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

闾丘露薇 | 汇报艺术

羊城晚报专栏 告者并没有想到领导会关心这样的细节,在没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顺口杜撰了一个事实。也许是因为,担心说了事实,领导会不高兴,因为这样的安排,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近人情。不管是怎样的原因,最后吃亏的变成了听报告的人。原来身居高位,要获取真相,并不容易。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让大家实事求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是为了礼貌,所以客气地说一些假话,让对方不要觉得歉疚,比如面对那些约会迟到的人。也有的时候,是为了大事化小,甚至是息事 ———————     对于记者来说,为了采访,等多久都是自己的本分,而被采访者公开表示体恤,自然能够感受到这份关怀,只是,在炎炎烈日下等候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听到对方说:“别人告诉我,大家等了半个小时。”有点哭笑不得,倒不是为了等待时间的准确而纠结,而是感叹那些手下的汇报质量。毕竟,等待只不过是小事情,但是如果涉及其他关系民生的事情,这样的折扣,自然会影响上级的判断力。   也许是因为,报告者并没有想到领导会关心这样的细节,在没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顺口杜撰了一个事实。也许是因为,担心说了事实,领导会不高兴,因为这样的安排,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近人情。不管是怎样的原因,最后吃亏的变成了听报告的人。原来身居高位,要获取真相,并不容易。 告者并没有想到领导会关心这样的细节,在没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顺口杜撰了一个事实。也许是因为,担心说了事实,领导会不高兴,因为这样的安排,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不近人情。不管是怎样的原因,最后吃亏的变成了听报告的人。原来身居高位,要获取真相,并不容易。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让大家实事求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是为了礼貌,所以客气地说一些假话,让对方不要觉得歉疚,比如面对那些约会迟到的人。也有的时候,是为了大事化小,甚至是息事   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让大家实事求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是为了礼貌,所以客气地说一些假话,让对方不要觉得歉疚,比如面对那些约会迟到的人。也有的时候,是为了大事化小,甚至是息事宁人,于是对方,永远以为,不过如此。   忽然想起康德的原则,在他看来,撒谎,即便是善意的也是不道德的,为难的时候,可以选择顾左右而言他,但是内容一定要真实。   当然,对于那些道德要求从来排位在后,利益排位最先的人来说,这样的原则,实在是过于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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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聊聊港大

南都周刊专栏 ———————— 如果说香港的大学校园,哪所对我来说最有感觉,那一定是港大。晚上上课的时候,从般咸道的门口拾阶而上,阶梯不宽,走两段就会有点吃力,因为港大依山而建。再坐电梯到平台,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海报,有的时候会遇到学生在那里搞活动,从文娱广告到抗议请愿。每次经过那里,我会想起自己在复旦读大学的时候,食堂门口的那片布告栏: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好像一个学校的灵魂,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形态,组成了一个大学的样子,我没有见识过八十年代的北大三角地,不过在我的想象中,也应该是同样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百年,对于自己来说,总觉得有些关联,虽然算不上校友,但至少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习过,感受过,明白一所好的大学,对于社会的重要。 一直觉得港大很精英,这是因为,如果数数香港的高官,就拿这一届的15名司局级官员中,港大毕业的有十一个。而那些香港著名的大律师,大医生,只要是在香港本地接受的高等教育,绝大部分也是来自港大。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曾经被称为香港的“东京大学”,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公务员当中,港大毕业的超过了一半。一直觉得港大和中文大学比较的话,后者要显得反建制和自由派的多,尤其是香港的社运界,名气的那些,搬起指头数数,中大培养出来的占了多数。 这当然和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已经一百年的香港大学,曾经是殖民地时期,唯一的一所可以为本地华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学,学校到1961年,只有两千名学生,也因为这样,看看这些学生的履历都非常的相似,如果中学不是名校,英文不佳,要考入港大,机会几乎为零。而随着英国政府在香港 南都周刊专栏 管治的本地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华人产生需求,那香港大学,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后来,有人把政府内的高官们分出一个“港大帮”,除了公务员系统,这些港大的毕业生还垄断了香港的医疗和法律领域。 六十年代,以中文授课的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依然只有英文是合法语言,这也使得进入官场和公务员系统的依然集中在香港大学,直到1974年,在香港一批学生发起了中文运动之后,中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至于在专业领域,中大到了七十年代才开设医学院,直到1993年,香港大学里面,只有港大才有法律学院。 因为反殖民的传统,中文大学充满了抗议精神,有着反叛传统,不少中大生甚至很看不起港大,觉得那是培养殖民地精英的地方,港大的学生太乖。八十年代,为了抗议当时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大学生全校罢课,虽然在香港,七八十年代,能够读上大学的自然被归入社会精英,但是和多数走仕途以及专业类路线的港大学生相比,盛产反殖民统治人物的中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气质还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关于港大的争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十亿捐款之后,港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而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那年的香港中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 明德格物 “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不过最令社会关注的,还是锺庭耀事件。2000年,港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锺庭耀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校长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港府和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 ————————  如果说香港的大学校园,哪所对我来说最有感觉,那一定是港大。晚上上课的时候,从般咸道的门口拾阶而上,阶梯不宽,走两段就会有点吃力,因为港大依山而建。再坐电梯到平台,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海报,有的时候会遇到学生在那里搞活动,从文娱广告到抗议请愿。每次经过那里,我会想起自己在复旦读大学的时候,食堂门口的那片布告栏: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好像一个学校的灵魂,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形态,组成了一个大学的样子,我没有见识过八十年代的北大三角地,不过在我的想象中,也应该是同样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百年,对于自己来说,总觉得有些关联,虽然算不上校友,但至少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习过,感受过,明白一所好的大学,对于社会的重要。   管治的本地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华人产生需求,那香港大学,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后来,有人把政府内的高官们分出一个“港大帮”,除了公务员系统,这些港大的毕业生还垄断了香港的医疗和法律领域。 六十年代,以中文授课的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依然只有英文是合法语言,这也使得进入官场和公务员系统的依然集中在香港大学,直到1974年,在香港一批学生发起了中文运动之后,中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至于在专业领域,中大到了七十年代才开设医学院,直到1993年,香港大学里面,只有港大才有法律学院。 因为反殖民的传统,中文大学充满了抗议精神,有着反叛传统,不少中大生甚至很看不起港大,觉得那是培养殖民地精英的地方,港大的学生太乖。八十年代,为了抗议当时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大学生全校罢课,虽然在香港,七八十年代,能够读上大学的自然被归入社会精英,但是和多数走仕途以及专业类路线的港大学生相比,盛产反殖民统治人物的中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气质还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关于港大的争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十亿捐款之后,港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而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那年的香港中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 明德格物 “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不过最令社会关注的,还是锺庭耀事件。2000年,港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锺庭耀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校长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港府和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 一直觉得港大很精英,这是因为,如果数数香港的高官,就拿这一届的15名司局级官员中,港大毕业的有十一个。而那些香港著名的大律师,大医生,只要是在香港本地接受的高等教育,绝大部分也是来自港大。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曾经被称为香港的“东京大学”,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公务员当中,港大毕业的超过了一半。一直觉得港大和中文大学比较的话,后者要显得反建制和自由派的多,尤其是香港的社运界,名气的那些,搬起指头数数,中大培养出来的占了多数。   这当然和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已经一百年的香港大学,曾经是殖民地时期,唯一的一所可以为本地华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学,学校到1961年,只有两千名学生,也因为这样,看看这些学生的履历都非常的相似,如果中学不是名校,英文不佳,要考入港大,机会几乎为零。而随着英国政府在香港管治的本地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华人产生需求,那香港大学,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后来,有人把政府内的高官们分出一个“港大帮”,除了公务员系统,这些港大的毕业生还垄断了香港的医疗和法律领域。 管治的本地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华人产生需求,那香港大学,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后来,有人把政府内的高官们分出一个“港大帮”,除了公务员系统,这些港大的毕业生还垄断了香港的医疗和法律领域。 六十年代,以中文授课的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依然只有英文是合法语言,这也使得进入官场和公务员系统的依然集中在香港大学,直到1974年,在香港一批学生发起了中文运动之后,中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至于在专业领域,中大到了七十年代才开设医学院,直到1993年,香港大学里面,只有港大才有法律学院。 因为反殖民的传统,中文大学充满了抗议精神,有着反叛传统,不少中大生甚至很看不起港大,觉得那是培养殖民地精英的地方,港大的学生太乖。八十年代,为了抗议当时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大学生全校罢课,虽然在香港,七八十年代,能够读上大学的自然被归入社会精英,但是和多数走仕途以及专业类路线的港大学生相比,盛产反殖民统治人物的中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气质还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关于港大的争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十亿捐款之后,港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而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那年的香港中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 明德格物 “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不过最令社会关注的,还是锺庭耀事件。2000年,港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锺庭耀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校长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港府和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   六十年代,以中文授课的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依然只有英文是合法语言,这也使得进入官场和公务员系统的依然集中在香港大学,直到1974年,在香港一批学生发起了中文运动之后,中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至于在专业领域,中大到了七十年代才开设医学院,直到1993年,香港大学里面,只有港大才有法律学院。   南都周刊专栏 ———————— 如果说香港的大学校园,哪所对我来说最有感觉,那一定是港大。晚上上课的时候,从般咸道的门口拾阶而上,阶梯不宽,走两段就会有点吃力,因为港大依山而建。再坐电梯到平台,那是最热闹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海报,有的时候会遇到学生在那里搞活动,从文娱广告到抗议请愿。每次经过那里,我会想起自己在复旦读大学的时候,食堂门口的那片布告栏:一个小小的空间,却好像一个学校的灵魂,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形态,组成了一个大学的样子,我没有见识过八十年代的北大三角地,不过在我的想象中,也应该是同样的感觉。 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百年,对于自己来说,总觉得有些关联,虽然算不上校友,但至少在这所学校里面,学习过,感受过,明白一所好的大学,对于社会的重要。 一直觉得港大很精英,这是因为,如果数数香港的高官,就拿这一届的15名司局级官员中,港大毕业的有十一个。而那些香港著名的大律师,大医生,只要是在香港本地接受的高等教育,绝大部分也是来自港大。也因为这样,香港大学曾经被称为香港的“东京大学”,一所培养“官员”的学校,最新的调查显示,香港的公务员当中,港大毕业的超过了一半。一直觉得港大和中文大学比较的话,后者要显得反建制和自由派的多,尤其是香港的社运界,名气的那些,搬起指头数数,中大培养出来的占了多数。 这当然和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已经一百年的香港大学,曾经是殖民地时期,唯一的一所可以为本地华人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学,学校到1961年,只有两千名学生,也因为这样,看看这些学生的履历都非常的相似,如果中学不是名校,英文不佳,要考入港大,机会几乎为零。而随着英国政府在香港 因为反殖民的传统,中文大学充满了抗议精神,有着反叛传统,不少中大生甚至很看不起港大,觉得那是培养殖民地精英的地方,港大的学生太乖。八十年代,为了抗议当时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大学生全校罢课,虽然在香港,七八十年代,能够读上大学的自然被归入社会精英,但是和多数走仕途以及专业类路线的港大学生相比,盛产反殖民统治人物的中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气质还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关于港大的争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十亿捐款之后,港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而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那年的香港中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 明德格物  “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管治的本地化,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地华人产生需求,那香港大学,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甚至后来,有人把政府内的高官们分出一个“港大帮”,除了公务员系统,这些港大的毕业生还垄断了香港的医疗和法律领域。 六十年代,以中文授课的中文大学获得政府成立,但是这个时候,依然只有英文是合法语言,这也使得进入官场和公务员系统的依然集中在香港大学,直到1974年,在香港一批学生发起了中文运动之后,中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至于在专业领域,中大到了七十年代才开设医学院,直到1993年,香港大学里面,只有港大才有法律学院。 因为反殖民的传统,中文大学充满了抗议精神,有着反叛传统,不少中大生甚至很看不起港大,觉得那是培养殖民地精英的地方,港大的学生太乖。八十年代,为了抗议当时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大学生全校罢课,虽然在香港,七八十年代,能够读上大学的自然被归入社会精英,但是和多数走仕途以及专业类路线的港大学生相比,盛产反殖民统治人物的中大培养出来的学生,气质还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关于港大的争议,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2006年,在接受了李嘉诚十亿捐款之后,港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把港大医学院改名为李嘉诚医学院,而医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887那年的香港中西医书院,孙中山就是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这个决定遭到很多医学院毕业生的反对,他们拿出港大的校训“ 明德格物 “质问校方,一个勉励学生进德修业的学校,这样做,难道不是在告诉学生们:钱才是成功的标准? 不过最令社会关注的,还是锺庭耀事件。2000年,港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锺庭耀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校长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港府和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   不过最令社会关注的,还是锺庭耀事件。2000年,港大民意调查中心主任锺庭耀在媒体发表文章,指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透过校长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港府和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调。事件公开后,政府否认并且指锺庭耀损害政府声誉,要求锺庭耀解释,香港大学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传讯相关人士,最终,在社会舆论,以及港大师生要求下,当时的港大校长以及一名副校长辞职,算是为港大挽回了声誉。因为对于大学来说,独立的行政以及学术研究权利,是一所大学的基石,没有这些,大学只会沦为为政府服务的高级培训机构而已,无法承担起推动社会前进的责任,在限制之下,创造力会被扼杀,也不可能解放思想,同时丧失学术意见的中立客观。   调。事件公开后,政府否认并且指锺庭耀损害政府声誉,要求锺庭耀解释,香港大学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传讯相关人士,最终,在社会舆论,以及港大师生要求下,当时的港大校长以及一名副校长辞职,算是为港大挽回了声誉。因为对于大学来说,独立的行政以及学术研究权利,是一所大学的基石,没有这些,大学只会沦为为政府服务的高级培训机构而已,无法承担起推动社会前进的责任,在限制之下,创造力会被扼杀,也不可能解放思想,同时丧失学术意见的中立客观。 让港大一直骄傲的是孙中山,1923年,他在陆佑堂,也就是这次港大举行百年庆典的地方,发表过演讲。当年孙中山的演讲,由港大学生会主办,在演讲结束之后,孙中山被学生们抬出了讲堂,要求他和场外师生们合影。对比当年的历史,再看这次百年庆典中的陆佑堂,同样的地方,会发现,达官贵人高朋满坐,学生却寥寥无几。也因为这样,一场讨论展开到现在:港大曾经引以为荣的价值,还在吗? 让港大一直骄傲的是孙中山,1923年,他在陆佑堂,也就是这次港大举行百年庆典的地方,发表过演讲。当年孙中山的演讲,由港大学生会主办,在演讲结束之后,孙中山被学生们抬出了讲堂,要求他和场外师生们合影。对比当年的历史,再看这次百年庆典中的陆佑堂,同样的地方,会发现,达官贵人高朋满坐,学生却寥寥无几。也因为这样,一场讨论展开到现在:港大曾经引以为荣的价值,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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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 | 择校

的乡镇小学,依然没有专门的音乐美术甚至是英文老师,毕竟对于农村来说,师资本身就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的问题。这一点,就算地方官员再努力,也很难改变。 公立学校之间的差别,说到底就是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在今年初,看到有报道,上海让师资比较强的公立学校的老师,到比较弱的公立学校执教,来改善这种教育水平偏差的问题。而在民间,从十年前开始,一项”新教育“行动,正在农村学校进行推广,透过阅读,来让农村教师在教学中自我成长。 如果说,在大城市,择校费产生的教育不公需要解决,那麽在农村,城乡差距和政府缺乏投入导致的教育不公更需要改变,毕竟公立教育,至少要有一个最低标准吧。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一批学者,正在研究关于小学升初中的问题,在他们交给我的研究资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表格,那就是在一些大城市,小学升初中的择校费价格,最贵的一所,需要二十五万。   这样的一个数目,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说,自然是一个天文数字,除非自己运气好,正在名校所在的校区,或者有足够的财力,能够在这个校区里面置业,不然的话,只能够选择中介人,也就是学者口中的学托,因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把择校费交上去。   学者很愤怒:“这些都是公立学校,怎麽可以收择校费呢!这不公平。“   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应该是十年前,我就听朋友在那里谈论,为孩子选择小学,需要准备多少择校费,没有想到,这个择校费用上涨的速度,远远超过通胀,这自然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   ”里面蕴含了腐败问题,比如政府规定,北京的择校费不能够超过三万元,那末多出来的钱,去了那里?“学者一边说一边摇头:”只是关于这个问题,媒体都不太愿意报道,知道那些名校有多牛吗?毕竟媒体人总要有孩子未来要上学,谁不想上最好的学校呢?“   是的,谁不想上最好的学校呢?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这是为了未来能够进入好的高中,而好的高中,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就算未来打算出国留学,更是希望从小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只是,正如这位学者所说,这些都是公立学校,虽然在很多国家,公立学校之间都存在着教育水准的差别,但是堂而皇之的收取择校费用,恐怕又是中国特色。想当年,取消所谓的重点小学和初中,分片就近上学,目的是为了让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一些,不要因为考试,而让学生从小学或者初中开始,就分出高低,但是结果,自然还是师资好的公立学校受到追捧,因为教育资源,并没有因为着这样的改革而进行调整。最终的结果,以前还能够依靠分数相对公平一些,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财力,或者权力。   到一个县城采访,没有想到,这个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同样存在择校的问题,县城里面的小学,人满为患,和周边乡镇小学空荡荡的课堂,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还算好,负责教育的官员有这样一个理念,公立教育至少应该提供一种保底的教育,而不是好得更好,差的自生自灭,于是在师资,教育资金的分配上,刻意的倾斜乡镇小学,这让县城小学,也稍微舒缓了一些压力,因为家长们发现,原来周边的学校,学生们的成绩,和县城小学相差并不太大。尽管如此,在最好的乡镇小学,依然没有专门的音乐美术甚至是英文老师,毕竟对于农村来说,师资本身就存在短缺和不平衡的问题。这一点,就算地方官员再努力,也很难改变。   ,这是为了未来能够进入好的高中,而好的高中,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就算未来打算出国留学,更是希望从小就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 只是,正如这位学者所说,这些都是公立学校,虽然在很多国家,公立学校之间都存在着教育水准的差别,但是堂而皇之的收取择校费用,恐怕又是中国特色。想当年,取消所谓的重点小学和初中,分片就近上学,目的是为了让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一些,不要因为考试,而让学生从小学或者初中开始,就分出高低,但是结果,自然还是师资好的公立学校受到追捧,因为教育资源,并没有因为着这样的改革而进行调整。最终的结果,以前还能够依靠分数相对公平一些,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财力,或者权力。 到一个县城采访,没有想到,这个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同样存在择校的问题,县城里面的小学,人满为患,和周边乡镇小学空荡荡的课堂,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还算好,负责教育的官员有这样一个理念,公立教育至少应该提供一种保底的教育,而不是好得更好,差的自生自灭,于是在师资,教育资金的分配上,刻意的倾斜乡镇小学,这让县城小学,也稍微舒缓了一些压力,因为家长们发现,原来周边的学校,学生们的成绩,和县城小学相差并不太大。尽管如此,在最好 公立学校之间的差别,说到底就是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在今年初,看到有报道,上海让师资比较强的公立学校的老师,到比较弱的公立学校执教,来改善这种教育水平偏差的问题。而在民间,从十年前开始,一项”新教育“行动,正在农村学校进行推广,透过阅读,来让农村教师在教学中自我成长。   如果说,在大城市,择校费产生的教育 不公需要解决,那麽在农村,城乡差距和政府缺乏投入导致的教育不公更需要改变,毕竟公立教育,至少要有一个最低标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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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官员子女的求学路径

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 官员子女的求学路径 (发表时题为《从干部子弟学校到“条子生”、“共建生”:难以革除的权力择校》) □《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 记者 方可成 特约撰稿 任咪娜 实习生 运安琦 发自北京 新学年开学,优质学校的大门为谁而开,成为社会一大议论热点。 “在很大程度上,上好学校已经成为家长经济实力和社会背景的竞争。”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说。在“社会背景”的PK中,手握公权力的政府官员往往是优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短暂存在过一批为官员后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干部子弟学校”,但这种特殊的学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与“教育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相抵触。 然而,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设置,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了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实际上,优质教育资源一直是权力寻租的重要对象。在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的今天,坊间依然流传着“某某学校是公认的高·干·子弟学校”之类的说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学校往往是同级别学校中的佼佼者。 从幼儿园到留学的子弟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里,干部子弟大多遵循着一条明晰的求学路径——该上什么幼儿园,升哪所小学、中学,进哪所大学,乃至去哪里留学,都有着确定的选项。 这条轨迹的前半部分,由各种各样的干部子弟学校绘就。在官员扎堆的京城,这些学校包括:六一幼儿园、育才小学、育英学校、八一小学(今八一中学)、101中学等等。 上述幼儿园和中小学均是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区迁入北京。按照“干部子弟学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战争年代创设这些学校是“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 战争胜利后,这一模式被保留下来,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在内的核心领导人后代,亦在跟随父辈进京后就读于这些学校。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军区也纷纷创设自己的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名字响亮的“北京小学”就是北京市委干部子弟学校。此外,“育才”、“育英”是这类学校的常用名,比如东北局和沈阳军区的东北育才小学,湖南省军区的育英学校。 此类学校大多聚集了大量名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中央政府发布的1954-1955学年度的统计数据就曾显示,干部子弟小学学生与员工的比例平均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学的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作为惟一一所由中共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中学,101中学的校友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曾山的儿子曾庆红、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等许多中共高干后代。 这所选址在圆明园遗址内的学校,从郭沫若作词的校歌中即可一窥特质:“我们是革命的儿女,我们从风暴中诞生,酝酿着优越的本领,锻炼着不屈的精神,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要创造人类持久的和平。” 另一个足以证明其地位的细节是这所中学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长——王一知。她是中共屈指可数的第一批女党员,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担任校长前,她的工资是行政8级,相当于副部长,而当时中学特级校长的工资也只能是行政12级。在王一知的多次要求下,她的工资也降为12级,一时传为佳话。 从中学毕业后,干部子弟们报考哪一所大学也基本上是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简称“哈军工”。这所由陈赓大将创办于1952年的军工学校吸引着老干部和他们的后代,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增强了这种吸引力。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的统计,导弹工程系和核物理系是干部子弟们最热门的去向。 “经历过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干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国有自己培养的军事科技干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产党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哈军工,掌握尖端的国防科技,实现富国强军的夙愿。”《哈军工传》作者滕叙兖这样解释干部子弟们的选择。 导致干部子弟云集哈军工的另一个原因是,从1957年开始这所学校实行保送招生,干部后代的政治条件占有绝对优势。在一段时间里,哈军工的干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父母亲属够不上副部级或少将以上的,都只能自视为普通学员。 还有一批干部子弟留学苏联,学习先进科技。早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的1948年9月初,中共就曾派出21名年轻人留苏,当时的选拔标准是“军级以上烈士和干部子弟”,入选者包括叶挺之子、叶剑英之女等。 此番前奏之后,留苏于上世纪50年代常规化、制度化。1951年,教育部发出《急速选拔留学生的指示》,要求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派往苏联。尽管后来留苏学生的背景渐趋多样化,但干部子弟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取消的和没有取消的 从1955年开始,干部子弟学校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敞开了大门。 这一政策的改变源于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对干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对子女说:“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据官方史料记载,在干部子弟学校,有学生“不听老师的话,和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有的学生还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哩!’” 1953年,周恩来视察101中学时明确提出:干部子弟不能变成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两年后,所有干部子弟学校被通令逐步转型为普通中小学。中央政府直属的子弟学校纷纷划归地方。 101中学也从中组部直属改为地方管理,同时,这所曾经只为红色贵族服务的学校也开始“掺沙子”。一开始,学校招收了不少周边北大、清华教授的子女,“高干”和“高知”学生们成了主要的家庭背景;1962年,从郊县录取了一批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民后代;1964年,又招收了第一届“贫下中农子弟班”。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这一转型是打破“北京特殊论”的先例——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有一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因此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异常困难,但1955年的例子证明:取消优势阶层的特殊利益并非完全不可为。 但杨东平同时也指出,简单地取消干部子弟学校不可能真正消除由于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差异造成的教育不公。 事实正是如此。一方面,以哈军工为代表的学校在招生政策上有意向干部子弟倾斜;另一方面,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过程中不乏走后门者。更有甚者,虽然干部子弟学校被取消,但一些学校将在校的干部子弟集中起来,组成“干部子弟班”。 李锐之女李南央曾回忆,当她1963年考入女十中时,就和其他干部后代一起被编入了干部子弟班,班主任由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亲自担任。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学生们普遍对俄语失去兴趣,但普通班依然以俄语为外语课内容,而干部子弟班则学英语。 进入初二后,李南央班上一位元帅的女儿转入了在女子中学中排行第一的师大女附中。“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似乎对军队干部的子女们是不适用的。”李南央回忆说。 随着政策的改变和资源的流动,101中学等传统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学校已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一些历史更为悠久的名校吸引了不少红色后代,女校即以师大女附中为代表,男校则以北京四中为典型。北大附中等1960年代新建的高校附属中学,由于调入了一大批大学老师前去任教,亦受到追捧。 景山学校则是一个年轻的特例。这所靠近紫禁城的学校创办于1960年,以教改实验为核心目标,实行中小学九年一贯制。由于当时教育工作由中宣部归口管理,这所学校的创办由中宣部主导,学校第一任校长是中宣部教育处干部方玄初,中宣部系统的干部子弟亦大量进入景山就读。 这所学校享有的资源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首批中学特级教师即出自景山,遍布全国各地学校的标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则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实际上,领导人参观和题词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衡量一所学校地位的重要标志。 兴衰变迁的和不变的 “文革”给教育界造成的混乱,令大量中小学重新站在了一条起跑线上,也令官员后代的求学选择有了新的变化。 在新一轮的赛跑中,101中学已不再享有最高的地位,教育资源和生源亦随之流失。人大附中是新晋的黑马——学生高考成绩突出,频出状元,迅速成为京城名校,也成为干部子弟青睐的学校之一。 实际上,不管具体的学校如何兴衰变迁,官员后代始终没有改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这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普遍认可的事实。 这种追逐往往并不基于升学考试成绩的优胜,或机会均等的随机入学分配,而是与权力寻租有关,尤以基础教育阶段为甚。“条子生”和“共建生”即是最广为人知的寻租方式,前者通过领导干部给学校负责人“递条子”的形式为子女择校。南方周末记者从可靠渠道得知,一位退休领导人几年前曾经走访京城多所中学,最终为孙女选定了八中。 而“共建生”则是通过单位与学校达成“共建协议”的形式为本单位子女集体择校。起初,这样的“共建”不乏合理性。例如,外交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常年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学校集中管理他们的子女。然而,如今的共建已经多与利益有关。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促进义务教育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中就指出:“重点学校与权势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是权势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的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官员后代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逐已经相当多样和分散,并不囿于共建学校,也不囿于公立学校,甚至不再囿于中国学校。 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透露:学生中有多位省级高官的孙辈,甚至有不少教育部官员的后代。“这些高官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北京任何一所学校去,但他们不认同读死书的教育模式,而是欣赏我们的理念,就愿意让孩子过来。我们的很多做法顺应了社会变化趋势,吸引了这些家长。”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 中外合办的学校是官员后代的另一种选择。北京中加学校招生办樊主任说: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来自公务员家庭,家长中不乏高级官员。这类学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们为学生的出国留学铺就了一条良好的通道。 还有的官员后代则干脆就读于国际学校,这往往是由于他们出生在国外,具有外国国籍。 利益共同体 尽管今日的求学选择已经相当多样化,但北京四中、八中等传统名校依然保持了领先的地位,也依然聚集着不少官员子女。有观察者指出,这与学校获得的优惠政策及教育部门的巨大投入分不开,而这种优惠和投入又往往与就读于此的官员子女有关。 坊间曾流传一个段子:某位前任国家领导人的孙女在北海幼儿园上学,一天放学后,老师拍拍小丫头的衣服口袋:“回家去跟爷爷说,你这里有一个条子。”而条子内容,则是称北京市对北海幼儿园的投资不够,要求得到更多的资源。 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查证,但其反映的现象真实存在。研究教育经济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就指出:权力择校加剧了已经存在于同级学校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不均衡,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这种因子女教育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当前基础教育的阶层差距拉大,资源集中在优势阶层既得利益者手里,他们对重点学校的支持投资建设肯定不是为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杨东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且,在集中优势资源之后,他们会担心少数重点学校的教育质量被稀释或降低,从而成为阻碍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力量。”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官员如何升迁 倒在“门”前的官员们 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果然个个还在 中国共产党官员被规定的纪律化生存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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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50年前读101中学-

在心态上,干部子弟自然与我们不大一样。但这种心态不是像现在“我爸是李刚”的那种特权,不是个人的炫耀,而是一种责任感,真的在为这个国家操心,为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操心。 50年前读101中学 □《南方周末》2011年9月1日 口述:徐泓(北京101中学65届校友) 采访整理:方可成 我是1959年进入北京101中学读初中的,那已经是周总理视察并发表有关“干部子弟不能成为八旗子弟”讲话后的几年,学校里不完全是干部子弟了,但来自干部家庭的同学依然占很大一部分,他们中很多都毕业于育英、育才小学,还有八一学校。 从上世纪50年代101中学的招生变迁可以看出:最早的一批学生主要是军队干部子弟,枪杆子打出的天下嘛;后来,中央各部委陆续成立了,开始招收文职干部子女,比如我当时的同学里就有一些部长和驻外大使的孩子。能感觉到,军队干部子弟和文职干部子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 再后来,101中学从性质上变成普通中学了,必须参与生源竞争,招收一批成绩很好的学生,这时就向社会开放了。邻近的北大、清华和“八大院校”的知识分子子女,考进来的越来越多。于是外界一度形容101中的学生主要由高干子女和高知子女两部分组成。 我的父亲是北大教授,当时我就考入了这所学校,初中高中6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现在回想起来,101中学带给我们的人生成长是很全面的。 这所学校特别重视劳动,有大量的劳动课,以及专门的劳动课老师。这种劳动生产实践不是虚的,而是真的自己开荒,跟南泥湾精神一样。校园周围有桃园、葡萄园,有各种各样的菜地,种出来的菜就进入了食堂。还经常参加社会公益劳动。那会儿我们手上都有茧子,没茧子会被人看不起;我右肩膀上直到现在都有一块硬肉,就是那时抬大筐抬出来的。 体育也很受重视,101中学的体育是有名的好。我还记得,我们体育课练长跑的跑道就是绕着圆明园的福海,一圈跑下来两千多米。 101中学政治氛围在当时的中学里首屈一指,对学生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初中时,要求你努力加入共青团;到了高中快毕业时,就要争取入党。什么是好学生?除了学习好,思想好是有硬指标的。 因此101的学生普遍关心国家大事,时事政治。那几年国际形势变化非常大,比如反对修正主义,比如抗美援越战争。我高二的时候,同班同学张胜就投笔从戎,到越南前线去了。他是张爱萍上将的儿子。 当时的学生以寄宿制为主,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比如说吃饭,需要各班排着队、齐步走向食堂,一边走一边唱着歌,跟在军营里一样。 虽然干部子弟很多,但大家普遍比较低调。刘少奇的儿子当时不就在101读书么?但很少有人知道,同学们之间对家庭背景也从不打听,更不会攀比。王一知校长管得非常严,到了学校,不管你父母的职位有多高,大家一律平等,发扬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学校离城里很远,但周六日不允许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举行家长会时,也没有见到过车水马龙的场景。 入学后碰上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都是一起过集体生活,吃集体大食堂。那会儿大家正长身体,特别是男生,饿肚子难过极了,但没有人搞特殊化。 在心态上,干部子弟自然与我们不大一样。但这种心态不是像现在“我爸是李刚”的那种特权,不是个人的炫耀,而是一种责任感,真的在为这个国家操心,为父辈打下来的江山操心。他们觉得,这片江山是他们的,他们有责任保护这片江山。总体来说,还是具有一种更为宽阔的眼界与胸怀。比如我们班有几个军干子弟,在读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以后,深受影响,按照书中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长期坚持冷水浴,在雪地里露营过夜,假期还一起长途行军。他们的理想和目标非常清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江山是他们的江山,现在一定要刻苦学习本领,准备接父兄革命前辈的班。高中毕业上大学的道路也是明确的:读理工科,进哈军工,掌握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进入1964年,开始大讲阶级斗争,中学里也山雨欲来风满楼。一种危机感在干部子弟中产生,他们觉得修正主义要来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听“九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听得特别认真,觉得敌人就在我们身边。班里原来和谐的同学关系开始出现一些裂痕,非干部子弟出身的学生感觉到压力,学习越好,压力越大。压力主要来自干部子弟的霸气,排斥他人、唯我革命、一股又硬又狠的劲儿。他们说,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就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唯成分论”是当时最好使的武器。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身边很多同学的家庭情况,父母是做什么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显然属于资产阶级。我记得一天下午,我所在的团小组对我进行了一次批评、帮助,准确地说是进行了一次“思想批判”。我被批评为“白专”典型,甚至个别人还给了我一顶“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其中主要的证据是发现我母亲的姑父是卫立煌。 在我们这个年级的其他几个班里,也都发生了类似情况,一些学习成绩优异的非干部子弟,主要是知识分子子女,成为“批判”的对象。后来,矛头还一度指向学校领导,因为我们这些被批判的,都是老师们欣赏的、学校认为的好学生,按照“革命”的逻辑、阶级斗争的理论,学校显然执行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这股“左”的思潮,据说北京城里其他一些中学闹得更欢,到1964年底、1965年初,被北京市委及时制止了。在北京的中学里,101中是纠正最快的,而在101中里,我们班又是纠正最快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预演。 【相关文章: 干部子弟的求学路径 】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杀人高手亚里士多德 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意大利不在欧洲 金天线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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