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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   第 13 节：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1)  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的乐团——“宇宙塑料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毕竟在那些观光客的例行活动之外，我还是偷时间跑去唱片行，买了好几张他们的专辑。店员听说我要买“宇宙塑料人”的唱片，还露出“阁下十分识货”的赞许表情哩，害我虚荣了好几天。  据说他们前前后后出了十来张唱片，我只买到五张，其中两张还是九○年代捷克剧变之后的重组演唱会实况。CD附的说明小册是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捷克文，我只能望纸兴叹。不过我还是在其中一篇评述文章的末段，辨认出作者署名：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剧作家，捷克共和国总统。  反复听着手上这几张专辑，从七○年代初期偷偷录下的地下演唱会实况，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重组演唱会，这几个造型怪异的长发老嬉皮，玩的音乐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宇宙塑料人”的音乐有一种弥天盖地的感染力，有时小提琴和笛子跟压迫力十足的低音贝司一起出现，配着阴沉的鼓击和往复循环的电吉他音节，构成即沉重又优雅的强大张力。有时整首歌都是漫乱倾侧的不规则音符，配上长长的念白，抑扬顿挫，像一帧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他们的音乐非常压抑，有些自恋，有些骄傲，但总是挥洒自如、才情洋溢。那样的音符罗列，埋藏着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绝不是英美摇滚乐团做得出来的。当然，他们的歌词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那好像也不大要紧。无论如何，我已经变成他们的歌迷了。  会知道这个乐团，中间颇有一些波折。记得最早看到这个团名，是报上一篇关于一九九○年哈维尔的专访。这篇文章激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当然，捷克刚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就在前一年，剧作家哈维尔领导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令捷共丧失政权，半年前还在吃牢饭的哈维尔，众望所归地出任共和国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上慷慨陈词：“人民，你们的政府归还给你们了！”但是老实说，那时候的我对东欧情势一无所悉，也弄不清楚哈维尔原来是做什么的。真正激发我兴趣的，是在那篇文章里负责访问哈维尔的家伙——来自纽约的摇滚歌手娄•里德（Lou Reed）。  你当然知道娄•里德，知道他在六○年代的乐团“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还有那张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设计封面、画了一只大香蕉的名作。关于“地下丝绒”，最著名的描述就是：“没几个人买他们的唱片，但每个买了的人，后来都组了自己的摇滚乐团。”娄爱男人也爱女人，娄是只大毒虫，娄对性虐待的种种仪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娄把自己充满奇特情节的私密生活谱成歌，用一种神经质的、自恋至极的、半吟半念的方式哼唱，好听得叫人想咬他一口。然而，共和国总统为什么会跟这种家伙混在一起呢？  后来我才知道，哈维尔是全球头号“地下丝绒”歌迷，不仅如此，他还是怪老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歌迷！哈维尔刚刚当上总统，就迫不及待地把扎帕请到捷克，以上宾之礼相待，还有意请他担任文化使节。毕生都在边缘奋斗的扎帕大受感动，差点就入了捷克籍。此外，哈维尔还邀请到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为国宴表演——我想，地球表面不可能有对摇滚乐更友善的国家元首了。 哈维尔是在一九七六年，他四十岁的时候迷上摇滚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有个朋友拎着酒跑来敲他的门，跟他彻夜长聊，并且还提议他跟一个名叫伊凡•希罗斯（Ivan Jirous）的年轻人见见面。他跟哈维尔说，希罗斯别名“马哥”（Magor）——这个字在捷文的意思是“疯汉”。马哥不但是“宇宙塑料人”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还有一群满怀激情的波希米亚浪子，把马哥当成精神领袖，他们替这个次文化社群取名为“地下社会”。雪夜来客说：他们真精彩，你真该认识一下这群小伙子。  关于马哥这号传奇人物，有位记者是这么说的：“马哥经历过嗑药、酗酒、摇滚、吃牢饭、被条子痛揍、样板审判、重刑监狱、神话传奇、一场大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诗。”经过引荐，哈维尔抱着“姑妄听之”的心情，和他在布拉格相会。马哥是个长发披肩、形容邋遢的汉子，一面滔滔不绝发表他对捷克音乐复兴的看法，一面拿出两三卷卡带，塞进录音机，放给中年剧作家听，那是几个当地摇滚乐团，包括“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实况。哈维尔听着破录音机里的音乐，大受震动，于是推掉了其他约会，跟马哥跑去酒吧，彻夜聊到天明，从此成为忘年至交。   第 14 节：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2)   哈维尔在多年后回忆那天的感觉：“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从这天开始，哈维尔变成了“宇宙塑料人”的忠实歌迷。后来，这些年轻人又介绍他听地下丝绒和弗兰克•扎帕的音乐。它们从一张张刮花了的旧唱片，转拷成一卷卷秘密流传的卡带——在那个年头，一旦被秘密警察发现你在听美国摇滚乐，可是会被抓去关的。后来，就跟千千万万捷克青年一样，不知不觉，哈维尔已经把摇滚乐视为和文学一样重要的生命元素了。  在肃杀、灰暗的七○年代，许多捷克政治犯被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牢房里。面对无穷无尽的审讯与折磨，他们重获平静的方法，往往不是祈祷，而是轻轻哼唱娄•里德的歌、背诵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的诗句。弗兰克•扎帕和“地下丝绒”的唱片，在美国从来就不是畅销品，然而扎帕怪异突梯、充满荒谬色彩的音乐，和“地下丝绒”描述种种陷溺堕落景象的作品，对捷克青年来说，毋宁是更贴近生活实况的。  在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大举压境之前，布拉格生气蓬勃的文化圈，经常被拿来跟六○年代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和纽约东村相提并论：大家写诗、蓄长发、搞现代艺术、弹吉他、嗑药、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觉得生活理应就是这样。也不知该说幸或不幸，“宇宙塑料人”的成立，正巧在“布拉格之春”被十八万大军剿灭之后一个月，碰上了当权者用尽全力要铲除那种花花绿绿的生活，让一切回归“正常化”的起点。一九七一年，官报公然宣示：“政府不会容许‘百花齐放’，我们所要栽培、要灌溉、要保护的，只能是那唯一的花朵——马克思主义的红蔷薇！”“宇宙塑料人”的披肩长发、奇装异服、放荡行径和高分贝的摇滚乐，简直摆明了跟国家机器过不去，注定了他们被整肃的命运。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猜想，“宇宙塑料人”应该是个政治意识十分强烈的乐团吧。但肉店学徒出身的团长米兰•贺拉夫萨（Milan Hlavsa）回忆说：才不是哩，他只是忍不住想玩摇滚而已。“宇宙塑料人”的歌词完全不提政治，甚至连抱怨与哀叹的情绪都不多见。他们是这样相信的：“对这个荒谬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他们用不和谐的高分贝噪音、粗鄙的打油诗、油腻的长发、惊世骇俗的打扮和浪荡的生活方式，直接把官方标举的那套“好公民的价值”扔进了茅坑。一位捷克文化人这样描述“宇宙塑料人”的行径：“他们不跟当政者对话，只跟自己人对话；他们没有变成异议分子，反而创造出一种可以暂时满足自己的另类文化；他们没有要求当权者赏给自己更多的自由，相反地，他们的行径就好像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一样。”  不消说，这替他们惹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七○年代初“正常化”运动雷厉风行之下，无论搞摇滚的小伙子多么不愿意和政治扯上关系，都不可能幸免。所有乐团都必须重新接受“资格审查”，领有执照才能表演。团名或歌词不能出现英文、不能蓄长发、不能穿奇装异服、不能写晦暗悲观的歌词、不能有挑逗夸张的舞台动作、不能把音量开得太大声……最糟糕的是，万一没领到执照，先不说你根本没有场地可以表演、拿不到演出酬劳，连舞台音控器材都会被警察没收，因为那是国有财产。   第 15 节：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3)   以上各项标准，“宇宙塑料人”无一符合。然而他们不愿意改团名，更不想剪头发。他们自己用报废的收音机拼装出堪用的音响器材，一面做工赚钱，一面想尽办法登台演出。一场典型的七○年代“宇宙塑料人”演唱会通常是这样展开：表演开始前两三天，耳语悄悄在熟人之间传开——据说“宇宙塑料人”要表演，地点可能是一个城郊谷仓，也可能是某人的结婚典礼，或者是一片林间空地。确切的时间地点，要到演出当天傍晚才公布。一旦地点确定，便会有几十个人，千里迢迢坐火车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然后长途跋涉，穿越森林、踏过雪地、顶着风雨，来到一座波希米亚农庄。众人摸黑踏进约定的那个谷仓，运气好的话，“宇宙塑料人”会在里面，准备办一场秘密演唱会。  然而，消息灵通的秘密警察往往会循迹而至，打断演出，让所有心血通通泡汤。  这类故事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一九七四年的“布多维茨‘大屠杀’”：这年三月，一千多个年轻人费尽千辛万苦跑到小镇布多维茨（Budjovice），准备看“宇宙塑料人”的表演，没想到警察早就等在当场。这些年轻人被押进黑漆麻乌的隧道里，惨遭警棍痛殴，然后整批送上火车，开回布拉格。几百名青年录了口供、六人被正式逮捕、几十个学生被退学——整个事件之中，“宇宙塑料人”根本还没开口唱歌呢。  回头说马哥。一九七六年，就在马哥跟哈维尔相识之后不久，他决定结婚，而且要大宴宾客。不用说，婚宴变成了一场“宇宙塑料人”和所有捷克地下乐团的马拉松演唱会。就在“地下社会”的亲朋好友共聚一堂、狂欢正酣的时候，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所有参加演唱会的人都被抓去录口供，二十二个人被拘捕，大批录音带、歌曲手稿和乐队自制的控音器材都被没收。  “宇宙塑料人”的团员在一场样板审判中，被形容成吸毒酗酒性乱交打架滋事的地痞流氓，他们是“堕落的象征、社会的毒瘤”。国家机器动员大批人马抹黑这几个年轻人，让一般大众相信这只不过是单纯的刑事案件。最后，马哥和“宇宙塑料人”团员被判处八到十八个月不等的徒刑，“捷克青年永远不会在这种音乐之下起舞！”判决书上张牙舞爪地吼道。  哈维尔大为愤怒，决定展开救援“宇宙塑料人”的行动。他认为，假如大家都认同当局的说法，觉得这些年轻人罪有应得，那么这个社会可以算是完蛋了。“这些青年根本没有政治历史，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只不过是想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创作自己喜爱的音乐，唱自己想唱的歌，不与自己过不去，”他义愤填膺地说，“政权可以把所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意见的人（即使只是私下思考和表达意见）都关起来……权力不知不觉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要让生活变得千篇一律，凡出现稍有不同的、个人的、突出的、独立的，甚至于不能归类的事物，都要用手术刀切除移走”。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个救援事件竟成为捷克历史的转折点。尽量用简单的说法浓缩这段故事吧：哈维尔发起的联署抗议活动，竟发展成捷克知识分子在一九六八年之后的首次大串联。这群人觉得民意可用，决定一鼓作气，集体起草了“七七宪章宣言”，正式和当政者杠上了。哈维尔身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自此屡遭迫害，数度进出牢房，成为东欧最著名的政治犯之一。他在一九八九年最后一次出狱后不久组成“公民论坛”，在“丝绒革命”中促成了捷克当局的下台。  后来，就像全世界都知道的，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成为地球上最喜欢摇滚乐的国家领导人。   第 16 节：一个唱垮了政权的摇滚乐团 (4)   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个忍不住想玩摇滚乐的肉店学徒开始的。你能想象吗？当然，说是“宇宙塑料人”推翻了捷共政权，未免也太夸张——他们真的只是几个忍不住要玩摇滚乐的小伙子罢了。然而，你可知道他们为了实践“搞摇滚”这个简单到近乎可笑的愿望，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出狱之后的“宇宙塑料人”，被官方剥夺了所有公开表演的权利，然而他们不改其志，仍旧钻尽漏洞寻找机会。马哥想出一个极具创意、又不触犯法律的表演方式：他先开一班讲解“现代艺术”的课程，放几张安迪•沃霍尔作品的幻灯片，然后请“宇宙塑料人”出场，表演整整一小时的“地下丝绒”音乐。偶尔会有朋友提供场地让他们表演，这些地方却经常在几天之后被一把无名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宇宙塑料人”的成员后来又数度被捕，萨克斯手伍拉提斯拉夫•布拉碧涅（Vratislav Brabenec）下狱的新闻被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害捷共政权变成国际笑柄，颜面尽失。到了七○年代末期，警察只要在街上看到他，就是一顿痛殴，实在没办法忍受这种迫害的他于一九八二年逃到加拿大去了。对“宇宙塑料人”的乐迷来说，布拉碧涅的出走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至于偷偷摸摸参加演唱会的歌迷，也长期处在类似的恐惧中。假设你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星期五晚上跑去酒吧看了一场演唱会，到了星期天，那家酒吧忽然失火，烧得精光；星期一清早，秘密警察跑来敲门，把你带去问话，其中一个对你的肚子狠狠揍了两拳，另外一个则以你的学业和工作相胁，你已经在当局留下了案底。请试着想象一下：下次再听说“宇宙塑料人”的演出讯息，你还会不会去听？朋友偷偷把一卷《白光/白热》（White Light/White Heat）专辑转录的卡带，或者一本听写传抄的约翰•列侬歌词集交到你手上，你会不会紧张得心跳停止？  实在很难想象当局何苦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对付这些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他们真的相信这种音乐会毁掉整个政权吗？或许这是一个循环的问题：正因当局相信这种音乐必须被摧毁，摇滚乐反倒成为某种心照不宣的认同符号。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凡是政府讨厌的东西，就是好东西。”于是摇滚乐禁忌的魅力与日俱增，它在当局眼中的危险性也就愈升愈高。最后，很讽刺地，政权真的垮了，而且真的肇因于一个被迫害的摇滚乐团。  “变成‘异议分子’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贺拉夫萨在多年后回忆说，“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替自己的生活做主而已。”然而这几个形容猥琐的摇滚浪子，确确实实改变了捷克当代的历史，也成为摇滚乐诞生近半世纪以来，最让人心醉神驰的传奇之一。你当然知道，摇滚乐的历史中，“传奇”这两个字早就被滥用到了极点。然而，“宇宙塑料人”是当之无愧的——放眼望去，世界上还有哪一个乐团，能够翻转历史、成就一场货真价实的大革命？ 最后让我引一段娄•里德的歌词吧。一九九○年访问哈维尔的时候，娄送给总统的那张新专辑里，正巧有这首歌，简直就是“宇宙塑料人”传奇的写照：  你不能指望家人 你不能指望朋友 你不能指望聪明才智 你不能指望上帝 你不能指望智者 因为智者不存在 你不能指望好心人 好心人专做灯罩和肥皂 很多事情都不能指望 最糟的事情老在发生 你得要有满满一公车的执念 才能让自己过下去……1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宇宙塑料人”的故事。（一九九八） 本文选自（选自《地下乡愁蓝调》） (马世芳:台湾作家、广播人，著有散文辑《地下乡愁蓝调》、《昨日书》)

“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 “乌托邦”这个概念源自一本同名书，作者就是英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托马斯·莫尔。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 A Man for All Seasons（中文译作《良相佐国》，也有译作《日月精忠》的），在第三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八项提名，获奖六项，包括最佳影片 和最佳导演。我很喜欢这电影，因为拍得考究。可电影对莫尔的著作不感兴趣，只是在电影开始不久的一场闲聊戏中提了一句，暗示莫尔是《乌托邦》的作者。不熟 悉这段历史的观众，很容易就忽略了这点暗示，并不因此就明白托马斯·莫尔就是“乌托邦”的始作俑者。我忍不住要讲讲他的故事。他自己、他的时代，实在太戏剧化了。 与其说托马斯·莫尔的人生戏剧化，还不如说是被“亨利八世时代”给“造就”的。那还是十六世纪。亨利八世他爹是亨利七世，八世的王位本不是他的，而是应该传给他哥亚瑟。  我特别留意亨利八世的故事，一个原因是以前读到过他的王后凯瑟琳的故事。我在《西班牙旅行笔记》里讲过古西班牙建国的故事：那是两个最大王国联姻的结果，就是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王子和卡斯蒂里亚十九岁的王室女孩伊莎贝拉的结合。他们婚后各自继承王位，两大王国因此合并，就是西班牙的主体。王室政治 联姻在古代很普遍，可是，联出如此皆大欢喜的结果，并不常见。他们后来有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就是凯瑟琳。 那个时代的王子公主，几乎不可能有幸福生活。凯瑟琳就命中注定不幸。她先嫁了英国王储亚瑟，当然是长辈为了维系英格兰和西班牙的关系。可是，1502年，亚瑟还没继承王位，就突然去世了。  英国和西班牙急了，急的是联姻背后的政治联盟怎么办？紧锣密鼓策划下来，就要求凯瑟琳接下来再嫁，和亚瑟的弟弟订婚，说是订婚而不是马上结婚， 是因为这个弟弟那年才十二岁，他就是后来的亨利八世。 这双方都是天主教，而转嫁计划不合《圣经》，天主教廷绝不会同意。于是，双方家长就想出一招，让凯瑟琳出来宣称，自己嫁亚瑟后并没有圆房。这样，教皇认可，发个训令，认定前面无“实质婚姻”，新娘子还是处女，就可以改嫁了。正式成婚是亚瑟死去七年后的 1509年。那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即位。  此刻，亨利八世十八岁，凯瑟琳已经二十四岁。且不提英国后来对西班牙联盟失去兴趣，少年亨利更是对这个安排早有抗拒，不过，这对夫妇还是成婚，并生下了几个孩子。  可是，问题来了：只活下一个女孩。而亨利八世坚持说，自己不要传女王，他要生个国王。到了凯瑟琳四十岁，他对凯瑟琳能否生出个国王完全绝望。再 说，亨利八世已经有了数个情人，其中还有一对是姐妹。最终是那个妹妹安妮·波琳使得亨利八世入迷，决意废后另娶。不过，天主教廷一关，又一次冒出来，他需 要教廷的离婚许可。当然，要理由显然难不倒亨利八世，理由还是原来那个理由，只是这次反过来说：宣称凯瑟琳和他的哥哥亚瑟当初其实是圆了房的，亨利八世这 婚姻原本就应该算作无效。  可是你想，这教皇要是马上就跟着亨利八世改口，再发出相反的新训令，还有什么权威？再说了，政治婚姻的解体也是政治，牵涉一系列欧洲国家的复杂利益，教皇还有“政治难处”，于是，干脆顶着不批。  亨利八世哪里肯委屈自己。当然，国王有特权，他尽可把王后打入冷宫，自己寻欢作乐，事情也一直如此。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说，这并非事关浪漫与爱 情，而是事关男性继承人。但仔细阅读历史，你会发现也不能这么说，不要说亨利八世写给安妮·波琳的情书今天还留在梵蒂冈图书馆，激情溢出纸外，而且，他实 际上已经和别人有过一个封了爵位的私生男孩，只是那个男孩的母亲已经失宠，亨利八世不要她当王后了。  让今天的人难以相信的是，为了这场离婚风波，惊动几多欧洲国家，台上私下，政治交易、金钱贿赂不知有多少。其间还有不少花絮，一是1529年， 有过一次“教皇代表庭”审理，执迷不悟的王后还痴痴地问，我到底哪里还做得不好？亨利八世的回答很经典：什么都好，婚姻也美满，我这是“为了国家”。后来审判拖延，不了了之。二是在这次审理一年之后，不知哪个出的主意，居然求助于“欧洲名校投票”。结果意大利的大学依教派投票，意见两分；巴黎大学在法国国王压力下支持了亨利八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本来就捏在亨利八世手心里，当然也对他投了支持票，但是，结果还是不了了之。可见真是各种方法都试过，黔驴技穷了。  安妮·波琳已经怀孕，亨利八世也尽了一切努力，最后他决定，还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英国，运用自己的政治手腕解决。他疏通种种必要关节，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凡反对者就以叛国罪处死，终于威逼英国国会议员们纷纷屈服，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534年11月11日通过的《王权至上 法》，令历史倒退一大步。先是更名原来天主教的“英国教会”为“英国国教会”，即英国教会从此脱离天主教廷，这也就是英国国教的来历。  说它令历史倒退，当然不是指英国脱离天主教，而是你一看这个法案名称就知道，法案恢复了“王权至上”：确立国王对国家、对教会，都拥有绝对主 权。此后，不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只要是反对国王，都可以依这个《王权至上法》，以“叛国罪”论处。谁都知道，不仅是死罪，还有种种难以置信的酷刑，细节我 在这里还是免了吧。所以，国会不仅立法自废武功，还顺带废了罗马教廷和本国教会约束国王的功力。  顺便说，英国国教的产生，虽然是借了新教改革运动的东风，但是，它和其他因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很不同。虽然作了一些仪式简化，但并没有什么理念上的重大革新：和天主教决裂本不是理念争执，而是，说来可笑，只是亨利八世要再婚。  所以，对亨利八世最重要的，是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王后废旧立新，总算如愿以偿。这一条比较特别的是，不仅不能有反对声音，还全国上上下下都要过关宣誓赞同，而且非黑即白，不宣誓“赞同”就等同“反对”，有点“留发不留头”的架势了。由于事关脱离教廷，最难轻易压服的倒是普通僧侣和修女， 因为他们是信仰最为执著也最忠于罗马教廷的一批人。于是，“叛国罪”满天飞，酷刑死刑不断。一番鸡飞狗跳之后，总算摆平了。  就在这场王室婚姻引发的宗教政治风暴中，事情已经发展到远远超越起因的王室家庭是非，而是整个国家状态变得极不正常，很自然就把整个上层划为三 块，中间一大批是屈服的，为保住脑袋只能如此，而剩余的人走向了两极。一是出了一批为亨利出谋划策、罗织罪名、残害一切反对者的小人，还有就是在高层屈指 可数，直面死亡威胁，还是敢于坚持己见不惜掉脑袋的人。在那个黑暗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十岁的费希尔主教和写过《乌托邦》的托马斯·莫尔了。  费希尔主教是英国教会高层难得慨然赴死的一个。而托马斯·莫尔更是不同，他是学者和政治家。按说他的死并不是在殉教。但是在政教合一年代，偏偏就是掰扯不开的事情。所以，在四百年后，梵蒂冈教廷给他们两个一起封了“圣人”。  影片选择了托马斯·莫尔和亨利八世冲突，直到被斩首的人生高潮一段。其实他的一生非常丰富，年轻时在牛津大学沉湎于文学，学法律之后开过律师事务所，据说他专注事业学问，又很会生活，家里布置得舒适艺术，花园美丽，家庭和睦，高高兴兴生养着一群孩子。他虔诚于宗教，又和以人文主义闻名的伊拉斯谟 是最好的朋友。1504年，托马斯·莫尔成为国会议员，期间秉公直言，因此还得罪了亨利八世他爹亨利七世。1515年，莫尔成为议长。他当过代理行政官， 打破了当时盛行的受贿风气。1529年还曾出任英国大法官。他廉洁奉公，不论人品能力，都口碑极佳，是亨利八世亲自选他进入枢密院。在1532年，也就是 国会向国王彻底低头屈服的两年前，莫尔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力挽狂澜，便选择洁身自好，弃官辞职回家，过平民日子。  即便如此，因为莫尔拒绝宣誓支持亨利八世，还是没有被放过。在国王身边的小人奸臣操作下，他还是被关进死囚牢。他只要松口，表示支持亨利八世的所有作为，就可以回家，要当官还可以当官，可莫尔仍然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最终以叛国罪被处死。  1535年7月6日，莫尔平静赴死。行刑前，他强调了自己对国家和国王的忠诚，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自己反对的是“事”。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颗头颅被砍得冤，它没有叛国。”对此，亨利八世毫不领情，托马斯·莫尔被砍下的头颅，还是被挂上伦敦桥示众。  在电影里，托马斯·莫尔是个典型的守古典原则的政治家，又是个严谨的大法官，重思辨，博学，雄辩，逻辑严密，智慧而隐含幽默，信仰体现在行为有准则，不仅不越线行事，而且是宁死不越线，给人感觉是：其宗教信仰和理性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融合。  哪怕是拍得很考究的传记片，也还是艺术，不能全部替代历史。影片描述的托马斯·莫尔，基调或许并不错，只是，那个年代的“伟人”也无可避免可悲 地落在历史局限之中。影片当然希望突显托马斯·莫尔对个人价值的坚守，强调在亨利八世时代的整体黑暗沦落时，他给出了一点人性坚守的希望来，所以就不想 “牵扯过多”。实际上，却像我以前提到的“光荣革命不光荣”一样，托马斯·莫尔的从政生涯，也不是一个完美故事。 教会只是崇拜神的人之聚合，教士乃至教皇，都不是神。他们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狂妄的揣测，自以为是地以神的名义行事，常常铸成大错。托马斯·莫尔 虽然并不在教会任职，但在政教合一时代，作为大法官他也必然涉及宗教审判事务，如审判异教徒，并依照当时法律，判处异教徒死刑，这不但是他不可推卸的职 责，也符合他的信念。托马斯·莫尔不可能逃脱那个时代的命运安排，越是以真诚信念去履行职务，越可能做出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错的事情。  然而，围绕亨利八世因离婚案件走向王权至上的过程中，政、教上层纷纷趋炎附势放弃坚守，甚至违背良心大行迫害、滥杀无辜的时候，他逆水而行，慨然赴死，也是同样的信念所致。这些表现，足以令后人相信他做过的错事并非违背良心，而只是历史局限使然。他不惜以生命抵制亨利八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 是他认为国王与天主教廷及教士为敌，已经是异教徒的行为。而“忠诚”的价值观又令他不会行叛乱之事，而只能以辞职抵制、以沉默抗议，不惜赴死，是他认为必 须做的事情。而我们，当然只能历史地去看待历史人物。  传记片是1966年拍的，我也在想，为什么挑了他？古典政治其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个人品质的要求；一是政治坚守的核心价值本身。这是个 古老传统。而现代政治变迁，西方国家已经很少坚持寻求政治家的个人完美；当世界进入现代，面对越来越大的冲突、危险和变数，对信念坚守的颂扬，也越来越多 地伴随着复杂环境中衡量妥协的描述，这在国际政治中尤其突出。也许，政治家如何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复杂的话题。人们会感觉，他们需要 回头去看一看来路，提醒自己：有时你不得不偏离路径，有时你不由自主地偏离路径，可是，真正的危险是彻底迷失。也许，这是英国人、是西方文化在提醒一个隐 身于现代政治身后、坚守价值的古典传统，虽然，价值观本身也在变化中。  掌控了教会之后，亨利八世得以随心所欲，废去凯瑟琳，他又娶过五位王后。让人错愕的是，他还砍了两个王后的脑袋，相比之下，凯瑟琳还算幸运，虽 然郁郁寡欢，倒还是寿终正寝。而被砍头的其中一个就是安妮·波琳。当激情退潮，亨利八世再次需要摆脱这个新王后。当他可以自行其是，从他采用的方式，可以 想见王权强大的程度，为编造“不忠”罪名，他竟然还多砍了五个大臣的脑袋：要印证王后“不忠”，总要找到“偷情对象”。而取伪证和诬陷定罪的任务，也是亨 利八世派给枢密院大法官的任务。这也令人回想起托马斯·莫尔当年不肯做违心之事，坚决从枢密院辞职隐退的选择起因。  电影给观众带来的另一个误读，就是认定亨利八世就是电影屏幕上那个傻大黑粗的愚昧君王。其实，完全不是。在他即位之后的最初年代里，英国学者曾 一度欢欣鼓舞。他们的新君主亨利八世不仅如托马斯·莫尔描述的，“所有英国国王中，他是最博学的一个”，精通文学哲学和工程学，也有艺术造诣。而且，在一 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还曾经是个俊美安详、幽默大度而又宽厚的年轻人。人们对他的印象曾经是有正义感，尊重学者，任用贤人，不但不傻，也绝不是个邪恶 的年轻人。  可是，大概就是应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后来的亨利八世为所欲为、任用奸臣，卷起了陷害大批忠良的黑色漩涡。身边环绕一批无信无义 之人，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和没有安全感，编织“叛国”罪名滥杀，变成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通道。所以，那些参与陷害托马斯·莫尔的人，后来也一样悉数 恶死于所谓“叛国罪”。亨利八世自己最后虚弱不堪，死于梅毒。英国一步步走过亨利八世时代，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君主最终也只是一个俗人，而绝对权力给了一 个君主得到一切，并且毁灭自己的能力。  所以，有人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在一个黑暗年代里，写着他的理想社会，期待光明。而他是个哲人，也就在《乌托邦》里，缜密地思辨着理想社会的现实可能。  《乌托邦》假借一个水手冒险故事，推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幸福海岛：乌托邦。家庭是乌托邦社会的基本结构，“妻子要顺从丈夫，子女要顺从父母”。 每三十家为一个单位，选举一个管理人，十个单位的管理人选出一个议员，组成国会。国会选出一生为王的君主。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就开始了宗 教自由的设想，但是，他的宗教自由世界里，并不容忍无神论者。在《乌托邦》中，透过英国早期的圈地，他已经在有预见地批判工业资本不加控制可能发生的弊 端。他认为这会“榨取穷人劳力”，“只对富人有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托马斯·莫尔，是现代思潮、也是马克思的源头。一些被以为是马克思发明的概 念，其实在这个幸福岛乌托邦里，已经可以找到。他的书中构想是：六小时工作制，工作要服从社会需要，唯有在业余时间，才是个人兴趣的天地。财产共有，没有 贫富差距。一起吃食堂，但是也容许开小灶。没有货币。偷盗抢劫也没有必要。法律很简要，不需要律师。物质极大的丰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后来我们读到 看到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社会宣传，都已经很像了。《乌托邦》社会对律师业却很是鄙夷：“而且，他们（此理想社会的人民）完全废除了律师、代诉人和御用律 师……至于法律人，这群以操纵诉讼和增加纠纷为业的人，根本不存在于这个国度。”  这样一个乌托邦想法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诉求明确，就是平等。莫尔在描述的时候，并不承认这全部是他自己认可的构想，反而还依据他所理解的人 性，在书中给乌托邦挑着毛病，他以第一人称，在书的对话中，挑战着那个水手描绘的乌托邦，挑战那里“物质极大丰富”的说法，他说：“在公有制下，人们不可 能过着很富足的生活。当人们感觉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却可以享用他人劳动成果，这样谁还愿意努力工作？”“大家都不努力工作，物质当然就不会丰富……那里不可能如此理想，因为人的本性良莠不齐，要在短时间就改善人性，绝无可能。”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他是写给自己的，大概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此后流传出去，被译成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在欧 洲各国出版风行，待转上一大圈，再回到英国，以英语面世，作者的头颅已经被砍掉十六年，就连砍了他脑袋的亨利八世，也已经死去好几年了，真是情何以堪。  乌托邦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经迷住了欧洲。它的虚拟虚构，也成了“不可能存在之好地方”的代名词。可是，不论人们怎样知道其虚幻，它虚拟的美好一 面，还是在不断提醒真实世界的悲惨和不完美。于是，《乌托邦》深深印入了社会改革者和学者们的头脑。这本书一次次被重印，一代代被阅读。到十九二十世纪， 通过不同人的变通修改，几乎成了世上海市蜃楼的指路灯。 (林达:美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与李晓琳合用的笔名，著有《像自由一样美丽》、《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270817_2.html ）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2503年，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上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八个月大的婴儿放到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触电的婴儿在痛苦中痉挛、尖叫。  “这样的试验大约重复200次左右，”长官微笑着对参观者说，“这些孩子们就会对图书和花朵形成本能的憎恨，他们的条件反射就这样被限定了。”  “限定”，大约是Brave New World（《美好新世界》，或译《勇敢新世界》）一书中的最关键词汇。在奥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那个美好盛世里，人从受精开始就被“限定”了。精子和卵子在试管里被调制好，不健康的胚胎被限定出局，健康胎儿在孵化器里长大。然后 从婴儿养育室开始，孩子们一路被限定得厌恶书籍和自然、厌恶独处、厌恶家庭、厌恶宗教和艺术，同时被限定得热爱集体、热爱消费、热爱滥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被限定的方式都一样。美好新世界里，人类被分成了五级，Alpha、Beta、Gamma、Delta以及Epsilon—— Alpha被限定得聪明漂亮，而Gamma以下的人被限定得矮小愚钝。但是他们都一样幸福——无论哪个等级，其接受的“睡梦教育”都会告诉他，他所在的等级最美好、最幸运。  有什么人类跋山涉水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新世界里没有呢？这里如此富足，人们不愁吃穿，不再有疾病，青春永驻，直到突然死亡。美女帅哥的青睐？新世界里“每个人都属于他人”，滥交是最大的美德，你要是长期只跟一个美女上床，会成为该世界里骇人的丑闻。  不错，这个世界里没有艺术、诗歌、撕心裂肺的爱情，没有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但是，当你每天都幸福得晕眩时，你为什么还会需要毕加索或者莎士比亚？  所以，这样的世界，有什么问题吗？  柏拉图估计不会觉得有问题，因为新世界里政治家和科学家就是智慧非凡的哲学王。孟子估计也不会觉得有问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这个桃花源 里被充分实施。希特勒更是会欣喜若狂，因为将人类的未来当做一个巨大的生物工程来建设，简直是他的毕生追求。还有斯大林，荡漾在新世界人们脸上的微笑，与 沉浸在丰收喜悦里的苏联农民如出一辙，而新世界的“睡梦教育”，可以说是对苏式灌输教育赤裸裸的抄袭。  这个新世界如此美好，它只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在那里，幸福的人们全都是“被幸福”的。  就是说，在那里，人们的幸福是政治家和科学家呕心沥血的科研成果，与每个个体的创造力、情感体验能力、审美能力毫无关系。民众只需像儿童那样，系上围兜，张口吞下哲学王或者先锋队一勺一勺送过来的食物，就乘坐直升电梯抵达了幸福。  精英们为了民众，制作食物既考虑营养，又考虑消化，简直是殚精竭虑。有如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统治者，民众的个体自由意志完全是多此一举。 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里，人们为失去自由痛苦，那么赫胥黎的《美好新世界》里，人们则为摆脱了自由的重负而狂喜。真的，如果政治家和科学家给民众带 来如此丰盛的快乐，民众何必自己去斗争？就像你可以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大笔遗产，何必自己去辛苦挣钱？除非——你认为得到的过程比得到本身更有意义。除非你 不识抬举地认为，通过个体努力去争取幸福，比“被幸福”更体现出生命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一切精英治国观里读到的是对生命的藐视。对有些人来说，幸福，无非是对着送过来的汤勺不断张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需要“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  在恩赐来的幸福和捕猎来的痛苦之间，你会选择什么呢？在幸福药丸soma和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之间，“新世界”里的“野人”约翰选择了莎士比亚。  但是当然，对于“美好新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权利，无处不在的幸福不由分说，一把把他们给罩住，他们只能躺在幸福的牙缝里，被咀嚼，然后变成一堆残渣，被气势磅礴地给吐出来。 （刘瑜：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政治系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0-03-28/110404816.html ）

“大部分写科幻的人都有一种悲观的东西，但他的骨子里面又有乐观的、非常希望乌托邦的东西存在于宇宙中间，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他认为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距离，他希望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找一种方式再造一个出来。” 隐喻   利用日本技术制造的高铁列车，行驶中发生不明原因的重大事故。周原试图去探查真相，竟然发现列车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而被改造为了一个人工宇宙……  这是韩松科幻新作《高铁》的起始情节。书中，韩松还把高铁比喻成一个不断膨胀的避孕套，这并非纯粹想象力的迸发。“一部分科学家对宇宙的描述，就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而且一定时候还要收缩。”在韩松的笔下，高铁就是一个巨大的膨胀的宇宙，它不仅在疾驰，也在自我膨胀。  这个隐喻是典型的韩松式的。高铁就是我们的社会，它一边高速发展，一边又在自我膨胀，最后控制不了自己，不知道将变成什么样的怪物。  《高铁》被看作是之前那本石破天惊的《地铁》的续篇。这次，韩松起笔就是一次残酷迅猛的高铁事故，死亡、混乱、挣扎、淫乱，阴暗的气氛弥漫着整部小说。这很容易让人猜测，韩松是否是对那次现实中的温州动车事故的一次影射？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温州动车事故之前，《高铁》初稿已经完成。  韩松还记得那个“7·23”的晚上，他正在家改书稿，突然手机短信的提醒音响了：温州发生中国高铁史上空前惨烈的事件，伤亡数百人。回忆起那个时刻，韩松觉得自己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点冷漠。“把高铁事故写完了，好像真的发生过了一样。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这为韩松的一句话做了注脚：科幻就是明天的新闻。  之所以如此说，跟他的职业有关系。现实中的韩松，是新华社的一位新闻从业者。很多作家躲在屋子里写科幻，靠的是想象力，但作为新闻人，韩松接触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实事件，这种“不可思议”，就是他科幻的灵感来源。  美国《新闻周刊》描述说，韩松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  这种职业身份，让他与以《三体》蜚声文坛的刘慈欣有了明显的差别：刘以技术型的硬科幻和极度恢弘的想象力征服读者，而韩松，则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为他观察到的当代中国披上了一层科幻和荒诞的外衣。  这种科幻与现实的预言式交织，在韩松近来阅读的英国作家巴拉德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巴拉德在《沉没的世界》等几本科幻小说中，写到了生态环境的问题，他笔下的地球两极融化，海平面上升，城市沉没在水下。这几本书写于上世纪60年代，而那个时代，还几乎没人讨论过这种问题。到了今天，却成为我们生存恐慌的来源。 “我们晚了半个世纪才来补课。”韩松说，“科幻，就是提前跟你说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   做梦   韩松最早接触科幻小说，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幻是当时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的一部分。“引进的都是西方最一流的科幻作家，也有很多后现代风格的作品，探讨的是当时西方最核心的问题，比如人和机器的关系，电视对人的奴役，消费文化今后怎么去控制人，人生活在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等。”  读了这些作品，韩松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股隐藏的热情被激发了，那种对超越性的星空与宇宙之秘密的好奇与热衷。于是，从1987年发表科幻处女作超短篇《第一句话》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宇宙墓碑》、《没有答案的航程》、《2066之西行漫记》、《地铁》等，让他在科幻文坛独树一帜。  几十年后，他回头看看，发现自己所在的领域依然非常“边缘”。  在正式的文学体系中，科幻文学还是被列在儿童文学一类；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科幻专业，也是归在儿童文学专业里面。今年举行的科幻界最高奖项银河星云奖，也在惨淡经营。“像这样规模的奖项，没能找到赞助，都是会员自己掏钱。”  作为这一届评委会主席，让他欣慰的是参赛作品的质与量的提高。前两届入围的只有几十篇作品，今年一下就上升到两百多篇—评委们都看不过来。  在《三体》等重磅作品的影响下，这几年科幻文学的阅读群体在不断扩大，特别是80后群体。这个群体不再用儿童文学的眼光去看科幻小说，而是把科幻文学与城市、未来等这类比较“酷”的意味联系起来。  “我觉得，大部分看科幻的人都是理想主义者，觉得宇宙、未来是充满诱惑的极大空间，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或者颓废空虚。”韩松说。  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崛起就会伴随着科幻的繁荣期。科幻最初发轫于英国，第一篇科幻小说就产生在工业革命期间，产生了当时最牛的科幻作家；然后就转移到美国，特别195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科幻的黄金时期；随之几个工业化的国家，比如苏联和1970年代的日本，也有一段黄金时期。到现在，西方国家的科幻热一直长盛不衰。  如果只考虑今天怎么活下去，明天怎么活下去，是没有梦的。“科幻把人的视野打开了，要让你去做梦。”韩松说，“我觉得中国也到了这么一个坎上，刘慈欣这些作家现在能够冒出来，是有社会背景的。”   悲观者 在小说《高铁》中，韩松给一个人物角色起名叫“吴未来”，这个名字的谐音背后弥漫着冷酷与悲观的意味。  几乎每本书，韩松都会遭到几家出版社的拒绝，不是因为担心销量，而是被认为“小说基调有问题”。  “技术时代的聊斋志异，电子囚笼中的卡夫卡”，这是出版方为韩松贴的一个标签。韩松的科幻被认为有强烈的“反乌托邦”的特征，这类作家往往认为社会达不到一个理想状态，人的自由都是被管制的，人要反抗它。  韩松承认，他确实受到了卡夫卡和《1984》的一些影响。“我觉得中国至少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被写到，就是现在中国那种巨大的、超越了卡夫卡式的荒谬感。”  他喜欢看《聊斋志异》，解读那些通过隐喻描写的现实中不存在的故事。鬼在另一个世界，又来到了现实中，经历的故事也是隐喻和讽刺了现实。“它介绍了一种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它认为鬼比人还好。”  既描写了虚构的荒唐的世界，又很真实，这是人鬼世界，也是科幻最本质的特点。韩松看来，科幻不过是在人鬼故事的基础上，加了些现代的科学技术，而不仅仅是美女与狐狸。  “大部分写科幻的人都有一种悲观的东西，但他的骨子里面又有乐观的、非常希望乌托邦的东西存在于宇宙中间，人不应该像现在这样。他认为现实跟理想有很大的距离，他希望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找一种方式再造一个出来。”韩松说。  这就是韩松笔下的世界：支离破碎，又耀眼华丽，充满了机器的怒吼和人们的尖叫。哪怕是在最黑暗的世界，比如地铁里，你也会看见花花绿绿的疯狂广告。他的语言风格，也跟这个描述的世界一脉相承：各种夸张的比喻、支离破碎的描写、极端冲突的场景。  “如果有一辆去天堂的快车，但只要还有一个我关爱的人留在站台，我一定不会上去。并不是我有任何崇高，而是因为我和韩松在本质上都是悲观的，上车对我没有意义。”他的一位朋友张峥说。  恰好韩松下一本新书已经完稿，名字就叫《末日》。 （张小摩：《南都周刊》记者。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 http://www.nbweekly.com/news/people/201211/31756.aspx ）

“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  自十六世纪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1515）以来，产生了无数类似的文学作品。“乌托邦”意味着一个理性、平等和大公无私的社会，同时也意味着它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美好理想。到了二十世纪，当这个理想迫近实现时，创造观念的知识分子们却陷于恐惧，开始产生了许多反乌托邦的作品。 可以说，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思想构成了二十世纪的核心政治观念。尽管这两类作品都是虚构性质的，但就人类观念的实现而言，乌托邦作品是想象的、理想的，反乌托邦作品却是实践的、现实的。迄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乌托邦理想得以实现的社会，在未来大概也看不到这个可能性，倒是反乌托邦在上个世纪得到了实证。  今天的读者大都熟悉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它们是札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我们》写于1925年，赫胥黎和奥威尔在写作前都曾读过这部小说。可以说，俄罗斯和东欧是产生反乌托邦作品最早的地区，那里的作家体验了无产阶级专政，最早预见到现代极权的威胁。  保加利亚诗人克里斯托·塞平斯基就是这样一位预言家。他生于1898年，卒于1923年，只活了25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写下了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时间上甚至还早于札米亚京。寓言的名字叫《阶梯》，讲的是一位年轻人看到民众的苦难，决心要彻底改变这种人类状况。  寓言的开头很有意思，采用的是西方哲学的终极追问：“你是谁？”但提问者却是魔鬼。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平民，所有衣衫褴褛者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丑陋，人民是多么不幸！”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他必须先攀上阶梯的项端，而魔鬼却把守着阶梯，要想通过就必须行贿，交出自己的感官。  年轻人先是交出了听觉，魔鬼安慰他：“你仍然会听见！”果然，他听见阶梯下原来悲苦呻吟的人群，如今却在快乐地歌唱。接着他又交出了自己的眼睛，魔鬼安慰他：“你仍然能看见！”果然，他看见原来赤裸血污的人群，如今却穿着华丽的衣服，上面装饰着红玫瑰。到了最后一个阶梯，魔鬼提出的条件是交出他的心脏和记忆。尽管这意味着要拿走他的人的属性，但他最终还是同意了。  现在，年轻人站在了顶端。他瞧着下方的人群，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那是光明、欢乐和满足的表情。他看见了下方人群的盛装集会，哀号声已经变成赞美的颂歌。魔鬼再一次微笑着问他：“你是谁？”年轻人回答说：“我生来就是一个王子，众神都是我的兄弟！噢，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人民是多么幸福！”人类的状况终于改变了。可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年轻人的地位和他看世界的立场。  十九世纪末，保加利亚就有了社会民主工党，其中的“紧密派”于1919年改名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主张采用苏维埃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在1946年执政后，许多过去的斗士觉得回报的时候到了，渴望着享受现代公寓、乡间别墅和情妇。那个时期，离婚率直线上升，城市里出身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成为新权贵的抢手货。而在繁荣进步的口号下，这个国家却长期经济落后，大多数人的生活仍然不富裕。  塞平斯基的时代，整个“极端的年代”才刚刚开始，而他却预见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尤其他还是一位工人诗人，并被后来执政的保共视为共产主义者。他的肖像印在邮票上，许多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诗描写了下层的苦难：“在街灯的昏暗光线下/你在庆祝罪恶的节日/当你在夜晚发出笑声/无人能听见你笑声中的痛苦。”（《街头妓女》）如果他活得更长，看到1946年后保加利亚的现实，他又会写下什么样的诗歌？他还会被视为革命的同志吗？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这则寓言里，魔鬼就是权力的象征，它把守着通往乌托邦的道路，要想攀上社会顶层就得放弃人的属性。所有反面乌托邦作品都会描写一个理性的、机械的、无个性的世界，塞平斯基描写的则是乌托邦在人性上的不可能：同情心驱使革命者想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则需要拥有权力，而权力必然会导致同情心的丧失。这则寓言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动物农庄》或吉拉斯的《新阶级》，他们都是曾经的革命者，揭示的是革命的被背叛；塞平斯基则不同，他揭示的是革命本身的悖论。如果说权力就是魔鬼，以获取权力为目的的革命者，愿意为了乌托邦而放弃权力，还是愿意为了权力而放弃乌托邦？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不平等，乌托邦的理想就不会消失，但人们对它的警惕也会不断加深，就像对权力的警惕一样。 刊于《财经》杂志，此为修订版。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原文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11177122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