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41部队

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20日 – 08:01 | 36 次阅读 大学生献花圈 后来 江青 、王洪文几个人讲,搞什么水枪,往脸上喷啊,外国警察不是用水龙头对付群众嘛,七嘴八舌。我一去就看华国锋不大高兴,不理睬我,我也不在乎。这天晚上就这样结束了,并没有打死人。打伤人可能有,但我在纪念碑那里没听到打人唧哩哇啦叫,相信拳打脚踢会有的,为什么?公安局老毛病,抓住小偷先揍一顿。 口述:吴忠 (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 整理:陈楚三、李大震,选自:《炎黄春秋》 一、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 1976年天安门事件 的诱因被搞得很复杂,到现在好多人不清楚。我比较清楚或者相当清楚,说完全清楚也不是。 天安门事件的诱因是周总理逝世后悼念的规格。 总理逝世的当天早晨,8341部队的一个同志曾风(音)给我打电话,说总理去世了,现在心情非常沉重,要我马上去医院。我赶到北京医院,这时总理遗体并没有放在太平间,而是放在里面的房子里,正给总理理发、刮胡子、刮脸;这时人还很少,主要是医院工作人员。大家光流眼泪,谁也没说什么话,人不多。后来穿衣服,邓颖超同志到了。从遗体告别到火化,总理都是穿过去喜欢穿的旧衣服,这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穿好衣服后送到太平间,我就回来了。 筹备总理追悼会的工作。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我感到不够规格。我问过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同志,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哪里?他说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我想应该在比较宽敞些的地方,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啊,或者人民大会堂啊,为什么不可以呢? 后来在追悼总理的问题上,全国各地,大小单位,都想在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是群众自发的。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你在人民大会堂悼念总理,你在北京医院遗体告别,各单位来的人很有限,摊不了几个人,才三四个人,就是几万人也不行啊,北京800多万人哟!你当代表参加了总理追悼会,我呢?群众都想参加总理追悼会,都到北京不可能啊,自己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这不是很好嘛!不晓得是来自中央什么人的指示,很不理解。各单位要设灵堂,可是遭到干涉,干涉来自中央。中央怎么考虑的?为什么在总理逝世的规格上有这个讲究?当时不理解,现在也不理解。毛主席是说了话了还是没说话,说了什么话,根本不知道。对毛主席,我当时有这样一个不理解的地方:总理病重时,我没有听说毛主席去探望总理;但是毛主席把他家的沙发送到总理那儿,这个沙发大,让总理坐得舒服些。但没听说毛主席去看望总理,我的印象中没有,要是有我怎么不知道呢? 总理的遗体告别毛主席没去,追悼会毛主席也没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应该去。陈毅同志去世,在八宝山开追悼会毛主席去了,影响很好。总理病重,也没听说主席去看望过,当时我就很有想法,这是为什么?是毛主席病重吗?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群众很不满意,不光是北京市的群众不满意,全国人民都不满意这件事。人民群众这个不满一直受到压抑,一直积压着,酝酿着,等着到清明节。清明节一到,群众是一定要搞大规模的悼念总理活动的。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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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林彪“九八手令”怎么会有两份?

发布时间:2012年04月19日 – 15:10 | 2 次阅读 当时公布的被撕碎的林彪“九八手令” 作者:张聿温(《中国空军》杂志原主编),选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最近看到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所写的《“九一三”事件后对 林彪 住地的清查工作( 阅读全文> > > )》一文(载《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不由得大吃一惊! 武文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处长赖奎、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秘书王歆一起,于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中央疗养院 林彪 、叶群所住的96号楼清查文件。他们三人执行的这项绝密任务,是遵照 周恩来 总理的嘱咐,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亲自安排的。 武文中有这样两段:“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 九八手令 ’。”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央公布的林彪“手令”,并不是北戴河清出的这份,而是一份撕碎了拼凑在一起,竖写的,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见汪东兴:《 毛泽东 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31页)当时配有撕碎了的“手令”照片,传达到全党全国全军。对此,吴德在回忆录中说,周宇驰劫夺的直升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的庄稼地里后,知道跑不了了,于是为毁灭罪证,他撕碎了林彪的“政变手令”,然后和于新野相约自杀了。随后赶来的北京卫戍区部队把现场缴获的碎纸片拼凑在一起,这才对出了林彪“手令”(见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02~105页)。而且,当时说林彪“手令”写在一张16开白纸上,而不是武文所说的32开白纸(见刘回年、赵琦等:《林彪反革命政变破产记》,收录于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98页)。 这里,不禁使人对“九一三”事件产生出新的疑问和联想,令人不解的问题有二: 其一,林彪怎么会写下两份“手令”?孰真孰假? 其二,既然中央已经见到从北戴河林彪卧室清查出来的完整的“手令”,为什么还会有一份被撕碎了的“手令”?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有若干疑问和未解之谜,这恐怕是较大的一个。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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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部队原政委: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住地清查发现绝密文件

林彪九一三事件坠机现场 我们从 林彪 、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 九八手令 ”。 作者: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选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12期 相关文章:《中国空军》杂志原主编质疑:林彪“ 九八手令 ”怎么会有两份> > > 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时期 林立衡 的安全问题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的位置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到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群就此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外,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得知,最初 林立衡 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打电话给 林立衡 ,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美女张某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某,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拉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文普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讲这件事。刘吉纯又同林彪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宋德金回忆说:刘吉纯把我拉到偏僻处,悄悄地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号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么,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林立衡便去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内勤的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首长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 周恩来 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立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吃饭。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里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Donate to Wikilea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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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党大法大,乔石促薄熙来被“拿下”?

 2012年 4月 07日 党大法大,乔石促薄熙来被“拿下”? 记者: 海涛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图为退居二线的乔石1997年9月18日与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免职,北京自己说是“中央”决定,而海外的报道则认为是政治局九常委当中的多数“共识”。但也有海外观察家认为,退居二线的乔石发挥了重大作用。 重庆一把手薄熙来“出事”是因为他的副手、副市长王立军“出事”。薄熙来和王立军被免职是3月14日中国今年“两会”结束时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痛批重庆当局之后第二天宣布并执行的。 *政治局常委决定需要借助元老?* 海外观察人士说,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要想将其免职,只有在政治局九常委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能执行。海外中文媒体有关薄熙来的分析,都集中在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和其他几个常委身上,但很少有人提到乔石(前政治局常委、主管公检法工作)。 *哥德尔斯:乔石发挥关键作用* 不过,最近,对中国政情有深入了解的美国资深撰稿人哥德尔斯(Nathan Gardels)发表文章(4/1 Huffington Post)认为,乔石(1993-1998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挥作用,促使常委们决定“拿下”薄熙来。 哥德尔斯是专栏作家,其作品广见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十几家报刊)、欧洲(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英国卫报等)、亚洲(日本每日新闻、新加坡海峡时报)等地各大报章。 哥德尔斯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外交学院工作过,从事研究与教学,对中国事务相当了解。他这篇文章题目是:薄熙来被免职是担心法制受损。 他说,已退居二线的前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法委书记乔石发挥了作用,政治局9常委才下定决心“拿下”薄熙来。 *政治局常委3.7会议决定薄熙来命运* 文章说,从可信程度相当高的纽约时报和南华早报的报道来看,常委们这次重大决定是在3月7日(星期三)一次会议上做出的。 而那个星期初,中国的年度人大政协两会刚刚开始。中国媒体报道:重庆团抵达北京,驻地远离其他代表团而且薄熙来也不随代表团住。记者们纷纷采访重庆团都不得要领,不过市长黄奇帆到是通过电话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大谈重庆的发展经济和民生的经验。而另外一方面,中共最高层已经决定了要“拿下”薄熙来并对其展开调查。报道根据“圈内”消息人士的话说,薄熙来在三月底已经被“双规”,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辖的中央警卫团(在解放军战斗序列原番号8341部队现61889部队)监管。中国民间称这支部队为“大内卫队”,主要负责中南海中共高层的安全保卫工作。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等“拿下”“四人帮”,就是依靠这支部队。 *纽约时报:薄熙来、谷开来已被双规* 纽约时报还说,薄熙来受到了许多指控,比如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等等,中央将就此对其展开调查。另外,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也已经被“双规”。 而这一切,并不为外界所了解。中共高层只是派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去重庆接替了薄熙来,派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李源潮去重庆宣布了这一决定,以后再没有任何有关薄熙来的消息以公开方式透露出来。 *即将被“拿下”的薄熙来,信心满满* 就在九常委开会决定薄熙来命运的第二天(3月8日),薄熙来没有出席人大会议,引起外界广泛关注。3月9日,是重庆团开放讨论日。薄熙来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说,他没有接受调查。而且薄熙来还信心满满地说,胡锦涛“会去重庆”视察的。 至于乔石以什么方式影响了这次政治局常委会,还没有详细报道。不过,纽约时报(3/29)报道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人是在向元老“请宜”之后才做出的拿下并调查薄熙来及其家人的决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王立军出事,薄熙来很有希望在18大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多数同意调查薄熙来* 根据两个消息人士的消息,纽约时报说,常委中有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支持调查薄熙来,而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反对。 哥德尔斯在他这篇文章中说,这些“元老”中很关键的一位就是乔石。这次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作出的决定表明,这些元老,尽管已经不在位,但他们仍有影响力,还能为现领导“保驾护航”。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不希望“文革”复辟,卷土重来。 *乔石:不希望文革卷土重来* 文章说,以乔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的思维方式是:首先,要强调集体领导,任职要有期限,权力要能和平移交。其目的就是防止再度出现毛泽东这样的“坏皇帝”。 其次,要建立法制(法治),防止有人滥权专权。比如,毛泽东、四人帮、红卫兵无法无天,没任何人能管了他们,这才造成10年浩劫。 还有,就是要弱化阶级斗争观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某些元老,也都认同要民主和法制的理念,比如,最近的广东乌坎事件的处理和解决。 *法制、法治路漫漫* 哥德尔斯的文章说,乔石这样的元老们,有些事情他们能干,也干成了,但也有事情他们干不成。很显然,从“法治”到“法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哥德尔斯:薄熙来超越“底线”* 文章说,现在对薄熙来有很多的批评和指控,如果这些指控属实,那么,薄熙来显然在好几个方面已经“越过底线”。比如,他扶持和培养个人崇拜,不顾法律,煽起阶级斗争情绪,利用打黑而对一些不合作的民营企业家和政敌“黑打”,等等。 而把薄熙来拿下,正符合了乔石等其他干部们追求多年的法制精神。当然,批评者可能会嘲笑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哪里有什么法制。大家可以看到,像艾未未这样的知名艺术家都可以被劫持失踪几个月而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更别提那些普通老百姓了,他们提出点异议,就可能人间蒸发。 不过,哥德尔斯说,无论如何,在中国的高层内,还是有一些关键人物是一直在推动法制和法治发展的。 *党大法大:老调重弹?* 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归中国那年,哥德尔斯曾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乔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哥德尔斯回忆了这次采访。他说,乔石谈了很多,其中一些要点是:为何文革能泛滥十年,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改进民主和法制。 乔石还说,正因为这个惨痛教训,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注重法制,强调长治久安,以法治国。 哥德尔斯说,乔石说了很多,就是没有谈到党的领导。哥德尔斯问:“那么,按照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Will the law ultimately be above the Party , or the Party above the law?” 哥德尔斯这个问题一提出,他马上注意到了,乔石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一阵子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乔石的回答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宪法和法律之上。” 乔石的回答是官式回答还是真心回答,不得而知。但的确,这不是乔石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在彭真时代,这位乔石前任全国人大委员长(1986年)遇到香港记者提这样的问题,彭真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好搞清楚。” *彭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员无特权* 不过,彭真在其一次讲话中是这样谈到党和法的关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是反对任何人搞特权的思想武器。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在法律面前只有带头、模范地遵守法律的义务,决没有可以不守法的任何特权。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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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一)

〔编者按: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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