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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颜格格:【锋言疯语】我看“重庆模式”

本文题目对我来说本是“老生常谈”,三年来我的博客有关重庆的话题我写了不算多也不算少。从《重庆那点事》到《红歌的本质》再到《蛋糕哪里来》《黑打是历史的倒退》以及最近的《落幕西南》,从始至终我对重庆的态度一直如此。本不该再一次提起,但最近两天很多人质疑我、攻击我,很好奇我为什么对重庆、

南方人物周刊:史璞:教授“绝食抗议”前后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我会继续追查通许县贩卖病死猪肉这件事。县政府不要以为对外公布,抓了7个涉案人员、免了3个镇的畜牧站长职务就能蒙混过去!河南省要有个说法,郑州防疫监管也要负责。没有责任追究,光作处理,那就是忽悠!” 3月18日晚,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在财大文北校区对面一餐馆内,干嚼着肉夹馍,重申他之前的论调——“3•15”当天,他静坐在郑州的闹市区紫荆山广场,身穿对襟黑衣,头缚白布,上书“抗议绝食,食品不安全政府渎职”。 “先礼后兵,逐步升级” 一切源于3月9日。“已在河南各类媒体作点评二十多年”的史璞,被河南电视台请去,为8套节目《百姓“315”:病死猪肉“还魂记”》作点评。看过原片,他直呼是“内心屈指可数的一次震撼”。 镜头里,“病死的猪身布满现场,切好一块块地堆在地面”,“黑乎乎的一坨坨是病猪的内脏”,“最过分的一张图片,因为太大不能截屏放到微博上。那是病死猪埋进地里一个月后,被人挖出来,剔除腐烂部分,分解流入郑州、开封、延陵等市场。” “今天的点评,我将格外慎重。片子触目惊心,但‘315’在即,又处两会期间,还得考虑河南的整体形象。”进演播室前,他与场中人协商。待他出来后,一位年轻编辑问:能否把您批评政府的那段话去掉? 当晚,他一边截屏一边看节目时发现,他的点评岂止去掉一段,“整条没上。反而结尾安上政府对这块如何地重视。” “不法养猪户为钱丧尽天良!不法中间商丧尽天良!不法政府防疫员知法执法犯法,受贿渎职犯罪!地方党政不作为、纵容病死猪肉产业链非法暴利!”一小时后,他将点评上至微博,还@官方的“郑州发布”、“平安中原”、“平安郑州”。 “我一向是先礼后兵,逐步升级。”史璞说自己的“斗争策略”。 3月10日,他发微博称:“郑州市应表扬河南电视台的有关记者,帮助郑州市食品监管。呼吁卢展工书记严厉查处,勒令通许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引咎辞职!” 3月11日,他在微博上简列“食品不安全”的5条主因,条条质疑政府的监管缺失,“惩治力度小,纵容违法经营”。 3月12日,他再次在微博上@“郑州发布”、“平安郑州”、“平安中原”,建言献策三条。后在微博上致信“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及卢展工书记、郭庚茂省长”,加强此前的呼吁。 下午5点多钟,一位关系疏远的行政老师打来电话。他向史璞透露,有一战友现在开封市委任职,得知史对食品安全不满,在网上发表意见,想通过他来作沟通。 晚上聚餐,史璞又收到过去一位“郑姓女生”的电话。“这孩子上本科时,我教过她。她考到江西读研时,我辅导过她。晚上回家后,她在电话中央求我,能不能别再掺和这件事,因为她的父亲就是通许县畜牧局局长。” 13日,女生还在给他发短信,“……您永远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喜欢听您的课,很佩服您,更敬佩您的为人。但是这件事发生之后,处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公众的利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的安危,我很痛苦,也很为难,希望这件事情能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也能让我父亲不受处分。” “孩子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不单关乎她与她父亲,还关系到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到我的价值理念,我不能退让。”他默然按下手机。 论及史璞的价值理念,他的老同事,现任河南财大研究院副院长朱新涛含蓄指出,这与他90年代初生活发生一系列变故不无关系。 “我有幸在 1989 年遭遇我任教的河南某学院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我开除公职留校察看和发 40% 工资的 “惩罚”, 令我停课并在系资料室劳动改造:打开水,扫地,收发信件……,迫使离婚……”——2003年,史璞曾在所著《管理咨询:理论、方法与实务》的后记中隐晦提及。 “不!我的人生轨迹确实从那时转变,但我的心态从未改变。”史璞矢口否认。 事实是,从1984年由石油大学管理系调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任助教起,他的行事风格,始终在不足300亩的校园里传播不休。 90年代中期,学校分房,趁时任校长吴铁军不在,他抡起铁锤,一举砸开校长办公室,尔后又砸烂其桌上玻璃。据说,连书记办公室也未能幸免。为此,校长室门前一度专设保安。 而史璞言之凿凿,这批分房理应有他,是学校对他受屈的补偿,可名单上却未见他的名字,校方也终不给合理解释。 “他敢做呀!他还扬言手里攒着校领导及其家属不按章办事、占用分房的证据。”朱新涛睁大双眼。结果,除赔偿玻璃费用,史璞不仅分到住房,“校领导也不敢拿他如何”。 吴铁军离任后,史璞又与接任的校长徐兴恩闹翻。只因他不服“院办公室都安有空调,教室却连台电扇都没有”。 诸多传闻里,还有史璞因索要发票不成,不惜将郑州台资企业、丹尼斯 购物 中心诉诸电视媒体,哪怕该中心管理者是他的好友;去年,他因上课时受隔壁班级干扰,大为光火,被学生投诉发生肢体冲突…… 政府知错不改,教授绝食抗议 “时间方面选择了“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地点方面选择了邻近省委省政府的公共广场,视觉方面选择了头缠白布条这种有些悲壮气氛的方式,又以绝食抗议来扩大影响。非常明显,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作者娄献忠在某文中的分析,点到了史璞的心坎上。 3月13日,史璞在微博上明示孤注一掷的前题——“如果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或开封市委市政府对开封通许县病死猪肉流向市场问题无所作为,没有公开表态。”至于宣言后的“遗言”,他坦承,“不要当真,只为造势。” 第一个被势头惊动的是女学生父亲,通许县畜牧局郑局长。当天上午,他致电史璞,约他与通许县县长一见。“食品安全在我国,从养到屠宰到流通到市场销售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作为其中一环的负责人,他的为难我能感受到。”史璞说。 下午3点,在MBA办公室里,通许县副县长张毅让史璞感到“比较朴实”,“他口口声声给我汇报。先说这次通许县出现的问题是例外,县里正在整改。我打断他,据我所知,通许县的事在五六年前即有报料。见我反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第一,赶快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道歉,争取社会的接受。其次,赶快给上级领导写检查。第三,赶快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他特意挑明此次静坐的“4个关键词”:315、食品安全、教授、绝食抗议,“如果有人敢抓我,后面再加一条,被抓。” 副县长听后,“立即表示回去后,先把道歉信发在县网站上,待领导班子研究一番,再将情况与我交流。” 那晚11时过后,史璞不见道歉信挂在通许县门户网站上。第二天上午,对方也无来电。“我知道,他们变了。” “……14日上午,有人通过我的直接上司施压,瞎眼了!……有种的给我1颗黑子弹,感谢你让我做闻一多第二!” “……下午,片警询问我是不是明天要绝食。我答:明天上午9点,独自1人,紫荆山毛主席像,绝食抗议!我不怕被抓,不怕(刑诉法)73条!” 史璞想起,14日下午5点多,与片警通话完不久,张副县长来电,他又来学院,想再度相见。“我是死活不见”,尔后,凡学校来电、来人敲门,史璞一概不理。 对于他的执着倔强,老友乔赢深有感触,“他往往出于良好用心,指出对方身上存在的毛病。如果他说的是对的,别人知错不改,他便会异常恼怒,宁肯采用偏激一点的手法,让对方注意,惹来满城风雨。他深知他处事上的短板,常称自己是不能下海的,可这就是他的个性。”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3月15日早7点,我像往常一样醒来。掐准我家到紫荆山广场的时间,我翻出一块皱巴巴的白布,裁好,熨平,然后下楼买粗笔。” “8:05分,我离开家。出门前,我可什么也没吃。45分钟后,我到达目的地,先环绕四周一圈,确定有无上访人等。行动前,我计划不能有任何偏差,遵循5条原则:第一,我不是上访;第二,不能聚众;第三,不涉及到游行;第四,不涉及与政府对抗;第五,不能影响周围环境秩序。 “9点,上班高峰期刚过,我面向紫荆桥东,在毛泽东人像前的台阶坐下。不一会,那个郑姓女生来了。好几年不见,我一时都认不出她。她请求我别坐这儿,我说既然来了,你就别劝了。见说服不了我,她无奈离开。 “她走后,我前面又冒出一老头。他喊起口号,我立马撵他走,我的事跟你的事没沾,你别瞎起哄。这时,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保卫处一行十来个人也赶到,他们是校方临时成立的‘维稳’小组。MBA学院党委书记王颢上前一拍我肩说,走吧走吧。我说,你没看见旁边有人拍照?万一这时上传网上,别人误解我是被你们带走的,反倒麻烦。不如你们都站在毛主席像背后,省得产生负作用。 “10点钟,落雨纷纷。桥下行人匆匆,来往车辆川流不息,没人在意我坐在里面干啥。面对空旷的雨地,我内心蒙生一阵凄凉。我像一个电台播音员,眼里不见观众,不知道在对谁说话。为之奋斗的事情真有效?虽说为大家吃饭的事,但好像跟我没关系,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过后,心渐渐静了下来,我感觉自己像一颗小石子,尽管渺小,但投进水面,却让四周泛起涟漪甚至波浪。这就是我行动的意义。”餐馆里,史璞平静地讲述。 那天上午,他不敢轻易挪动。中午,一个女人上前与他攀谈,既而当他面高唱红歌,他只得慌忙避开。有人劝他进食,校宣传部副部长也说,你都五十多的人了,何必找罪受?还有六十多岁的姐姐,在电话里直哭。 “第二天,我问‘维稳’的人,为什么当时不把我拉走?他们说,事先就没想拉走我。14日,他们内部曾开会。会上,没有一人定性我这次做错。他们只是害怕我会体力不支,导致出现新问题。”史璞微笑说。 下午3点来钟,校工会主席的到来,让他心里有底,“他来代表了关心,也是上面意思有变”,探明省委领导已作批示,他心说行动目的达到了,“本想待到晚上6点。但这时再不撤,就是我有问题。” 16日清晨,史璞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她告诉他,从北京五道口到清华园,她为他跑遍报亭,一气买下二十多份报道他的报纸,快递给他。手机这边,他激动得哽咽难语,“你做了什么?你不就是往那儿坐了一下?可带来的社会效应与回报,远比付出的要多。这证明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还没泯灭,就像大家睡到早上该醒了,忽有一闹钟将人唤起。” 在 校车 上,朱新涛听到有人议论,史璞是做秀。他没吭声,心想,“做秀要看对社会有利还是无利。如果有利,真做秀又有何不可?总之,史璞这次干得漂亮。”声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经济系教授霍彦立,在校与史璞同是“四大才子”之一。15日下午,他也曾赶往紫荆山广场,可惜晚到一步。他直言欣赏史璞,“他所做的事情不管给他带来荣誉、利益还是误解、诋毁,都会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如果有麻烦、需付代价则是他个人承担。”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做了这件事?我也在思考。有一件事对我影响终生,“文革”时我8岁,跟着一群人批斗我的老师。等我当知青报考大学时,他却仍记挂我,来我家为我送复习资料。所以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我对你们不负责,我又怎么见我的老师?”说时,史璞眼里透出一丝迷惘。 “这两天,我都在困惑。我本想引导大家更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却演变成大家关注我。这绝不是我的初衷。我还忧虑这件事会不会影响河南人的形象,会不会影响通许县的主要经济?那里毕竟是河南主要生猪基地,可不能将这一行业搞死。”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0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新浪微博:网友对“关闭评论”的评论

  @何兵 : 不让评论的理由是防止谣言。没有跟贴,谣言如何澄清?这不要鼓励谣言传播吗?  @潘石屹 : 我呼吁:依法处罚造谣者,尽快恢复微博的“评论”功能。 @潘石屹 : 防止谣言的传播,没有关“转发”,却把“评论”给关掉了?这是对症下药吗? @王冉: 传一个"谣言":据说街头茬架最新流行语改为"你丫牛B什么!你丫有本事评论我啊!" 疯乎无语:微博精彩的地方就是评论,关闭评论就是告诉我等屁民:他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观棋就要闭上你们的鸟嘴...

爱思想 | 刘瑜:其实不一样

刘瑜:其实不一样 进入专题 : 合同异    ● 刘瑜 ( 进入专栏 )       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          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诉法草案第73条时,我们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吗,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时,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问题是,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这里,两者常混为一谈。其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嫌犯。“9·11”袭击中的嫌犯“第20个劫机者”——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里的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爱国者法案》从制定到实践,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如其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后来修正了这一法案。最后,《爱国者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诉讼不断,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关注下,其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可能是给公权发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两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进入 刘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合同异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杂文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60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新世纪》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刘瑜:其实不一样

刘瑜:其实不一样 作者:刘瑜 来源:《新世纪》2012年第12期 来源日期:2012-3-2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6 16:48:50 阅读量:60次   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   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诉法草案第73条时,我们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吗,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时,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问题是,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这里,两者常混为一谈。其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嫌犯。“9·11”袭击中的嫌犯“第20个劫机者”——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里的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爱国者法案》从制定到实践,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如其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后来修正了这一法案。最后,《爱国者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诉讼不断,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关注下,其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可能是给公权发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两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80分不完美,60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认从60分进步到80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的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21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BBC | 大家谈中国:“深化改革”已成悖论

改革大旗,已成偷运自身利益的“改革”倡导者争相披挂的虎皮。 “深化改革”所以已成悖论,正在于那些在30年“严打”和反腐“高压”态势下,越宜厚重的贪腐财富和权利,亦将随之而深化。这正是“深化改革”被寄予的价值和陷入的尴尬。 《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类“改革”宣言,“危机”、“衰退”和“不改革”的帽子是先扣给他人的,而假言批判或某个剧目的出演是紧随其后的。这类荒谬逻辑论式的推出,目的只为了一个内容含混不清,叫作“深化改革”的动作出台。 很清楚,把方向和目的截然不同的前15年改革和后15年“改革”混称为““不完美”的改革”,是有意混淆他人论点;把对后15年“改革”导致的危机的批判,呵斥为“不改革”,显然是在偷换他人概念,这就为本轮“深化改革”批上了“欺世盗名”的旁注。 前30年改革的后半页,已经使80%的国人无端沦为赤贫。以分蛋糕为假唱的后续改革,又能怎样?我们已经看到,正是没有惩治和法办的腐败和掠夺,才导致更多权利、财富格局中人如鱼得水;正是整个国民无权对现有财富、权利格局不认同,才导致群体抗争和社会对峙如火如荼;正是改革越来越被纳为权利和财富俱乐部的游戏,才导致中国改革走上歧途并搁浅,毫无“继续”和“深化”逻辑可言。 我们已经厌恶地领略到,改革大旗,已成偷运自身利益的“改革”倡导者争相披挂的虎皮。中国改革命题最大的修正者和篡改者,已经充斥了改革舞台。那些改革修饰语:“继续”、“深化”不但因此变得可疑,更有在逻辑上为洗白掠夺、盗窃的财富正本清源、拓宽前程之嫌。 正如“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改革中去解决”想混淆的那样,这些问题是改革不可避免的、而不是“深化”刻意要达成的。真是这样吗?答案请到这个背景里去找:改革已经越来越像老百姓在拾“改革”的牙慧,“改革”越深化,越像是一小撮人的表演了! 当今中国资本市场,可具话语权的资本来源,无非这几类:“原始积累”来的,房地产爆发的,产权改革易手的,靠权势和垄断背景募集的,以及党国税务、银行、外汇管制巧取豪夺的。这样审视下来,“深化改革”、尤其是资本市场“改革”大戏的剧情,也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这些资本的来路一样,法制和公民社会的缺失,仍然是第一生产要素。撇开公权力要不要介入这些资本的合法性不谈,仅就这些资本继续“深入改革”这个国家的政经基础而言,就足以将公权力和公民社会埋葬。 回避这些社会核心危机,而去大谈行政、产权、市场、金融垄断改革,既与老百姓的民生、民权无眼缘,更与所谓“不完善”的改革和国家发展无关。把抽掉本质的改革称作“不完善”的改革,是在刻意偷换改革概念。毫无疑问,今天的贪腐财富,就是明天被洗白的民营资本!今天的新权贵,就是明天的财阀和大亨。毋庸讳言,当前所谓的“深化改革”,既充满了新权贵巩固既得利益的急不可耐,更传递出市侩资本换取政治权力的难抑诉求。 “深化改革”已成悖论。正在于法制和公民社会是“顶层设计”不愿构想的。一方面,是国相悲天悯人的政治改革告白;一方面,所有来自民间的意见和诉求都被噤声。“维稳”已经维到满街军警荷枪实弹、盘查行人的程度,这轮改革“深化”的天机何在?这种一言堂的“改革”也叫改革吗?无意于司法独立和公民社会的改革是为谁的改革?这种公权力缺失下的改革是值得支持和期待的吗?玩“赵紫阳信息解禁”、把六四民运和当红“改革者”扯在一起的心理暗示游戏,是徒劳和诡异的。它只表明权利和财富新贵已经联手了!寄望于某个在“改革”深化中获益最大的党内“改革”人物,是廉价的小市民情怀。军警已被器化,刑诉法73条已通过,连律师也要宣誓拥护党了。好吧,当我们怀揣好一颗虔诚的改革之心的时候,似乎忘掉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总崩溃的海啸正在到来。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一五一十 | 动真格的假选战:香港的变与不变

作者: 俗衆喉舌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 民主 , 政府 , 香港 亲建制派的梁振英当选第四任香港特首,内地右派舆论及人士一片悲观,诸如自由港已被彻底赤化、共产党于3月25日全面解放香港等声音不绝于耳。既然一味否定梁的胜选所带来的正负面效应,但试问,本届香港大选若是唐英年或是何俊仁取代梁振英,难道就会对当今香港的政局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抑或内地人所期望看到的积极进步影响吗?笔者看来,未必。 先来看看此次大选梁振英的主要竞争对手唐英年。作为另一名亲建制派,亦是港人口中的“亲中派”参选人,唐英年的先天条件得天独厚:作为一名从董建华时期就进入特区行政会议的唐可堪称香港特区政坛的三朝元老,历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财政司及政务司司长,其父亲与江ZM的亲密关系更是给他在去年年底表态出来竞逐特首大位时暗中增添了不少选举筹码。 不过,深厚的个人背景和政治底蕴并未被唐英年最大化地合理利用,其在年初的僭建风波以及不久前的婚外情丑闻中所展现出的法治意识薄弱、诚信破产和应变能力低下等问题,已清晰显示他出任特首后只会带来深重的管治危机,但结果仍获大量工商界选委的提名。反映了撑唐的香港工商界人士只求推举保护既得利益的人物,而置法治和诚信于不顾。充分证明了“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中“功能组别”的弊端,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再看另一位参选人,香港民主党党魁暨反民主派代表何俊仁。何虽在衆多港人心目印象中没有丑闻、形象正派,至少是没有出现像梁和唐那样的诚信问题。但何既不能完整表达泛民声音又不能为市民指出问题,同样令不少选民失望,再加上衆所周知的原因,注定了他只能在这部大选大戏中充当梁和唐的配角。而即使他在努力演好“良心”这个配角,观众还是认为他缺乏行政经验,无能力经验执政。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何俊仁亦是内地衆多右派舆论及人士所常声援支持的对象,而这并非只局限于此次大选本身。 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基础的框架下和“一国两制”维持50年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本届的香港大选呈现出与以往三届不同的变化,虽然仍是由各个功能组别组成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最终经中央政府任命的形式,但有别于前两届的纯“小圈子选举”,笔者更愿意将此次选举称之为“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马上满足港人对普选的渴慕。 一个候选人失诚信、欠能力;一个同样备受诚信质疑,更未就民主、自由、法治等问题说过一句令港人放心的话;而另一者无论是多着重操守却欠缺北京方面的哪怕一丁点祝福,媒体也只能将他搁置一旁,然后被“双英混战”扬起的尘土所遮蔽。民主制度的可贵之处,在于让选民自己判断候选人的人格、理念和能力何者为重。而香港的可悲之处,看似不变的制度,却在这种扭曲的选举下,使民调完全失效,港人只能在自家门口隔岸观火,任由群魔乱舞定出治港“英豺”。 在中共官方这套自成系统不变的情况下,港人率先求变。早在2003年和2004年年间,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和香港民间社会就曾多次采取行动,先后要求在2007年和2012年实行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但不料这种合理权利的争取均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否决。这亦导致后来的港人抗议游行。 诚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违背香港特区基本法的反智做法实为令人不齿。北京这帮官僚还认为,港人在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压抑下,性格暴躁,不易管治,所以民主或选票的“赐予”只能循序渐进。实在荒诞可笑!要知道,早在制定香港特区基本法时,就已明文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所以,普选作为政治的目标,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而非是你循序渐进“赐予”民主的工具;再者,请中央政府不要再以什么深植港人心中的殖民思维作为其难以管治的借口,香港人是很容易管治的,中央希望下周选出新特首,香港自然就会在下周特定时间出现新特首。但于港、于国,这必须是唯一的选择么?若有人故意设局让中央难堪,自属不该,但假如真的无可选择、票无可投,难道不选择的也是罪人么? 所以,投白票又是一种以变应不变的方式。 本月24日结束的香港大学“全民普选特首活动”就是一次很好的以万变应不变。24日午夜公布的投票结果显示,一共有222990个市民参加投票,当中包括网上及亲自到指定票站的投票者。梁振英得票39614,得票率17.8%;唐英年得票36226,得票率为16.3%;何俊仁有25452票,得票率为11.4%,显而易见,这与昨天官方“民调主导式小圈子选举”所开出的选票差距大相径庭。而要着重强调的是,这次纯民间的投票却有121580张白票,占总票数的54.6%,很明显,官方所谓的小范围普选已经不代表大部分港人的民意。其间,虽还出现了网站投票因受到黑客攻击而一度瘫痪的风波,但却依然挡不住港人的热情,明知自己投出的“选票”已无可能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但依然有将近9万名港人在网站奔溃后通过排队手写票的方式表达自己无声的权利,不禁令人动容。 这就是内地人所一直缺乏的民主素养、公民意识和应不变的万变。 你订明基本法第23条“强制搜查令”,我组织七一大游行抗议;你时隔23年迟迟不给敏感词平反,我每年5月35日这天组织维园烛光晚会;你内地频频打压异议人士、通过73条,我依然组织人群游行并到中联办门口示威抗议——这就是港人所珍视的核心价值,你可以一尘不变的打压我们的民主自由,但你们不能剥夺我们行使公民权利的使命。 港人当中稍具社会关怀的人都清楚内地与香港是两种不同的文明,深知专制只要存在下去,香港这片自由人权的绿洲就有可能变成荒漠。因此,港人一直在努力的以万变吁请内地当局的“不变”,包括推进民主化,改善人权状况,大至声援陈刘谭、纪念敏感词,大至赈灾,小到声援,香港人一直在很努力地推动内地的政治转型;同时,这也缘于港人对自身渐渐失去自由、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权利所产生的焦虑感,但他们通过各种公民行动告诉中央政府:你们若再一尘不变,只能让香港人与内地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俗衆喉舌 2012年3月26日 於 北京

人权观察 | 中国:中国政府不应让秘密拘留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包含不少正面的条文。但如果准许在秘密场所进行秘密拘留的话,就会严重破坏中国政府所要改善正当程序的目的。这些条款明显威胁到批评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安危,也无疑违反中国的国际义务。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纽约)-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下称“草案”)中的条款批准对特定类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秘密拘留,立法机关应当删除。该草案违反中国在国际法下的义务。这套全面修正案提出的修改多属改革性,是15年来首次进行的大修正,预计将于3月14日由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 尽管最新的修正案取消了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长达 六个月 的“强迫失踪”条款,该草案仍有效授权警方秘密拘留批评人士以及任何“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贿赂犯罪”的嫌疑人。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包含不少正面的条文。但如果准许在秘密场所进行秘密拘留的话,就会严重破坏中国政府所要改善正当程序的目的。这些条款明显威胁到批评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安危,也无疑违反中国的国际义务。” 刑诉法大部分的条款若能真正巩固一般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保障和正当程序,将受人权观察欢迎,例如:更严格的羁押时间限制;加强与律师接触的保障;以及对未成年和精神病患的被告加强保护。 近年来,警方日益利用秘密拘留对付批评人士,包括艺术家艾未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维权律师高智晟。依据中国法律,这些逮捕、拘留事件实为不法行为。 修正案一审稿2011年8月对外公布并向社会征集意见,其中包括一项有效准许长达六个月强迫失踪的条款。该 条款 在国内外引起反对声浪,后于3月8日政府披露的二审稿中被删除了。 然而,草案中关于“监视居住”的第73条款经修改后,仍然授权执法机关对国家安全犯罪或恐怖活动犯罪的嫌疑人,在指定居所进行羁押长达六个月。虽然办案机关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依照规定无需告知被关押人员所在处。草案还允许警方不让犯罪嫌疑人在关押期间接触律师。 被秘密拘留在常规拘留所以外的人员,处于更大受到酷刑虐待的危险;就连在常规拘留所内,这些都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去年遭到秘密拘留的一些维权律师曾透露,他们关押期间受到严重的酷刑对待。 草案中的第37和第83条款允许对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重大贿赂犯罪嫌疑人实施长达37天的秘密拘留。 在这些特例情况下,如果通知家属可能“有碍侦查”,执法机关毋须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嫌疑人是否能会见律师必须先经侦查机关许可——这有效授权调查员剥夺嫌疑人与辩护律师作任何接触的权利。 按照现在的修正案版本,刑事拘留后,必须在24小时内通知亲属,让嫌疑人在48小时内与律师接触,而上述规定严重破坏这一进步。 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犯罪”的定义涵盖宽广;批评当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以及西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和平主张自治权或独立等,都可构成国家安全犯罪。最近所闻被以国家安全犯罪判刑的是异议人士朱虞夫,因写了一首诗,呼吁国民争取政治自由,而在2012年2月被判七年刑期。 中国政府近日称,新的刑事诉讼法旨在改善人权保障,行使“秘密拘留”的权利将受到监督,且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由警方行使。实际上警方行事是不真正受制司法审查。警方的权力远高于法庭和检察院的;检察院确切意义上是负责监督“监视居住”和刑事羁押。中国司法制度由党正式指导,而且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律师协会,以致关押时遭受执法机关虐待的人员,所能得到的救济有限。因此,在执法机关操纵或滥用这些规定,或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被关押人员是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 禁止任意拘留,是主持公义的关键原则;反映习惯国际法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承认此项人权。中国1998年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还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依照《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中国作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破坏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行为”。 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和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曾多次 谴责 秘密拘留和秘密拘留为严重侵权行为,应被法律严禁;联合国大会也曾 谴责 这种行为。 “在欠缺司法审查下,让秘密拘留合法化,是迈向法治道路上的一大严重倒退,”理查森说。“但是,中国政府要堵塞这些漏洞,履行以法律改善人权问题的承诺,犹未晚也。” 

无国界记者 | 无国界记者谴责中国的新闻和网络审查

无国界记者组织严厉谴责,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宣部对中国国内媒体发布的只能按官方新华社通稿报道的事前审查禁令。 无国界记者组织严厉谴责,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宣部对中国国内媒体发布的只能按官方新华社通稿报道的事前审查禁令。 无国界记者也很担心,最近开始在中国大陆推行的微博网络实名制,以及中国领先的网络服务商百度、新浪对官方网络审查的驯服配合(在最近官方期刊中描述的,在百度和新浪中设立中共党委协助网络管制),以及在中国的两会最后一天通过的,引起广泛争议的新《刑事诉讼法》。 无国界记者说,“中共宣传部对媒体关于如何报道新闻,哪些新闻不许报道严厉指令,日益加强的网上审查以及秘密拘留合法化,这一切显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围攻新闻自由。对媒体的限制与中国公众的要求完全对立,甚至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话也被限制和审查。” 无国界记者呼吁,“目前,许多大型中国网络公司,如运营微博的新浪、腾讯,运营通讯软件的腾讯以及网络搜索引擎百度,在协助中国政府监视网络和控制网络舆论方面涉入很深,我们呼吁,他们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不再担当政府的监控工具。” 事前审查 无国界记者获知,计划报道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式后的年度记者招待会的中国媒体们,都收到了据信是来自中共中宣部的新闻指令,要求对温家宝的发言,只能以随后的中国官方新华社的电稿为准,不许改动字句,也不得组织任何评论和解读等。 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从今年的3月5日开始,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是中国媒体时政报道的焦点,而温家宝则是任期内最后一年以总理身份亮相这次发布会。 秘密拘留 在本次人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人大中批准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当局在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情况下,可在在一个秘密地点(指定居所),不带任何正式指控的情况下,将其扣押长达6个月。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73条规定》,“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此前,中国的警方已经广泛使用这一方式对付异议者,如艾未未等,但在法律层面,这一“软禁”或“失踪”是非法的,而此次刑事诉讼法后,这一作为将被合法化。 根据该法律的其他修订,警方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通知家属,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总则。法律修改内容还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并增加规定特别程序。修正案还禁止使用酷刑下获得的信息作为证据,要求审讯时录像,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NGO工作者熊伟在新浪微博上发起呼吁,要求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推迟表决,他的呼吁信息被转发了18000次,并在3月12日被删除。 公司责任 自2011年底以来, 中国领先的互联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 有所加强。根据北京市委主办的党刊《前线》刊登的一项官方调研显示,9家北京大型网络公司建立了中共基层党组织,其中,新浪和百度还建立了中共基层党委。 官方称,在网站中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是使网络管理工作“主动、有效的必要选择”。报告列举了中共基层组织在网络管制工作中的工作。比如,新浪网的中共党员针对网上的虚假信息,成立“辟谣联盟”,发动党员采集捕捉大量“正确”的信息引导网友,“净化”网络环境。 报告敦促其他网站所有者创建类似党的委员会,并表示党和政府已为此拨出专项资金。 美国卡内基 - 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的 一项研究 ,凸显了了在中国的社会网络审查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敏感地区。在中国社交网络上,近一半的来自西藏的消息被删除,而在北京和上海占10%左右。 在2011年,除了网络审查加强外,在中国“失踪”也更频繁。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大约有 100名记者 和 网民 因报道和言论被抓捕甚至被判刑,根据一些敢于谈论他们遭遇的人们的说法,许多人在去年的茉莉花事件的逮捕和失踪后,遭到虐待和刑讯。 微博匿名时代的结束 在北京网管办的最新规定下,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新浪微博上,用户必须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登记,海外用户则必须提供自己的手机验证,之后未进行实名认证的微博老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 据路透社报道,新浪微博的3亿会员中,迄今有有1900万用户登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 随后,上海和广州的预计将按照北京的前例,很快施加类似的用户规则。这一举措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它几乎肯定会导致用户的自我审查。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这样官方严厉控制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国家里,微博客网站已经成为中国公众获取新闻,尤其是与主流宣传不同的新闻和观点的的主要来源, 中国在2011-2012年记者无国界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在179个国家中,排名仅为174位置,在无国界记者本周公布的 “互联网公敌” 名单中,中国继续名列其中。

爱思想 | 丁长琴: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丁长琴:我国行政异体问责的现状及制度重构 进入专题 : 行政问责制度 异体问责    ● 丁长琴       行政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长足进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9621件,结案13948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146517人。然而,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存在一个较大缺陷,即“同体问责”占主导,“异体问责”严重“缺位”,没有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司法机关、新闻媒体、社会群众等异体问责主体的重要作用。例如,在2006至2010年的四年间,《人民日报》报道的行政问责案例涉及被问责官员共1666人,问责启动者即问责主体均为上级党委和政府部门①,没有一例属于异体问责1。与同体问责相比,异体问责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充分发挥异体问责的作用,不断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一、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现状          异体问责是指行政主体以外的其他主体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未承担相应行政责任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因此,异体问责主要是涉宪主体(政党、政府、立法代议机关、司法机关、民众)之间的问责。实践中,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各项具体制度的设计尚未完善,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人大问责缺位     人大是最重要的异体问责主体。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的监督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主要体现在:第一,人大的质询、调查、撤职、罢免等权利未能充分运用。在质询方面,在全国人大层面上没有出现过质询案。在特定问题调查方面,据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这表明,人大问责虽然在少数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     ①其中,上级党委问责32人,占2%;上级政府问责1539人,占92?3%;上级党委和政府共同问责95人,占5?7%。     上大部分时候处于严重缺位状态。第二,人大问责自下而上逐渐减弱。地方人大往往敢于对政府进行问责。例如,在监督法颁布实施以前,各地人大常委会为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积极探索创新监督方式方法,大体上形成了“述职评议”、“工作评议”两种做法。然而,全国人大在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刚性监督上却顾虑重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在问责上不够积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地方人大行政问责的积极性,这就使得人大问责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三,人大问责的法律规定程序不完善,操作性不强,导致人大问责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我国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然而,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答复不满意,该如何采取进一步措施。这使得人大对政府的监督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司法问责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所起的作用与其应该承担的作用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在现实中,司法监督机关在组织人事上不完全独立,其人员编制、经费划拨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同级政府,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同级党委决定司法组织人事问题而不是由上级司法机关的党委决定。其次,司法机关对行政案件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由于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重视不够,导致了少数法院行政审判机构不健全,审判力量不足,队伍不够稳定,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再次,司法机关的受案范围有限,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一部分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惩处,问责过程中司法介入长期落后于行政处理,导致对政府官员的问责往往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的现象。这些都严重弱化了司法问责的力度,不利于司法问责的展开,也对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民主党派问责障碍较多     民主党派问责在多元异体问责制度建设中必不可少。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民主党派监督政府的职能。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针对部分民生问题,直接问责政府部门或提出行政问责建议。民革中央、民建中央、致公党中央等提出应加强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实现中低收入群体住有所居,要建立住房保障责任追究制度,执行不力的予以问责;部分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尽快出台行政问责法。民主党派问责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来说,还存在较多障碍。一方面,民主监督缺乏制度化、规范化。当前,我国民主监督法律法规寥寥无几,《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等文件没有对问责的范围和渠道作详细的规定,操作起来局限性大、弹性大,使得这种民主监督只是停留在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批评和建议上,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性的发挥其监督问责作用。另一方面,在参政议政工作中,民主党派的“知情”渠道不畅,使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工作难找突破口。有关部门在同民主党派协商中,通报传达的时间多,真正听取意见的时间少,个别单位和部门对民主党派的调研工作也不够支持。     (四)公民问责保障不够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民众是主要的问责主体,是异体问责最根本的力量。近年来,我国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件中,80%的线索来自公民的举报。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全国政协受理、办理委员和群众来信来访42000多件次。公民的积极参与,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的合法、高效运行,及时发现和纠正了不少公共行政过程中的重大过错和失误。虽然公民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情况下我国的公民问责未能得到有效保障。宪法和《国家公务员法》等法案虽然涉及到人民群众的问责与监督权力,但对于行政人员问责制的监督机构,基本上都是以监察机关或者纪检部门为监督主体,对公众在其中的作用提及很少,更未具体地制定相关制度和程序。同时,大多数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参与感,缺乏对官员进行问责的意识,再加上问责渠道的缺失,使公众在遇到政治困难时,往往只会选择求助于政府,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同体问责,让公民问责以及其他异体问责更为被动。     (五)新闻媒体问责难度较大     近年来,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深度追踪,很多渎职违法的行政官员受到问责。2011年,在甬温线动车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地沟油事件、11起强拆伤亡案等事件中,新闻媒体的监督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新闻媒体作为问责主体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当前,关于新闻自由的限度,新闻采访权的内容、方式、新闻记者权利保护机制,新闻采访当中记者的权利义务,政府机关的义务及采访程序等都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和制度保证,新闻媒体在行政问责时的合法地位难以保障。同时,传统体制的影响下,我国舆论监督的行政干预色彩浓重,对于官员腐败等行为,媒体有监督、批评的权利,但有些政府机关往往以“损害政府的名誉”为由限制报道,甚至有些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政绩、维护本部门或本地方的利益,把舆论问责视为一种威胁,利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千涉。这很不利于新闻媒体对政府问责机制的形成。          二、完善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的建议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合理设计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切实发挥问责作用,对于建立责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此,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改革与稳定相结合的原则、创新与传统有机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人大、司法机关、民主党派、公民、新闻媒体行政问责的作用。     (一)发挥人大问责的作用,推进人大制度的改革     人大问责制实际上是对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人大监督权的具体化,其目的在于使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监督方式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国的人大真正担负起外部问责主体的角色,有必要对人大制度进行改革。一是在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方面,应当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能真正代表社会各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人当代表,同时,为选民提供更多的途径进行差额选举,使人大选举公平、公开、公正,切实保证公民的选举权,增强人大代表的“异体性”。二是在完善质询权、特定问题调查权、罢免权、撤销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等。人民可以对具体的政府官员提出具体的不信任案,由此启动对政府或政府官员不信任调查的程序,从而决定具体采用何种惩戒方式。三是在人大的决策程序方面,应当增强公开性、透明性。例如,人大问责的结果应该及时、全面地向公众公布;对公众利益有重要影响的政府决策,在出台前可以由人大举行听证会等等。四是在专业素质方面,人大常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应当主要由专业素质强,具有责任意识的专家组成,否则,即使对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审查,也可能流于形式。     (二)促进司法公正独立,强化司法问责机制     促进司法独立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要强化司法问责机制,就需要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方式,改变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其次,建立有关机关的工作协调机制。使检察机关与政府监察机构、纪检部门在工作中相互协调,对于重大事故的调查,及时让检察机关参与进来,尽量避免责任追究案源的流失,避免以行政责任代替刑事责任。最后,加快修订《行政诉讼法》。不仅要继续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力度,还应当把抽象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一步强化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加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和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官员违法犯罪的监察力度。     (三)明确民主党派问责的权限,加强专业化建设     一是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问责权限,使民主党派问责法律化、程序化。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党派问责运行机制,把政协的地位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逐步法律化,使民主党派问责具有法律保障。科学合理地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对政府的问责创造有利条件。二是成立专门问责机构,使得民主党派问责专业化。这样既为民主党派问责提供组织保证,克服了党派成员结构单调,难以发挥问责作用的问题,又增强了民主党派成员的问责意识和专业知识,提高了问责的效用。三是健全民主评议机制。由政协出面组织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依照政协的职能,针对民生热点问题,定期对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及作风进行检查、评议,同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使政府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四)拓宽公民问责渠道,完善民意调查机制     我国公民参与问责的意识还比较差,良好的制度安排对公民问责的顺利实行至关重要。一是拓宽公民参与问责的政治途径,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形成一个政府与公民能够互动沟通的秩序。公民积极参与政治,有利于多元问责主体的完善。二是健全信访制度。信访是我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虽然,近年来我国信访制度有所发展,但仍存在很多亟待完善之处。比如,保护举报人、保护问责的公民,这是公民问责的最后保障,是公民问责的“底线”。应加强对上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的打击报复。三是加大民意调查。只有真实地了解民意,才能使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我国现在关于民意调查的机构较少,调查的手段相当有限,导致人民的很多意愿未能充分表达。所以,必须积极完善民意调查的机制,加大民意调查的范围,让政府政策更能代表和体现民意。四是继续改进听证会制度。坚持依职权和依申请相结合、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并举以及重事前、事中听证,轻事后听证的原则,完善信息公开的力度以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度,同时建立言论免责,让问责听证民众敢言,并且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及时得到回应。     (五)规范新闻媒体问责机制,推进传媒的市场化改革     一是制定舆论监督法。保证新闻媒体的合法地位,使得新闻媒体问责法律化、规范化,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优势,促使新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有章可循,消除各地新闻媒体监督行为不规范现象。二是积极探索媒体市场化改革道路。推进以服务为核心,以市场为主导的媒体经营模式。媒介的市场化必然要求新闻媒体更加关切公共利益,只有将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放在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三是强化新闻媒体的异地监督。异地监督是对本地监督的有效补充,在纵向上,加强中央媒体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在横向上,加强异地媒体对本地政府的监督。这样就消除了地方新闻媒体不敢问责本地政府的现象,使得新闻媒体真正约束政府的违法行为,对政府进行有效问责,同时促使政府的施政行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四是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一方面,应该严格审查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资格,制定新闻行业的行业规范以约束新闻媒体工作者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当对违反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行为加以追究,在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新闻媒体责任追究制度,这样才能确保新闻媒体约束自身行为,保证新闻媒体问责是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立行政异体问责制度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内在要求,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在理论上,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方法和可行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其主体的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重新构建我国的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重塑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优化公务员队伍,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进入专题: 行政问责制度 异体问责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76.html    

重庆:红与黑的落幕

重庆:红与黑的落幕 作者:树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0 17:39:45 阅读量:次   看着选举网网页右手边的文章排行榜,自己心中就已明了这次看点的主题。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司汤达小说《红与黑》里那位崇拜拿破仑的主人公于连,这个政治的投机者最终面临了失败。今天,重庆“红与黑”的主政者,也在中央的一纸调动令下,黯然离开了山城。尽管,来自民间舆论的“讨伐”早已行之良久;尽管,前几天还有声音强调“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尽管,还有下属官员在回应外界离职的猜想是 “胡说八道”, 然而,最终的局势变化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北京与重庆的48小时 ,是一场充斥着政治想象的大戏,闪转腾挪间,就为这五年来的诸多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且,是政治定性的句号。   读懂中国的政治,需要咬文嚼字。似乎,听温家宝总理一字一顿的发言,远比听奥巴马那极具演讲口才的演讲来得有滋有味儿。这是密室政治特有的魅惑,微博上呈现的景象,如同一群人在痴迷着填着数独题。   早在两会刚开幕时,贺国强书记在重庆代表团那段高深莫测的“天气论”就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到了温总理“ 两提‘决议’ ”,这“文革余风”的靶子似乎更清晰了些。到了“现任重庆政府必须认真反思”这句话,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人们对总理答记者会爆料尺度的期待。其实,人们都清楚,在中国政治的博弈中,没有中央集体最终的定调,话往往是不能明说的。   15日上午10时整,新华社发布了那条震惊世界的、来自中央的人事变动消息。然而,相比这则消息,随后公布的李源潮在重庆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更值得令人玩味: 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什么形势?何种大局?为何上升到形势与大局的高度?…字里行间,充斥着对高层政治的无限想象。   有人说,这是宣布重庆模式正式破产了。网上流传一位论述重庆模式及其推广的博士生痛哭流涕的段子,是这一论断的生动注脚。   还记得自己曾在半年前写过的一则有关重庆的文章中说道: 重庆的各种努力,部分令人伤痛,部分令人欣喜。这种“痛并快乐着”的景象令观察者颇为尴尬,而舆论也因此被切割成了两半 。在今天看,这样的表述依旧是客观的——符合“五分成绩五分错误”官方调子。   从目前中央对重庆这些年的经济成绩、民生成绩的定性来看,并没有对其全盘否定的意思。对此,中央的精神是有区分地对待的。看得出,中央的意图更多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做工作,首先要清除的,就是这五年来在重庆地界形成的思想山头,尤其是这中间渗透的个人崇拜——这种魅力型领袖,会让当今致力于集体领导制度的中央层面感到恐慌。   临时换帅后,紧跟着的是高密度的政治表态。重庆方面的官方报纸用巨大的版面刊载了各大党、政、军机关的政治表态。 尤其是军队、武装警备区的表态 ,更是让人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内容方面,表态的总体指导精神为:重庆方面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说明,其背后的台词是:要同地方主义以及有政治野心的党内小权威划清界限。   其实,这种表态背后,折射出的是当前地方一元化领导体制所具有的巨大的地方主义威力。在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纵向的监督不足,且缺乏向下负责的民主逻辑,这都导致了这种书记一言堂的领导体制极容易变成地方领袖式的独立小王国。相比中央层级的集体领导制度,地方领导的集体性质明显要弱得多。   不难发现,五年的红色重庆和铁腕治理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某些民粹式的后遗症。一位耿直的重庆小伙就在网上抱怨道: 有很多人说他搞“重庆模式”是为了所谓的“重独”。即使是真的,又如何?我们只关心他上任以来对重庆,对人民作了多大贡献.清官又如何,贪官又如何?   尽管,解放碑、朝天门上红旗招展的人群不见了。但是,却依旧有个别重庆群众,试图在广场打出了红色的横幅以对前任表示纪念。只不过,这一过去可能会登上宣传报刊的举动,却在今天面临着被警察制止并带走的下场。   除了“去红”,重庆已经开始对过去的“打黑”工作进行反思。李庄律师在微博中转载了市政法委书记的说法:“对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和发扬;对一些违背事实的做法,要坚决摒弃;对以往违背事实的做法造成的冤假错案呢,要坚决纠正”——实际上,这已经承认了过去打黑中事实上存在的“黑打”现象。不过,让人不解的是,中央并没有对重庆的打黑工作中的问题提出应有的批评,反倒是那些在重庆打黑中普遍存在的“异地羁押、异地监视”,竟在新修改的刑诉法73条中得到肯定。可见,在这强力维稳的思维方式下,当局依旧还是倾向于扩张国家暴力机器的权力边界。   相比绝大多数拥护中央决定的民意,也有部分理性的声音发出了疑惑。正如北大学者陈浩武所言: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这种突然袭击式的党内换人,实际上,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化解决。   还有学者很辨证地看待这种山头政治对促进党内民主的作用: 重庆模式,在一定程度让这种党内竞争公开化。如果这种尝试最终成功,将有利于中共新世代的转型。所谓的党内民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竞争公开化。   学者周濂则在微博中如此说道:在天朝宫廷斗争的背景里,是在执行祖宗家法,重返死水一潭的寡头平衡;乌有被关,司马禁言,在维稳至上的逻辑里,是为了规避聚众闹事。总之,既与政治透明公开和程序正义无涉,更非自由主义价值的胜利。   而对比自由派理性的忧虑,左派们则俨然摆出一副丧失了精神领袖的模样。司马南为此赋诗曰: 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 ——怎个落寞的感慨。   不管怎样,我们在这一场跨越五年、事关重庆模式的大辩论中,看到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进步:一方面,知识界,尤其是法学界在此次“拨乱反正”中居功甚伟,自李庄案以来,他们的集体“叫板”实际上就在根本上动摇了“红与黑”的合法性。这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真正行动力;另一方面,微博多少改变了过去不对称的信息结构,它不仅打开了密室政治的微小口子,而且,它还能迅速汇聚民意,以让中央能够迅速获知群众的真实意见。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可能像林彪事件中那样茫然无知数个月。 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即使仅仅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 。   局势依旧有些扑朔迷离,各种小道消息还在就“热处理”或“冷处理”而争论不休。不过,网民在兴奋之余,还是应当保持一种冷静。其实,当前一切的景象,仍然是密室里的微光。人们透着门缝,打探不已。焦渴之中,我们期待打开门,放进光,好好看看这世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法广 | 中国/政治: 薄熙来被免职:官方网站关闭评论栏目

薄熙来落马正是包含有秘密关押条款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方案在争议声中经中国人大通过,有推友于是在微博上调侃薄熙来是第一个测试新刑诉法第73条的人。但媒体人洪晃在新浪微博上写道:“我不是重庆模式的支持者,但是也不喜欢看见一系列落井下石的嘲弄。我希望薄熙来和他的家人不会成为新的刑法73条的第一个执行对象,希望当过官的人下台能好自为之,返老还乡,平安无事。洪晃指出:目前文化中喜欢”整人“的素质是文革噩梦永远伴随我们的原因之一。” 另外,被看作是毛派网站的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民声网周四均已无法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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