一萬二千至一萬四千億美元的欠款最終將不會被償還。 也就是說，潛在的債務違約規模可能比美國在2008年危機中推出的七千億美元救市方案更大。 【原文配圖 3/9 2011年9月26日，車輛通行武漢第二長江大橋的電子收費站。圖片來源：Credit: REUTERS/Stringer】 路透社在年中的時候報導過，政府在制定援救地方政府的計划，包括首次容許他們在2010年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從中獲得資金，以替代越來越難獲批的銀行貸款。 違約的危機正在加劇。舉個例子，根據在《遼寧日報》網站上發表的審計報告，在2010年，東北遼寧省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有接近85%的未能按期還款。 可是，在參觀、采訪中國各地的市級融資平台的時候，我們發現，官員看起來並不擔心。他們說他們只是依照北京的指示「保增長」，而中央政府必然會出手救助他們。 他們的自滿也許不無道理。北京擁有超過三萬億外匯儲備，當然有資本拯救地方政府，而且過往就曾經這樣做。1990年代晚期，北京成立了一些資產管理公司幫助中國的主要銀行清除堆積如山的壞賬。 但是，在全球經濟蕭條的情況下，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它需要國內經濟的方方面面都運作良好，以避免出現嚴重的衰退。在2008年，基建熱潮使經濟免於出口崩潰的影響。現在北京的彈葯少了一些。通脹的水平高得令人不安，向經濟體注入更多的錢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 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曾經預測，全球經濟衰退將在中國引發「硬著陸」，導致國內生產總值下跌至遠低於8%，這是人們視為能夠保證創造就業機會、以及跟上都市化移民步伐的最低標准。 嚴重的經濟衰退會讓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資來源–賣地收益大幅削減，並使得它們的債務負擔更加岌岌可危。 樓市泡沫化 在成都，陳軍在他辦公室里的沙發上倚坐著，滿臉微笑、從容不迫的承認，成都在承擔修建該市的滑鐵盧火車站的開支上有困難。 他說：「我們至今還沒能在帳目上體現出在成都鐵路的投資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接下來，當許多債項到期的時候，我們在償還方面可能會有困難。」 2010年底，成都交通投資集團負債189億元，它的資產值為117億元。 然而陳軍一點都不擔心，他認為他能解決問題，用的是一個中國各地都採用的辦法：房地產。身為該市另外六家公司的主席，他打算在滑鐵盧等的火車站周邊興建大型住宅和商業項目，資金當然都是借來的。 【原文配圖 4/9 2011年9月30日，成都東站概覽 站。圖片來源：Credit: REUTERS/Stringer】 這個構想的問題在於，北京已採取日益緊急的措施制止投機性房地產熱潮，並下令國有銀行減少借貸。去年，國內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遠較發達經濟體的比例為高。這些投資當中有許多都投入到樓市和基建發展。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的報告，在2008年底展開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划，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大幅增加之前，中國的債務總額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159％。 地方政府長久以來就不得不開拓其他收入來源，以補充他們在國家稅收當中可以得到的微薄份額。北京控制著大部分稅收收入，以免當地官員揮霍金錢，這也是在貧窮和富裕省份之間進行財富再分配的一種方式。 於是，地方政府通過售賣樓宇、徵收物業稅、或者借錢來籌集資金。可是，他們不能以政府實體的身份直接向銀行借錢，於是融資平台就大行其道了。 地方政府官員熱衷於保持樓價高企，因為這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房地產信息公司估計，去年地方政府的收入有40%來自售賣土地。地方政府也時常用土地來作為融資平台的擔保。 結果在全中國，出現了以大量銀行貸款作為資金的建築熱潮，而地方政府則熱切期望用作銀行貸款擔保的土地價格保持高企，盡管北京試圖將之壓低。 經濟學家亞瑟克羅伯（Arthur Kroeber）說，「根本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有很多基建、社會服務的開支任務，可是卻沒有足夠的經常性收入來支付這些開支。」 【原文配圖 5/9 2011年3月2日，工人們在天津外圍的濱海經濟開發區的一個工地上貼宣傳畫。圖片來源：REUTERS/David Gray/Files】 桥梁融资 武漢，中部湖北省的首府，名列中國「四大火爐」城市之一，在夏天時氣溫可以高達攝氏40度。其在長江和漢江的交集的戰略位置，使得該市成為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並在過去三年緊鑼密鼓地建設橋梁，鐵路和高速公路。 截至2010年九月為止，武漢市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就是專為這些基建提供資金而成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拿出了685億元的銀行貸款，一個遠遠超出其1.48億人民幣的運作現金流的數字。 也許因為如此，武漢市的官員找到了一個創新、但不受歡迎的辦法為他們在已有七座大橋的世界第三大河——長江之上修建的另外三座新大橋埋單。 除了一般的過橋費收入，武漢還要求有車的居民每個月至少有十八天要使用那些新橋，來回收費十六元人民幣。 擁有九百八十萬人口的武漢市從大型國有銀行融資，目前正在擴充其地鐵系統，到2017年會增加21.5萬公里的軌道。一如其他城市，武漢依靠賣地收入來爭取貸款。該市的土地管理局說，盡管房屋建設計划已經如雨後春筍，目前用作興建高端住宅物業的土地價格是每平方米11,635元，和2004年時的價錢相比，升幅還是超過了一倍。 鑒於這個原因，投資銀行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把武漢稱為中國「十大需要迴避[投資]的城市」之一，瑞銀在今年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且不說數以萬計正在興建的住宅單位，武漢市要賣出所有現存的住宅單位也需要八年時間。 武漢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是市內規模最大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有16,000名雇員，擁有1,200億元的資產。 盡管陷於債務危機，該平台的傳媒辦公室副總裁沈志忠（音）說他的公司不應該因為赤字�濫而受到指責。 沈說：「我們做的都是政府決定的事。沒有一個項目是我們自己的。」 他又補充說，詢問他的公司武漢市怎樣清還債務是「不科學的」。「我們就像運動員，而不是教練或者裁判。你怎能向運動員問一些只有教練或者裁判才知道答案的問題？」 在興建了那些早幾年中國說有迫切需要的道路、鐵道和大橋之後，融資平台對成為金融體系中債台高築的替罪羊感到忿忿不平。 【原文配圖 6/9 2011年3月6日，一名工人湖北襄陽的拆遷工地上拆房子。圖片來源：REUTERS/Stringe 】 不用担心 成都和武漢的官員堅持他們的帳目良好，問題出在其他地方。 曾明友（音），成都的經濟規划部門的負責人，說雖然債務是越積越多，但成都市是在控制開支和管理風險。 他說：「重要的是，我們准備了控制風險的措施。和其它城市相比，成都有很好的控制措施。」 曾說，大約三年前，成都市政府在發現了一些在沒有交通流量的地方興建跨越農地的高速公路之後，就開始遏制市內的融資平台。 他還說，成都市已經停止用土地作為基建貸款的抵押。「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都拿來作貸款抵押。所有土地都會有用光的一天。所以我們現在的焦點放到了可持續發展。」 而在武漢，中國銀行監管機構武漢分部的新聞媒體辦公室副主任謝作槐（音）同樣表示，說到債務管理，武漢市堪作典範。 在點起香煙然後又在滿溢的煙灰缸里把它弄熄的當兒，他說：「在落實北京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的指令方面，武漢是個模範城市。」他又補充說：「我有信心中央政府能管理好危機。」 這一說法呼應了許多人的想法：地方政府有需要的話，北京是會出手相救的。 任何大到足以動搖各大銀行或打擊政府財政的違約風波不僅會影響中國的經濟，也會波及全球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 依據銀行賬目的穩健程度，這種風險現在看來不大。銀行體系的壞賬覆蓋率從2008年年底的80%以及2009年年底的155%增加至2010年年底的218%。 盡管財庫是較以前穩固了，北京、武漢、成都的銀行總裁卻都說，除非地方政府能夠提供利潤保證或者涉及金額過高、放棄的代價太大，他們已經完全停止向有關方面批出貸款。 一位自稱因為沒有得到授權評論事態而不願意具名的一家北京中等銀行的高級行政人員說：「目前，多數銀行都終止向地方政府的融資公司提供貸款。」 城市和融資平台本身都說，獲得信貸的難度加大了。 成都交通投資集團的陳軍說：「現在銀行要看到的是一個清晰的收入來源，為大型項目如高速公路和鐵道申請貸款越來越難獲得批核了。」 因為這個緣故，成都交通投資集團成了市內最大的加油站營運商之一。陳軍說，至今為止，他在向銀行取得貸款以開辦新油站的嘗試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原文配圖 7/9 2011年8月9日 北京，在雷雨中一道閃電劈下 圖片來源：REUTERS/Soo Hoo Zheyang/Files 】 影子銀行 因為地方官員需要保持轄下地區的經濟活動的活躍，這些項目才能夠增加就業和推動增長，這也是他們獲得共產黨肯定政績的主要途徑。當貸款的水龍頭被關上以遏抑泡沫化的樓價時，地方官員便得面對住宅項目被叫停的局面。 於是，「影子銀行家」應運而生。這些「影子銀行家」是地下放貸人以及信託公司，他們向不符合資格從其他途徑借得貸款的個人或公司提供信貸。然後，他們把貸款細分，轉為投資組合，就像過去十年中大部分時間美國銀行處理次按貸款的做法。 瑞信估計中國非正式借貸的金額多達四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正式銀行借貸的8%。這些每年增幅為50%的貸款，利息最高可達70%。 到現在為止，影子銀行家今年向地產發展商借出了2080億人民幣，和正式銀行的2110億元人民幣借貸金額不相上下。分析員說，風險在於，這些貸款期限短，利率高的特性讓財務穩健的發展商也不能免於流動資金危機。 正規銀行已經把部份高風險的貸款從資產負債表轉移給了影子銀行產業。其結果是，就正如惠譽國際評級（Fitch Ratings）警告的那樣，借貸規模的縮減幅度既沒有像官方數據顯示的那樣大，也不如北京期望的那樣多。 分析員還說，正規銀行為了使帳目看起來好一些，也會把借貸重組和重新分類。例如，銀行會把地方政府的借貸歸類為企業借貸，這一類別的借貸需要預留的撥備較少，從而令他們的季度盈利增加。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告，銀行計划把2萬8千億人民幣的借貸重新歸類。 【原文配圖 8/9 2011年3月18日，北京的中心地帶，一名警察站在中國銀行的總部大門前。圖片來源：REUTERS/David Gray/Files 】 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西北大學任教，並曾就中國金融體系發表專著的史宗瀚（Victor Shih）說：「銀行不得不承認，一些不良貸款確實存在。可是，監管機構既然允許他們重組這些貸款，他們也就不想承認了。」 「有別於政府在1990年代逼使銀行承認鉅額不良貸款的做法，這一次的對策就是不承認不良貸款的存在。」 這一種安排看來適合所有人。北京想要避免金融體系不穩，在西方金融界出現危機時，這種想法尤其明顯；而官員則想在明年秋天至為關鍵的共產黨黨大會舉行之前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人們相信，屆時黨的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會把國家的最高權力移交到年青一代的領導手上，這些未來領導以獲策立為下一任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馬首是瞻。 至於本屆中共領導會不會把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機也一並移交給習近平則尚待觀察。 【原文配圖 9/9 2011年8月11日，北京，中國建設銀行門前的石獅。圖片來源：REUTERS/Jason Lee/Files 】 相关阅读： 《金融时报》博客 中国不翼而飞的一万一千亿元银行存款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