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剛過去的星期日(11月25日)，城市電訊員工到銅鑼灣街頭設置街站，搜集市民簽署，促政府盡快批出新的免費電視牌照，多名城市電訊藝員也到場參與。已轉投城市電訊，曾在電視廣播(TVB)服務達33年的藝員-艾威，以結婚的比喻政府遲遲不發新牌，形容係人都「火都蒞」外，更指出一台獨大、壟斷電視市場的惡性循環。 相關報導： TVB 生日快樂 TVB，無咗你我地唔會死 影像報導：亞視，關注香港未來? 影像報導：一台獨大，創意工業，生死存亡 本短片由 inmediahk.net 製作，內容以 Creative Commons「共享創意」授權 – 引用出處及非商業性。公民獨立影像製作，需要大家的支持，請捐款支持「獨立媒體（香港）」 http://inmediahk.org/support-us/ 。

　　嶺大社區學院和持續進修學院超收事件，引起傳媒廣泛關注，受害的學生也一一出來道出實情、組織行動。但換來的只是校方的校長、院長下台，加一個「自己人查自己人」的委員會了事，距離真正的問責和解決還差很遠。 　　超收的事態，遠比想像中嚴重，甚至令人訝異於現代社會竟可發生大專院校超收幾千人的事件。輿論的矛頭一般對準嶺大校方，指其貪得無厭，牟取暴利；而政府的責任只在於「監管不足」。筆者認為，嶺大於此事固然有重大責任，政府以至教資會於2000年前後提倡的教育商品化，乃至曾蔭權政府提出的「教育產業化」，才是罪魁禍首。 　　在董建華年代，特區政府鼓吹將受大專教育的人口由30%提升至60%（相對於適齡人口），由是，各大學以設立「社區學院」加以配合，產生了大量的「副學位」。然而，以「建設知識型經濟」前提下的這項「普及教育」政策，雖然得以達標，政府卻沒有負起相應的責任。除了千夫所指的「缺乏監管」之外，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沒有大幅增加大專教育的公共開支，致令今日大部分副學位課程都是「自資課程」；與此同時，公帑資助的學額直至2010年才增加500個，副學位銜接大學學額又嚴重不足，形成升學樽頸──對上不能升學、對外不獲認授，而且學費比資助學位還高的副學士處境於焉形成。 　　另一方面，副學位的市場由於缺乏公帑投放，需要自負盈虧，加上其發展需要，造成了牟利的誘因。嶺大超收事件雖是當中的惡例，其他院校亦不見得可以獨善其身。港大「Space」社區學院於十年之間，狂賺八億，還「捐」了薄扶林校舍和一億給私立的明德學院，又何嘗不是透過莘莘學子借取學資處的十多萬元得來的呢？ 　　簡言之，香港政府雖然不見得有大幅削減公帑資助大學的資源，大專教育卻是透過政府鼓吹的「產業化」而成為一盤生意。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香港的大專教育亦在私有化的過程之中，而以「副學位」生意呈現。 關於「監管」 　　誠然，在現有眾多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社區學院和私立大學中，沒多少令人覺得只是為了「獨立自主」而採私營方法運作的，但我們還是必須區分出兩種私立大專。其一為得更多自主權、不受教資會監管的私大（如樹仁），其二為只因政府有指標無投放而產生的私立大專（如各社區學院）。 　　對於社區學院，坊間輿論多批評政府「監管不足」，致令副學位等課程濫竽充數、質素成疑，更使畢業生的資歷不受重視。由是，「加強監管」成為了大眾對政府的要求。然而，「加強監管」同樣可能是另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政府以至教資會對大學的「監管」，同樣削弱了大學自主，令弱勢大學和底層教員叫苦連天。 　　既不須增加公共資源，又可以「加強監管」，這麼便宜的事，其實政府巴不得要做。教資會2010年的報告書中，便建議成立一個監管私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的質素保證機構。筆者對此持開放態度，但問題是如何防止教資會現有對於大學的監管，在私立大學複製一次，否則私立大學可能會變成既不享有更多自主權，又得不到公帑資助的四不像。這種擔憂無疑比較「雲端」，對於得不到認受的畢業生而言，騷不著癢處；然而，對於學術自由，卻是非常重要。 　　現時的自資課程，也有一個「質素保證機構」，叫做「聯校素質檢討委員會」，由八大校長會成立。當然，在商品化的前提下，各間大學為了自己發達，當然也不會「阻人發達」，所謂的「素質檢討」形同虛設。然而，它卻是個獨立於政權運作的機構。筆者不是寄望於這個委員會可以做到真正的「素質檢討」，但不得不問的是，大學的課程檢討有可能脫離教資會這種官方機構的指標嗎？ 資歷等於未來　教育產業化形同詐騙 　　有一種說法，是政府任由自資課程在「自由市場」解決，導致那些課程「供過於求」，畢業生沒有出路。政府的回應是，既然有人報讀，就不算「供過於求」，然後討論就成了口水交。其實兩者都忽略了一個事實，今日以「資歷」評斷個人的社會，學位的數量根本不是「供求」的問題。一個中六畢業生，在市場要找份工作非常困難，於是必須向上尋找「資歷」，爭取「進修」的機會。由是，什麼學院開什麼垃圾學位，為什麼有人報讀，不是一個「供需」問題，而是學生的飯碗問題。以至於，一個拿高級文憑的助理工程師，其工作可能與工程師沒有兩樣，卻因為「低級學歷」而不得升遷。這不是一個可以「選擇」、「唔讀就冇事」的「自由市場」，而是一個「有得讀好過冇得讀」的變相強迫購買行為，而這正正是將教育由公變私的禍害。 　　根本言之，這是一個產業多元、學歷霸權的問題。這個社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一定要讀大學」的現象（這不止是「迷思」，而是有上述的物質基礎的），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社會曾經出現「讀書唔成」可以去做學師，學各種各樣的技能，然後養活一家的時代。我們有沒有必要使「一定要讀大學」的情況延續，值得深究。 　　對於「監管」與大學（或社區學院）自主的關係，當中存在的張力與矛盾有待疏理。不過，「自由市場」肯定不能解決教育的問題，因為教育是一種人權，必須有足夠的公共資源去承擔。 　　有關教育商品化的問題，新聞是很多，但學界的討論遠比想像中少，望能拋磚引玉。以上。 鄧建華

星期天，踢足球常走過啟業邨。這條31年歷史的舊邨近日走進傳媒的眼內，原因跟和樂邨、華富邨一樣，都是年老但健康的公屋，卻成為政府覓地建新公屋的目標，坐在冷氣房的高官望着一幅幅劃滿數字和線條的平面規劃圖，地積比太低，多住點人，重建。多少伯伯離開家園，多少婆婆失去熟悉的生活，三年、五年，就算有重建後回來的誠諾，有多少人能兌現呢？ 舊式商店群 假期的傍晚，邨內盡是老人悠閒的下棋和看馬經、戴着頭巾的南亞婦人和可愛的巴基斯坦小孩跑來跑去，偶而少女過場，頗為觸目。香港商場都一式一樣，生氣全無，有趣的多是舊式公屋商場，或許稱為無冷氣的室外商店群更恰當，像南山邨、啟業邨，舊式的商場，它們將休閑空間、綠化花圃和商店有機結合，沒有現在商場硬生生把人規管到銷費點，靠着設計，如把椅子成為食肆獨家供應，引導居民成為顧客。啟業邨商店群中，椅子可乘涼、桌子可下棋，空地是小孩追逐踢波的小公園，跑累了，走兩步到大排檔買一樽汽水，每位居民賦予空間的意義，不是發展商告訴我們這裏該作甚麼事。 邨內舊店林立，依舊還有開着電視的電器舖。下午六時半，街坊一齊看着電視中的梁振英，城市論壇立時開展，幸好這裏沒有主持，可以粗口橫飛，「呃細佬」、「講大話」，避過法律的審判，也免不了街坊的洩憤。  做餅乾的麵包店 除了電器舖，最矚目莫過於麵包店，「好美味麵包店」，一個高調而簡單的名字，盛載着70、80年代，物質開始豐盛前的樸實，簡而精，沒有修飾，卻字字珠磯，名符其實。店面也如此，沒有裝煌，麵包櫃配上潔白方瓦砌成的牆身，燈火通明，沒有特別之處，店子賣點只是食物和老闆娘。 他們的食物怪異，卻平凡。平凡的是種類，不外乎波蘿包、丹麥卷，最有趣反而是常見的餅乾，梳打餅，平時在超市多買一包包的梳打餅，原來從前是麵包店的產物，新鮮香脆的梳打餅配上麥芽糖，有如那些年的Godiva名貴朱古力，想重溫這味道，啟業邨才可幫到大家。怪異是波蘿包，他們的波蘿包跟其他店一樣，用上砂糖、雞蛋、麵粉與豬油烘製波蘿皮，賣12元，奇貴的波蘿包？是奇抵才對，這波蘿包像筆者的頭般巨大，可吃二天，這店的麵包大多以巨大見稱，連丹麥卷也長近30厘米。這可能跟從前工人家貧，麵包當主食，必須大件夾抵食，不像現在麵包店賣精緻和美觀。想吃再怪異一點的東西，這裏有真正波蘿包，波蘿作餡料的包，體積小一點，只有一般麵包的兩倍。 圖按︰特大的波蘿包和花生與紅豆糯米糍，也較一般的大，紅豆不甜，有豆香，而花生味更有原粒花生，餡料特多 老闆娘的生招牌 對比食物，熱情的老闆娘是鎮店之寶，最愛跟顧客談天說地，工多藝熟，不是做麵包，而是推銷，三句不離讚花香。店子最拿手是蝴蝶酥，為何拿手，看老闆態度可知曉，用上15分鐘勸說我買四塊，才10元的蝴蝶酥，用盡各式好話，「買給媽媽吃，她肯定開心」、「蝴蝶酥放幾天還香脆，每天自製」，見她的落力心也感動了，這10元像買下半島酒店的名貴甜品與尊貴服務。實話實說，蝴蝶酥滿載牛油味、鬆化、帶點蛋香，遠超2.5元的享受，新鮮自製，絶不像盒裝的連鎖店出品，偏硬而只有砂糖味道。問她如何做麵包，會自豪說:「有外面的人幫我訂了五十個三文治」，雞同鴨講不要緊，最緊要大家滿足和開心。花上30元，滿載而歸，為何大讚老闆娘？我承認收了賄賂，臨離開店子時，她請我吃一塊柔軟和甘香的雞仔餅。 老闆娘說起自家製作，眉飛色舞，開顏逐開，談起生意，還可以。但跟各店主一樣，最怕依然是領滙。加租，加租，加租之餘，還有可能不續租。老人邨，店主都無欲無求，只為過平淡的生活，周邊店子都在裝修，大班麵包、大型快餐店在快將降臨等等。明白為何幾年間，領滙股價由14升至40元。望着那12元的特大波蘿包，心想小店無論如何做，也不如領滙有近3倍的價值提升。 圖按︰鳳凰卷，包着花生、椰絲很傳統和香口

「香港樂迷，地下樂迷。」 這原本是這文章的標題。 出於眾多原因考慮，這標題還是給改了。 不過，標題怎樣也不是最重要，我還是想借原本的標題，簡單說一下。 這裡把樂迷分成兩類，是因兩者在本文中的定位有所不同　－　而事實上，兩者亦甚少有相互交流，甚至是相互敵視。當然，在今天千絲萬縷的的互動社會之中，我們難以以單單兩詞把全港樂迷分成兩類；但為了方便討論，請容我就膚淺直接地把香港樂迷分成上述兩類。 這 裡指的「香港樂迷」，是那些對香港地面主流樂壇的追隨者。對此，「地下樂迷」通常嗤之以鼻，多以「過於商業」為經，「井底之蛙」為緯，對前者大肆批判，認 定只有地下音樂，才是世界音樂的真理。至於這裡指的「地下樂迷」，自然也就不明自曉，是指一眾在維繫著獨立音樂生態圈的好樂之人。後者的組成者沒有前者的 廣泛，band仔和社運人士往往佔了最多數，形成一個獨立於主流音樂圈之外的次文化圈。 (當然，「主」﹑「次」之分其實也相當含糊，容易引起爭論)對於地下樂迷，香港樂迷老實地貫以一套白白的偏見，最主要來說，一個「嘈」字在他們的眼裡，往 往可以涵蓋地下音樂界的萬千韻律，一句「壞」可處決整個地下音樂的圈子；最後，流於寡聞與無學，前者往往被眼前單一而畸型的樂壇所完全蒙蔽和局促了。 但這裡有一個毛病。 兩者其實也陷入了自己的一套怪頭怪理的沙文主義狂潮之中，直接說就是音樂法西斯(Fascist)。要導化香港樂迷除開過濾鏡探索地下音樂一般較諸容易，因為他們都視之為新奇的東西；然卻反要地下樂迷作出觀點和立場上的改變，除開一種建基於音樂沙文主義的濾鏡，往往更為困難，亦往往加劇了「音樂法西斯」的情況。 當 然，作為一個BAND仔，我是明白後者的立場因由和指控統據的。簡單來說，他們對主流音樂或其追隨者的指控，可分為文化上的指控，與音樂上的指控。文化上 的指控，就是認為要抗衡體制上的單一流向，認為要擺脫主流價值觀和制度上的枷鎖，甚至要抹走資本主義的牢控，所以得大肆鼓吹地下獨立音樂，方可達成目標。 說到此類文化上的指控，本文暫時不作詳細探討。至於另一種指控，即是音樂上的指控，伴著一些文化指控的統據，直接說就是主流樂壇音樂，八成是垃圾，毫無心 思，千遍一律，得過且過，且訊息壞人… 總言而之，是音樂上的錯。這裡我說是「八成」，是因為荒漠中亦有甘泉，極地中亦有日光　－　從音樂心思來看，一些主流音樂偶然其實亦有佳作，編曲作曲均令 人讚嘆。 樂迷們投其所好，擇其所愛，自然沒問題，但大前是是當中不應有被蒙蔽之處　－　例如認為「所有獨立地下樂隊的音樂都一定 是好的」﹑「主流音樂十成是垃圾，獨立音樂十成是好的」…地下樂迷看到這裡，撫心自問會明白這自然是歪理，然當穿梭於工廈之間，相聚於其友人圈之中 時，卻難免不自覺地抱著一套音樂法西斯的衝量標準，對不同音樂大肆加上自己的文化主張和個人偏見。 這裡我想舉金屬音樂作為音樂法西斯在香港盛行的最佳例證。 金屬音樂於70年代末至80年代誕生，在音樂史上時間相當短促，相當年輕，在本地的金屬發展更尤其如是。不過，這種音樂在兩個樂迷圈中上體現的，卻是一個完全兩極化的結果。這裡我說個小比喻形容香港樂迷與金屬音樂(或另類音樂)間的關係與情況。 情 況就如一個小漁村，這村裡只售一種酒，就是爛極的啤酒，礙於酒商的壟斷和蒙蔽，村裡沒有人知道世界上原來有紅酒﹑白酒﹑烈酒，且誰人都認為村中的啤酒就是 世上最好的酒。然後，一天一名洋人帶來了一樽烈酒，由於沒有人教導他們怎喝烈酒，也沒有足夠的時間機會讓他們好好認識，結果所有村民嚐了一小口便大喊「他 媽的」，結果埋葬了烈酒，繼續相信村裡的啤酒是世上最好的酒。這裡說的小漁村正是香港，村民就是香港樂迷，烈酒就是金屬音樂。 不 過在一些地下樂迷之中，同一個漁村故事卻恰巧是另一個極端的相反：烈酒就是神，它是反叛村莊文化的象徵，它是村莊現代化的訊號，它是抗衡主流文化的核心； 甚至認為即使村裡的人不喝烈酒，只因曲高和寡。我就親眼見過，也親耳聽過，一些一頭長髮的金屬朋友揚言若某場band show沒有金屬樂隊，便不會現身；甚至只有當遇上金屬樂隊，才會走上台前大跳大轉(即mosh pit)，令mosh pit竟然也成了例行公事　－　不需要認識該樂隊，不需要明白其訊息，總之聽到隆隆巨響就跑上去就是了。 (其實明明funk不也是很好跳的歌嘛..) 這樣的現象引伸下去最可怕的事便會開始發生：音樂法西斯　－　任何韻律性強，朗朗上口的音樂都被不好黑白地歸類為「主流」，被獨立圈子為之唾棄；而旋律愈 是奇怪，愈是聽不懂的實驗音樂，則必然會惹來萬千歡呼聲。結果，香港地下獨立樂隊圈中的金屬音隊和另類音樂的發展都開變得急速起來，甚至出現泛濫的情況。 不是說金屬音樂都不好，但金屬音樂不都一定好；就是媽是女人，女人不都是媽的說法。 不少地下樂迷也熱愛於聆聽70﹑80年代的舊 歌。不過具諷刺意味的是，不少這些人聆聽的舊歌(如beatles)(*註：beatles是60年代的樂隊)往往是當時家戶喻曉的樂隊和歌曲，情形好比 今天的主流樂壇；就以Beatles來說，他們不也都是簽了大唱片公司，公司顧問給他們留個怎樣的髮型，唱怎樣的歌而已嘛。某些今天坐著只聽 Beatles﹑deep purple﹑eagles的人，還會口聲指責嫌棄今天主流音樂，然他聽的往往就是30年前的主流，那麼再說「不聽主流」，就顯得沒有道理了。可以想 象，40年後也會有人抱著陳偉霆的歌當作是寶，然後向人宣稱自己正在聽40年前的經典；只要這樣想一下，便會覺得這種「懷舊就高尚」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 音 樂就是音樂，聽音樂時不應在腦海裡自己我編出一些假想敵。硬要把音樂當成利劍盾牌，用以在自我分辨和「自我感覺良好」的虛無鬥爭中，把音樂類型變成抬高身 價的紋身標記，那樣是完全歪曲了聽音樂本身的意義。情形就好像一些平時根本不喝咖啡的人，硬要跑到STARBUCKS去坐上三小時，卻不想想 STARBUCKS或咖啡是否適合自己，最終以STARBUCKS來給自己的生活標價；那樣，咖啡的意義，已不再是「一杯咖啡」那麼簡單了。 用音樂類別給自己的群族劃地盤，不單加速瓦解音樂文化的發展，而且也歪曲了聆聽音樂本身的價值。畢竟，你去評價一首歌或一隊樂隊是否好，是在於它的音樂編排上與訊息歌詞上，而非政治意識取態上，或地盤的地理位置上。 好歌，多吵多靜，多旋律性多實驗性，也就是好歌。 香港樂迷自然有不少垢病需要正視，然當一眾獨立為獨立音樂生態圈出力支持的地下樂迷們，卻要小心免得陷入音樂法西斯的口井裡，結果帶頭成為音樂文化(不論主次)的破壞者。 最後勉強要說句，上述兩類樂迷分類並不能代表樂迷的全部，也就並不能以偏概全地代表所有人。

按：文章刊於2012年11月2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P04頁，由報章編輯起主題及副題，作者在 網絡 尋找圖片。 坦白說，我沒有密切留意「港女五百」和「虐貓案起錯底」兩件事。直至星期一，網民在facebook 評論某免費報章的標題是「虐貓變網虐網濫起底殺錯良民」。 筆者抽了以下三個例子： 一：咩叫起底要諗清楚，透過民間方法公審，私了，根本就完全違反法治及現在民主社會對其他公民嘅基本尊重。 二：將來網絡23 條，真係要多謝呢班起底組。 三：你們的自以為正義，自以為享受言論自由，正正就在葬送言論自由。 是這些評論吸引了我，令我快快看一遍報道，得知兩名少年無辜被網民起底和抨擊，而未婚女子Yammie 在網上和現實的身分生活也被徹底暴露了。 我隨即想起今年五月出版的一本書，裏面有一個章節， 作者闡述網絡欺凌（cyber-bullying） 是互聯網減弱人性（becoming less human）的例子。 網上世界也應有其禮儀 先介紹作者和書本。作者 Tom Chatfield 是一位科技和文化評論員， 並曾經擔任Google 顧問。書本名叫 How to Thrive in the Digital Age ，是作家和生活哲學家Alain de Botton 的書本系列 The School of Life 的其中一本。系列旨在讓讀者理解世界，嘗試尋找生活方向。這本書就小結互聯網如何對我們帶來益處，以及傷害。 作者開宗明義，問了兩個問題：個人如何在數碼世界的挑戰中成長？數碼世界如何幫助我們實現潛能，以及讓人際相處盡量發揮人性。 作者認為人類成長的最終目標，是阿里士多德學說的幸福（eudaimonia）。人類致力要踏進最高境界，就必需具備美德和理性。人類創造科技，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資訊流通和機會，同時在開拓各種各樣性、工作和人際關係，真實和虛擬的邊界變得模糊。然而，作者時刻提醒，人不能在科技世界失去人性，不能僭越社會規則，包括網絡欺凌。 誠然，網絡欺凌只佔書本的一小部分，但作者提及一樣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人們在網上世界可以集體做一些在現實世界不會也不可做的事，例如毫無保留抨擊一個人，不顧對方匿名的身分和個人私隱，為求一些利益和快感。他引述一條 博客守則 ：不可在網上說一些面對面也不會說的話（Don’t say anything online that you wouldn’t say in person）。他勸喻網民，網上世界也應有其禮儀（netiquette）。 對筆者來說，禮儀之所以重要，在於如果禮儀能夠解決紛爭，就不用法律介入。不少國家政府回應民眾訴求，保護網民免受騷擾，禁止網絡欺凌，例如鼓勵受欺凌者舉報，加強互聯網教育等。今年 菲律賓 和 新加坡 政府也進行公眾諮詢。上文三個回應，表達了一個憂慮，就是政府會「借刀」，藉此達成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的目標，例如要求網絡服務供應商交出懲治惡意中傷者，或者至少主動刪去留言。 人類運用互聯網的黑暗面 網絡欺凌是個很可怕的事情，因為事情可以隨時隨地發生，而每個網民也許付出很少，例如罵一句，或者公開被欺凌者的上課工作地點，但當數以百計網民做同樣行為，對方整個身分和生活情况就被揭露。而網民因為看不到對方反應，加上匿名，就自覺毋須負責。不論是「起啱底」和「起錯底」，對方受的傷害可能無法挽回。外地有些被欺凌者因為受不住壓力而自殺。 筆者和網民也不斷學習運用互聯網，其中一課，是如何平衡保持私隱和在網上建立形象和關係。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個人用戶幾乎不可能不透露任何個人資料（不論真實或虛構），而交到朋友，或者分享到外來資訊。交換資訊的過程容易使人愉悅、滿足，例如用戶之間能夠共同分享喜怒哀樂，共同參與活動。 但我們要小心分享什麼資訊在網上，也要細心留意私隱設定，例如應否被任何人或者朋友看見。朋友間也應互相信任，即不應胡亂把彼此資訊向沒有信任基礎的第三者發布。（在港女五百事件，筆者相信如果不是朋友公開事主一些資料，如相片和工作地點，起底也不能這麼透徹。）如果擔心資訊外泄，我們不應上載社交媒體，或至少把資訊加密，再用匿名方式發布。未經證實的信息，我們不應轉載。即使根據事實批評言行，我們也不能侮辱對方。 我們享受互聯網帶來的自由言論空間，但這空間脆弱得很，有人會不自覺地濫用自由，肆意攻擊對方，失去理性和美德。這就是Tom Chatfield 所說，人類運用互聯網的黑暗面。遏止網絡欺凌，不等於即時要求法例。法律可用來保障私隱，或者禁止歧視言行，但一涉及網絡監管，社會很容易出現寒蟬效應，自我審查，從而收窄言論自由。如果不想政府有藉口「借刀」，網民們一起集體自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