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2011年08月08日 16:41:27 　　 我的学术门派色彩并不明显   　　   　　苏小和：是的。第四个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倾向性理论的趣味或者是建构呢？比如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   　　蔡洪滨：我应该是不属于奥地利学派，我想说的是我比较推崇的一种看法，就是胡适原来写的那篇文章，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同的，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我看他的文章，我觉得怎么看都觉得这个跟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当然现在来读，当时那个时代，他们碰到的那些问题，可能具体来讲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大家想的都是怎么使这个国家发展的更好。包括文章中列举的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主义，大大小小的问题跟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一些类似。这里面有一种不同思潮的争议，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特别认同这一点呢？这里面隐含着三个弊端，第一主义是比较虚的东西，第二，如果空谈主义是比较不实际的问题，很多主义是混淆的概念，还有很多主义是被人用来做误导人们的工具。第三他认为实实在在研究一些问题，研究的问题很具体以后，大家互相之间探讨才有作用，我是非常非常认同这一点的。   　　其他大的主义我就不说了，经济学里的主义，我们学经济学的人，我不知道你学经济学是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80年代的时候都讨论经济改革，慢慢的我是自学一些经济学，也去听听课。我们学的最多的就是西方经济学流派，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是我们学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就像你学武术，先要认了门派，是武当派的少林派的，但是我后来到国外去以后发现，没有任何人谈这个东西，你去问任何一个大的经济学家说你是哪个派的，这个很荒谬的，没有人学这个东西。有没有不同的倾向，当然有，芝加哥学派倡导某一些东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在经济学界有盐水派和淡水派，芝加哥学校附近的几个学校都是淡水派，两岸的哈佛和斯坦福是盐水派，这是说说而已，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是这并不排除哈佛的大学者到斯坦福，斯坦福的大学者到哈佛，大家讨论同样的问题，同样一篇文章，大家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好像我们真是说武当派和少林派，大家不相往来，或者是说门派不同，没有办法教育。科学的发展有不同的意见，就像物理学对宇宙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意见一样，但是必须要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经济学家经常讲，外界认为经济学家天天在争吵，经济学其实内部大家认为我们不管是什么学派，大家共同的东西肯定比不共同的东西要多。现在国内，如果你现在还是说市场是不是重要，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要讨论，那就没有意义再讨论下面的问题了，只要是一个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会说计划经济好，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去讨论很多问题。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学界不同派之间的区别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宏观上，比如说刚才说的咸水派、淡水派，芝加哥学派和其他学派的一些分歧，但是这个分歧有没有呢？当然有了，比如说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传导的是芝加哥学派，一些老先生都是芝加哥学派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物。我跟一些导师们都是同事很多年，中间有一个叫德鲁塞资的人，他是比较坚定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他在芝加哥教书，我跟他聊的很多，有时候他开玩笑说你是共产党国家来的，我说你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但这不妨碍我们进行学术交流。   　　第一，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第二，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他会说今天我们的讨论很好，我从你这儿学一些东西，你从我这儿学一些东西。这个共性其实还是很多的，只是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我觉得芝加哥学派的道理，你如果这么理解非常有道理，一般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可以指出来市场有很多的缺陷。如果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学者或者是政策的制订者，市场有很多的缺陷，那么你就需要政府来弥补，芝加哥学派在我看来，你开一个药方，你要首先明确药方的成本在哪儿，政府弥补，他能不能弥补，弥补的成本是多少，他的成本是不是比原来的问题还大。你把这个定位搞清楚了以后，并不反对政府来做很多事情。所以，芝加哥学派跟其他学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并不觉得我自己会倾向于哪一个学派，如果说短期的经济调控，凯恩斯在我看来是唯一的选项，就看你怎么理解了，短期之内调控，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靠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做这个事，你只能按照这个来调。凯恩斯的理论说的很清楚，我这个理论不是为了中长期经济增长，所以你要套到中长期经济增长，肯定是用错了，时间维度不一样。英文有一个说法，你要手里拿着一个锤子，看任何东西都像钉子一样，你不能拿工具决定问题。   　　凯恩斯主义本来是用来解决短期之内经济调控，尤其是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你拿它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当然是有问题了。但是你不能说这是凯恩斯主义错了，是你自己没有用好。   　　奥地利学派我了解不多，但是这个学派应该来说在国际上现在关注度不高，很边缘。我感觉就是说了一些大问题。大家都已经知道市场的重要性，政府的干预有可能会造成危害，但是我觉得时代已经进步了好几十年。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比较极端一点的思想就是对美国社会一些极端自由主义的话，应该是差不多，把所有的问题多放在政府上，你再极端一点就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探讨的意义不大，为什么呢？一个社会都得有政府，政府的存在有它的逻辑，它的必然性，我们应该倡导说，怎么样使得政府发挥更好的、更好的健康的作用，那么从这个角度说，可能要更具体的探讨。   　　比如说中央银行，有学者说中央银行造成了很多的金融危机，有可能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反过来看，中央银行成立的历史也有将近100年吧，你去看美国，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平均五年一个小危机，十年一个大危机，成立以后是有那么几次大的危机，但是至少频率和危害来讲是小了很多，长期拉长了很多，很难简单说指出某一个央行，即使是说你认为说某一个银行的话，美国的比如说格林斯潘造成的这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央行的存在性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思考的，要是看历史事实的话，你会看的很清楚，不支持这样一个观点，不是说有的央行以后，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频繁和更恶劣，只是说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是有改进的，只不过他需要做的更好，我们从一次一次的危机里，学习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东西。     　　 经济学一直在追求一种次优选择   　　   　　苏小和：刚才你的这些表述我也是很赞同的，所以引发出我提出两个新问题。第一，我们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态势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一个方法论上的毛病，就是所谓的最优原则，其实市场经济在我看来是次优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人间的行为，不是一个天堂的行为。第二，凯恩斯的框架的提出，面对的是英美这样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有人讲中国的政府过多的运用凯恩斯的方法，实际上面对的却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之间形成了一种理论上的落差。您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蔡洪滨：你说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经济学的话，我们做所有的实验室的经济学分析，都是看次优或者是资源更差一点，我们要做一些经济学研究，比如说写一篇文章，说证明了什么东西是最优的，那这个文章是废物，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研究经济的理论出发点就是最优情况是什么，但是你要说现实就是最优情况，那你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了，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大家都是在探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偏离这种市场的最完美的情况下，这种偏离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偏离之后是不是有其他可以补救的方法？如果是最优的话，所以经济学都是关于次优或者是次优以下的问题，我们需要探索A、B、C、D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政策。这取决于你的具体的情况。   　　这样的推理，就把我们带进了你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中国的情况在我看来可能并不完全适合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你说的绝对也是正确的，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们简单的说一个中国的情况，都很难概括。你到中国走一圈，会发现情况都不一样。光华管理学院60%多的老师都是海外回来的，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管理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我跟一些年轻的老师说，你们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到各个地方多看看，看企业，看各个不同的地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但国外不一样，你到国外就发现，国外做经济学研究，没有调研这一说，我们以前国外的朋友说，你天天出去跑，他们都觉得奇怪国外经济学家没有调研这一说，为什么他们就不害怕说你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到底是哪几个方面？这里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学的分工，研究的分工已经非常细了，有专门出具数据的，有专门分析这些数据的，各个层次的分析，然后他有在学校里头做理论，这样的话，即使我做理论，我一辈子在学校里面做理论，但是我碰到一个具体的问题，我把这个很多的不同的文章和不同的研究报告拿过来，基本上我就可以掌握比较全面的事实，然后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别人已经分析出来好多的现象，我在这个现象里头挖掘，然后在自己的理论维度上，按照有意思的方向去发展。   　　中国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是我们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分工的意识，这个系统性的数据也不是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集，有了数据以后，也没有那么多的专家去分析，这只是一个区别。第二，美国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不同，在美国，假如说你研究一个政策问题，这个政策一出，联邦法案一出成为法律，各个地方都得执行，不执行的话他就会有人来告你，或者起诉你。而我们出一个经济政策，到上海是一个执行的结果，到了中西部又是另外一种，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不同的情况，一个政策下来之后，各个地方的执行结果五花八门。然后你要是说根据这样的情况，收集一个全国的数据，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你要到各地看，了解各地实际情况，你才知道你收集到的数据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要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如此，就回到你说的问题，我们从西方学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怎么结合，如果硬搬一个理论往中国一放，情况差别会非常很大，肯定出差错。就像拿了美国一个时代广场的设计图，往北京一放，你说我们这是北京建筑全部按这个画肯定是出问题的，你地基也不一样，结构也不一样，周围环境也不一样，法律体系也不一样，你当然不能拿着别人的图纸画上去，那么是不是说基于原来图纸的理论就错了，不是的，是你自己用的时候没有用好，你用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理论背后，它的逻辑在哪？它的核心思想在哪？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放在中国的情况下，这些前提条件是不是成立？如果不成立，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这个是真理论和实际结合的一个方式。如果说一个人生搬硬套把这个理论拿到中国，发现不对，说理论是错的，这个是逻辑上讲不通，你也不能说实践是错的，只是说你没有把它设想清楚。   　　比如说中国的宏观调控，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凯恩斯适合不适合中国，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是你怎么用他，需要很多具体的智慧。宏观调控的工具不一样，国外的货币政策，就是利率，在正常经济下稍微运用，市场就有很大的效应，但是在中国就不见得，中国的利率问题会引来一系列思考，比如利率要起作用的机制是不是一样？可能不一样。我们工具和人家不一样，准备金率也是，可用的手段也不一样，制度规定也不一样，而且，美国央行是完全独立的格林斯潘，我们整个决定和他的制度也不一样。所有这些东西你都要考虑进去，我们怎样去理解、怎么去分析。   　　苏小和：关于这一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你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蔡洪滨：这些我觉得没有特意的选择，做一些政策研究的题目也好、做一些调研也好，往往取决于一些机会，一些合适的机会有这样一个需求，这个问题就比较有意思，需要去做一些调研，或者是收集数据。很多问题是很复杂的，各个面都有。也会去一些企业做一些调研，了解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碰到的问题。   　　苏小和：周其仁老师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愿意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中国语境下的企业研究上，张维迎教授也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你怎么理解这样的选择？   　　蔡洪滨：周其仁教授并不适合刚刚的描述，他最近在关注土地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社会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企业和企业家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下，有些问题出现了。     　　 光华的新愿景   　　   　　苏小和：光华管理学院应该说这几年发展的很快，对企业家，对经理人阶层，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经济学爱好者，都获益匪浅，我不知道您在近期内会做哪些调整？   　　蔡洪滨：光华这些年应该说发展的非常好，大的方向大家都很认可，认可光华的改革，进取、不断创新、国际化的方向，现在应该就是希望能够做的更好，能够有自我超越，我想说有四个方面，就是需要进一步去做。这四个方面可以用英文的四个I来表示。   　　第一个就是诚信。作为北大的商学院，在我们的教学和科研中间，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关注特定社会进步的使命。我们一直在提倡，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具体而言，就是要把它放在北大的环境下，这才是光华独特的优势，她是北京大学的商学院，拥有北大的传统，这是光华管理学院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我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民族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激情，这既是北大的历史，更是光华得以立足的精神源泉。   　　第二个就是国际化。应该说，光华在国内的商学院中是最国际化的。光华的国际化体现在我们师资方面上，我们65%的老师都是博士学位，绝大多数老师可以用英文上课，在国际学术发展上，跟竞争对手，跟北大人文学科的学者比，我们应该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教学项目，它的培养模式，目标，一直全方位和国际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国际化优势。   　　第三个I，就是整合。国际化和本土和的整合，理论和实践的整合。      　　第四个是我们刚刚成立一个创新创业中心，通过中心来推动教学和研究。在学院精神的层面，倡导一种创业的精神。北大的学生比较独立，喜欢自由，比较喜欢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的要素。   　　苏小和：这应该算是您的学院施政纲领吧，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感觉你所有的想法，不管是对理论的思考，还是对光华发展的想法，都非常贴近大地，既有高迈的理想，又有脚踏实地的工具。我想说的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像管理学院这种看上去很工具理性的学术机构，这些年向社会释放的声音，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理论的声音，这导致我们的管理属性在社会上有点边缘，以至于社会上关于管理的声音，似乎都是一些江湖郎中在发出声音，而真正严谨的、科学的管理反正被边缘化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蔡洪滨：你刚才说的我很认同，商学院的确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很多管理课或者是管理教育，现在有一种趋向，就是便成了一种娱乐，主要靠的是所谓的口才，跟说相声的要求差不多，我们不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从光华角度讲，我们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自信的，我相信一个好的商学院，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我们老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这么多年，我的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苏小和：我们来聊点零散的话题，比如从您去美国上学到今天，你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什么大的区别，我看网上有对您的一些议论，也有一些可能是空穴来风的一些说法。就是当年您在国内上学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非常激进、非常向往自由，非常追求公平的热血青年，而今天，您给我的印象，则是这样一个非常理性的、有建设性的人，究竟怎么完成了这样的人生转型。   　　蔡洪滨：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我不知道。   　　苏小和：就是有人先天性把您定位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就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开放的，非常美国化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本土的，一个民族的这种身份的界定。   　　蔡洪滨：这么多年，我自己倒没有觉得这些方面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从来没想过在美国待一辈子。我之所以当时从数学转到学习经济学，是因为我从小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就很感兴趣，虽然是大学的时候是学的数学，学数学也是因为他是我一个优势的科目，考大学的时候数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对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很感兴趣，当时政治考试是在我们江西省考的，政治考试是我们省里面考分最高也就是辩论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背的好，应该是说理解的比较透彻。所以对哲学之类的学科，应该说在中学时代就是非常优秀的，我的老师说我看了很多次资本论，其实我没有看那么多，我只是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愿意思考这些问题。后来去读数学，是因为自己不是特别明确自己能做什么，这是父母给我的一个建议，在不明确自己能做什么的时候，就学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将来都是有用的。现在我觉得父母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于是我就去了数学系。但我始终的热情，却是在挥之不去的中国问题上，经济学因此成为我思考中国问题的途径。   　　苏小和：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中国问题情结，相同的现象，我在杨小凯，陈志武的身上，也看的非常清楚。   　　蔡洪滨：你要说这几个人，比如说杨小凯，陈志武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很多方面有很多成就的，他们有对中国问题很深的看法。这里头有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我比较喜欢研究中国问题，从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去对某个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学术探讨。比如在学术探讨的层面，对政府政策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符合市场的精神。无论是政策报告也好，公共讨论也好，这就是我想做的。   　　我是觉得，现在应该是深入思考的中国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清谈，还是书卷，无论从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还是我个人的兴趣，我希望我能够在学术上对中国问题有比较好的研究。   　　苏小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探索，像李约瑟、费正清，包括费孝通，都有很系统深入的研究，你觉得他们中的哪一个，或者说哪个方向，让你印象更深刻？   　　蔡洪滨：我觉得都可以去吸收，客观地说，以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企业发展为学术背景，对其作出有影响的学术架构建设，还没有人达到这样一个程度。你知道，这需要时间，一个是需要中国经济改革深度发展的时间，另外也需要中国的学术界，更加的去除浮躁，更加沉下来，去研究中国的问题。   　　苏小和：我核实一下，您刚才说，是以学术为基础来讨论公共政策，是这样吗？   　　蔡洪滨：对的。就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   　　苏小和：我跟国内的好多大学的院长有联系，发现所有的院长，最大的工作，是找钱，怎么避免未来几年之内你不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去筹钱上，而是集中一些精力去做学术？   　　蔡洪滨：这个应该是我问的问题。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从国外商学院讲，院长就是找钱的，但是从国内的商学院来讲，他有多元的目标，你说的问题确实是我想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安静一会儿，自己能够做研究。这个不太容易，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的限制，国内的商学院又是体制内，又是体制外，很多优势和劣势都在，大家之所以那么做，都有不得已的地方，但是从光华来讲，我是希望我们内部的学术水准进一步提高。各个教学项目质量越来越高，各种服务更加规范，内部管理更加规范。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事多，而且是无序，无序当然有一些大的环境的问题，很多事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希望能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环境，没准还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做一些思考，甚至做一些研究，三年之后、四年之后你可以来问我，有没有做到，现在只是一个希望。   　　苏小和：谢谢，希望光华越来越好。   　　   　　（完）   　　   　　   　　 上一篇： 蔡洪滨的经济学趣味（中）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3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唐朝：围观陈志武和薛兆丰辩论有感 2010年06月07日 7:57  铅笔经济研究社   admin 作者:  唐朝  . 原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6979a0100iv8o.html 微博有个坏处，让人不太容易提笔写大篇的东西。常常是有个想法准备成文，忽然发现微博上某同好，已经点出了这个意思，于是便索然无趣。虽然有此坏处，依然很开心的混迹于微博间。这几天最有收获的，是围观薛兆丰和陈志武关于罢工权的辩论。精彩、过瘾！ 关于本田工人罢工事件，曾几次起笔，都因为上述原因，半途而废了。今日还是勉强回顾一下，算是给自己一个总结。 在两位高人这次辩论中，我是同意并支持薛兆丰观点的，虽然陈志武教授一直是老唐尊敬和仰慕的学者，且据说学术地位远高于薛兆丰。 陈志武教授支持工会和罢工行为。他说「工会、罢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吗？没有。市场原则在于自由选择与契约自由。在就业市场，劳资都有选择自由，有权终结交易，谈判价格。企业可通过并购扩大谈判势力，工人可组织工会增加其势力。而如果公司可并购重组，但工人不能自由结会、罢工，等于剥夺工人的契约自由权。禁止结会罢工反而违背市场原则。」 教授这段话，带给我一个疑问：是的，劳资都有选择自由。但，如果一方正在履行协议中，另一方中断协议的履行，这个难道不违背契约精神吗？协商下期合同，双方均有权提出苛刻的条件（对方是否接受另论）。而中断已签订协议的履行，却不应是合同双方的自由。 以我理解，陈教授不应该错的这么简单。继续围观后，大体理解陈教授的意思可能是：法律规定工人有罢工权，所以劳资双方签订契约时，已经隐含了一个「企业承认工人有单方面罢工的权力」的前提条件。 在这个逻辑下，我同意陈教授工人有权罢工的说法——至于法律这么规定是否公平，不是这里的话题——其实也无关紧要，相比一个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而言，规则的内容是次要的。 然而，工人有权罢工——即便这是法律赋予的特权——也只能意味着工人有权不上工。我不反对这样的行为，并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高尚的。通过不上工，主动降低社会劳动力供应，从而提高了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不但符合市场规律，也符合某些团体大力提倡的「利他主义」。然而，罢工者除了不上工以外，阻挠其他工人上工，或者阻挠企业雇佣新员工，这又是哪里赋予的权力呢？ 忘记了是谁的微博（实在抱歉，找过没找着）举过一个例子：你请个保姆照顾你老妈，现在保姆中途罢工要求加工资，就算是她的权利吧。但是保姆不让你请其他人来照顾老妈，甚至禁止你让老婆去照顾老妈，这也是保姆的权利吗？你敢请这样的保姆吗？若果是这样，还是降低分工程度，少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吧。 后来，陈教授也认可了罢工者不应该阻挠他人上工，不应该阻挠企业雇佣其他人。不过似乎陈教授只关心「不应该」，但不太关心如何才能做到这个「不应该」。陈教授说「从权利、从基本契约自由角度谈，国家不能立法禁止罢工、禁止工会，因为那样违背自由精神。在所有交易中，人作为劳动力非常特殊，不能像一般商品对待。尊重罢工权、工会权，让市场各方自己去找到动态均衡点。」 好在分歧正在进一步缩小：双方都不支持阻挠他人上工的罢工权。问题演化为「不阻挠他人上工的罢工存在吗？」。如果所有罢工都具有阻挠他人上工的性质，那么这样的罢工显然是违背契约精神的，对社会是有害无益的。不应该予以支持。 简单了。不阻挠他人上工的罢工是什么？不就是辞工吗？今日的法律从来没有规定过禁止工人辞工，又何须谈什么尊重罢工权和工会权呢？ 后来，陈教授似乎无心恋战，抛出一段否定自己专业的说法：「现代经济学人都知道：生产要素的回报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基于自由选择的交易不存在剥削。研究过数理经济模型的人也知道：该结论之前提条件是“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的选择”。如果任何选择权受到限制，数学上“价格=边际生产率”就不成立，老辈学者不知道这」。陈教授说理论的前提是“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的选择”。据我所知，整个地球也没有这样一个“完美市场”存在，整个人类的选择也总是要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而无法“充分自由”。以此看，陈教授似乎说「我所研究的东西都是无用的空谈」。 正好，在陈教授发这段话的前一天，老唐也发过一段微博：「有朋友对我说：老唐，你说的那些道理没错。但那是完全市场经济理想环境下的道理。中国不是理想环境，你的方法不适用。这话是国情论者的一贯逻辑「因为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赞成行政干涉。因为干涉了，所以就更加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赞成继续干涉」这逻辑推下去，就是应该回到完全的计划经济。」 陈教授这里的逻辑和我这位朋友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的市场自由选择，存在户口体制、城乡差别和国企垄断，让工人没有选择更好机会的自由，所以就存在企业剥削工人，甚至是所有的企业共同联合剥削工人，形成了制度性剥削。因此工人起来奋争是应该的正确的。 陈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你把既定的一切看成是给定不可变的，纳粹集中营就是纳粹集中营，人们就只好认了，在集中营之下找到生活和工资的均衡点。而我说的，为什么不可以把集中营改变掉？改掉之后不是更好？」和例子一样，陈教授模糊了一个概念，集中营框架以内的自由交易，对于每一个集中营中人来说，依然是让其活得更好的行为——若无获益，何必交易？不甘于集中营束缚，却鼓励拔刀相向营中交易对手，是选错了目标，是损害自己的行为。 如陈教授所说，由于户口体制、城乡差别和国企的垄断，人民选择的机会被大部掠夺。那么，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正确的思考方向是一方面争取砸碎牢笼，致力于取消户口体制，缩小城乡差别，打碎国企的垄断。另一方面，无比珍惜牢笼中的交易机会，让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点算一点，而不是因为不够好，索性就让它更糟。 归根到底，工人的低工资是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现状决定的。在劳动力供应不变的情况下，吸引更多资本投资办厂办企业，是唯一可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办法。 经济学者万不可学习道德家们，过瘾的大喊一声：打倒黑心资本家！——他们反正不参与提供工作岗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者，不仅应该看到今天提高了工资的那部分工人，还应该看到因为资本退缩而失去的更多的劳动岗位，应该看到在本田门外排队等候求职的面孔。 （编辑：陈青蓝）

  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 Posted on Monday, June 7, 2010 at 1:01 pm 志武教授的问题有三。一是不清楚工会和罢工的特征，二是看不到工会和罢工的全局经济效应，三是从“影子价格”出发推断了并不存在的“结构性剥削”，进而提出了危害自由的反剥削主张。 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 薛兆丰  2010年6月6日 最近陈志武教授我与我展开一场关于工会与罢工的网上公开讨论。尽管两人分歧不小，却在一个最切中要害的地方，抱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我先谈这个共同点，然后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共同点以外，我们的观点分道扬镳并越走越远。 我们两人的共同点是在我的追问下由志武教授表述的。我问： 我现在更想得到你的回答：1. 工人罢工时，你是否赞成雇主有权辞退罢工者并另请他人？2. 你是否赞成工会有权组织工人纠察队（picketing）阻止自愿的人上班？ 志武教授回答：  1. 雇主有权请他人；2. 他们可以游行，但不能阻止其他人上班。如果后者是工会成员，这又取决于他们工会的章程和其他约定。如果是非工会成员，当然不受这种限制。 我完全赞成志武教授的这两个观点（下称“共同点”）。只有做到这两点，才是对自由立约权的维护。然而，以我的概括，由于志武教授在三个方面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以致我们除了这个共同点外，其他所有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 一、工会和罢工的行为特征 实际上，要是遵照我和志武教授的“共同点”来搞工会和罢工，那么无论在哪里搞，都肯定搞一次失败一次。工会不是协会，罢工也不是辞工或旷工。志武教授似乎是在不太明确工会和罢工的特征的情况下，声称支持工会和罢工，并声称它们是涉及自由和契约精神的基本权利的。他陆续写道： 工会、罢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吗？没有。市场原则在于自由选择与契约自由。在就业市场，劳资都有选择自由，有权终结交易，谈判价格，企业可通过并购扩大谈判势力，工人可组织工会增加其势力。而如果公司可并购重组，但工人不能自由结会、罢工，等于剥夺工人的契约自由权。禁止结会罢工反而违背市场原则。 一位工人该不该去罢工、去加入工会，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我的看法是另一回事。我强调的：如果从法律或行政上禁止这种选择权利，就违背市场经济核心原则，就朝奴隶制迈进了一步。 我也不支持新劳动法中的一些内容，不认同由政府制定最低工资等等，但是，这些由政府定价的行为跟是否允许工人的工会权、罢工权等等，是两码事，前者是政府干预市场行为，而后者涉及契约自由的基本权利。 兆丰，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谈不同的问题。你在强调罢工、工会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在强调从权利、从基本契约自由角度谈国家不能立法禁止罢工、禁止工会，因为那样违背自由精神。在所有交易中，人作为劳动力非常特殊，不能像一般商品对待。尊重罢工权、工会权，让市场各方自己去找到动态均衡点。 其实我说的思路一直以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为起点，这是所讨论问题的核心契约自由权，其它关于工会代表会员的利益去谈判等，是由结会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前种权利最根本，而派生出来的权利有的可以商量，会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认识各异。而你总盯着极端的罢工行为。 工人是可离职，但那是最极端选择，罢工、谈判是对双方更为温和的途径。罢工是集体违约吗？不是，现代国家的法律都保障罢工权利，亦即，当企业雇人时，每份契约中都自然包含了工人的罢工权，这是与工人发生雇用交易时双方知道的。故罢工没违约。罢工跟暴力连在一起，那是对罢工的误解。我在美国看到那么多罢工，但基本都没有暴力，所以，两者不是一回事。罢工权不需要写进合约，因为这是法律保障的。 然而，现实中的工会和罢工是怎样的呢？根据《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工会”（ http://sinaurl.cn/hsAgY ）条目： 研究工会的经济学家们（包括声称偏帮工会的）都把工会看作是一种卡特尔组织，它通过限制对各种企业和行业的劳动力供应，把工资提高到竞争水平以上。而且，一旦政府批准一个工会的代表地位，它就排他性地代表所有工人，不论具体的雇员是否愿意被代表。在2002年，工会代表了1.7百万非工会雇员。而且，工会领袖可以向会员和非会员强征工会费，作为他们继续工作的条件。 我再用志武教授亲自选抄的三段维基“罢工”条目的内容（ http://sinaurl.cn/7vosq ），说明罢工的特征。 （一）罢工的形式包括工人拒绝上班、或用纠察队方式阻止别人上班、或阻止或劝阻他人在其岗位上工作或与其雇主开展业务。工人也可以占据工作场地并拒绝工作，而这种情况较少见。（二）罢工通常是工会和雇主谈判的最后手段，它发生在工会和雇主的合约期满前后。（三）大部分罢工是工会在集体议价过程中举行的。其目的是要达成合约，其中包括不再罢工条款，这些条款制止再搞罢工，或惩罚那些在合约执行期间再搞罢工的工人。 这三条，正好说明了我反复强调的罢工的简单特征，即它是通过“占着位置不工作”的方式谈判从而进行集体敲竹杠的卡特尔行为。它以暴力为后盾，虽然暴力并非经常发生；它经常发生，虽然在合约执行期间不常发生；它是集体行动，虽然它阻止和惩罚其成员单独再行动。志武教授恰恰是把工会和协会混为一谈，把罢工理解为辞工和旷工，并把罢工的暴力后盾理解为极端的情况了。我要说的是，打劫也并非总是伴随着伤人，但打劫与募捐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暴力为后盾（尽管未必经常使用暴力）的。 另外，为了论证工会和罢工的必要性，志武提出“现代企业购并潮”的论据。他写道： 在过去100年尤其是过去30年，公司并购越来越广泛，行业集中度总体上升很多，使各行业公司的控制权增加。如果在这一趋势的同时不允许员工组织工会并有权罢工，员工方就相对越来越劣势。企业组织发生变化后，劳动方应该有结社权。 我反驳： 美国五百万雇主，对劳力的竞争相当激烈，离寡头模式差十万里。相反，中国银行则只有五大，千万房奴是否应该具有罢供权，随时改口，才不处于劣势，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志武回应： 那是赖账，跟罢工不同。当张三借钱时他拿走银行财产、欠下债务。但，当员工跟公司签约时，只是双方承诺今后合作，员工要做事、公司要付报酬，没有债务，但双方知道可以解除此约。只要签约时没预先给员工报酬（即让员工负债），雇用合同在效果上只有一天期限，然后基于自愿每天再续。罢工不是集体违约。 我再回应： 这个反问，是针对你关于“企业购并加剧、企业权力变大”而提的。既然不可赖帐，那个“企业越来越集中”论据就站不住了。银行只有五家，房奴况且不能赖帐。美国雇主有五百万，雇员有什么弱势可言？ 再有，对于罢工是否具有“敲竹杠（hold-up）”的性质，我和志武教授的观点也是对立的。我认为罢工有这样的效果。我写道： 摘葡萄的工人，罢工两个礼拜，可使葡萄园全年收成泡汤。为免受敲诈，园主必须与工人签订不罢工协议。究竟谁是强者弱者？即使是扫地工人，只要把握适当时机罢工，也能对雇主和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害。相反，提前告诉雇主，若不改善待遇就按约辞工，则是合理的。此时，雇主可以选择改善待遇或另请高明。 志武教授则还是从“基本人权”出发，把所有劳动用工合同说成是“效果上只有一天”，从而达到否定罢工是集体违约的说法。 当员工跟公司签约时，只是双方承诺今后合作，员工要做事、公司要付报酬，没有债务，但双方知道可以解除此约。只要签约时没预先给员工报酬（即让员工负债），雇用合同在效果上只有一天期限，然后基于自愿每天再续。罢工不是集体违约。 这显然与现实不符。这个世界有件工、时工、周工、长工。我反驳： 不守合约就是敲竹杠（hold-up）。让人失预算，一样造成损失。例如约好婚礼的乐队不来了。两者共通的。因此各地其实对罢工有许多限制，有些要提前通知，有些行业禁止罢工。 最后，我和志武还围绕耶鲁食堂罢工的实例展开了讨论。为了说明不用怕罢工，志武教授特意弄来一张耶鲁校园内“午饭摊子”的照片并写道： 这图是耶鲁管理学院门口街景，每天中午十几户午饭摊子卖饭菜，我也加入学生排队买这种午饭。城管不会因市容赶摊子，更不会打人！为何我们只能吃摊子饭？是因几年前食堂罢工几个月，结果引来这些摊子，慢慢地我们就吃惯。食堂没人去了，逼食堂工人调整要求。罢工权和市场力量就如此博弈，不用怕罢工权。 美国经历说明，工会权、罢工权并非像张五常说得那么可怕，因为有市场力量在。张会以美国汽车业作例子，说工会强势后会致使一个行业失去竞争力而垮掉。但这也恰恰说明工会最后也会被市场教训、约束，让他们不至失控。耶鲁食堂和饭摊的故事也如此。良序社会是各种权利体动态博弈的结果。 我则回复说： 逻辑上，这个简明生动的实例，恰恰说明罢工的糟糕，而只是小贩竞争使得师生的处境有好转，而不是说明罢工有多好。难道耶鲁跟那些工人约好，几个月不提供食物？那些外面的摊贩，是师生束手无策后，才应运而生的。食堂工会要是够强硬，也会设法赶走那些摊贩。罢工工人之所以需要纠察队（picketing) ，作用就是这个。 食堂罢工，停业数月，影响恶劣；后来小摊出现，师生“慢慢吃惯”。但这丝毫不能说明食堂罢工没有造成恶劣影响。强盗猖獗，大家天黑后就不出门，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但不能说世界就是动态博弈的，你抢东西我还能躲，所以抢东西也不是坏事，能博弈并达到动态平衡就好。这逻辑有问题啊。 志武则再次强调罢工给耶鲁师生带来的意外好处： 没停几天，学校就请来饮食摊。不久食堂再开张，很多人就习惯在摊子和食堂之间换着吃了。你和兆丰总觉得耶鲁老师和学生受那罢工的负面影响，其实不然，许多人反觉得罢工让我们的选择多了，可以吃各类菜。耶鲁校方可以请别人代替罢工工人，但没这样做。 值得一问的是，既然志武教授持有“共同点（见上文）”，那么耶鲁食堂罢工持续几个月之久，为什么校方没有炒掉他们另请高明？是他们有什么特色菜别人无可替代，还是基于法律（荒唐的法律）耶鲁耐这些“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人不何？这种法律是否与“共同点”相违背？如果耶鲁本来可以请别人代替罢工工人的，却拖了几个月不请，倒是拉了些小贩在校园摆卖，这是很奇怪的。 二、工会和罢工的经济效果 志武教授不仅认为工会和罢工对提高工人的待遇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提高非工会会员的收入也有帮助，以致使得很多人不需要加入工会都能搭顺风车式地得到工资或待遇的改善。他写道： 在美国工人权利的保障形式和方式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保险等，即使没有工会和罢工权，也可通过辞职，找到别的工作。如果实在不行，还能找民主党议员帮忙。——我的意思，那些实证结果是整个体系内生的，但不能说明罢工权不重要。 因为如果企业还想做下去，管理者必然意识到：如果他们随意解雇人，其他员工会感到不安而提前另找工作的。所以，高人权的社会里，雇主跟员工都有权利自由博弈，包括员工罢工和组织工会权利。最后形成的局面是多数人没必要加入工会，因为有罢工和工会等威慑。 不要以为日夜勤劳总在给社会贡献，从长远看你的情愿勤劳可能在帮倒忙。几年前带学生到一家太阳能设备生产线参观，那公司有半自动组装线不用、也不想买更多自动设备，因为用劳工做更便宜。你看，当劳动力太愿意苦干并且工人也没自由工会权、没罢工权时，技术革新动力就消失。下次苦干时，多想想。 三十年前中国人没饭吃，老百姓可以接受低人权，让经济靠投资扩大产能、靠出口快发展，张五常的主张适合那时期。但今天产能严重过剩，如果还压低工人权利、把更多利润留给国企与政府和其他企业，只会让民间消费继续相对萎缩，只会再朝投资产能的路走！转变模式的必要改革之一是还给工人权利。 而我则认为，罢工者往往必须通过暴力或通过政府通过暴力，阻止雇主和自愿的工人（原有工人或新人）达成新的雇用关系，才能达到罢工的目的。结果是，他们谈成的较高工资，把真正较弱的工人，赶出了就业大军，使他们的收入从较低变成零。我写道： 一份市价为2000元的工作，雇主可能愿意以1600元雇用一名残障人士。实施最低工资法，再让工会罢工施压，把工资规定到2500元以上，残障人士就永远不被录用了。看得到的，是工会成员没那么血汗；看不到的，是非会员更加血汗。经济学家并不缺乏良心，只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这里“残障人士”指代弱势群体，也包括新手、妇女、新移民等。所以说“最低工资法”恰恰不能保障真正的弱者。相反，倒是大企业（如大商场或美国工会）会拥护最低工资法，因为其雇员素质较高，工资已经超过最低工资规定，而最低工资法有助他们打击较弱的对手（如小卖部或中国工人）。 这里就涉及了我和志武教授“经济学观”的差异，下一节会更详细讨论。志武看到的只是工会和罢工推高了工会会员的待遇的现象，他还暗示工会和罢工同时也帮助推高了非会员的待遇。他对此现象的赞许，是建立在他认为工人的工资原来是普遍偏低的基础上的。而我则相反，我认为（当然还有绝大部分研究工会问题的经济学家）工资本来就达到了市场价格，而硬性推高工会会员的工资（肯定可以做到），必定同时降低了非会员的待遇。 三、“结构性剥削”及其引论 尽管我和志武教授是拥有“共同点（见本文开头）”的，尽管我深信假如他能够坚持这个“共同点”，那么他所主张的工会和罢工就只有建设性而没有破坏力，而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但我与他在“经济学观”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区别，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工会和罢工的态度。 简单地说，我和志武教授之间对“经济学观”的重大差别在于，我看世界是想解释它何以如此，志武教授看世界是想论证它应该如何。我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真实世界的，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所有因素都起了作用后的结果。而志武教授则认为经济学是关于真空条件的，只要现实不是充分市场和绝对自由，就得通过外力调控才能回复合理状态。 我写道： 经济规律恰恰不是只在“完美市场”和“充分自由”状态下才起作用的；相反，它是把所有不完美状态和不充分条件都予以考虑后展现出来的规律。这些规律在美国、中国、纳粹集中营都有效。 大量经济学家已经解释了，以罢工（“占着位置不干活”）为手段的工会，其所作所为恰恰是违背选择和契约自由的。即使在不完备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给工人的价格都不可能持久而普遍地低于边际生产率。这个率不是谁用什么模型算出来的，而是市场结合所有因素后自然产生的。 农民工确实受到户口制度的不公正限制，但这能说明他们在富士康受到剥削吗？搞工会和罢工，就能使他们摆脱户口制度的束缚吗？这不仅是八竿子打不着，而且是因果倒置的。户口制度不是富士康造成的，物价飞涨不是本田造成的；相反，是这些企业家切实改善而非恶化了农民的待遇。 国企待遇较高，是因为它有高额的垄断租；而瓜分这些租，也符合竞争规律。国企和私企有不同的最大化目标，也就导致不同禀赋的人胜出。在私企是会干活的，在国企则是有关系会说话的。这恰恰符合工资等于边际生产率的一般化规律。苹果落地和飞机上天，适用了同一物理规律。 农民在户口制度上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不公正待遇，工人因为央行发钞导致的通货膨胀减少了购买力，所以他们就要到富士康和本田这些私企里通过组织工会和罢工来纠正不公，这样的思路，与失恋的人跑到幼儿园砍人有什么不同？ 而志武教授则写道： 关于户籍制度、城乡差别等限制选择权的东西为何导致剥削，你没理解我的意思，这涉及权利的影子价格。请允许我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你还该去补经济学课。当一个无特殊能力的北京人就因他有北京户口，可找到北京企业正式工作，收入+各方面福利+子女上正式中学+上好大学=年收益6万元，而同样能力的湖南农民在北京只能做保姆，每年收益才一万，“户口”权利就是稀缺资源，影子价格=每年5万元收益流的贴现总值。 当选择权（如，自由工会权）受限时，就可能存在剥削，因为那违背自由选择原则。如果企业给工人的价格低于边际生产率，工人靠什么将其纠正？当然可选另一家，但另一家也只给低于边际生产率的工资呢？再跑另家？如果所有企业都在缺乏结社自由下谈价，就可能出现普遍低工资。 靠户口制度、靠城乡差限制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人的选择空间，不仅违背自由原则，而且使农村人只能去工资低于边际生产率的企业打工，那是制度强制下的非自由选择，制度性剥削。从数理模型上能证明这点。富士康的条件比许多其他企业优越，所以，局部而言它没有剥削，但很难说那不是制度性剥削的体现。  这里志武所说的“这家、那家、家家企业都给出了低于劳动生产率工资”的情况，以我的理解能力而言，是匪夷所思的。在我的认识里，劳动生产率工资是市场通过无数交易反映出来的，而不是谁通过数理模型算出来的。如果到处都是这个价，那这就是市场价，而不是志武教授说的，如果到处都是这个价，那就是普遍低于“应该”的价格。 同样地，志武所说的“富士康的条件比较优越，虽然没有局部剥削，但仍然体现了制度性剥削”的情况，也是匪夷所思的。一个企业没有剥削，但还是反映了剥削，这是什么意思？ 让我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先问，我们已经有抢、偷、骗和博弈的概念，为什么需要“剥削”这个概念？这是要给企业家加罪，在即使工人自愿签约、找不到暴力证据、工厂条件不错的情况下，都需要证明罪成。 为了把“剥削如何可能”说得通，马克思颇费了些周折，办法是说资本能夺走剩余价值，即资本对劳动力具有天然强势。而陈志武教授则从“影子价格”出发，推断了“结构性剥削”的存在。志武教授看问题的整个视角是：既然“富士康的条件比许多企业优越”，所以就不能仅仅在企业内部找理由，那样找不到，结果要找到“户口制度、城乡差别”上，辅以数理模型，从而说明虽然富士康局部没有剥削，但还是体现了“制度性剥削”，然后再以此作为他支持工会和罢工的理由。 志武教授的另一段话可以用以对照： 这要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改革问题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让企业承担所有这些成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企业的确成了低人权的受益者，尽管如果中国经济整体更自由，企业家也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潜力。 这句话的本意也是难以理解的。到底企业对它的外部条件是否具有责任？究竟有还是没有？治安不好的城市，防盗门当然热销。能不能说虽然治安问题不是防盗门厂造成的，但防盗门厂的确是治安不好的受益者，所以要对它进行价格或利润压制呢？旱灾地区的水特别贵，是不是应该根据“影子价格”推断商人敲诈（price gauging）从而施以管制呢？确实，如何看待旱灾地区以高价售水的行为，确实是衡量一个人的“经济观”的试金石。 这里再让我引述梁文道先生较早前的一段话（见 这里 ）： 我还听说有人为那些年轻工人的“短视”不值，说他们大可东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寻死？这也令我相当吃惊，毕竟这个国家人人都念过点马克思，知道个体和结构的分别吧。当马克思说“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说的可不是个别工人，而是一整个阶级。如果你把自由理解为个体的事，你甚至可以说工人还有选择什么工都不干然后饿死的自由呢。富士康的工人当然有选择去其他工厂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种什么样的自由？其他的选择又会有多大的不同呢？在今天的中国竟然要辨析无产阶级的自由问题，连我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读者不难看出马克思和陈志武的“剥削论”的共同点。这种“剥削论”在今天中国流行，是无中生有和不分青红皂白地挑拨劳资憎恨，是极其不利于劳资双方协商和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的。 四、结语 尽管我与志武教授存在“共同点”，但他有三个问题，一是不清楚工会和罢工的特征，以为是一般的结社和谈判，所以一直声称它们是基本权利；二是看不到工会和罢工的全局效应，而只看到会员待遇改善而没看到非会员待遇恶化；三是从“影子价格”出发看世界，断定了“结构性剥削”的存在，为给企业家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并提出了危害自由和适得其反的反剥削主张。 我很赞同志武教授能够指出今天中国存在的诸多症结，如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国企腐败等，但他至今没有说明为什么工会和罢工这种非常特殊的协会和协商方式，有助于解决那些企业外部的社会问题。 要强调的是，我绝不反对工人组织起来维护权益，我反对的只是工会和罢工这种特定的方式；我也主张尽快解决户籍制度和国企腐败等问题，我反对的是在企业内搞工会和罢工，毕竟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别这些社会问题，不仅不是企业家造成的，反而是企业家大力缓解了的。 维护自由和市场，不能只靠直觉，而需要专门的知识。如果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经典而关键的部件，包括贸易保护、价格管制、反垄断、民主投票、工会罢工、社会福利、刺激经济、最低工资等政策，缺乏否定性的认识，那么对自由和市场的支持就是不可靠和有漏洞的。 我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在阅读本文之余，进一步阅读本文赖以写就的基础文献，包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第十八章“工会和就业”（ http://sinaurl.cn/7vtzu ）、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的“谁在保护工人”（ http://sinaurl.cn/hFNZP ）、和《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工会”条目（ http://sinaurl.cn/hsAgY ）等内容。   相关阅读： 《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工会”条目（ https://docs.google.com/View?id=dffm5fgx_360fskcv9g2 ） 哈耶克，《自由宪章》第18章“工会和就业”（ http://sinaurl.cn/7vtzu ） 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谁在保护工人”（ http://sinaurl.cn/hFNZP ） Epstein, Richard A. “A Common Law for Labor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the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  Yale Law Journal  92 (July 1983): 1357–1408.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 政府做得好不好 薛兆丰 2010年1月10日 今天参加一个论坛，讨论如何衡量政府的绩效。这是个困难的话题，我无法明确作答，而只能解释它为什么深湛。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1950年发表名文“莫测、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PE）”，在为经济学科学确立了坚固的基础的同时，也顺便说明了经济成功之路的坎坷。 说来有趣，阿尔钦这篇文章，起源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前辈的争论，即“商人是否真的依据边际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来作决策？”其中Richard Lester说“不”，而Fritz Machlup则说“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三十出头、刚退役回大学教书的阿尔钦在课堂上和学生聊起此事，认为两位前辈都有对有错，但如果经济学的争议仅仅停留在那个层面，那他就“不如继续留在部队里当兵算了。”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阿尔钦发表了这篇可能是近半世纪来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论文。阿尔钦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人是否真的利用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决策，不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这么做，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做到了。成败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能够在竞争中活下来，而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探索到活路的。 这引向一个关键的结论。很多人指责经济学的适用性，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智的，而因为实际上人并非完全自私和理智，所以经济学往往不适用。对此诘问，阿尔钦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是存活的规律，而人们能否在竞争中存活，与他们是否自私和理智无关。因此，那些基于人性的复杂性而攻击经济学的适用性的批评，一概是无的放矢。 阿尔钦的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要知道谁活得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要模仿那些活得好的人，让自己也活得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健康活泼的孩子是怎样的——能吃能睡能玩；可做家长都知道，要成功地让孩子在该吃的时候肯吃、在该睡的时候肯睡、在该玩的时候肯按照适当的方式去玩，有时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解释了一个现象，即尽管复印机已经非常便宜，但要让经济不发达和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照抄”成功国家的经验，还罕见成功的。 衡量政府绩效，就是要鼓励政府“模仿”成功者的经验，而其中的困难，与模仿别人如何养育健康活泼的儿童相似。模仿大致可分两类，一是模仿结果，一是模仿成因；两类方法各有利弊，需要酌情均衡。 以GDP来衡量政绩、以金牌数量来衡量健康程度、以政府支出和居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关系、以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都是“模仿结果”的做法。一般地，专家学者们通过跨国的统计，确定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比照本国情况后，提出修正的模仿办法。 通常，因为求成心切，人们往往会诉诸行政手段，来强行“纠正”为他们所不悦的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收入再分配”的提法和做法。医生一小时能赚一万，护士可能得工作三个月才能挣到，合理吗？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吗？ 仅看结果，谁都不可能正确回答。只有市场，只有通过无数的交易，我们才知道，原来速度越来越快的计算机芯片价格竟然越来越低，原来奥运冠军的广告费和亚军的竟然差这么远。以行政手段来强行纠偏，纯属武断，而历史经验则表明越纠越偏。正确的求解办法是：如果能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公，那就去修正制度安排；否则，自由竞争下形成的收入分配就是合理的，哪怕表面看来是多么的戏剧化。 另一类模仿，是模仿成因。我们知道经济成功的原料，尽管配方需要根据各国国情调整。那些原料包括：（1）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即个人有充分的财产使用权、收益处置权和转让权，而其中以转让权为最关键；（2）健全的市场规则，即充分奖励善用资源者、并充分地惩罚滥用资源者的机制；（3）顺畅的国际贸易，包括服务、物资和票据的跨国流通；（4）坚挺的货币，包括稳定的总体物价水平、居民自由选用外币来替代本国货币的权利和市场化的金融市场；以及（5）越少越好的政府管制。 中国的绩效管理，如果能够从一味只顾“模仿结果”的方向，转为兼顾“模仿成因”，甚至变成以“模仿成因”为重，那将是重大的进步，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促进经济体制的微观结构调整，并来更持久的经济增长。问题是，若舍弃GDP这类硬指标，而以“模仿成因”为本，那么政府绩效就更难精确度量了。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一。 再让我转谈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微妙关系。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假如他出售自己的服务，以赚钱来养妻活儿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剥夺，那么他所享有的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就必然大打折扣。这是较容易理解的。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历史绝无二致地表明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是缺乏经济自由的。历史只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显然不是充分条件。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不是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但都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因此，一个实质是资本主义、但政治并不自由的社会显然是可能的。” 较难理解、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政治自由一旦建立，反过来会威胁——而不是促进——经济自由。这是“公共选择学派（School of Public Choice）”得以名闻天下的研究成果：政治家往往必须通过“财富再分配”等办法来赢取部分人的支持，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经济自由的侵害。 今天中国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呼吁政府降低税收、缩小规模、减少干预的同时，也呼吁政府提供廉价的住房、道路、能源、医疗、教育和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呼吁是互相矛盾的。要政府在增加任务的同时减少规模，古往今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抱有幻想，以为民主制度可以阻挡政府膨胀。非也。从美国的经验看，民主制度不仅阻挡不了、而且实际上促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再膨胀。唯一不同，恐怕只是政府肥胖的身体上多几块国会的印章而已。 这是说，除非我们能够巧妙地设计宪政，以致恰当而明确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否则就无法阻止政府因为追求绩效而不断扩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远未解决，它仍有待法律、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协同攻关。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二。 相关阅读 ： 我的担心 民主不是自由 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 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 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

　 　怎么看人民币升值？ 　　作者：陈志武 　　来源：国际财经时报 　　随着中国让人民币升值，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多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 　　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 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 　　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 　　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 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 　　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 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 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 　　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