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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中时集团董事长蔡衍明日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指出，“六四事件”反而让他对中共怀抱希望。蔡衍明说，只身阻挡坦克的那个人“居然活着”，“要杀会死太多人了，‘大屠杀’之说显然不对”。 “六四”是不是大屠杀？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大屠杀”是一个可大可小、伸缩性很强的概念。如果以“南京大屠杀”作为标准，“六四大屠杀”之说“显然不对”，没有任何争议。不过，仅仅根据“只身阻挡坦克的那个人居然活着”就否认“六四大屠杀”，却值得商榷。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和天安门母亲都认为“六四”是大屠杀。香港支联会将“追究屠城責任”列为五大纲领之一，天安门母亲网站自我介绍该群体开始形成于“六四”大屠杀过后不久。天安门母亲还曾以《献给“六四”大屠杀的死难亡灵》为题发表祭文。 “六四”是不是大屠杀？与伤亡人数密切相关。北京市《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指出，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据说，中国红十字会报告称有2600—2700人死亡。德国《明镜》周刊披露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六四事件”有3000人死亡。不管是200余人，还是3000人死亡，认为“六四”是大屠杀者不乏其人。难怪六四民运领袖之一王丹怒斥蔡衍明的上述言论“颠倒黑白”，并宣布即日起拒买《中国时报》。 那么，蔡衍明何出此言？这恐怕与其商人的逐利本性有关。旺旺在中国大陆共设立33个销售分公司，330个营业所。凭借在台湾经营零食业务积累的经验，蔡衍明在大陆零食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大量财富。2011年《福布斯》台湾富豪排行榜，蔡衍明以净资产61亿美元排名第三。 2008年，蔡衍明接手经营中时媒体集团。中时是台湾最大的媒体集团，也是台湾唯一拥有网络、报纸、电视、广告等不同平台的媒体集团。分析人士指出，蔡衍明旗下的网络、报纸、电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北京的声音。 事实上，蔡衍明收购中时之后，各种传闻便接踵而来。有消息称，北京向他提供资金等支持。但蔡衍明对这种说法予以否认，他说：“我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拿他们的钱？”另外，一些《中国时报》工作人员和媒体分析人士都认为，自从被蔡衍明收购后，这份报章便显示出强烈的亲共倾向。还有人表示，《中国时报》的报道有失公允，更倾向于报道大陆的正面新闻。 “两岸统一是迟早的事”、“台湾应该克服对大陆的戒心”、“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民主，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在《华盛顿邮报》专访中，蔡衍明的亲共立场跃然纸上。而蔡衍明这些言论亦说明，为了生意需要讨好当局，这是一条硬道理。 对于如何管理中时，蔡衍明露骨地说：“我的记者有批评的自由，但是他们下笔前要三思后果。”这句大实话揭示了商人办报与文人办报的不同：商人在商言商，惟利是图；文人重义轻利，大公无私。 与蔡衍明相比，一批民国报人则不畏强权，不惜以生命坚守社会正义、新闻自由：宣布“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宁死不收张作霖的30万“封口费”；以“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为信条的林白水，慷慨被杀也不为张宗昌唱赞歌；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叫板蒋介石，最后被暗杀。 文人办报已成历史，商人办报方兴未艾，悲夫！

2011年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动荡加剧、乱象纷呈。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个“乱”是一种局部的、短时期的或是震荡程度有限的乱，还是全局性、长时段的和剧烈震荡的乱呢？笔者的看法是后者。也就是说，世界的大变局将要经历一场大动乱。这个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国际形势总体趋势的把握，关系到中国根本性的战略应对。 2011年的国际形势已经显露出了强烈的征兆。 第一个征兆，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世界陷入乱局第一位的原因是经济。 美国和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地位下落、国际权责体系的调整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中东地缘结构发生重大变局、美国重返亚洲迈出实质性步伐、欧盟在西亚北非事变的国际干涉和治理中走到前台、俄罗斯推出自己的欧亚联盟构想。 第二个征兆，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在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将以修复失衡的面貌出现。 美国今后的主导作用就体现为它要当国际政治的平衡手。为此，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是重振美国国力、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第三个征兆，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间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全球性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和对立是贯穿于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的整个危机链条的一个核心因素。 第四个征兆，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现在看得很清楚，西方国家的这场危机不是周期性和政策性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的危机。 第五个征兆，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事件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形成从北非、经西亚一直延伸到南亚的伊斯兰动荡带，并有可能使中东和平进程遭致严重阻滞、发生严重倒退。 第六个征兆，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 随着全球化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潮流，对物质资源的需求空前增长，世界正面临承受两个地球和三个美国的需求压力。而人类陆地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陆地资源的几尽枯竭。导致全球工业化向海洋方向寻找出路，标志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全球已装机可再生能源，水电是最大头，风电第二，生物能源第三，太阳能第四；按地区的话，亚洲和欧洲相当，中国的贡献不小。 第七个征兆，地球生态持续恶化，各国对自然灾难的社会负荷几近极限，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 2011年全球性大规模的自然灾难和生态灾难比往年有增无减。自然生态屡遭破坏给人类安全带来威胁的比重显著上升。呈现出常态化、加剧化和向社会危机转化的趋势。自然生态危机强化无疑给麻烦丛生的世界雪上加霜。 第八个征兆，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 互联网同时成为一种新型的作战平台、攻击性武器和打击目标，具有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特质，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有关国家安全的主战场。 第九个征兆，美国霸权稳定体系严重动摇，影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缩减，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 美国领导力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为现有国际秩序留下真空半真空地带，使得世界的混乱局面加剧。在现阶段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力量有能力取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管理或领导。 第十个征兆，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第十一个征兆，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从上述列举的11个征兆中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所显现的动乱不是局部地区的或单一领域的，而是全球多地域综合性的动乱。 造成这些动乱的因子，很多都具有普遍的内生性，从根本上讲，是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要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严重不适应所致，是全球化时代深刻矛盾累积汇聚的结果。 在这种深刻动荡面前，国际社会的有效治理能力严重缺失，理念陈旧，政治管控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保持国际社会总体稳定的众多条件已经严重恶化。 世界正在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之中，危机的局面可能要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段。这场大动乱在内外两个方面同样会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冲击，而中国渡过国际动乱期、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出路和机遇恐怕也蕴涵在其中。 未来中国的大战略，应当着眼于如何在这场大动乱到来之际保持中国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大动乱中如何因势利导地引领国际社会的变革朝着进步与稳定的方向前进。 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 基辛格博士在他2011年面世的新著《ON CHINA》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这句话。现在看来，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不自觉正把自己推向康德所预言的第二种途径。

MarketWatch专栏作家高德(Howard Gold)撰文介绍道，著名经济学家、《去杠杆化时代》作者席林认为，一场全球性衰退已经开始，欧洲将进入深度衰退，美国将于今年进入适度衰退，中国将遭遇硬着陆。以下即高德的评论文章全文： 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当前最主要的问题自然是我们是否会陷入新的衰退，可是在席林(Gary Shilling)看来，问题却只在于衰退的规模。 和那些阴郁的末日预言家不同，席林是个很轻松的人，喜欢开玩笑，业余时间养蜂自娱。可是，当谈到经济时，席林却是非常严肃的：过去几年当中，和大多数同行相比，多数时间当中他总是更加悲观，而且多数情况下他都更加正确。 现在，席林又一次明确地以自己的看法和其他同行划分了界线：他宣布，新的全球衰退已经于欧洲开始，而且很快就会越过大西洋，波及我们的海岸线。 毋庸赘言，对于华尔街上硕果仅存的牛派，对于奥巴马总统的竞选团队而言，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噩梦，尤其是后者，他们都在双手合十，祈祷欧洲11月之前不要爆出大麻烦。 席林相信，欧洲上个季度就已经陷入衰退了，或许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衰退，但是整体而言，已经足够将整个大陆拖入泥潭了。 真正要命的想法在于，席林估计欧洲这一次衰退的程度将完全可以和美国2007年至2009年那一次相提并论。这样的欧洲衰退自然也足够在今年上半年将美国原本相对较好的经济状况拉下水。 他还估计，伴随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收紧荷包，中国经济也将遭遇硬着陆。 在其著作《去杠杆化时代》当中，席林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即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年的信贷泡沫，直至2007年，不堪债务负担的美国房市崩溃为止。伴随众多的家庭谋求去杠杆化的进程，这样一个泡沫破灭的影响将持续很多年。 太多债务负担 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研究了若干国家的若干金融危机，结果发现，我们所经历的大多数危机都缘起于私营部门的债务负担过重，对此席林表示同意。 两位研究者指出，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往往会介入，背负起金融机构，甚至有时候是个人的债务，来“挽救”金融系统。不过，公共债务膨胀到临界点以上，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使得痛苦的时间延长，也使得国家要实现复苏的困难陡增。 目前在欧洲所上演的，正是这样的故事，而且某种程度上说来，美国的剧本也是如此。比如说，标准普尔不久前调降了几个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失去了AAA的评级，在六个月后步了美国的后尘。 欧洲国家都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经济尚且步履蹒跚的时候，要确保希腊、葡萄牙，甚至还有意大利和西班牙不至于违约，正变得愈来愈困难。 “我想，欧洲正处于深度衰退当中。”席林解释说，“因为他们正同时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像2008年的美国一样。 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这就使得他们面对危机时更加难以措手。他强调：“他们的经济政策整体而言看上去惊慌失措。” 彼此之间密切的贸易联系曾经使得他们共享繁荣，但是现在同样也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摆脱群体性衰退变得极端困难。 增长预期调降 不久前，世界银行已经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予以调降，而且估计十七国欧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下滑0.3%——一定程度上说来可以解读为温和的衰退。 即便是强大的德国，在去年的第四季度也遭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增长，因此他们恐怕也难以免疫。默克尔政府不久前同样调降了自己的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但是还坚称德国不会陷入衰退。这位女士是否过于自负了？ 对于英国的情况，席林也并不怎么乐观。他指出，欧洲贸易伙伴的株连和保守党政府的节俭计划联合作用，正在将这个国家推向衰退。卡梅隆首相的计划每增加一英镑税收的同时还有三英镑的开支削减，整体而言会让许多部的预算都缩水近20%。 席林的结论是：“我想，这是个值得敬佩的实验，但是选择的时间实在是糟糕透顶。” 在他看来，欧洲的衰退恐怕绝对不会温和。“我们回望美国的2007年到2009年，可以看到真实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了5.4%”，他估计，在欧元区也会发生“同等重量级”的事情。比如说，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就缩水了5%到6%。 即便是全能的中国，这一次也跑不掉了。 伴随中国政府试图压制通货膨胀，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降低到了8.9%。席林指出，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5%至6%“就意味着中国的硬着陆”。现在有迹象显示中国出口正在趋向疲软，而消费开支至今还没有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4%，即不及美国的一半。 美国相对轻松 至于美国，席林预计同样会出现衰退，只是没有欧洲那么严重罢了。他表示：“我们将遇到……2.1%的下滑……在战后衰退当中属于较轻的那一半。” 听起来似乎让人松了一口气。美国的处境之所以会相对轻松，正因为美国与欧洲的瓜葛并不是特别深：出口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为13%，而总出口当中，欧元区的比重又只有15%，这就意味着对欧元区出口对于美国经济整体而言，其实只有2%的影响。 “这相对而言是较小的。”席林评论道，“将受到较大连累的还是金融领域。”表面上看来，美国银行并没有像法国或者德国银行那样深深卷入欧债危机，但是考虑到各种衍生产品之类的存在，“你还是无法确切估计风险”。 去年的股市或许也为席林的推测提供了支持。摩根士丹利提供的数据显示，欧洲货币联盟国家市场整体在2011年当中亏损18.4%，而美国则是不赔不赚，意味着这里至多只是温和衰退而已。 在房市的预期上，席林倒是和大多数人看法一致，预计美国房价尽管较之峰值已经下跌三分之一，但是2012年还将再跌20%。 原因是，由于政府的贷款负担减轻计划和机器人签名丑闻的影响，抵押赎回权丧失的情况在过去两年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现在，这一潮流将再度回头，“是另外一只靴子落地的时候了”。 那么，投资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自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981年在15%以上见顶之后，席林一直在推荐它。在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于2008年跌至2.5%时，他卖出了一部分，但是在其收益率涨回到4.5%时，席林买进了更多(同时，葛罗斯(Bill Gross)等著名投资人在卖出)。 目前，三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3%以下，席林表示：“我们一生所仅见的债券涨势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过去三十年当中，美国国债的整体表现要好于股票。 我个人并不认为长期和中期国债的风险回报情况具有多少吸引力，因此我还是坚持持有投资等级企业债券和高品质派息股票。 当然，席林并不总是正确的。作为一个超级熊派，他的预测在多数时候是正确的，他的策略在多数时候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也错过了2009年至2010年的涨势，现在我也觉得他有点过分悲观了。除非欧元区真的分崩离析——我认为这可能性不大——我觉得美国至少到下半年的中期和晚期都可以避开衰退。 不过，对他的警告置若罔闻总是危险的，因为他的预测记录摆在那里，告诉我们必须提起足够注意。

习近平，靠他的父亲和自己的关系，在1976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他在1979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工农兵学员大专毕业后，靠父亲的人际关系，分配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当耿飚的秘书。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与曾庆红和军内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曾庆红当时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余秋里的秘书。 为了累积政治资本，习仲勋安排儿子习近平到地方上去工作。习近平在1980年代初，在河北正定县当副县长，因为，与河北省委书记高扬矛盾，而调到福建省工作。在福建，因为福建省的领导，如项南省委书记，与习仲勋是朋友，或至少没有矛盾，同属改革派，所以，习近平在福建得到重用和提拔，步步高升。后来，江泽民主政时，曾庆红权力很大，极力提拔习近平。而且，习近平保护贾庆林和贺国强在福建的利益，所以，贾庆林和贺国强也是极力提拔习近平。最终，习近平当上了福建省长。后来，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都是江家班底的人马和李鹏班底活动支持的结果。贺国强是李鹏的人马。贾庆林和曾庆红是江家帮的人马。 胡温是不支持习近平的接班地位的。这些年，习近平试图两头讨好，既不得罪胡温，也不得罪江泽民派系。但是，做到这点是不可能的事。习近平两头讨好，可能两头都不讨好，两头都得罪。所以，未来习近平能不能接班，是有很大变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