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

           林彪暗杀毛泽东是制度的悲剧 2011-09-13 08:26:39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1955 年 9 月 27 日 ，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一天有十位开国功臣被授予元帅军衔，其中最年轻的是林彪，时年 49 岁。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会想到——追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后来会精心谋划暗杀他，当时的林彪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一天“调转枪口”成为“遗臭万年”的政变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969 年 4 月 1 日 至 24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有这样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这个被党纲确立为接班人的林彪，谁也没想到他会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以暗杀毛泽东的方式“接班”。 1971 年 3 月，林彪集团策划了一个“ 571 工程”计划。所谓“ 571 ”，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图谋“夺取全国政权”。由于阴谋败露，当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1981 年，林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为什么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为什么最后要选择以暴力（强迫）的方式获得国家最高权力呢？ 从中共后来公开的林彪集团《〈“ 571 工程”纪要〉及其实施》的秘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披露的这样一些内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 B — 52 （注：代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 [ 和 ] 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 [ 和 ] 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 [ 和 ] 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 [ 和 ] 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无须再引用了，以上足以表明：林彪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然而，林彪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按照当时的权力规则，他除了选择暴力的方式获得权力外别无选择。暴力的方式即强迫的方式。 当时是怎样的权力规则呢？ 中国共产党建党始于 1921 年，这个党从诞生之日起到 1949 年获得全国政权，就是靠武装革命——靠暴力（强迫）消灭暴力（强迫）获得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残酷的武装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成功，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即强迫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选择。 林彪戎马一生，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武装革命、暴力斗争的成功经历使“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在枪林弹雨中溶入了毛泽东、林彪那一辈人的血液里，时刻滋养着高度紧张的脑细胞。 任何成功的事件都为他人效仿提供了一种规则。只要这种规则有可能使人占有最大利益，任何人都可能会按照这种规则进行选择，即：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人的第一选择。（王大豪《利益论》） 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但他怕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毛泽东。而且，特殊的权力规则派生出的残酷的权力斗争，也使他的前途充满了变数。虽然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被神圣的党章确立，但深谙权力规则的林彪明白：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党章，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靠专权使他人获得权力，这个人也可以靠专权使他人失去权力。 1969 年 11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 刘少奇之死，使得身为元帅的林彪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国家命运感到极度焦虑，本能的自卫意识与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决定以死相拼。他本可以苟且偷生，即使不免冤死，将来也会有一个很隆重、很体面的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作为身经百战的元帅，他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不可能不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道理。但他最终还是冒天下大不韪执意担负起扭转乾坤的责任，为了个人、也为了国家，他也因此被一些后人称为“野心家”。 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权利竞选国家元首，没有人会因此被斥为野心家。但在林彪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中国，谁如果说想当国家元首无异于自杀。 当“权力来自强迫”成为被公认的规则的时候，暗杀毛泽东成了林彪别无选择的选择。 然而，林彪的强迫遭遇到了更大的强迫。他的最后一战失败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死得很惨——惨不忍睹。 林彪——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叱咤疆场的元帅，最后却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葬身异国，粉身碎骨，成为孤魂野鬼。 即使林彪以强迫（暴力）的方式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力，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同样是悲剧。人们已经无须假设他“武装革命成功后”会怎样行使权力，因为他的“ 571 工程”计划昭然若揭的表明——他会继续恪守使他成功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 规则的继续，意味着一切都会继续。 假设死去的人活着会怎样，以假设来争论谁是谁非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假设都不等于事实，而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悲剧是制度制造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人的悲剧，包括是那些审判林彪“叛国案”者的悲剧。      林彪为何要“叛国” 出逃？在民主国家中，想当国家元首的人为什么不会因为竞选元首失败而叛国出逃？ 无异，林彪“叛国” 出逃是为了避免暴力（强迫）的惩罚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这是“权力来自强迫”这一规则导致的必然选择。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国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说了很多极端吹捧毛泽东的话被当做最经典的造假案例。其实，最大的造假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强迫是谎言之母。凡是谎言满天飞的地方、凡是歌功颂德之声成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说真话会有牢狱之灾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做法，是当时那种制度之下的必然选择。他只有在说假话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因为说真话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所以争先恐后说假话便成为邀功请赏的最佳选择。如果没有中大奖的诱惑，有谁会去买彩票呢？ 悲剧性的制度不结束，悲剧就不会落幕。 1976 年 10 月，制度的悲剧又重演了：试图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被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以先发制人的强迫方式夺去了权力。 虽然邓小平曾被强迫方式多次夺去权力，但他对华国锋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欣喜不已，因为“四人帮”的倒台使他有了复出的希望。 华国锋以惊心动魄的强迫方式获得的权力，使邓小平成为最后的赢家。当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获得的权力备感珍惜。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务实精神，艰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 邓小平虽然无愧于他获得的权力，但他对得到权力的传统规则耿耿于怀。因为这种规则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他深知其害。面对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规则——从而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这成为邓小平一生的心结。 他曾心有余悸地说，当初抓（强迫方式）“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警告同仁“下不为例”。但这种警告的效力有多大的持久性呢？ 1986 年 9 月 3 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不无忧虑的坦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6 年 9 月 13 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再次透露出他的焦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9 年 9 月 4 日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关于规则的作用，邓小平有深刻地认识。他有一段睿智而经典的讲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年迈的邓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规则——新的规则可以使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强迫（暴力）方式改变政权。 一种新规则的扎根和生长，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然而，生命给邓小平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也不必苛求这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们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胡锦涛顺利当选党的总书记时，邓小平已经去世。这次权力的和平更替，标志着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新的权力规则第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无论任何名义的革命或社会制度，只要是以一种暴力（强迫）代替另一种暴力（强迫），其本质上还是对强迫的复制，只是复制者（强迫者）不同而已，而多数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迫的命运。   “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强迫是最大价值，只有强迫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权力来源于自由”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自由是最大价值，只有自由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而是“权力源于自由”的规则。 只有结束制造林彪悲剧的制度，林彪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者：王大豪     —————————————————————————————————————— 附： 林彪简历   林彪，湖北黄冈人。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 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8 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 1930 年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 1937 年任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15 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战争、冲突、动荡与紧张事态似乎比以往更多一些。从2001年的“911”事件开始，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席卷西亚北非的大变局和利比亚战争，而所有这些重大事件并非此起彼伏，而是彼此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互关联，相互交织叠加共振，连续不断地冲击整个世界，至今依然在发展。如今，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冷战结束甚至可以回溯更早时间以来已经形成的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进程仍在发展，在延续的同时呈现一些新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进程长期持续发展所累积的效应，加上“9？11”事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洗礼和催化，推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不同程度地开始经历转型，转型的长期性、过渡性、渐进性、曲折性和多变性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时有不同显现。这些特点使得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幅凸显 　　“911”事件是迄今国际恐怖主义的极端之作。事件发生后，美国小布什政府随即高举反恐大旗，把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对内检审和改革国家情报机构，组建国土安全部等，对外以反恐划线，很快发动阿富汗战争，并加强金融和情报反恐合作。受此冲击，世界首先在安全领域发生变化，那就是恐怖主义与反恐迅速上升为国际政治与安全方面的焦点议题，其他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受关注程度相对下降。 　　从恐怖主义威胁的发展看，继“911”事件之后，除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针对美军和北约部队的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之外，又发生多次针对西方国家和西方游客的重大恐怖袭击，诸如2002年印尼的巴厘岛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马德里汽车爆炸案、2004年9月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2005年7月7日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2008年11月印度孟买系列爆炸案，等等。2009年9月被挫败的纽约地铁爆炸阴谋和2009年12月未遂的圣诞炸机案等，也使世界感到惊悚不断。在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备受追剿的情况下，阿拉伯半岛“基地”分支机构、印尼“祈祷团”、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其他与“基地”组织有关或无关的恐怖主义组织日趋活跃，整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分散化、多元化、本地化和小型化等特点。对于美欧来说，本土的而非外部输入的恐怖主义所构成的威胁近年来明显上升。 　　从反恐方面看，美国通过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种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十年的实践不仅已经充分证明效果的有限性，而且表明将激起更多的恐怖袭击。也许正由于此，美国才在也门采取了出钱出枪而不是直接军事介入的办法来推动萨利赫政府反恐。国际反恐合作在“9？11”事件之后迅速成为“主旋律”，尽管在伊拉克战争后合作动力和势头有所下降，但至今已然发展成为基本趋势。随着美国历经10年努力最终于2011年5月2日击毙本？拉登和本土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断上升，美国一方面在海外进一步施行“情报+精确打击”的反恐策略，同时开始把反恐重点转向国内。8月3日，奥巴马政府公布题为“提升地方伙伴能力，防范国内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表示要以社区为中心开始提高美国国内防范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极端主义的能力。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把反恐作为比较优先的事项来处理。 　　在恐怖主义与反恐占据国际安全议程焦点位置的同时，社会层面因失业严重、福利水平下降、宗教和种族矛盾加剧等问题导致的反对政府、破坏稳定的威胁明显上升。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自然灾害（地震、洪灾、旱灾）、大规模传染病疫情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议程中的地位也不断攀高，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强调更加全面和更具综合性的安全理念，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普遍大幅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甚至为此调整军事战略，包括调整军队职能和相关机制，变革军队结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等。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国际安全合作的新领域和新亮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主要大国实力消长加剧国际关系重组 　　美国是“911”恐怖袭击的直接受害者，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安全自信心遭遇空前挫伤。小布什政府无论是被激怒而采取了非理性的报复战略，还是顺势利用“9？11”事件提供的契机既打击恐怖主义又大力推进早已有所谋划的地缘战略，总之其后来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举动，不仅使美国付出较大的软硬实力代价之后至今尚未完全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而且持续激化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至今尚未缓解。再加上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严重影响，这一连串因素共同导致美国从小布什上台之初盛极一时的权势地位相对下滑，迫使其越来越多地注重国内问题，对外政策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再到发挥自身巧实力和借助外部多方力量维护地区和全球领导地位的趋向日益明显。 　　从全球战略层面看，过去十年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在“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全球领导作用”的发挥所受制约增多。这一突出变化，加上欧日实力稳中有降，以及新兴大国实力地位相对上升，导致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相互差距有所缩减，彼此关系重组明显加快。美国起初与主要大国合作反恐，之后大行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再之后寻求与各国共同反危机抗衰退，如今则是一边强化与欧日等西方盟友传统关系，一边增加对中印等新兴大国借助，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受此牵动，大国关系过去十年的演变呈现合作加强——分歧上升——合作加强——分歧上升的波浪态势。 　　如今主要大国都在为各自未来的战略优势加紧战略谋划，调整内政外交，积极展开竞争。一方面，主要大国都在着眼解决各自国内发展面临的中长期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都着眼争取各自在国际和地区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而展开布局，美欧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全球经济治理方向，美俄围绕中亚和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美日印围绕亚太格局重组走向，不同层面的博弈都在交织发展，明显增添了国际战略格局变动的错综复杂多变程度。这轮竞争和博弈的结局取决于谁调整方向正确、谁调整速度快、谁率先调整到位、谁的战略和政策实施顺畅有效。 　 　国际机制转型深化推升权利博弈 　　正如前述，世界在“911”事件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连续冲击下，从安全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开始转型，诸多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泛起，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加快，所有这些变动都势必逐步浮现于国际机制，推动“911”事件之前早已开始的国际机制和平渐变加速。 　　从全球层面看，联合国体系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主要支撑，其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改革小有进展。2005年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用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改善和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开启安理会改革进程。2009年有关安理会改革的政府间谈判正式启动，各方博弈艰难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股权结构和职能调整取得进展，根据2010年通过的改革方案，两大机构分别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转移6%和3.13%的投票权。从金融稳定论坛变身而来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围绕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衍生品监管等问题进一步调整和探求发展方向。世界卫生组织寻求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疫情发布、疫苗研发、治疗指导和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大力帮助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同时致力于将其下属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改造成“最重要、最广泛的消除世界饥饿的国际交流和政策协调平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寻求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向新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转变。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继续增强适应核裁军和核不扩散新形势的行动能力的同时，以帮助应对日本核辐射危机为契机，着力强化在核能和核电安全方面的国际领导力。 　　从大国关系和地区层面看，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G20）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催化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的强劲拉动，上升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开展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转型的主要平台。八国集团寻求重新定位，酝酿扩容和调整职能。“金砖四国”峰会从概念走向现实并扩大为“金砖五国”，朝着兼顾有效务实合作和准机制化的方向发展。北约加快全球化转型，力求成为与“民主国家同盟”理念相配套的全球性“磋商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心”。欧盟在债务危机的洗礼中探求进一步整合成员国内外政策，穿越“转型时刻”迈向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亚太地区的上合组织、东盟与中国（“10+1”）、东盟与中日韩（“10+3”）、中日韩峰会、美国与东盟（“1+10”）机制、东亚峰会（“10+6”）、亚太经合组织（APEC）、“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多个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竞争互促。南美洲国家联盟向共同体建设迈进。非盟把“非盟委员会”提升为专门负责防务、外交与外贸谈判等事务的“权力机构”，阿盟在应对诸多挑战过程中寻求整合阿拉伯世界，二者都力求在中东大变局的应对过程中加强内部协调和提升影响。 　　这些变化部分是各种机制调整自身以适应全球和地区治理新形势的需要，部分是新崛起者为争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而促使既得利益者让渡部分权利，还有部分是主要力量围绕地区和国际体系转换中的规制权和影响力展开角力。和平条件下权利重新划分和规制厘定的艰难决定了国际和地区机制变革演进的缓慢，外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使得国际和地区机制的新旧部分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并存、交织、磨合和竞争，不断优化重组，权力结构将更趋多元化和网络化，整个体系的运行将变得更加复杂、充满变数甚至显得有些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