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林彪是井冈山时期的人，除了毛泽东之外，政治上从未跟过其他人。 1949 年之后，林彪虽然少参与政事，但一直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指哪里他打哪里。对于林彪来说，自问对得起毛泽东。但林彪还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毛泽东为了推江青和张春桥，而林彪到了 1970 年不愿意背黑锅，也不愿意退让。不过，他也没有武装政变的意图。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部下和身边一些人做了计划，以图万一之策。最后林彪被绑架不得不“投敌叛国”，这是共产政治理论、政治框架将权力放在超越任何道德和原则首位的必然结果。 1971 年 9 月 13 日 ，中共党章确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机毁人亡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40 年来，人们一直在找寻答案：曾为中共打下大半个江山的林彪，如何一夜间成为中共的敌人？林彪为何要出逃？他当时是如何走上飞机的？种种谜团困扰了被掩盖歪曲的历史。 林彪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公开身份，只有从 1969 年 4 月到 1971 年 9 月两年时间，而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在 1969 年就出现了，不过毛泽东林彪的矛盾公开化始于 1970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当时陈伯达按照林彪的意图，把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定为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同毛泽东要继续革命、巩固文革成果的想法大相径庭，于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张春桥、江青猛批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对陈伯达大加训斥。 不过官方报导的双方分歧，不是在抓生产与抓阶级斗争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上，而是故意放在一些琐碎小事上，比如陈伯达说“毛泽东是天才”的天才论，以及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上。当时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除了毛泽东，其余都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此大为恼怒。得到毛泽东暗示的江青集团在会上大批天才论，林彪则发言对张春桥进行回击。官方对于林彪的这篇讲话一直定性为“突然袭击、抢先发言”，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指“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但后人考察发现，林彪在讲话前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还对林彪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 毛泽东对林彪列举的问题之一是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就到处放风、动员中国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一直是毛泽东的心腹，当时林彪不可能未得到毛泽东的授意就和陈伯达一起，四处放风说中国必须有国家主席。事实上，对于 1949 年之后一直处于半退休状态的林彪来说，担任国家主席这种事务性极强的职务有些难以思议。在林彪做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部长期间，他很少出席各种会议，“十会九缺席”，忽然想要出头担任国家主席有些不合情理。有资料说，毛泽东最早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由他自己兼任，但后来认为不需要设立国家主席，也可以牢牢控制局势。在中国这样的列宁式政党中，对于林彪和陈伯达这两个对毛泽东极为熟悉的人来说，未获得毛泽东首肯擅自在党大会上提出重要提案，是不可思议的。 中共九大，毛泽东出尔反尔，否认陈伯达抓经济建设的提法，又否认国家主席的设立提案，因此由林彪和陈伯达两人背上“擅自”的黑锅。从毛泽东一贯的党内政治斗争手法来看，这是极自然的举动。但林彪和陈伯达不同，心高气傲的林彪选择倔强到底，不道歉不低头，成为毛泽东林彪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中央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 1970 年 5 月 1 日中共在北京天安门的庆祝活动时说：“毛主席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是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修贤口述，顾保孜整理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发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该书 1995 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庐山会议后，林彪起初还想向毛泽东作个检讨，私下了结此事，但后来他很快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伯达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就像当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先批彭真一样。毛泽东所谓的“两年以后交班”的承诺只是缓兵之计，“打倒林彪”的计划已经在毛泽东的日常部署中了。从 1971 年开始，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林彪。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在会见斯诺时，毛泽东公开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用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向林彪主管的军委办事组里安插毛泽东的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让林彪失去控制权。与刘少奇稀里糊涂被打倒所不同的是，深谙毛泽东心理的林彪，提前看到了毛泽东的阴谋，心气极高而无法接受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泽东的怨恨可想而知。 无论毛泽东如何批林彪，如何耍花招让林彪的四大金刚站出来认错从而宽容对待、以诱导林彪出来认错，无论毛泽东如何让周恩来现身说法，专程来劝林彪认错，林彪认准一念：死不认错。他知道，只要他一公开认错，毛泽东就会藉机取消他的接班人资格，进而彻底打倒他。为了化解危机，林彪反覆多次提出要见毛泽东，但毛泽东一直拒绝见面，因为毛泽东已经铁了心，要把林彪打下去，还有什么好谈的。 1971 年 8 月中旬，毛泽东见林彪不上当，就借惯例南巡之际，在各地方诸侯面前公开批判林彪，目的是“引蛇出洞”，“敲山震虎”，没想到林彪没动心，但叶群和林立果坐不住了。南巡时毛泽东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8 月 16 日，毛泽东故意让周恩来告诉林彪，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此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8 月 17 日，毛泽东会见武汉空军政委、跟林彪私交不错的刘丰，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要绝对保密。 从 8 月 18 日到 24 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尽管毛泽东到处讲林彪的坏话，但在那个把毛泽东视为神灵的年代，这些人都不敢把消息透露给林彪。 8 月 25 日，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林彪知道毛泽东是针对他的，但他得不到一点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直到 9 月 5 日，毛泽东故意命令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回广州，召开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精神。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中了圈套，顾向周宇驰和于新野报告了传达内容。 9 月 6 日，周恩来、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这一下林彪家慌成了一团，因为毛泽东的言辞比当初整刘少奇时还严重得多，大有不整死林彪不罢休的感觉。 据知情人说，林彪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不想活了”，一副等着挨整的样子，因为林彪评估形势后明白，即便豁出去和毛泽东拚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泽东所玩弄的激将法把戏，一旦自己有所反抗，正好坐实了毛泽东强加给他的所谓带领军队造反的罪名。那几天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不过出于对共产株连整人制的深刻认识，如果听任毛泽东摆布，势必株连妻子儿女，这是重感情的林彪于心不忍的。文革中因为老爹倒台，儿女流落街头的境况悲惨，林彪看得太多了，特别是叶群得知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泽东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缠得心烦意乱。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为此，林立果建议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泽东拚个鱼死网破。 9 月 7 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林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 ( 指林彪 ) 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 ! 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 ( 毛泽东代号 ) 硬干 ! 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在事后被公布的林立果言论中，人们发现林立果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保持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比如他认识到，毛泽东文革时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就是变相劳改，高层政治的实质不是如何领导人民过好日子，而是部绞肉机，互相残杀。 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 ! 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 ( 指林彪 ) 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 ”然而，出于对母亲叶群的仇视和对弟弟的不满，林立衡最后还是充当了林彪家秘密的告密者。林彪出事后，林立衡接受了三年的审查，其间她曾服用安眠药自杀未遂。审查解除时，她的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 6 颗。她终生未要孩子，就是想替父伸冤。 据林立衡回忆， 1971 年 9 月 7 日下午林立果对她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今天早上，把周宇驰 ( 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参谋长 ) 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首长抱着老周恩来，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8 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9 月 9 日 1 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的专列。不过毛泽东早有提防，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将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外面还搭了一个棚子。 10 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 18 时 10 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地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并派人守护机场附近的一个油库——据内线报导，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有分析说，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李伟信很可能就是毛泽东的内线，他被抓后第一时间提出要找汪主任，即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 9 月 11 日 22 时，林立果接到空 4 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泽东中午离开了上海。林立果认为，按照惯例，毛泽东在 9 月 25 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动手的时间，但 9 月 12 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林立衡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打草惊蛇的。 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当晚飞回了林彪居住的北戴河。 12 日 18 时左右，带林彪外逃的飞行员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他曾给毛泽东开专机，是业务过硬的人。 12 日 21 时 50 分多，林立衡向中央警卫团报告说，叶群和林立果要胁迫林彪走，她请求周恩来阻止他们上飞机，周恩来答应了，并立刻汇报给毛泽东。当晚，叶群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放两场电影。 22 时 30 分左右，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通话半小时。周恩来事先查到山海关有一架来路不明的飞机，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先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据邱会作回忆，叶群说：“ 101 （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什么时候起身？”“今晚走，准备空中走。”周恩来以安全为藉口阻止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周恩来还提议自己先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极力劝阻。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当时周恩来给全国机场下了禁飞命令，同时灯火管制，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命令，谁也不许起飞和降落。周恩来还把林彪的亲信如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栓在自己身边，不许他们跟叶群联系，这让叶群更加慌了。 据林彪的警卫长李文普回忆：“大约 23 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轿车开出后，遇到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拦车询问车到哪去，他们好随后跟车保卫，但叶群命令车冲过去，差点撞死大队长。中队长一见此情形，忍不住举手朝司机就是 3 枪，他忘了大红旗是防弹车，这时李文普趁机下车，还自己朝自己开了一枪，因为他不想跟着逃走。 多年来，定案林彪预谋叛逃的惟一证据就是林彪警卫处长李文普的一句揭发，即林彪上汽车后问了一句“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而与李文普一起受审者说，李是在得到保留军籍及待遇的承诺后，才写下这句关键性揭发。林立衡曾哭求李叔叔说一句对历史负责的真话，李文普一个劲流泪，始终没开口。 根据 周恩来研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 高文谦 1988 年春对当时负责林彪专案组具体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的采访记录，李文普最先的口供是：“林彪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曾命令停车，似有不想前往机场的意思”，但是后来在专案组的训斥下李又改了口，把情节改成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由于共产体制的信息封锁，至今人们还无法得知事情的全部真实情况。据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原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儿、美国历史学家金秋博士调查，林彪案的很多关键证据都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销毁了，要想还原历史太难了，很多人都是站在各自角度描述同一件事。 毛泽东之所以铲除林彪，源于毛泽东是一个只顾自己的权利和欲望而无所顾忌、毫无规矩、原则的人。在毛泽东字典中，只有权力的私欲和无限权力扩张的野心，根本不存在道德原则和做人的底线。毛泽东也是利用人们对权欲的贪婪，将其所有的战友玩于股掌之间，让内部高层相互倾轧和绞杀。这，是所有人治制度或封建家天下政治制度下的不变的悲喜剧，过去的中国封建王朝如此，如今的朝鲜社会主义王朝同样如此。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国大陆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说了很多极端吹捧毛泽东的话被当做最经典的造假案例。其实，最大的造假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强迫是谎言之母。凡是谎言满天飞的地方、凡是歌功颂德之声成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说真话会有牢狱之灾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做法，是当时那种制度之下的必然选择。他只有在说假话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

各位 2011 级新生： 中秋月色，故乡情愫，想必还在你们的胸间盘亘。但思源湖畔，学长们晨跑和晨诵的身影纷纷扑面而来，提醒又一段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已经开始了。在这个开学典礼上，我代表凯原法学院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从此以后，朝朝夕夕，在座的各位同学就是 SJTU Law 大家庭里的成员。从此以后，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知识社群，都属于同一个法律解释共同体。 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 2011 年描述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 这一年的 5 月，美国“页岩天然气革命”的技术成果开始引起能源政策的突变，这意味着拥有页岩天然气世界最大埋藏量的中国将成为能源的超级大国，加上占世界生产量 97% 的稀土资源作为经济战略的杠杆，有望突破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另外， 3 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高峰会议，实际上承认了人民币国际化提速的建议。随后的事态推移，似乎在向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新加坡建立人民币结算市场，上海进一步发展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分工体系发展。 5 月，英国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的斯图亚特·弗雷泽委员长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伦敦会为人民币提供国际化的机会。出乎外界意料的是，就在四个月之后、五天之前，在 9 月 9 日“中英财金对话”上两国政府已经发表了积极行动的联合声明，王岐山副总理明确表示支持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迅速向“世界银行”转型。金融的繁荣更有赖于系统信赖，对制度条件的要求更高，势必为法律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这也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而需要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法律精英参与游戏规则的执行和制定。以高超的专业本领、必胜的信心迎接时代的挑战，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2011 年对于交通大学以及凯原法学院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富有特色的南洋特班是 1901 年创办的，迄今正好满一百一十年。这个迎新典礼上，法科特班第一期学生晋级硕士，第二期学生正式入学，也算是对清末那个君主立宪之梦以及本校创立者盛宣怀储才兴邦计划的最好纪念了。在 1911 年，老校长唐文治剪去长辫、通电共和，本校成为辛亥革命的同路人。 1921 年冠名“交通大学”，本校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注定了本校的目的就是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最重要的知识和技艺以及培养国家栋梁。在上个世纪初，洋务派官僚的培养以及船舶、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整备被看做立国之本，所以我校的发展也就从这里起步，对接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交通大学是与国家现代化亦步亦趋的。无论是褒是贬，也可以说交大属于“国策大学”的范畴，把爱国荣校作为基本宗旨。站在 2011 年这个充满象征性符号的时点上，回首过去九十年、一百年、一百一十年的峥嵘岁月，在座的各位，特别是 2011 级新生们不得不深思这样的问题：既然选择交大就是选择责任，那究竟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既然凯原法学院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为办学理念，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追求卓越？ 虽然交通大学是所典型的“国策大学”，校风以“求实学、务实业”为特征，但另一方面，在我校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光芒四射的批判理性和独立精神。例如受聘南洋特班的主任教授的蔡元培先生，就曾经在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中因同情学生拂袖而去，给北京大学带去了一个兼容并包的办校新方针。南洋特班出身的黄炎培先生，曾经在延安窑洞与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以民主政治打破王朝兴衰周期律进行意味深长的对话。 因此，交通大学同时存在与国家需求对接的侧面和与国家保持适当距离的侧面。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双重属性，交大才能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才能确保学术的自由、学院的自立，才能在国内外的知识界和公民社会赢得广泛的信誉和尊重。对于转型社会的制度创新而言，对于从事立法和司法的专业人士而言，这样的批判理性和独立精神尤其不可或缺，否则我们就无法达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伟大目标，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求实学、务实业”的交大主旋律其实预示了近几十年来大学在社会中的角色变化，与各国教育界的基本趋势也是合拍的。在二十世纪后期，由于科技和通讯设备的迅速发展，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化，几乎所有大学都越来越重视应用型知识的研究和传授。全球化使这个过程进一步加速了。以金融工学、信息工学为代表的工科以及其他实学科目成为时代的显学。 中国法学院的情况倒是有所不同。实务界的现实迫使法学教育在象牙塔里做道场，一直忽视了专业技能的训练。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有必要大力推动法学教育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端法律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重视探讨存在的根本原理，追求正义和价值涵义，究问正当性论证的理由，防止法学教育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人文教养的价值，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构成卓越以及创新的核心元素。可以断言，没有人文精神作为根基，应用型专业知识和技巧就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开花结果。 由于空间的限制，这些年来中国大多数法学院都陆续迁往郊外办学了。但凯原法学院是个例外，我们预定在明年返回徐汇校区，回到上海的市中心，回到离市民社会最近的地方。因此在闵行校区举办开学典礼，或许将以 2011 级新生为终点界线。你们肯定将在徐汇校区的新法学楼里接受毕业证书和学位。在这个意义上，你们享有承先启后的幸运，因而也应该更有担当、更有成就。 今天，在这里，在见证了凯原法学院快速崛起过程的模拟法庭，我向你们祝贺，并为你们祈福！更加辉煌的未来是你们的，世界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 (季卫东2011年9月1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