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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郭宇宽:马来西亚华人政党领袖访谈:华人如何参与政治?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 世界各地华人都有“一盘散沙”的口碑,而在马来西亚,你的印象会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华人政治参与的热忱和合作精神,让我最初感到不可思议。我这次到马来西亚的一个工作,是给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华语大学生辩论赛作辅导和点评,而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有来自世界各地几十所大学辩论代表队的大规模活动,居然都是由一些华裔大学生办起来的,我太了解中国大陆学生的状况了,没有老师组织,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而马来西亚的一帮华裔学生居然能自发、自愿地组织起来,我亲眼目睹他们从联系赞助、场地,到接待,联络媒体,安排得井井有条,那种服务的热忱实在让人感动。他们告诉我,华裔学生的社团在马来西亚大学里往往都是最活跃的。 后来我在大马考察期间更是在各个领域都能感受到当地华人的团结和对公共事务的热忱。甚至华社可以靠自己的组织办出有“马来西亚第二教育部”之称的董教总,其他宗亲会、华人会馆、慈善组织、商会,也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任何公共政策一出台,华社就会有大量的讨论,认为不合理的地方就会组织陈情,并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络支援的网络,而且我还发现在大陆经常会听到的一个组织里勾心斗角的话题,在马来西亚也比较少见。即使这样我还总是听到大量的抱怨,说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不够关心政治,可想而知马来西亚华人对政治的重视。 我一开始很奇怪,问了很多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么关心政治,而且这么善于合作,乐于合作,他们的回答都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关心政治就是不关心社会,不关心社会,怎么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呢?甚至有几个年轻学生反问我,难道中国大陆不是这样么?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一个曾在英国留学,接触过比较多的大陆人的学者这样比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陆的华人真是太老实了,好像只努力做自己的事情,其他都不关心,我们那时在英国大学只有几十个马来西亚华人,一年就搞了好几次很有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其他活动就不要说了,大陆有几千个留学生,什么活动都没有,除了大使馆召集,也不搞什么组织,我都要走了,才听说他们搞了个舞会。” 马来西亚的华人身上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世界其他地方华人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华人靠什么在大马立足?   南都周刊 :我在马来亚这些日子,发现在东南亚的华人享受的政治地位,可能马来亚是最高的。 黄家定 :你的观察一点都不假,回过头来看,与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地方相比,马来亚华人的境遇是最好的,有些地方华人甚至连自己的华文名字都不能保留,只有我们最完整地保留了华人社群,我们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语言教育、信仰宗教都完完整整地保留了下来,比中国大陆都要完整,这几十年来没有遭到特别大的冲击,华人一直能在这里安居乐业,取得成功。 南都周刊 :华人在马来亚社会作为一个不占多数的种族,能够在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靠的是什么? 黄家定 :当然华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非常重要,而马华公会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这要从我们当年马华公会的奠基人和精神领袖陈祯禄先生说起,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国的南方,被迫为了逃避饥荒战乱,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到这里讨生活,那时的华人都留恋自己的故土,不忘中华衣冠,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希望中国能够好起来,有朝一日可以重回故土,那时候没有华人会把自己当作马来亚人的一分子,当时管这叫“入番”,那时觉得很耻辱,谁都不敢存这种想法,那就跟当汉奸一样。1949年的时候,有一种势力要把马来亚50万华人送回中国大陆去,以陈祯禄为代表的华人领袖出面和当局沟通,让他们允许华人留下来。陈祯禄有这样的远见,说华人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就要落地生根,把这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 在他领导下的马华公会号召华人帮助马来亚建国,把自己当作马来亚国民,而不是“华侨”,永远做一个异乡的客人。这是华人在马来亚今天享有政治权力和地位的关键。 南都周刊 :陈祯禄先生是我们大陆人不大熟悉的一位政治家,马华公会怎么看待他的精神遗产? 黄家定 :陈祯禄的精神,就是要本土化,要坚定地把马来亚当作我们华人自己的国家,我们马来亚华人要热爱马来亚,也热爱中华,但我们所热爱的中华更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我们的共同的血缘、祖先和文化,并不是政权。 南都周刊 :马来亚华人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在历史上有没有什么教训可以分享?比如在印尼华人有上千万,比马来亚更多但受到的伤害却非常大。 黄家定 :印尼这样的例子我们马来亚的华人大家都很痛心,这里面有一些历史原因,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当时在马来亚,激进势力也有很活跃的活动,我们华人是夹在里面两头受气,当地人和英国人对华人产生一个印象,你们华人就是要来搞颠覆,搞破坏,要夺取政权的,而对华人加以迫害,当时东南亚的华人为此吃了很多苦头。好在马来亚有马华公会的领导,一些有远见的领袖把华人重新凝聚起来,回到建设性的正轨上,和那些激进力量划清界限,让大家明白我们华人不是想夺权或者颠覆国家,而是要各族一起把这个国家建设好,逐渐重新赢得其他族群的信任。另外也要当地华人自己的主动性,有些地方的华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参与这个国家的建立,放下架子和其他族群打成一片,不理会也不关心当地的政治,等回过神来想参与的时候已经晚了,自己已经被边缘化了。   政治参与:并非声大就是好事   南都周刊 :我在马来亚也听到很多人议论,华人在马来亚还有些不公平的地方,比如华人孩子明明学习成绩非常好,却一定要在大学里给马来族保留名额,对此马华怎么看?在政治上的强势族群面前,争取华族权益时,有没有什么妥协的艺术? 黄家定 :不仅当时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你和他们妥协不是出卖华族利益么?其实配额制度还有土人土地保护这些都是英国人的时代就已经有了的。建国之初我们华人社会力量并不强,谈判实力有限,但还是争取把华人的公民权写进了宪法,让华人社群也成为了马来西亚的主人,建立了一个种族平等的基本框架,这是最了不起的。其实当时马来人里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们的领袖对自己民族的利益不够维护。 华人的发展当前固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努力,但也不能产生焦躁情绪,我自己作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负责帮助贫困人口的项目,搞过很大规模的调查,我手头掌握最详细的信息,最清楚我们国家要找贫困的人,华人很少,大多是比较丰裕的中产阶级生活,总体来说比马来人、印度人要富裕得多,在科技,商业领域华人都有很好的竞争力,别人远远比不上我们,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把这种成功和其他族群分享,怎么能片面强调对我们不公平呢,客观地讲我们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是很好。 南都周刊 :我也听到有人批评马华公会站在执政党立场越来越保守,不能充分代表华人的利益,对此您怎么看? 黄家定 :很多批评我们都是虚心接受的,也都可以理解,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也是华人社会觉醒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代表华社利益的政党能够在执政主流中站稳一席之地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叫“朝中有人”。我们承认自己是比较保守一点,但这种保守就能够维护华人的最根本权益,我们有一个比方,我们扮演的角色就好像守门员一样,守住华人利益底线的这个大门,在国会里有我们马华公会的一批骨干议员,他们是一批很强的守门员,有侵害华人根本利益的法案就通不过。大家有时候对我们表现不满意,喝喝倒彩不要紧,关键时候还是要支持我们这些守门员。 南都周刊 :您所指的守门员守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黄家定 :我们华人社会捍卫的底线是宗教自由,母语教育,文化传统和普世性公民权利。你可能注意到现在有一些宗教保守势力在马来亚形成一股力量,这种势力的抬头我们是特别警惕的。 南都周刊 :你对这一宗教保守势力发展的情况乐观么? 黄家定 :不可掉以轻心,但马来亚社会已经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大家有一种共识,关键还是要发展经济,不要无谓地制造纷争,所以宗教即使有一些极端些的声音,总体的社会还是比较稳定的。 南都周刊 :现在其他一些华人政党也成长起来,也有一些华人参与其他政党,马华公会怎么看,这会不会削弱马华公会的地位? 黄家定 :华人广泛参与政治当然是好事,但我们也要注意华人参加政治不是声音大就是好事,处理很多族群间利益的分配是需要领导人间的政治智慧的,比如马来人中也会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平衡,如果我们政党的主流为了华人的利益特别高调,表面上看好像特别痛快,其实会引起其他族群的情绪反弹,你来我往,根本上对马来亚社会没有好处,对华人也没有好处。 南都周刊 :马华公会下一步的政治愿景是什么? 黄家定 :我们有九大政纲,推进华人社会在马来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当然是要打造健康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其次一项是很有意思的“终身学习运动”,这样来引领华社进步,始终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主流,在马来亚让华人成为受人尊重的族群,就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激发整个族群奋斗上进的精神;第三项是,教育振兴计划,包括减少学生辍学率,提倡素质教育,监督政府改善各大学录取新生的机制;第四项是强化中文教育的发展;再比如说一些发展经济,国民精神教育方面的政策,总体都是围绕华社如何自强争取权利的同时,如何加强族群和谐,推动马来亚社会的发展。 南都周刊 :华人中间有没有可能成长出不仅代表华人,也代表更广泛的马来亚社会的政治领袖? 黄家定 :我们马来西亚经常举2020年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份,代表未来,意味着那个时候社会会更美好,眼下的5年10年可能还比较难,但我们只要坚持发展,未来应该是有希望的。 目前就有不少马来人和印度人对马华公会比较支持,我们的一些选区都是混合的,很多马来人、印度人也会给我们的候选人投票。比如卫生福利、国防、外交、经济开发的一些议题上,马华公会在政策上都和其他族群是相互支持的伙伴。   大马华人是中国效应的受益者   南都周刊 :马华公会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什么期望? 黄家定 :我们说这个话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了,但现在中华崛起帮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华语也水涨船高,学习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希望中国大陆走健康发展的道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也是中国效应的受益者。 南都周刊 :我能感受到马来亚华人对中华文化非常有感情,但也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劣根性,你们在马来亚是何看法? 黄家定 :其实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开展一项“华人思想新革运动”,意思就是要主动反省华人文化中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因素,发扬华人传统中健康的部分,进而革除一些消极、落伍、不合时宜的思想习惯。另外我们特别强调不能把华人文化封闭起来,自我欣赏,我们马来亚华人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多种文化,我们的孩子小时候97%以上都要在华小打下华文的基础,上国中又要接触马来文的教育,而且我们对英文教育也很重视,到大学里基本说的都是英文。这样中国传统的教养、西方文化的视野、回教文化的礼仪,都能体现在我们马来亚华人的身上。 南都周刊 :我印象中非常深刻马来亚的华人青年既自强上进又谦虚有礼,非常让人欣赏。 黄家定 :我们经常开玩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华人身上也是有些坏毛病的,如果我们生来就在一个百分之百自己能掌握命运、百分之百自由的国家,我们的华人可能会变得自大又自满。 我们既勤奋自强又谦虚自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其他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存共荣,所以我们华人的孩子在马来亚长大,从小就被教育两条,一是要努力上进不要靠别人,二是要尊重别人,马来人,印度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今天的华人在马来亚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取得这么一点点成绩,我们也很欣慰。 (本文来自南都周刊。作者郭宇宽,资深传媒人,记者。)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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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许德发:华人、建国与解放——马来西亚独立50周年的再思考

“在解放运动向建国运动转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其他少数族群遭遇了许多挫折和重大的灾难。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无可挽回。马来民族主义者最终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华人社会应该善于把握国际政治与思想趋势,使其可以冲击及洗涤国内的闷局。” 上世纪的二次大战后,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壮观的民族解放斗争运动,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而马来西亚也跟上此浪潮的尾澜,获得了独立。独立可说是民族解放思潮的具体实践。步入今年8月,马来西亚建国亦将届半个世纪。可以预期,我们从现在开始,将陆续看到各方面如何大肆迎接国家的50周岁诞辰。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而言,50年不算长,但确实有其特殊的意义。毕竟这意味著自独立之后,国家已经历差不多两个世代了。也许可以确定,庆祝活动将不免大力宣传民族和谐以及独立之后即执政的国阵政府的“丰功伟绩”。然而经历了整整两代人之后,马来西亚社会似乎也到了省思“独立”之于国家意义的时候:当年响彻云霄的“民族解放”口号意味著什么?尤其是马来亚之独立,对作为非土著和少数族群的华人社会又意味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从这些追问中理解及掌握1957年以降马华史上所出现的新兴“问题丛聚”(problematiques)。这些镶嵌于当代客观历史情境的新兴问题丛聚,既是上述历史脉络的延续,同时也是当代华人社会之开展所必需回应、甚至是解决的课题。本文尝试把“独立建国”置放于近代民族解放运动思潮的脉络下,审视其所得所失,以及华人社会在其中之进退失据的处境与问题。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讨论,主要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思路,在史实的选择上不可能面面俱到。   独立是以民族解放为前提   对作为移民社群的马来西亚华人而言,独立建国之于他们大体上是相当被动的,因为他们的(中国)政治认同之本土转向较为迟缓,也没有诸如马来人具有土著地位的合法性处境(至少殖民地宗主国也如是视之);他们也没有北美、澳洲这类移殖国中白人占多数人口的优势位置。从一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就夹在土著马来人与殖民宗主英国人之间,欠缺政治法统与现实实力,因此所谓的“民族解放”,往往不在他们“天赋”的权利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著华人社会自绝于这道激昂的近代思潮。实际上,由于长期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外延,马来西亚华人也在1920年代兴起了一股波澜壮观的社会主义思潮,而“民族解放论”正是社会主义思潮的题中之义。受到影响的左派青年,曾热切的投身于马来亚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于走进森林进行武装斗争,与英殖民政府抗衡。独立之后,合法的左翼劳工党也曾把不少青年席卷而去,直到1970年代之后才逐渐衰歇。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整体左派本身大体对自己所强调的“解放论”究为何意似乎亦不太明确,学理建设当然更为单薄。大体上,他们的“民族解放论”倾向于反殖民、反帝国统治,不与殖民当局合作,期望马来亚民族的自决,但却忽略了“民族解放”最后其实是以个人的解放、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族自决的一个统一信念是,只有在政治上独立了,人们才能实现自尊。 从世界的角度而言,在近代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所谓的解放在实践上也似乎仅仅意味著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取得独立。换言之,如果没有殖民压迫的存在,民族自决便失去其合法性,这也是许多国际法学者的共识。因此,在非殖民地化时期结束之后,自决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历史往往走向了反面。学者就指出,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国家地位的赢得既没有带来发展,也没有带来自尊。许多国家并没有资格表明自己已经实现了自决理想中所允诺的东西;在非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常见的一个嘲讽,即在于人权平等的欠缺。自治的允诺之一其实是在政治独立的自由气氛中,个人将会充分享受他们的人权,得到包括自尊的满足。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往往可能给民族带来独立,但吊诡的是,它并不给人民带来解放。他们推翻了外来的压迫,换取的却是对自己人压迫。萨伊德即以反殖民思想家法农(Fanon)对殖民地国家本土精英的批判指出,民族独立不必然会带来人民自由作主意义上的民族解放。因此,民族独立的思想需要转变为关于解放的理论,“现在必须经由一个非常迅速的转型,(民族意识)转化为社会和政治需要的意识,而使其丰富并深化,换句话说,转变成(真正的)人文主义。” 从近代民族建国思潮的角度来说,所谓“独立”都是以人之“解放”为前提的。它以自由、平等、自决、民主为核心观念。“解放思潮”所到之处,其实意味著每个人都要重新考虑个人的位置、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放思潮就是从传统的社会脉络中解放出来,重新给个人与其他的关系定位。更为重要的是,人作为人皆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并享有基本的权利。这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信念。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做出类似的宣示。联合国大会于1952年通过的《关于人民与民族的自决权》亦指出:人民与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然后才能保证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举例而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就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个宣言不仅指民族的平等,而更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旨意,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宣言中短短几句,就已依据自然法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它明确揭示了作为一个民族所要达到的目的,即“独立和平等”。换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民族独立的宣言,也是民族平等的宣言。随后,无论种族还是民族平等原则,在西方各国宪法中,都先后陆续有了规定和体现。印度宪法也规定,国家对公民不分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一律平等。在当今世界上各国宪法中,没有规定国内各民族平等的已少乎其少。简言之,按照“民族解放”的意含,其实“独立”意含著平等、自由以及宪政的建构,其目标是解放个人。然而马来西亚之独立除了对马来人主权“解放”之外,还意味著什么?若从上述角度叩问,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即这标志著所谓马来人议程(Malay Agenda)的开始,一个马来民族国家建构的开始。   最后关头:独立与失落的平等   要理解马来亚的建国走向,我们必须追问马来亚建国的主要力量及其形态。实际上,支撑马来亚独立的民族主义力量,主要来自于巫统的马来建国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马来亚的土地是马来人的土地、马来亚的文化是马来人的文化——这是一种原地主义的论述。按照这种逻辑,华人不属于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诚于马来西亚。因此,华人所面对的建国力量并不是一个既强调民族自决、同时又强调这种自决应当导致自由民主宪政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不管幸与不幸,华人因素已成为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中,影响国家走向的关键因素。华人的存在,在战后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被视为一个问题,被看做是对土著的威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马来西亚独立后逐渐走向马来霸权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克服“华人问题”。从1961年的教育法令、1962年的宪法修正、1965年的废除地方选举及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到1969年五一三排华事件发生后的一系列种族性政策之出炉,诸如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等皆使这个走向达到了高点,并基本完成建立了马来国家(Malay Nation)。换句话说,国家极大的推动了政治和社会的民族化进程,马来国家之建构可说走向了“独立解放”的另一反面,并距离“民主化”越远。因此,我们可以概括言之,独立之后的马来亚是一种“民族化”,而非“民主化”的建构。 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国族主义与平等的自由主义是具有紧张关系的,这也可从马来西亚的政局得到例证。诚如前述,由于历史的因素与马来人的危机意识,他们发展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威权制度,封闭、仇外,而非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普遍人道主义为基础,以建立开放、多元社会的民族主义。显然的,处在第三世界诸如马来西亚此一“半桶水”式的变调民族“解放”运动下的少数族群,真正意含上的“独立”与“解放”之实践难度,由此可想而知。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独立建国之时,殖民地政府既退,但华人民众思想中似乎没有出现“解放感”。对华人而言,走了英殖民宗主,来了马来土著霸权,华人对前途更为难定及感到不安。 1950年代独立运动下的华人,可说是处于一个迫切需要安慰的时期。一方面他必须选择身分认同,另一方面则必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而分裂的母国(中国)无力帮助他,他自身也没有实力自救。随著独立运动和国家宪法之制定等历史性事件的接踵而至,这股不安与骚动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正要拟定的宪法将决定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未来与前途。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人产生决定性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前夕的宪法制定谈判,正是这种“关键时刻”。当时颇能代表一般华人的全国注册华团工委会就认为,“如未能在宪法上明文规定华人在本邦之地位,恐无平等之可言。如在宪法尚未通过之前不争取,将来悔之已晚。”其主席刘伯群曾疾呼道: 全马华人已面临了最后关头,如不及时争取,恐已无机会了……经过冗长时间之讨论,乃认为目前本邦华人已面临了生死关头,非从速派出代表团赴英向英廷力争平等待遇不可。为了我们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非力争不可。 这一席极为沉重的谈话值得我们在此加以援引,因为它可说是现代华人社会沿袭半个世纪之“危机叙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道出了华人危机意识的根本核心源头,即“平等”仍是未解决的优先问题。华人社会的忧虑,最终凝聚成一股“争取公民权运动”,极具代表性的华团代表们在吉隆坡举行了“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争取公民权大会”,针对华人公民权、母语教育及马来人特权通过四项议案,即所谓的“四大原则”: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为当然公民; (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满5年者,得申请为公民,免受语言考试的限制; (三)凡属本邦的公民,其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 (四)列华、印文为官方语言。 他们发布了宣言,对宪制的要求开宗明义地定位在“建立公正”(to establish justice)的话语上,并在论述上诉诸普遍人权为其支撑点,更重要的是它尝试在“支持独立”的框架中提出问题,从而给“公正”二字烙上了历史的自然性和正当性。在华团的论述中,他们似乎期待以公民国家(citizen state)的方式形成新国家。他们强调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依据。但必须立即指出的是,这些原则都是攸关华人的集体利益,而未能突破华人本位的思考模式。这四大原则大体指向了一个平等、多元的国家想像,可说是对马来国家建构之反动,当然最后华人的争取功败垂成。除了公民权之发放稍微放松之外,他们其他的要求无一实现,这即注定了华人今后的不平等待遇。宪法基本显现了马来国家的原形态,马来人被规定享有没有限定时间的特殊地位,马来文与伊斯兰教分列官方语文及国教。 对老一辈华人而言,华人在英殖民时代的际遇要比独立后的马来人主权时代好,因为当年至少两大族群都是被统治者。当时的华人认为,独立后的宪法与政策比过去更为不利华人。例如,华团领袖梁志翔认为,马来人建议的新工业条例,较诸殖民地政府更加严厉,与其独立得不到互助平等,不如维持殖民政府的统治。英国人即使自192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亲马来人政策,但也不及独立后严厉风行的马来人特权政策那么苛刻。那时独立思潮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甚至于是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无人可否定。然而就整体而言,除了亲英的土生华人之外,当时的一般华人很少有鲜明的“不独立”意识。在这个新兴国家的诞生中,华人领袖大体都保持一种当时被报章称为“光明正大”的立场:“独立第一,团结第一” 。公民、平等观念事关生存权,自然也著重,而且西方现代思想毕竟也多多少少“转化”了华人思想,但却未形成一种深刻、绝不放弃的意识。诚如前述,左派之间虽流行过波澜壮观的解放思潮,但其所强调“马来亚民族解放”仅是“反殖”、“反帝”,而对当时华人而言更为重要的“人之解放”普遍民权观欠缺深刻的理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人大多似乎把“Merdeka”仅仅视为“独立主权国家” 。 当然当时大形势也比人强,即使后来被誉为族魂的林连玉,虽曾喊出“如果不做马来亚头等公民,亦绝不做二等公民”的话,但最后仍然基于“独立”为重,谢绝赴英伦请愿的华团四人之行。华社可说处于两难之中。刘伯群也指出,“独立是每一个人都表示欢迎的,我们绝对拥护独立。……对于不平等的待遇,我们要争取,但并非反对独立” 。华人社团都尝试从不损“独立”的角度争取利益,“互相容忍”、“忍让为怀”是当时华社的一种主语。即使在宪法势必底定之际,林连玉只能无奈的说:看来我们已处失败的边缘,“我们只能在事实上通过(宪法),我们亦要留问题存在,做继续争取,是为第一原则。” 显然的,华人社会在“和平相处”与“平等”之间,做了对前者的抉择。整体上,时人似乎没有深刻认识到“独立”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平等,独立有何意义?究竟是独立第一,还是平等第一?林连玉在4年后的1961年,因为争取母语教育而被褫夺公民权,实已表明了“平等”更为重要。实际上,即使华人公民权后来在政治妥协下稍有放松,大部分华人都获得公民权,但早期的巫统却不把它等同于“国族地位”(nationality),当时的首相东姑直到1966年之前,从不承认国族地位是公民权的基础,而且一直拒绝谈及国家的国族称谓,因为担心这将为马来人及非马来人之间的平等铺路 。显然,巫统在公民权课题上虽做出让步,但他们并不放弃“马来国家”的建国理想:只有马来人才具国族地位。 国家新宪法通过后,当时的《南洋商报》社论极为深刻、沉重地指出了“不平等”宪制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实,并呼吁“现在华人应回应华团呼吁,注册为国民,选出最能代表公正民意之代表,以留来日修宪之可能。” 显然的,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华人社会只能寄希望于不可知的未来,这其实预示著我们后来所看到独立后如火如荼的公民权申请运动,以及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国家机关争夺战,而在1969年达致高潮,但却又以沉重的“五一三”种族暴动而告终。   走向普及人权观与破解国族主义   显然的,在马来国族主义者所谓与生俱来的自然、天赋利益之大论述底下,华人的平等认知与要求,竟在身为移民的“原罪”性中变得那么的“过分”、“无理”以及“缘木求鱼”。这就是作为少数移民及其后代在强调“原地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悲剧。正如学者甘格利和塔拉斯所指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指的是建立纯粹单一民族的国家)不能解决种族少数民的地位。少数民族问题注定会出现,因为无论政治地图如何划分,在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不满意的少数民族” 。显然的,华人等少数族群在近代新民族国家观念下深受其害,华人的前途从根本上系于如何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行韦伯所谓的“解魅”工程。抚古思今,华人社会也应该从自身的痛苦经验中体认国族主义之害,而不自陷于狭隘的国族主义关怀里头。法农认为,通往真正的民族自我解放和普世主义,首先诸如民族主义的认同论式之意识必须被超越,代之以新而普遍的集体性(优先于特殊性) 。这值得我们沉思,普遍民权正是最可以得到所有人认可的价值。 从上述可知,华人社会在权利危机的促迫下,尽管在制宪时期曾诉诸联合国人权宣言作为其正当性话语,并锲而不舍的强调普遍人权意识,甚至初步萌现与认知普遍公民权的意义,但是这个认知又是基于一种“民族集体利益”而来,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及人权观。实际上,在独立运动时期,大部分政党包括马来人或华人社会都从族群角度切入,围绕著各自关心的种族性议题,诸如公民权、官方语言、马来特殊地位等,而真正具有普遍人权视野的,似乎只有由一位锡兰人辛尼华沙甘领导的人民进步党。该党在宪制白皮书公布之后,向首揆东姑呈递备忘录,批评新宪制规定立法机构可基于“治安需要”而对基本人权及言论自由实施限制,但却没有指明必需“合理”。它认为,宪制并没有对人权及言论自由提供补助,以防范立法机构对人权的侵害,反而使立法机构在宪法之上,而且也没有赋权于最高法院,使“无理的限制”不生效 。该党进而言道,连带的报章自由、集会自由也受到影响,都把人权交予立法机构,而没有对立法机构剥夺人权提出补救方法 。华人议员之中,只有杨世谋律师在立法议会新宪制二读中提出类似的质疑 。 一般而言,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因此,看看什么论述特别突出、什么论述又淹没不彰,可以揭露这个社会集体意识的内容与结构 。从马来西亚独立迄今的政治取向而言,华人社会显然缺乏许多思想传统,这是它无力回应各种官方论述的原因之一。华人社会尽管抗拒马来同化政策,并存有保护自身文化传统的心态,却始终发展不出比较鲜明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保守的座标是“相对于现状”或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但马来西亚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保守的。同时,尽管华人危机所造就的“平等叙述”,使华社彷佛还有自由主义的淡影,但显然也缺乏一个比较自觉的自由主义传统势力。华人社会好讲“平等”,其大意是指机会平等,却没有思想力度,因理论建设上的长期忽略,往往论述无力。还好的是,华社存有一道不太深刻却很激越的左翼传统。这个可贵的左翼传统,曾经提供至少到1980年代华人社会面对危机时所需要的激越精神与反抗压迫的传统,也为1980年代的华人民权运动,留下某种精神泉源。 从1980年代开始,危机进一步迫使华人社会明确提出普遍人权观,并进一步成立划时代的“民权委员会”以落实华人利益之争取,同时把关怀面推及至国家层面上的各议题,诸如其他原住民问题、扶弱政策、言论自由、官方机密法令等,可说是华人社会斗争史上的一大进展。柯嘉逊将之誉为“大马民权运动之春”,“在大马现代史上,这个辉煌时期是前所未有的。” 但我们必须认知,人权不应该只是工具,它更是一项目标。人类当然难免有自身的利益共同体,但这之上还有普遍人权利益作为座标。 另一点可特别补充的是,二战之后许多新兴国家取得国家在政治上之独立,但却未完全摆脱西方殖民在文化意识和知识形式的殖民状态,因此出现了所谓“后殖民批评”的论述。这是一个曾经由“民族解放”所许诺的理想幻灭之后,人们对之前的反殖民主义感到悲观,但又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以建立一个新的反殖民主义理论的阶段。然而在马来西亚,这道当今风靡一时的后殖民理论批判却似乎使用不上。这是因为后殖民反的是殖民主义,在马来西亚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当我们反掉殖民遗产之后,留下来的却可能是更加霸权与肤浅的东西,包括制度与认知。这就是为何至今,我们往往只能诉诸英国在独立前夕遗留下来的“宪法”,作为争取权利的依据。尽管这套宪法已经被修改得漏洞百出,原本也不平等,却是许多非政府组织争取民权的最后防线。比之前人对宪法的敢于质疑,这不啻是一种后退,也说明了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实际民权状况之倒退。   结论   在解放运动向建国运动转化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其他少数族群遭遇了许多挫折和重大的灾难。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人类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无可挽回。马来民族主义者最终必须面对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华人社会应该善于把握国际政治与思想趋势,使其可以冲击及洗涤国内的闷局。 简而言之,以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话来说,独立50年来,我们面对的还不是一个“正派的社会”(decent society)。“正派社会没有二等公民”,它是以一律平等的公民身分形成一个人人同样受尊重的群体。实际上,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角度来看,以国民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并不容许不平等的公民之出现。据此而言,1957年的宪法与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国家的原则与要求的。经历两代人之后,今天再回头以近代民族解放思潮中最关键的“独立与平等”原则来审视国家的宪法与政治格局,我们不由得不惊怵于“变化”之微少。显然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华人还是一个远未企达的目标,我们离“正派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托克维尔在1835年便指出,追求平等是现代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华人社会似乎别无他法,还是必须回归“解放思潮”——强调人类普遍追求的民权观,并加以深化它。   (作者许德发,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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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林蔼云:从导游胡先生身上看到的公民觉醒

“马来西亚华人因为1969 年的513惨案以后,一直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支持巫统的执政以换取和谐,所以导游强调,“马来人自己不起来要求换政府,华人没可能争取到改变,这次连马来人自己 也受不了执政党的贪腐,我们当然支持。自2008年,民联在雪兰莪和槟城执政后,州政府由财政赤字变成有财政盈馀,而穷人也有补助,这证明了反对派有管理的能力,我们也看到改变是有可能的。”” (图片来自 Fackbook Sabrina Woong) 大清早五点多起床就碰到导游胡先生,他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华人,生于小康之家,太祖父一代从大陆移民到吉隆坡经营一家麵包店。 登上旅游巴后,他首先为自己不太纯正的普通话道歉,说在大马华人只能有六年的免费华语教育,之后就要转用马来文才能有政府的津贴,而华语小学的数目越来越少,然后问这是否公平呢? 接着,他介绍大马的土特产,橡胶、棕榈油﹣﹣棕榈油有很多用途,包括食品加工及提炼汽油,马来西亚的汽油比起很多地方都便宜,自己又生产汽车,但马来西亚人在国内买车比在国外买还要贵,这又是为甚麽呢?因为要抽税还国债,但越还债欠的钱却越多。2012年,大马的国债是4500亿令吉,人均负担16,500令吉。 说着说着胡先生忍不住讲:「五月五号是我们的选举日,五月六日我们的政府就会换掉。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讲政治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国会议员林冠英,为了帮忙一名遭强暴的15岁女孩,结果被指触犯内安法而被捕,坐了一年半的牢,所以我还是不讲了。」林冠英是民主行动党领䄂,当时任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而涉嫌强姦的是马六甲首席部长阿都拉欣。 在参观皇宫前,导游又讲解了皇族与苏丹如何透过册封拿督来赚钱,和拿督这个名号如何为他们带来诸多方便,如取得政府的工程合约。他特别提到影星杨紫琼也是拿督。上月,杨在出席一个「我与首相有约」的活动,为国阵拉票。 本来我以为导游先生是政治活跃份子,怎料他从来没有投票,因为觉得他支持的政党不会赢,但他说今年一定要投票。他发现有人在自己不知情下,帮他登记做选民了,更怀疑以前有人一直帮他投票。这次的票,他当然是投给民联了。 除了投票外,他最近下班,天天跑去当民联义工,串联拉票活动,维持秩序,更会在投票日做监票。他没有参与任何政党或民间团体,不过自己的家人,包括妈妈弟弟等,都是民联的义工。 胡导游每带我们到一个景点,自己会简单介绍,然后坐下来用手机上面书,看新闻及选举消息:「我们的电视和报纸都给执政党控制,不说真话,幸好有互联网。」 我问他为什麽会由从来不投票变得现在那麽积极?他说,其实当权者贪也就算了,现在的情况是「谋财害命」。他说的是赵明福的「被自杀案」。赵在大马反贪会以证人身份协助调查贪污案时「被自杀」,当时他正在跟怀有身孕的未婚妻筹办婚礼。 最后一站是参观锡腊提炼厂,裡面有手饰陈列,导游又联繫到前首相纳吉妻子罗斯玛手上价值美金2400万的鑽戒。他问:这究竟是谁的钱呢? 一直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因为1969年的513惨案而远离政治,当年支持反对党的华人和印度人因为大选胜利而庆祝,而马来人在巫统煽动下发生暴动,抢劫及火烧华人社区。自始以后,华人一直在政治上保持低调,支持巫统的执政以换取和谐,所以导游强调,「马来人自己不起来要求换政府,华人没可能争取到改变,这次连马来人自己也受不了执政党的贪腐,我们当然支持。自2008年,民联在雪兰莪和槟城执政后,州政府由财政赤字变成有财政盈馀,而穷人也有补助,这证明了反对派有管理的能力,我们也看到改变是有可能的。」 他希望民联能在这次选举取得半数的议席,使马来西亚走向双轨制,形成制衡的力量:「若民联表现不好,我下一届可以选国阵,这就是双轨制的好处嘛。」 导游知道我们希望考察大马选举后,即时安排我们出席一个在小学开的民联选举造势大会,会场上碰到导游一家,他的妈妈是积极的民联义工,在我们面前批评儿子不够活跃,不关心政治,不够觉醒。我们感到很不可思议,大概这就是全民觉醒的意思。 (本文选自香港独立媒体。作者林蔼云,独立媒体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兼任讲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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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林蔼云:三个族裔,三个平衡世界裡的恐惧政治

“马来西亚的执政集团高呼要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 (One Malaysia),但那麽多年来,巫统和国阵都採取种族主义的政策,选举期间,在不同语言的报章,更大玩种族、宗教、青年和少数族群(包括爱滋病患)歧视,要动员厌恶与仇恨来换取票数。” 图片:“一个马来西亚”口号背后是族种主义。 马来西亚的执政集团高呼要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One Malaysia),但那麽多年来,巫统和国阵都採取种族主义的政策,选举期间,在不同语言的报章,更大玩种族、宗教、青年和少数族群(包括爱滋病患)歧视,要动员厌恶与仇恨来换取票数。 最近,国阵的广告在不同的媒体均舖天盖地,这些广告的特徵是不讲理念,只为抹黑,製造万一换政府,社会必定乱的印象,再加上过去两天,国阵与民联的候选人分别受到恐怖的炸弹袭击,选举天气氛有点紧张。 即使我们来自外地,看到这些天入夜后,拿着各政党的飙车族在市中心街道上叫嚣,也有点担心与疑惑,究竟拿着民联的车队,是否真的是他们的支持者?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会否出现暴乱?   以歧视和仇恨为基础的恐惧政治   在一个种族区隔的地会,仇恨是很容易被煽动出来,而过去一段时间,电视电台和报纸都是由种族仇恨堆砌出来的影像,而且因为语言的区隔,国阵会在中文的媒体散播对马来人的仇恨,对马来人的报纸散播对同性恋/爱滋病(安华一直被国阵说成是恋童癖同性恋)/西化的年青人的仇恨。 譬如说,在电视不断重複一个製造“乱VS美善”的广告:穿红衣支持民联的青年,坐在栏杆上喝酒抽烟,在街上撞到别人不理会;而国阵的支持者则为长髮密实美少女。 此外,在马来人和华人的电台均出现,选民联会导致爱滋病增加的讯息,在华人电台,其理由是回教党治下的吉兰丹州,爱滋病患全国最高。而在马来人的社群,因为不能诋毁回教徒,所以把问题与国阵不停喧染有关安华性取向的事拉在一起。 在华人的电台和报纸,更会出现民联一旦当政,“戏院不能关灯”(因为回教教例,陌生男女不能坐在一起)的荒谬抹黑。最近,大马的988电台的广播员,就因为不满马华(国阵其中一个政党)抹黑民联的广告而穿黑衣抗议。   “一个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   可以看到,国阵那麽多年的种族政治是“玩两手”,一手製造种族不平等的政策,如华人与印度裔的马来西亚人只能享受6年免费母语教育,到中学就要进马拉文与英文双语学校,如坚持要以母语学习,则要进入私立学校系统,但私立中学毕业的学生,不论你的成绩有多好,都不能进本地大学,要自费到海外。而且最近几年华人小学的数目,拨款一直减少,被迫倒闭,导致小学生要跨区上学。 华人圈裡一直相信,国阵所说的“一个马来西亚”是马来人为先的马来西亚,有一位离开了马来西亚到台湾读书的朋友就说,在马来人的学校,老师会说出如此的话:“不喜欢这裡就滚回中国,他们根本想赶我们走!” 因为政策的不平等,华人心中一直怨恨着马来人,也会有很多带有种族色彩的笑话。不过安华的公正党扭转了族群的关係,他承诺要取消以种族划分的政策,令不同的族裔走在一起改变现状。 当然,这种超越那麽多年累积下来的族群怨恨的觉醒,主要发生在城市中产阶级,被剥夺特权的马来人,也要超越自身利益,才能与反对党站在一线。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事情。   三个族裔的三个平衡时空   前晚,跟那位在台湾读完书目前于主流媒体工作的朋友谈选举,问她马来西亚印度裔选民的选举意向,她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不知道耶,看不懂他们的报纸和电视电台,只知道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大,穷的很多,所以街上抢劫的不少是印度人。” 不过,这位朋友回马来西亚两年以来,有一次被抢的经验,而抢她的是华人。族群的黑板印象,要长时间去改变,但一天不把玩弄种族政治的国阵拉下来,大马三个主要族群,仍然会生活在三个平衡时空裡。 昨晚,在Kelana Jaya Stadium的行动党年青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杨美盈说:“为了未来,为了孩子,我们希望,在明天,我们眼中所看到的对方,不是华人、印度人、马来人,而是大家,是马来西亚人!” 要把三个平衡时空重叠,要透过爱与希望,走出恐惧。   (本文选自香港独立媒体。作者林蔼云,独立媒体总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兼任讲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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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宋镇照:从选举看马来西亚族群政治

“华人在马国政治中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一向掌握经济实力的华人,以往受到巫统执政的打压,接受不平等的新经济政策。此次选举八成华人选票投给在野的民联,可见华人社会求变的渴望,难怪纳吉总理形容这是一场“华人海啸”的选举。” 第十三届马来西亚国会大选已于5月5日投票,此次选举是历年来马国大选厮杀最激烈的一次,也是国民阵线(编注:简称国阵,由巫统等14个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从1957年脱离英国独立建国以来执政遇到的最大威胁。 但“五月五,换政府”的预期并没有实现,国阵依旧赢得了选举。与此同时,民联(编注:系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由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组成)对国阵舞弊、做票、贿选、撒钱、变相补助买票等挞伐控诉不绝于耳。 创新高的八成投票率,说明马国选民对政治选举的热衷,首次感觉到自己的选票足以影响到政党轮替与否。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领导的国阵不再必然执政,这让马国政治逐渐浮现出“两党”政治的选举格局。就长期而言,这是马国政治发展走向民主化的胜利。 可以确定的一点,华人在马国政治中将扮演更关键的角色。一向掌握经济实力的华人,以往受到巫统执政的打压,接受不平等的新经济政策。其实华人的政治诉求很简单,反对国阵偏袒马来人优先的歧视政策,不能再容忍差别待遇的政治打压。此次选举八成华人选票投给在野的民联,可见华人社会求变的渴望,难怪纳吉总理形容这是一场“华人海啸”的选举。 之所以有华人海啸这个政治影响效应,主要是因为马来族群的分裂,凸显了族群政治在马国选举上的重要性。以往马来族群都是支持巫统领导的国阵,但因为安华领军的民联,让马国政治逐渐凸显出马来政党对抗马来政党的趋势,取代以往马来人对抗华人的政治图像。特别是在马来人占67.4%和华人占24.6%的人口结构上,马来族群一分为二的政治版图,很自然地让华人成为政治的关键多数,未来华人对政党的政治倾向,肯定会影响马国政治的选举与政党执政。 国阵虽然“险胜”这次选举,但其不仅没有赢回先前信誓旦旦要夺回三分之二多数席次的目标,甚至还比2008年的140席失掉了7席,只赢得133席,相对地民联却从79席增加到89席。因正当合法性与代表性大为减弱,未来国阵执政之路肯定颠簸、不好走,加上朝野势均力敌的权力恶斗,将使政策推行不易、政府功能停摆,政策推动也将空转。 就马国的选举制度来看,也出现一个不合理现象,就是民联赢得50.59%的选票却只赢得40%的国会议席,而只赢得48.57%选票的国阵却赢得了近60%的国会议席,这产生了席位与选票支持率之间的落差,将会造成政治不稳定。国阵以乡村包围城市策略出发,分配给乡村地区的国会席位较多,而乡村正是国阵的票仓。但马国有将近75%的民众住在都市地区,而华人居住都市的比例也高达八成。因此,对于选举制度的设计调整,将成为在野党日后攻防的重点。 传统上,国阵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于巫统300多万党员、东马的沙巴和沙捞越原住民、公务人员和马来族群,但马来族群的票源逐渐被安华领导的民联所瓜分。 相对地,可以发现支持反对阵营民联的选票族群,除了华人之外,主要来自于两个重要族群:一是城市地区中产阶级的转向,由于教育程度高、所得收入也高,对于政治自由化与政治清廉相当重视,面对国阵长期的贪污腐败,自然失去信心。二是作为“首投族”的新世代。此次选举首次登记投票的新选民,多达260万人,约占所有选民的五分之一,通常年轻选民求变求新,不喜欢故步自封的政治环境,对攀升的失业率更是不满。 中产阶级和新世代对于政治问责的标准会比较高,不但追求自由、公平、正义和高质量生活,也特别重视个人主义、多元文化和现代开放价值,而这一些偏好都跟民联政见强调“改变”很契合,若国阵施政不重视现况改变的话,反对国阵的中产阶级和新世代选民会增多,足以影响下一次大选。 (本文选自财经网。作者宋镇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暨政经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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