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共高级将领也未尝不是如此。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８９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奇.书.网-整.理.提.供)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寮国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 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张春桥提出，以后一般的中央文件不向毛报告，特殊重大的事情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后，看具体情况向毛请示。华国锋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王洪文也表示同意。 此后江青四人帮开始握有实权。 心肌梗死虽抢救得宜，但毛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脾，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食物。 经过医疗组的要求，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五月十五日傍晚，到工字楼召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开会。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照这样下去，等于没有治疗，断绝了食物和饮水。 张春桥讲，毛不同意下胃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说，现在毛不同意，可是能够接近毛的人，如张玉凤，也不同意。需要她明白下胃管的重要，向毛建议。 但张玉凤不肯来开会。她说要照顾毛主席，分不开身，而且医疗不是她的事，同她没有关系。 几位政治局委员嘿然不语。最后王洪文说：“我去同她讲一讲，让她也向主席提一提下胃管。”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这是刚刚进口的很细的管子，既柔软，又有韧性。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这种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我们建议，所有在毛的身边工作的人，都试一试，就更容易打动毛。 华国锋同意我们的意见，然后告诉汪东兴通知一组的人也都试一试。 他们临行前，王洪文对我说，珍珠粉是很好的药，可以给毛用一用。王说，他已经打电话到上海，精选一些好珍珠，做好粉，送来交给我。 我与神经内科的医生商量好，上海和北京各找一些病人试服珍珠粉，以确定有没有疗效和副作用。就这样将服用珍珠粉的事拖下来，到毛去世，一直没有使用。 四人中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藉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道，他不试了。接着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太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 华走了以后，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一组的工作人员都试过了。只有张玉凤不试。 她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我试了，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 用鼻饲管的事仍没有得到毛的同意。除去用手去摸摸他的脉博以外，毛拒绝其他的检查项目。 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留下来。因为这次发作的病因不清楚，我同毛讲，最好是查一次耳垂血。毛同意了。结果只知道是血糖偏低，没有其他检查项目，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 我又同毛说明，医生对他的心脏，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采取对策。最后毛同意了在他的前胸上贴上一个电极。应用空军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器，我们在大厅上，可以日夜不停地监视心电图形变。这此又调来五位心内科专家，一方面轮流值班监护心脏，另一方面做好心脏变化时的抢救工作。 病到这个程度，张玉凤仍然要毛看电影。我认为应该让毛保持安静，看电影很不相宜。何况有些片子内容荒诞刺激，看个电影又把毛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恐怕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张玉凤不听。 江青很不赞成。江觉得现在仍然看电影，对毛不利，电影的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且映久了，空气很不好。还是不要看了吧。 汪东兴一向和江是唱反调的。汪来到游泳池，找到我，要医疗组的医生在工字楼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汪说：“主席有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写个报告，说明你们主张看电影。” 我回答说，医生们都不主张不要看。汪当时十分不高兴。这个会又是不欢而散。 事后吴洁同我说：“老李，可不能再忤犯汪主任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垮台更快。”结果电影仍然照看不误。 毛在这期间表现很烦躁。在床上躺一会，觉得热，起来坐到沙发上。坐不久又觉热，回到床上躺下。江青提出，给毛再做一个床，可以两个床轮流躺，就不至于热了。这时毛已经没有力量自己移动了。于是叫几个人，又抬又推，从一个床上，换到另一个床上去。我认为这样作法很危险，容易摔跤，导致骨折。 六月二十日，毛烦燥不安，一事整天换床换来换去。我怀疑他的情况有变化。 傍晚，我同陶桓乐医生告诉张玉凤，毛的脉博早跳多，心电监护显示心肌供血不足加重。我们要张玉凤少让毛活动，尽量保持安静。张玉凤说：“我看主席同平常差不多，发生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告诉她，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死。张扭头走了，说：“我看没有这样严重吧。” 到晚间七点钟，毛已经服过安眠药，正要睡的时候，换床。刚换没有多久，毛起身坐到沙发上。坐了大约十几分钟，毛又回到床上睡。这时大厅内的心电监护显示心肌梗死。 我与陶恒乐冲入卧房抢救。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纷纷赶来。 这次心肌梗死的范围比上次要广泛。到凌晨四点多钟，血压开始稳定，人也逐渐安静。在抢救时，将鼻饲管安放好了。毛这次没有将它拔出来。 护士人手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一共有了二十四名护士，分成三班~轮换。 我将医生们分成三班，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轮流做心电图监护。 华国锋等四个人决定在游泳池值班。华国锋和张春桥一同值白天班，即由中午十二时到夜十二时。王洪文和汪东兴值夜班，由夜十二时到中午十二时。每天中午及夜十二时，他们交接班时，由我报告十二个小时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南海春藕齐旁新建的住所。江很少来看毛，也很少询问毛的病情。 张耀词对我说，护士们更多接近毛，护理毛的生活，是不是由他和张玉凤主管，医生则全由我主管。我说这可以，但是现在正是病危，生活护理和医疗分不开，有关治疗必须听从医疗的决定，张玉凤不能横加干涉。张耀词不说话了。 这时游泳池内有不少药品和器材。张耀词同我说，应该由医生负责保管。我不同意，因为医生使用药品、器材，自己保管，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很难查清责任。 应该由护士保管。为了这件事，张耀词说我不听组织的安排。所谓“组织”就是指张自己。我说这种安排，不全医疗上的安全责任制。因此争吵起来。张耀词说：“不是为了主席，我不受这个气。”我说：“你可说反了，我正是为了医疗上的安全，不能听你的这套指挥。”此后，在救治毛的过程中，还发后了几次类似的争吵。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９０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华国锋决定，医疗组在游泳池大厅内向政治局汇报发生心肌梗死和抢救的情况。此时距毛发后心肌梗死已有三个星期，虽然没有恶化，但已是无可能恢复。毛肺上的感染没有控制住，肾脏功能不好，心脏还有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会议中，江青说：“已经有过心肌梗死了，怎么还会再有呢？你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等以后治不好了，你们没有责任。主席说是有点气管炎，肺上一向是好的。也从来没有过肾脏病。你们说得这么可怕，是你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好。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 江青的这些话，使得大家哑口无言。护士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华国锋说：“你们很努力，很尽职。我和王洪文、春桥、东兴同志四个人值班，很了解你们的工作。这三个星期平安过去了。你们再努一把力，从多方面、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我们都不懂医，只能依靠你们。用一切力量将主席治好，党中央感谢你们。” 散会以后，大家纷纷小声议论，像这样的汇报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华国锋的讲话，意思是给大家鼓气。但是江青的那些话，完全将医疗组当成“反动派”。 史达林死时发后的“医生谋杀案件”的阴影都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很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奇Qisuu.ｃom书]，怎么办？” 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这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很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 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 我说：“那可不见得。” 汪说：“我同华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洪文进来了。我同王打了招呼，说了一下毛的情况，就回到毛的书房（这时已改成了病房）。 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所以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我张目看到北方一片红光。住在工字楼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跑到院子里，在底下叫我下去。这些天来，我实在太累了，正预备再睡下去。 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是汪打来的。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 ” 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余雅菊、李玲诗、孟锦云和张玉凤地震时都陪在毛身过。地震时，毛的床上下右左颠簸，屋咯咯作响，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外面大厅因为是在游泳池上面盖上木板，震动得更厉害，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地震时毛还没有睡着。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有住过。 汪便决定搬到二０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脚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０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 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贴，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０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毛的病情逐渐稳定。王洪文开始坐不住了，他说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可以将电视影像投射到一面大银幕上。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等毛好一些以后，给毛放映。此后，几乎每天晚上要映一至二部影片。有好多次，白天的时候，找张耀词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同张玉凤到二０二去看电视录像片子。江有时突然跑来，这时电影或电视录像立刻收场。 我曾经同汪东兴谈过，毛仍在病危，他们这样作法，影响大家专心医治。汪说： “他们看他们的，你们治病，互不相干，有什么关系？” 但看电影的确严重干涉到医疗人员的作业。有次他们把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走去插影像设备。我当面质问张耀词。张耀词说：“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那些人不懂医，一天到晚坐在那也不行。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在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她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好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你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江青知道毛的心脏、肺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有病，她一再要我们分批给她检查身体，确定她没有这些病。我同她说，医生值班十分辛苦，很难抽出长时间，再做别的医疗诊断。汪东兴同我说：“江青现在是在医疗组里面给她自己物色医生和护士。” 医生们最后还是给她检查了身体，江健康得很。 八月下旬，毛又有了焦燥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跳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心脏用药的药量。 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九月二日下午五时，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床边爱克斯光照肺像显示，两肺感染加重。同时，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三百亳升。大家又全力投入抢救治疗。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他几次问我，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病有些反复，大家还是有信心治好。话虽然这么说，这次的心肌梗死，比上次范围大，而全身的状况已经临近衰竭了。 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就回到春藕斋她的住所，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什么江会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来到二０二。这时毛刚刚入睡。江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并向值班护士说，要照这样护理毛。江然后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当天晚上，江又来，找她送来的文件。因为正在抢救中，这份文件一时没有找到，江青又发脾气，说是让人偷走了。 九月八日凌晨，江青来了，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直到现场，经过急救以后，才缓解。华告诉江，不要干涉医疗组的急救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了一条平平的横线，心脏停止跳动。毛主席去世。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终曲 终曲 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 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 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分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 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 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纪录，张耀词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 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词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词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没有人反对。 七月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由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 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 ，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词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刽我了。 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０五医院的院长。张耀词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词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词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①。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０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在。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０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己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０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注释：①汪东兴直到一九八０年二月才被正式免职，被迫辞去党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位。 唉，闹了半天就为了套房子…… （全书完）

1958年，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位于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主，还有藏、回、蒙、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当时的青海，循化是属于“基础”比较好的县，该县最早建立县级政权，早在1952年，循化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民聚居乡外，就已进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县。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脚女人”，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各县紧紧跟随，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那时候，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和“反右”制造的恐惧，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注1）。  　　1958年3月，青海省委副书记朱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2届委员会第5次全会作总结报告， 报告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青海省长孙作宾的同时， 提出“积极广泛的开展畜牧业生产高潮”，要求“五年内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体指标，开始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注2）。  　　于是，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就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加乃化仁波切是一位高僧，曾担任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还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有很高名望。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来，在藏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当时循化县的4个藏民乡里，噶楞、温都和道帏3个农业乡在1956年已经成立了高级社，以牧业为主的刚察乡就成了“牧业合作化”的主要对象。当时，刚察乡还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装。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领撒拉族民众加入。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其间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所率领的武装人员已经在夜里逃走，被解放军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由分说立即开火。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解放军发觉“叛匪”们并不具备反击能力，自动停火，才发觉死伤者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  　　战事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大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注3）。  　　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他后来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他的死亡是“畏罪自杀”，关于他如何组织“叛乱”的详情，至今没有公布。  　　整个事件中，“我方”死伤17人，损失了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和物资，包括粮食、油、现金等，200多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县11个乡中的7个乡（镇），大半个县卷入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事件中。这7个乡里，只有刚察是没有经过土改、原封不动保留部落制度的乡；另有两个乡虽未经土改，但已于1956年直接实现了合作化；4个乡（镇）既经过土改，又实现了合作化。在暴动过程中，“不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显然，这个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件，不仅有宗教和民族因素，也与民众反对合作化有关，很大程度上，民众是在发泄对合作化的不满。  　　“循化事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  　　二  　　1958年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就“循化匪乱问题”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汇报，详细报告了“循化事件”的概况，死、捕、伤人数，以及对“参叛人员”的处置方案。这份“善后章程”除了将事件定为“以残余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基础，以敌伪军官、敌伪行政人员和地主、富农分子为骨干纠合而成”，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反革命叛乱”之外，还对事件之后的处理作出11项规定。其中第2项“处理俘虏的政策和原则”中，制定了21条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处理。处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员”，这些人不仅“一个不放，判长期徒刑”，还要“作为活教材或画成漫画巡回展览，教育群众”。在“今后如何打击反革命”这一项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反革命是从严的政策，不是从宽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击几批。”而且，“这一工作不定指标，能打多少打多少。”（注4）  　　公开的资料里从未说明牧民为什么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牧民是“无代价”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没收。合作化事实上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一事实青海省委并非不了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12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批判以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该“集团”的罪名之一就是“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谩骂党‘给农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注5）。  　　另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造成的粮食短缺。“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使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以兴海县为例：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注6），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理论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入社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  　　三  　　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送到毛泽东案头。文件开篇就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共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注7）。此时，青海暴动涉及5个自治州、24个县（自治县）、240个部落和307座寺院，人数达10万多，也就是说，公开参加暴动的人数，占当时青海藏民总人口的1/5。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提笔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讽刺的是，参加“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给了青海省委极大的鼓励和直接的支持。  　　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事件”写成一份报告上报中央。这就是题为“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的重点是“总结教训”。四项“教训”之首，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民族地区，虽然“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  　　报告说，“循化事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78%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因此，“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顺理成章，第三个教训就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提出“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评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最后，归根结底，“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注8）  　　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肯定了青海省委的这份报告，并将之批转给包括西藏工委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指示各民族地区党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此后，这一观点为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开杀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批示无形中也肯定了青海省委必须在寺院中“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训”，为在接下来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支持。  　　“循化事件”中对平民进行了一场屠杀，青海分明闯下了大祸。但是，“变坏事为好事”不仅是中共一贯的策略，也是中共体制内各级官员的生存法则。只消给被屠杀的平民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把事情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屠杀就被合理化，涉及事件的官员就可保官位无虞。这一方法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至今仍在实行。  　　四  　　1958年12月18日，第1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青海代表杜安华做了“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向大会报告说：“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统计，全省859个喇嘛寺庙，有731个解体；54，287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注9）这就是对外称为“反封建”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1958年下半年席卷整个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甘肃省甘南州：“(1958年)10月20日，全州196座佛教寺院中，除保留拉卜楞寺院、禅定寺、黑错（即合作）寺、郎木寺外，其余192座全被废除，其僧侣均被遣返原籍还俗。”（注10）四川阿坝1958年之前有320多座寺庙，“宗改”后剩下7座。甘孜州保留了27座寺院，其余皆被关闭或摧毁。  　　在这场运动中被摧毁的，不仅是佛教寺院，《乐都县志》有如下记载：“（1959年）9-12月，进行宗教制度改革，没收了18座佛教寺院和5座清真寺院的财产，拍卖后的现金交县财政，逮办了宗教上层人士43名，其余320名宗教职业者遣返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注11）  　　这场名为“改革”实为毁灭的运动，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宗教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改革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的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注12）  　　青海省委认为：“……改革宗教制度，更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低等’人反对‘高等’人的阶级斗争性质。不坚决进行宗教制度改革，要彻底消灭牧主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策略上“为了口号鲜明有力，群众容易接受，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注13）  　　“宗改”也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除了废除寺庙的一切特权之外，还废除了房地产所有权，将寺院拥有的土地、森林、牲畜、商业资金等财产悉数没收。著名的塔尔寺在“宗改”过程中，“没收处理金银、现金、珠宝玉器、高档衣物、日用品等物资20余种，总值159.8万元（1959年退回错没收财产总值53.5万元）。”（注14）换言之，这场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的运动，事实上是一场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至于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汪锋说：“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更加直截了当：“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注15）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整个藏区的寺院遭到全面摧毁。  　　五  　　高压之下，藏民拼死反抗，暴动此起彼伏。战事大致平息之后，各地为防止暴乱再起，随即展开大规模抓捕，许多部落的全部成年男人被关进劳改农场，或被关起来“集训”。他们的家属成为被监控的“反属”。  　　1958年，整个海南自治州“共处理各类人犯16272人”，其中“集训10276人，逮捕6451人”，另有455人情况不明。（注16）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县，全县反（叛）属、还俗僧侣、释放犯和“叛俘”的总数，高达该县总人口的36%。（注17）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只有昂拉、当顺、加让及尖扎滩地区藏民暴动，根据官方资料，公开参加者为618人，包括中共党员25人，共青团员24人，乡干部1人，群众398人，喇嘛2人。“参叛”人员占“叛区”总人口3646中的16.90%，占全县总人口21，310中的2.90%。“平叛”以“政治争取”为主，争取到“归降”者596人。但在事后的“反叛”运动中，逮捕了2074人，占“叛区”人口的56.9%，占全县总人口的9.73%，其中包括“在职统战人士40名，撤职9名、集训117名、自杀5名。没收被捕统战人士存款38，500 元。”被逮捕的人中，“在劳改中死亡的561人，占捕办人数的27%。”（注18）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从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关押105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9.57%。其中，1958年捕办802人，1959年捕办116人，1960年捕办132人。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清查捕办的1050人中，应释放的862人，截止1963年7月15日已释放258人，劳改农场通知死亡的346人，还有258人未通知。后来这项工作不了了之。”（注19）也就是说，该县总人口近10%的人被抓，其中82.1%的人是被错抓的。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达57.5%。  　　达赖喇嘛的故乡青海湟中县：“1958年共逮捕判刑1479人，其中死亡414人，致残75人。”其中1207人后来宣告无罪（注20）。也就是说，81.6%的人被错捕，被捕的人中28%死亡，5%致残。  　　许多死者的家属从未得到通知，无数个家庭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就这样从人间消失。这些人中还包括许多一度是“统战对象”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青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仅仅是为了“防叛”，这些在共产党建政期间曾“肝胆相照”，给予极大帮助，被委以各级政府职位的活佛和成百上千的家庭被以办学习班或者开会的名义诱捕，秘密关起来“集训”。这些神秘的“集训班”是“秘密监狱”还是“监狱中转站”，至今不为民众所知，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曾有不少人在“集训”期间死亡，死因不明（注21）。被关进监狱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曾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隆务寺七世夏日仓仁波切罗桑赤列隆朵嘉（注22）。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失去丈夫的女人，失去儿子的老人，失去父亲的孩子。1958年的幸存者，很多将成为大饥荒的饿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使他们成为双重意义上的“非我族裔”。在那片被“阶级斗争”魔咒镇住的土地上，遍野杀劫，生命贱如草芥，没有人注意塞外藏民的苦难。青海牧民与外界的联系比康区更少，在青海发生的大屠杀和大逮捕，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有大山托出的“错温布”——那片青色的湖，承接了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只有世代养育他们的草原，见证了他们的悲伤。  　　注释：  　　1.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下），1072页。  　　2.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112～113页。  　　3. 详见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大师传记》，98-99页；死伤数据引自“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37-1039页；死亡数字引自“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93～999页。  　　4. “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37～1039页。  　　5.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上），428页。  　　6. 根据《兴海县志》提供的人口数、粮食、油脂征购数的计算。原始数据见《兴海县志》“地理志”第六章；“经济志”第三节。  　　7. “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以及毛泽东的批示，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89～992页。  　　8. “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93～999页。  　　9. 杜安华：“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 （上）》（上），468页。  　　10. 《甘南州志》，102页。  　　11. 《乐都县志》，19页。  　　12. “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780-790页。  　　13.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70页。  　　14. 《湟中县志》，238页。  　　15.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上），432页。  　　16. 《海南州志》， 32页。  　　17. “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02～1007页。  　　18. 《尖扎县志》， 413、520页。  　　19.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223页。  　　20. 《湟中县志》，240页。另外，1958年9月对伊斯兰教的“改革”中，湟中县85座清真寺，只保留5座，其余全部关闭。  　　21. 《果洛见闻与回忆》，第112 – 113页； 《十世班禅大师传记》第98页。在各藏族自治州、县志的“人物传”和“纠正冤假错案”资料中，提供了不少数据和个案。  　　22. 七世夏日仓仁波切于1958年6月16日被捕，1978年11月30日死于狱中，1980年10月4日平反。详见《黄南州志》，1544页。 来源: 共识网 米央推荐 | 来源日期：0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