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一个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2010-10-29 来源：南风窗 特约记者 李 威       进入10月份，四季度国内经济是否探底、是否出现高通胀等等话题已备受争议，经济学家们的判断大相径庭。相比于前三个季度，第四季度的经济形势似乎更加复杂。 　　周星辉并不关心这些，与浙江很多小老板一样，他正在为自己公司的生存而战，“去年公司曾关门歇业，今年终于喘了一小口气。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说不好哪一天就熬不过去了。” 　　眼下，周星辉只是觉得客户缩减、原材料涨价、人力成本飙升等等企业面临的问题集中爆发，使得他几无招架之力，“有时候就有这种可悲的念头，熬过了有生以来最苦的2009年，但可能熬不过今年。” 　　 　　订单争夺战 　　“订单就是企业的命根子，如果今天我跑单稍有松懈，明天企业就可能被抛出市场。”周星辉这样说，他近一个月都在忙的事情是：为公司第二波生产抢夺订单。 　　周星辉和妻子于1995年创办了这家机车部件公司，向金华、永康等地大大小小近10家国内电动车企业提供配件，是典型的制造型小企业。尽管盘子小，不过公司的规模和实力已居本市同行业之首，周星辉在本地也小有名气。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电动车行业在去年初遭受重击，尽管今年开始逐渐复苏，但行业形势大不如从前，而浙江地区有无数仍处于半饥饿状态的配件商，机车部件公司想保持第一季度的订单数目压力很大。 　　所以，老将只得亲自出马。“公司有很多业务员，但在当下的非常时期，为了不让订单下降，我必须亲自跑客户。毕竟有很多电动车厂家最早是我接触认识的，做几年生意，都是老关系了。此外，有关价格等方面的谈判，我也能做主。”周星辉说。所以，他天天驾车往返于客户和公司之间。有时候，由于路程较远，一出去就是两三天。 　　忙碌一个多月，较一季度订单数并未下降，但比往年同期仍缩减1/3，而且为了争取更多的订单，每个坐垫价格较上季度下调了10%，但周星辉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因为很多配件商接下来要直面“无米下炊”，而他的公司还能以微利勉强维持。 　　虽然得到了订单，但是周星辉的公司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各种不断上涨的成本。 　　周星辉一一分析，其中造成成本上升最大的一部分是原材料涨价。公司生产坐垫的原材料是一种精细化工原料，主要靠进口。自2008年开始，这种化工原料就一直在涨价，2008年每吨1万元左右（除特别注明外单位均为人民币），到2009年每吨就涨到了1.4万元左右，现在每吨1.6万元左右，3年涨幅高达60%。 　　在原材料高企，坐垫价格不升反降的形势下，周星辉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规模求利润，但他又遇到人力成本。2009年初，因无订单，周星辉曾将公司暂时关停了几个月，后来市场复苏，公司重新开张，周星辉将订单接回，但已找不到熟练工人，“用工荒”一度让他一筹莫展。最终几经波折终于又拉起了一班人马，但这时他发现，应聘者的工资要求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比如一个熟练技工，原先月工资是1000元底薪加计件提成，后来者要求非底薪1300加计件提成不干。仅工资一项，公司每月比之前多支出近5万元。” 　　此外，近两年水电煤气费也一直在涨，周星辉说：“幸亏我的厂房用地是从村委承包过来的，不然企业真要涨死了。” 　　 　　政策“生死线” 　　除掉订单，周星辉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电动车新国标的制定，他说这条政策事关公司生死，“新国标可以左右电动车行业的兴衰，甚至可以决定我们这类小配件商的生死”。 　　此话并非危言耸听，2009年10月，国家曾出台“电摩新国标”，由此引起了电动车市场的年底大震荡。周星辉供货的电动车厂销量锐减，行业内一时风声鹤唳。周星辉一度陷入绝望：“由于账款收付周期，最惨的不是电动车厂，而是我们这些小配件商。当时就想，坏了，大概又要像2009年初那样关门停业了。” 幸好后来相关条文暂缓执行，行业很快恢复了正常。而且不仅仅有惊无险，周星辉的公司很快有了恢复元气的机会。 　　今年3月份，国务院批准10个省份“电动车下乡”，机车部件公司的一家大客户电动车厂连续中标，订单大增。大河流水小河满，公司也跟着打了个翻身仗。尽管由此喘过气来，周星辉并没有太多的欣喜，这让他想起了慈溪县冰箱业的遭遇，慈溪以冰箱业闻名，金融危机时，全县有近40家冰箱厂。2009年初，国家推行家电下乡政策，慈溪有10家冰箱厂中标，但现在，慈溪只剩下15家冰箱厂，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标企业就将大部分冰箱厂竞争出局。“电动车下乡带来的后果应和此一样，对国家来说是好事，叫做遏制产能过剩，促进产业升级，对很多小企业来说则是灭顶之灾。” 　　做了10来年的小老板，今年又经历了两次产业政策的洗礼，周星辉一肚子苦水：“很多人都说小企业与政策离得远，其实准确地说小企业就是吃政策饭的，一条产业政策真的可以让千万中小企业或生或死。” 　　周星辉说，目前机车部件公司的税负较重，将各项税收加起来，企业税负率能达到6%。此外，还有不少行政性收费，所以，他非常盼望“减负”，只是，近来密集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他只受惠了一点。“只有增值税改革对我们有一些影响，但有比没有强，减一点是一点。” 　　 　　现金流危情 　　“缺钱”一直被公认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头号大敌。如周星辉这样的公司，每次购货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周转，但他却表示，目前企业的主要难题不是“筹资”，而是如何应付越来越吃紧的现金流。 　　周星辉介绍，经过10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积累了不少资金。如果上下游业务运作正常，现有资金足够用来周转，无需向银行贷款。真正让他头疼的是现金回流越来越难，在上下游业务往来中，机车部件公司和上下游公司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账款周转关系：电动车厂一般收货3个月后给机车部件公司打货款，而机车部件公司购买原材料则必须现货现款。 　　“这种模式将公司的周转空间压缩得很小，但只要按照正常运作，货进货出，付账收款，公司就不会有麻烦。怕的是产业链条的断裂，现在的情况就有些不正常，有一半的客户没有按时打款，其中大一些的客户有时会拖个一月半月才付款。小一些的客户都说电动车下乡让大电动车厂把市场抢去很多，销量差，没钱给。没现金，就没法在合理的价位订购原材料，这反过来增加了公司成本。此外，还有工人工资、水电费等等开支都需要现钱。为这事，我都急死了，现在连跑订单带催款。”周星辉说。他正祈祷不要出现三角债式的坏账，因为前不久本市一个同行出现了大笔坏账，连续几个月没钱发工资，工人们揭竿而起，最后闹到法院，公司老板被勒令限期结工资，不然就要拍卖资产。 　　虽然目前在当地出现类似情况的公司很少，但周星辉认为小企业现金流的吃紧程度比表面上严重得多：“我身边很多小公司的老板赚到一笔钱，嫌制造业的利润太低，前几年开始投资房地产、炒股，现在在我们这边，外商来投资，连建工厂的地都没了，地早被老板们用以建工厂为名圈走了，实际上他们在搞房地产。房地产很需要资金支撑，加上这两年房市和股市都不好，很多人都赔了不少，他们公司的现金流能好吗？” 　　 　　群体性困境 　　一个小企业的境况，就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群体的缩影。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曾宪奎表示，正如上面的小企业情况，现在中小企业整体生存环境恶化，进退两难。从市场方面来看，目前中小企业从事的领域有限，业务大量雷同。而内外市场转好看起来还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以后国外政府也会对中国企业实行越来越苛刻的反倾销政策。在成本方面，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增加有目共睹，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减少，新《劳动法》的实施以及工人自身福利意识的觉醒，成本增加是必然趋势。在资金方面，由于市场疲软，竞争较以往激烈，很多小企业不得不降低利润，尽己所能投资扩产，以量求单，以量博利。而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很差，99%的企业都是自筹资金。由此，小企业现金流压力增大，而融资很难，一旦产业链稍有波动，很可能破产。 　　“重要的是，企业要意识到，低成本、大市场的景象很难重现，企业要么固守行业，参与行业竞争，等待行业调整，要么就是转型。”曾宪奎表示，“而就项目、资金等情况来看，中小企业转型的条件并不完备。” 　　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转型最难的是无项目可“转”，正如周星辉所言，满眼都是作坊式的小工厂项目，转了还是一样没出路。目前，国内钢铁、煤炭、石化等主要行业均以国企为主，民企多集中在轻工业、高科技行业。另一个是资金问题，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目前国内贷款机构以银行为主，对银行来说，中小企业业务风险高、收益少，所以这种融资环境决定了中小企业融资难。曾宪奎说：“今年上半年很多银行都开办了中小企业业务，政策压力应该是其主要动力，而且得到贷款的大多是中型企业中的佼佼者，大部分中小企业仍贷不到款。” 　　为解决中小企业转型问题，曾宪奎认为，首先国家适当开放垄断行业，让中小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或者与国企形成产业链条共同协同发展。其次放活民间金融，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让中小企业通过小额贷款公司等等途径筹集到发展的资本。目前国家已经开始从这两方面着手，如9月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提到，“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改制和改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5月份颁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进一步拓宽民资进入领域，鼓励民资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等等领域。 　　“应该说2008年以来，中央在努力为中小企业减负，有次序地调整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主要行业的关系，政策都是好政策，但能多大程度上改善中小企业的现状还有待观察。”曾宪奎表示，“很多政策还需细化，比如‘新36条’缺乏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此外，如减负、民资进入国企改革等，牵涉的利益更广泛，实施起来恐怕难度很大。”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必定二次探底。”关于原因，他如此解释，目前国外经济形势并未好转，中国的投资金融环境恶化和产能过剩两大经济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全国有很多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大量的基础建设并不能缓解产能过剩的现象，并且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产能过剩。“可以想象，刚喘过气来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又一波严峻的考验。”

     杨连宁：把狗当成了狼的郎咸平！  ——参见《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0月版 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论”，把国际市场商战解读为“西方阴谋陷阱”。大家听听故事演绎可以，当真了不行。为什么？因为不但“新帝国主义”不是狼而是狗，就连老帝国主义也是狗不是狼——你千万别把狗当成了狼，自我模拟出假想敌来，重犯我们1840年以来的错误！资本的天性历来如此：它是觅食的狗，不是吃人的狼。帝国主义也历来如此：它非敌非友，既不是来援助你的，也不是来掠夺你的。它要利己，就得利人，拉你跟它一起逐利市场，趋利避害。郎咸平像个夸张的父母，一味大叫“狼来了！”教孩子以狗为敌，教孩子见狗就夺路而逃或防卫过当。结果呢？觅食的狗误以为你要攻击它而自卫，条件反射的你更加激烈地自卫——意外伤害就这样发生了——本是人类朋友的狗，就这样变成了孩子假想的狼。中国人当年跟帝国主义打的仗，八成都是这么打起来的。 想必你常见奶奶或妈妈“打地哄孩子”——小孩摔倒了哇哇大哭，大人拍打地面说“都是地坏，绊倒了我们家宝宝！”——我们不是教孩子自我反省与矫正，而是全部责怪或迁怒于外部——什么叫缺乏内省的自觉？这就是。你看咱对近代史的解读，明明是一部变着法子抗拒外来文明的失败历史，却没有一点反省与追悔，一味地责怪与迁怒帝国主义欺负咱。当事人李鸿章，都承认咱们挨打是由于“每一次对外构衅”呢！我读近代史的感受是：落后不会挨打，落后还要胡挑衅才会挨打！什么叫胡挑衅？就是想推翻普世规则，也就是把狗当成了狼来防、来打。 古来各国，谁都经商，只有资本主义来到世间，才彻底改变了人类攫取财富的游戏规则。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出世，是人类的一大创造，一大文明。什么创造？依赖和平的理性企业获利，而不再依赖暴力获利的创造。什么文明？“金钱取代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恩格斯语）的文明。地球人都在搞“合理的利己主义”——唯利是图，资本主义尤甚。帝国主义来叩中国大门，其实非友非敌，全为寻生计赚钱，要拉你下海，“加入国际大循环”。怎么办？拿好酒还是掏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按这种幼稚思维，我们就左右为难。我们今天已能跳出非友即敌的判断，看清帝国主义的天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1840年以来我们似乎一直看不清、似乎一直懵懂。 我一直劝学生蛮可以放下心来，不必怀疑西方对华政策的核心是恶意的而不是善意的。西方不愿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混乱的失败国家。为什么？因为谁都无法从中获益。西方需要一个统一、富裕、稳定、健康的中国，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因为谁都能够从中获益。为什么西方会有此趋利避害的选择？因为“中国如果乱了，难民不是几十万几十万，而是几百万几百万地往外跑，谁能接收？”（邓小平语）所以，大家蛮可以放下心来，不必怀疑西方对华政策的善意。所谓善意，是指这世上也没有谁要反对中国谋利，反对中国富强，反对中国崛起。 我说这世上没有谁要反对中国崛起，你可能不同意，可能反驳我：胡说！西方大国就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也对——你换位一想就能想通：没有哪个国家，会盼着别国超过自己，对吧？就像自己，一心要赶超西方，不是吗？盼着别人超过自己的，也有，那是爹盼儿子。但也不能据此就说，西方不允许中国谋利，不喜欢中国富强；刻意要中国亏蚀，就希望中国贫弱。不能这么说，是因为言不符实、事与愿违；事实是：30年来是西方助推了中国的富强，而不是相反。谢国忠的原话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就是靠和美国人的配合，美国人那边花钱，我们帮他们造东西。我们赚钱以后，建设基础设施，再搞点房地产，放大了需求。” 有的孩子是“人来疯”，有的孩子是“人来怯”，也有孩子是“人来惊”。同是老师，但愿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论”别把孩子教成了“人来惊”。历史上日本人有过“黑船恐惧”，中国人有过“鬼子恐惧”，大概就属于“人来惊”——我喜欢教孩子当“人来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认为哪怕与狼共舞，也能锻炼孩子，何况中国人身边全都是狗，很少能见到狼了——想与狼共舞，得买门票进动物园。而动物园里的狼，早已驯化的连我家这条有点野性的狗都不如了！北朝鲜就像把狗假想成狼的孩子。“狼来了”喊多了，大伙早已对他失去了信任。在我看来，美日韩三国，哪个也不像是要一口撕了他的狼或疯狗，可他就是怕的要死，谁劝都不听；就像咱当年，拿美帝当纸老虎，天天唱打虎上山，谁都劝不住，非要拼出个你死我活来。朝鲜今天摆弄原子弹吓人，该不是跟咱学的吧？咱早已不再摆弄那危险玩意儿了。要是朝鲜在有样学样，说真的，咱还觉得有点对不住这邻居呢。  

温家宝的“天鹅之歌” 芦笛 近半年来，温家宝作了一系列号召政治改革的讲话，引起了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有谓这是中共行将发动全面政治改革的先兆，有谓这表明了胡温发生了分裂，有谓这不过是温家宝作秀，还有人将温家宝与赵紫阳相比，甚至说温的讲话提示中共有可能又一次发生生死决斗。 的确，温有些话说得非常尖锐，例如8月21日，他在深圳这么说： “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这听上去根本不像对下级的指示，更像是对党内的“停滞派与倒退派”的强烈警告，连“死路一条”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似乎还通报人民，与这些人的斗争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因此“不能有丝毫的动摇”，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悲壮感。这世上，也只有余杰那种只会亮膘、鼓“嘎几肉”（典出《红灯记》）、抛档案、胸无点墨、更无星点见识的“中国影丑”，才会以为温家宝说这些话不过是为了作秀，或是为了欺骗人民。 在先前的讲话中，温家宝还给出了政治改革纲领： “政治体制改革概括起来应该注重解决四方面问题：第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第二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第三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我不记得赵紫阳当政时曾经有过类似表示，倒是记得他的“新权威主义”。光从文明觉悟水平来看，温家宝远远超过了赵紫阳。窃以为，以这点而论，将温与赵相比未必合适。当然，如下文要说的，两人面临的政治局势完全不同。 这只是提出了努力方向，那么，该怎么实现这些目标呢？对民主化，温家宝开出的方子是：“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 这完全是大而无当的屁话。中国人理解的民主只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的“游民民主”，也就是杀富济贫，剥夺一切反对者的基本权利，建立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一元化天堂。它构成了传统中国的隐形文明的主要内涵，因此最得草根民众的拥护，也是海外“民运”匪类的奋斗目标。另一种则是传统的“君王为民作主”，它构成了传统中国的显性文明价值观，然而因为庞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即使是明君当国，也基本没有实作可能。 很明显，温家宝要实行的民主，只可能是传统明君“为民做主”。然而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中共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通过列宁式政党领导的暴力革命抢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和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无情消灭了一切反对势力，铲除了所有民间社会，因而首次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毫无制约的巨无霸式的官僚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帝王式“为民做主”完全失去了操作可能，党魁更无足够的权力与权威去发动全面的政治改革。连开国君主毛泽东都斗不过官僚集团，第四代领导核心即使同心同德，又有什么能耐去压服那多头凶龙？温氏也不用费心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了，只需停止“创造条件严禁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阿弥陀佛，功德无量了。在他当政期间，哪怕能办到解除对网络的政治管制与封锁这么一件实事，恐怕也就足以青史留名了。 第二个改革目标国家法治化又该怎么实现呢？仍然是“绝对正确的屁话”。去年12月，温氏在与政法大学师生会谈时鼓吹“法比天大”： “‘法治天下’就是法比天大。我把它演绎一下：法大于天，法治天下。这是很形象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抓住了法治精神的核心。这就是：第一，宪法和法律的尊严高于一切。第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第四，立法要发扬民主，法律要在群众中宣传普及。第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有法不依，不如无法。” 法不需比天大，只需比党大就够了。连白痴都知道，“天”是无从落实的形而上存在，法到底是比天大还是比天小，根本就无从衡量，还不是随他怎么说，但是否比党大可是再实在不过，任何人一望即知。法治与党治不相容，拥护党天下的政客没脸谈“法治天下”。如果司法不从党的控制下独立出来，那么温氏说的那四条就一条也不可能做到，全都是大而无当的漂亮屁话。别的不用说，刘晓波给判了11年，到底是法的意思，还是党的意思？写了几篇呼唤政改的文章在国外发表就能获罪，“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何在？呸呸！ 第三个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温氏的方子是：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首先是教育，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公平就是为人人提供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中国将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其次是医疗，医疗涉及每个人的健康，中国决定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第三是社会保障，中国国家太大，人口太多，需要逐步提高水平。” “为了缓解收入不平衡的状况，中国将采取多种措施，在一次分配中提高职工收入的比重；在二次分配中，政府财政支出更多向弱势群体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倾斜。” “所有这些工作都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在逐项落实。只有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能体现这个社会应有的价值，才能让人民得到幸福和尊严。” 在与政法大学师生座谈时，他还提出要实现司法公平： “立法须公，执法须平。公平正义在法律上是最为重要的，它的反面就是徇私枉法。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必须做到这个要求。” 在我看来，前两个改革目标都是大而无当的屁话。温家宝即使当上了党魁，也没那本事做到。司法公平也是屁话──上面已经说过了，党天下不打破，奢谈 “司法公平”完全是对国人智力的放肆嘲弄。倒是在改善收入不公的丑恶现状上，温氏还有点努力的可能，那就是在一次二次分配中提高弱势群体（也就是据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工农大众）的收入，以及国家对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温氏若能在这方面做点扎扎实实的工作，那也就不枉他当一场总理了。做到这点，比效法诗人狂呼“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要有意义得多。 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温氏既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政治家良心（如果政治家还能有良心的话。一般而言，无论东西方的政客，都是良心泯灭的异类──君不见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至今拒绝为发动侵伊战争、把全世界拖入灾难道歉？因此，此话重在其定语，也就是将那“良心”严格限制于“政治家”这种amoral or immoral creatures中，是一个相对用语）。他毕竟看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才是威胁中国稳定的最大问题：“我们懂得，如果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那注定它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不会是稳定的。”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看到了，又如何？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真正的社会公平，是效法西方，在全社会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但这与党天下不相容。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一切领域里实行世袭制，但once again，党是万恶之源，这问题同样是党天下造成的，而上面已经说过了，温氏即使有心，也绝对无胆无力拆毁党天下。真要拆毁了，则立即天下大乱，谁也不会从中获益，哪怕是“民运”匪类也如此。列宁斯大林的发明的恶毒处是它的自锁性，谁胆敢去拆毁它，它就要爆炸。温氏比较现实的目标，还是上面说的那些，充分发挥他的总理职能，在分配与社会福利上尽可能为弱势“领导阶级”做点好事，其余空话大话屁话，一概不必多说了。 第四个政改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要让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都能享受幸福和尊严”。此乃马克思的谵语，记得他多次重复过，无非是“共产主义天堂”（我记得那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同义语）一类热昏梦话。惟其如此，它永远只能是大而无当的口号，谁也无法制定实现这远大理想的具体操作步骤，正常人将之视为精神病院中发出的噪音即可。 温家宝为何要说这些话？真是如某些人揣测的那样，是代表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大搏斗”么？我看未必。 虽然中共至今忠实保留了黑社会诡秘运作的优良传统，乃是世上封闭最严密的黑箱，但大致情况不难以常智推知。窃以为，如今的中国比不得80年代，党内根本没有什么改革派。阿温与兰博也差不多，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实在谈不上什么“派”。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教导我们：“一说到派，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了。”小胡还有个团派，小习是太子党，阿温的死党在哪里？ 那位说了，你怎么知道温氏的发言不代表那些人？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如今的中国跟80年代不同，不再是当年的穷棒子了，因此改革也就丧失了动力，跟俄罗斯一模一样。两国人民不满现状，都是物质匮乏引起的。这个问题一解决，尤其是识字分子的日子极大地改善之后，改革的动力也就丧失了。不管喜欢不喜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国情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广大的识字分子对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毫无兴趣，认定那是只能使得国家解体的祸祟。所谓“民主派”只是一群被大众唾弃的“崇洋媚外的汉奸国贼”。这情形与俄罗斯高度相似。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没有可能形成具有足够规模的改革派，温氏的改革纲领根本就缺乏民意基础，盖民意总是以识字分子为代表的。 即使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同温的改革纲领，那也无济于事。任何社会改革都只能从上到下地推行，哪怕是革命带来的社会改革也如此，自下而上的革命只能夺取政权，社会改革从来是由政府动用暴力权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因此，中共要推行改革，前提是中央必须有足够的权威，能压服既得利益集团反抗，强制推行有害于他们的利益的政策。60年的党天下，使得党官僚成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权威逐代递减又使得中央权威极度弱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伤害党官僚利益的政策出台，都会被那些人扭曲得面目全非，使得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秦晖教授说的“尺蠖效应”。赵紫阳在临终遗言中说，只有老邓才有推行政改的实力，连他都不行，因为“我没有实力”。老邓死后，中国便“没治了”。窃以为，这是深谙国情民俗的观察。 明白了这一基本现状，似乎可以相当安全地断言，在我党领导下，没有什么实质性政改发生的余地，大家可以死心了。中国之所以落到这无法脱出的困境中，全靠过往百年的“不断革命”，每次革命都造出了一个权力空前的官僚集团，越发强化了中国固有的官僚社会特点。待到毛共革命成功后，便造出了一个官僚集团的铜墙铁壁，那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既然如此，温总理为何还要发动“一人十字军圣战”涅？窃以为，他大概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现中央唯一一个尚有政治信念的政客，或曰“非犬儒”。目前中央内部大概“停滞派与倒退派”气焰嚣张，而他又不能坐视千疮百孔的漏船被那些人搞翻，于是便出来大声疾呼，算是对历史做个交代。这与赵紫阳当年跑到广场上去老泪纵横的发生原理差不多。区别只在于他冒的风险要小到不可胜计──如今为所欲为的大佬们全都死光（“养猪大似象，耗子已死完”），中央已经弱化到只有靠“经济案件”才能做翻政敌的地步了。阿温到处嚷嚷并不会为他招来大难。有分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既然没有祸，何不趁机说？ 的确，阿温届满下台后，未来的当国者恐怕全都是毫无政治信念、毫无历史责任感、毫无良知节操、只知唯利是图、唯权是保的“犬儒”们了。阿温这番聒噪，应该是中国最后一个政治家（亦即有信念的政客）的天鹅之歌。 惟其如此，阿温这番聒噪才带有某种历史悲剧感，只可惜他没看出，真正的危机不在党外而在党内，所开的方子没有一条对症。“停滞派”倒不可怕，真正对党构成威胁的，乃是“倒退派”，也就是试图把时钟倒拨回毛时代的毛左们。最可怕的是，这些人一旦获得枪杆子的支持，那中国必然被投入难以想像的大难。 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提醒党中央了，按毛泽东的观点，敬爱的党中央乃是他要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其永远不得翻身的走资派集团。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外交内政中推行的每一个政策，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耻背叛。全国人民蒙受了足足十年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对此早就烂熟于心，连文盲都能看出来。指望那一页能轻易翻过去，大众把伟大领袖的伟大教导在旦夕间忘记得干干净净，完全是掩耳盗铃，痴人说梦。 更何况在党天下中发动的单纯经济改革造出了一个病态社会，积累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形成了每日每时大量自发产生毛主义分子的天然温床，使得毛泽东思想那至高无上的游民文化经典获得了无比强大的感召力，使得社会底层的知青们越来越感到伟大领袖当年发动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何等的高瞻远瞩。这还不光是国内浅薄知青的感觉，就连所谓“民运” 诸匪首如王希哲、胡安宁（很可能包括他的特务上司“摄政王”与“童贯）、严家其等活化石也是这么看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必须看到，从全党的利益来看，毛泽东是现政权的最可怕最致命的死敌。未来中国不爆发暴力革命则已，一旦爆发，绝对只会是毛式革命。若是某个军内野心家打着毛的旗帜起事，推翻了现政权，那就是穷棒子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杀富济贫，“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上去滚一滚”，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时候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到时党中央内无论是改革派（假定它确实存在，which I seriously doubt），停滞派还是倒退派，一律统统授首。翻了身的革命群众讲究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岂会有那耐心一一甄别侬格主张是什么？因此，作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权势集团，我党在这点上的生死祸福是共同的。 若是党中央不是惊天动地的愚蠢，则早在80年代就该看到，改革（＝走资）与崇毛不兼容，开放（＝投降）与仇外不相容。只有惊天动地的白痴如敬爱的党中央者，才会专干对自己的脚背放枪的蠢事，一边把毛捧到天上去，一边请资本家加入“工人阶级先锋队”；一边请外国资本家长驱直入，实行规模远远超过晚清与民国总和的“经济侵略”，一边煽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仇外宣传，至今还在纵容郎咸平、宋鸿兵那些小白制造散布危言耸听的“货币战争”政治谣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把自己做成阶级和民族的叛徒。 正是这些愚昧绝伦的运作，才使得如今毛左获得了空前气候。在这种情况下，敬爱的党中央还不知死活，至今拎勿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知道民主派在民众中毫无号召力，根本不可能对政权构成实际威胁，反而去把刘晓波那种百无一害的书生抓起来，一面还要坚持在宪法总纲中，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并列为全民指导思想，使得走资党永远没有整肃毛左的理论依据，对那群真正威胁政权的祸国分子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而那些人的鼓噪越来越得到军内鹰派的呼应，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秀才造反，三万年不成，而枪杆子若造起反来，那在现代条件下，三天也就够了。 因此，温总理真要有点政治智慧，就该看出轻重缓急何在。首先是要实行军队的国家化。即使做不到这点，起码也得实现军队的中立化，亦即去政治化。党中央可以分派，军队万万不能分派。党中央大员可以有不同政见，军队绝对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更不得对媒体公开发表谈话，妄言国事。 可怕而又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党中央内部政见分歧，大众不得而知，军队内部的政见分歧反倒家喻户晓。前两天某军头出来言之凿凿指控另一军头是美帝代表，那发送的信息令人不寒而栗──若是他们动用核武器来解决彼此的政见分歧，中国人民还有活路么？不拆毁这个安放在每个公民屁股下不知何时爆炸的核地雷，每个中国人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党口口声声维稳，把“安定团结”当成重中之重，为何对此爆炸性乱源视而不见？代表政治局向媒体发布中共对美核战略的野心军人朱成虎为何至今逍遥法外？莫非党已经弱化到无法指挥枪的恐怖地步了么？ 第二个当务之急，是必须拆毁毛的神龛。这工作自有自由知识分子做，用不着我党操心。我党该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只需停止“创造条件严禁人民发言”的反动措施就够了。具体来说，即使为了我党的切身利益，当局也该放芦某一系列批毛作品入境，让广大人民群众看清毛泽东的真面目，得知毛式暴力革命绝非解决社会危机的良方。相反，它只会造出一个更加不合理万倍的等级社会来，令不合理的旧社会瞠乎其后。 第三个当务之急，乃是让党内的权力斗争法治化，程序化，公开化，制度化，使得野心家们能够以可控的合法的渠道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换言之，必须在党内引入西式民主，让各利益集团能有合法的渠道去推行自己的政见，结束动用非法手段搞掉政敌的土匪实践，从而拆除大规模内讧的自爆雷管，使得执政党不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大的潜在乱源。 第四个当务之急，乃是停止“国进民退”的反动措施，扶植保护中小型企业，以它们的兴旺来实现均富。据统计，2007年，美国中小企业产出占GDP的60%，日本则是74%，而在俄罗斯仅为17% [1] 。中国的比例不知道是多少，估计绝不会高于俄罗斯。这种反常状况应该立即改变。我党必须认识到，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只有中产阶级占了社会成员大多数的社会，才是真正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健康社会。 第五个当务之急，是尽力创造一个公民有可能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政治生态环境，将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中国，逐步赋予官方黄色工会、农会、学生会那些“花圈会”以一定的独立性，让它们逐步过渡为真正代表百姓利益的组织，以谈判桌上的交易取代街头抗争，而政府则逐渐完成从“资本家的护院家丁”到“中立超脱的仲裁者”的身份转变。 最后一个当务之急是淡化停止仇外宣传，将“背叛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对外屈膝投降，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罪名跪送给毛左的愚蠢作法。应该让广大百姓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零和博弈”一种方式，对外经济交往是平等互利的，中国受益更大。若是没有外资潮水般涌入，靠中国自力更生绝无可能获得经济起飞必须的原始资本与基本技术。离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就绝没有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 以上诸条，与阿温开出来的方子的区别是：第一，实行它们并不严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相反，它们符合全党的长远利益，乃是保权救党的最起码措施。第二，实行它们完全在我党的能力之内。因此，它们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唯一可能妨碍推行这些改革的主观因素，只会是我党惊天动地的愚蠢。因此，若是共党连这些起码改革都不采取，那可就真是没治了也。此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其奈公何！” —————————— [1] Андрей Реут: Глава “Деловой России” Борис Титов: “Мы зависли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змом и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 http://www.finiz.ru/articles/article1243452/?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