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

制度环境一日不变，企业家的信心就难以恢复；虽然新一轮改革的信号已经释放，但如果落实不利，未来仍难预料 　　改革红利已经吃尽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国有企业继续向竞争性行业扩张，例如电信运营商施压微信收费；同时，企业家与法律的摩擦格外严重，例如浙江的吴英案。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企业家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 　　许小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除了你提到的迹象以外，重庆事件对企业家的信心造成非常大的打击—不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度就逮捕企业家，没收企业家的财产，甚至不经过国家的正式法律程度就判刑，乃至判极刑。这样的做法是用人治替代法治，极大动摇了企业家的信心。 　　与此同时，央企、国企强势扩张，依靠它们的政策优势、资金优势、市场准入优势等各方面的资源优势，向各个行业进行扩张，使得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越来越困难，生存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信心不足，怎么办？财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就只好移民，把现金带走。 　　《中国慈善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提出，改革的红利已经吃了25年，快结束了。改革红利是比较热的一个词汇，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改革红利是否要结束了？ 　　许小年：我同意王健林的观点。应该说，邓小平的改革红利已经耗尽，已经吃光了。新的红利在哪里？现在还没看到。只有新的改革出台，才能产生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慈善家》：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可能息息相关。 　　许小年：的确是息息相关。 　　《中国慈善家》：制度环境的变化，对20多年来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影响？ 　　许小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具体案例除了重庆事件以外，还有山西的煤矿。当时，政策鼓励企业家投资开发煤矿，但等煤挖出来、煤价上涨以后，政府发现里面油水太大，就开始实行国有化。这是什么行为？是剥夺，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这样一来，企业家怎么可能有长期经营的打算？怎么可能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在创新研发上所做的投资，一旦将来形成财富和资产，都不知道自己能否保住。正如你刚才所提，微信做得很好，国有企业做不出来，于是伸过手来收钱。这不是拦路抢劫是什么？哪还有人想去搞创新。 　　所以，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因为他们不知道，对于投资所获得的回报，需要承担多大风险，在市场回报产生之后，财富能不能安全，自己能不能保住。 　　《中国慈善家》：1980年代，有以“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为代表的商人敢于冲破当时的制度环境，积极创造财富。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很少见了。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许小年：企业家还是一样的，企业家创新精神都在，这帮人都在，经济中创新的机会也都在，关键是政府发生变化了。 　　当年地方政府把年广久抓起来时，邓小平出面干预，他说，“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什么都可以试”。如果不是邓小平干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成长起来都难说。这种干预使得企业家精神没有在其新生阶段就被压制和摧毁，才能通过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得以保存和光大。当然，这不是一种法制保护，在当时的环境下，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得不依靠领导人的力量。 　　《中国慈善家》：改革已有30多年，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哪个时代更好些？ 　　许小年：小平在世的时候，环境比较好，应该说，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制度环境都不错。不仅制度环境好，舆论环境也不错，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和讨论。 　　 企业家要推动制度改革 　　《中国慈善家》：在当前的制度环境面前，大部分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只要做好自己的企业就行了；也有企业家公开表示要推动变革，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两种声音？ 　　许小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确实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要做好长期坚持下去的准备。无论企业家，还是像我这样的研究者，都无力改变政府的政策，无法左右政府的思维方向，因此，企业家首先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这是第一位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第二位是什么？是要和政府、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和沟通，推动中国的制度改革向前走。但是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所以，改善制度环境，推动中国的改革，这对企业家来说是第二位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现在有人拿中国和美国对比，说美国的企业家就只关注企业而非外在的制度环境。这种对比有意义吗？ 　　许小年：两者背景不一样。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比较完善，他们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运行，整个制度体系、制度保障都比较到位——毕竟它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完全像美国企业家那样不大可能。 　　《中国慈善家》：推动创立一个可以让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法治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是不是企业家阶层应有的责任？ 　　许小年：我不认为(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如果不参与，制度环境就没法得到改善。 　　《中国慈善家》：一些人士曾期待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家，主动参与到改革中，成为一支改革力量。 　　许小年：这是一种搭便车的社会心理。持这种心态的人质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家们理应为制度环境的改善做贡献，但跟他本人没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社会大众心理，经济学上叫“搭便车”，就是让别人负责环境改造，自己只管生活其中。事实上，改造环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慈善家》：当前阶段，企业家拥有了巨大财富，有学者指出要警惕他们本身成了既得利益者，对改革形种阻力。你怎么看？ 　　许小年：我不这样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我刚才说过，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要推动改革，减少审批，这是不是一个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积极信号？ 　　许小年：从信号变成现实，距离还很长。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 　　《中国慈善家》：有人提出要重新建立类似1980年代的体制改革部门。 　　许小年：对，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改革委员会向党中央汇报也行，向国务院汇报也行。它手里没有利益，不像现在的各个职能部门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如果让现有部门去设计改革方案，削减自己的利益，这可能吗？这就好像让你自愿同意降工资降福利，你能同意吗？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改革只是信号而已，只要改革的措施不是出自独立的部门，而是出自利益部门，我就不相信这些改革会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