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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主页 > 特约评论 “六个不搞”挑战普世价值- 再谈六个不搞（鲍彤） 2011-03-18 六个不搞，其实就是一个不搞。不搞普世价值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起家的，自从1989年韬光养晦以来，普世价值不提了，用“中国特色”把自己关在世界文明的大门之外。现在提出的六个不搞，除了“两院制”和“一院制”各自的适用范围尚待深入研究以外，私有制，多元化，联邦制，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五项，其实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好制度。 为什么必须坚持六个不搞而不得动摇，理由何在？委员长说，因为事关“正确的政治方向”，动摇了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个理由很雄辩，但没有根据。 相反的根据倒有许许多多。以最近北非，西亚爆发的茉莉花革命为例，凡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包括正在经历特大地震灾难考验的日本，个个秩序井然，没有一个因茉莉花而发生内乱的。相反，凡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的，恰恰都是一些依靠“六个不搞”之类来维持表面稳定的国家。 事实胜于雄辩“六个不搞”不是好东西。真要避免陷入内乱的深渊，就得“六个搞”而不是“六个不搞”。真要稳定，真要和谐，真要反腐败，真要监督领导，真要和平地解决而不是在震荡中激化社会矛盾，就需要有自知之明，认真学习西方 – 因为西方许多国家长期以开放立国，都是普世价值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经验比我们丰富得多。 这个道理，别人不懂，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都懂。梁启超懂，孙中山懂，胡适懂，储安平懂，连毛主席也懂。你总不会怀疑毛主席是汉奸吧，早在五十年代，中共中央在讨论斯大林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悲剧的时候，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西方制度是专制独裁，无法无天的天敌。毛的观察很深刻，这个判断是准确的，驳不倒的。的确，因为西方有政党政治，搞一党专政就等于自杀。因为西方有选举，谁不得人心谁就得下台。因为西方有三权分立，监督和制约的机制能够经常起作用。因为西方大国一般都实行联邦制，避免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因为西方人人都有思想自由，谁都难以神化自己和妖魔化别人。这一系列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了斯大林，毛泽东之流如果生活在西方文明所代表的普世价值之中，根本不可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这个道理，邓小平也懂。所以他在八十年代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说，这种事情，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从根本上说，西方的公民社会才是长治久安的社会，才是不怕茉莉花革命的社会，才是茉莉花革命所追求的社会。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自己被权力欲所蒙蔽，毕竟善于观察别人的失误，所以还算得上是第二流的政治家。如果连别人的失误也看不清楚，连前人已经懂得的道理也故意置之不理，那就太自暴自弃了。恕我直言“六个不搞”就是六个自暴自弃。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Copyright © 1998-2011 Radio Free A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打印本文

刘波 中国 温家宝在中国第11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对记者说，腐败是当前中国面对的最大危险， 温家宝说“腐败是中国当前面对的最大危险”。 一、其实，中国的腐败问题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于此同时中国的反腐利剑也断然出手了。 然而，打了建筑领域的腐败（豆腐渣工程）又出权力腐败（吃拿卡要）、打了权力腐败又出金融腐败（做假帐）、打了金融腐败又出医疗腐败（收红包）、打了医疗腐败又出司法腐败（徇私枉法）、打了司法腐败又出吏治腐败（买官卖官）、打了吏治腐败又出学术腐败（假文凭）、打了学术腐败又出教育腐败（乱收费）、打了教育腐败又出新闻腐败（有偿新闻），甚至在公开透明的体坛中也有腐败（打假球、吹黑哨）；以前出个县团级腐败分子乃特大新闻、如今出个省部级腐败分子也引不起轰动效应；以前出个十万元的案子乃惊天大案、杀头没商量，如今出个百万元的案子稀松平常、杀头不够格……。 二、问原因究竟何在？答：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腐败之源。 试看：“社会风气不如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不见了”，走后门开后门随处可见；送礼品甩红包到处都有；挥霍公款大吃大喝已不稀罕；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胆大妄为；唯利是图施空见惯；见利忘义绝非仅有；假冒伪劣已非新闻；信用下降、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罗彩霞被人冒名顶替跨省上大学竟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大学生救人溺水身亡，捞尸者竟挟尸要钱；“百城万店无假货”口号人们耳熟能详，这实是说百城万店到处有假货；每年中国的高考都要动用大批警力和高科技手段防作弊，这在全世界大概绝无仅有……。“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以上概言之：风气不正、道德失范，“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53页）、“对党内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加以解决，收到不小的成效。但是，问题相当顽固，已有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在产生”（江泽民《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试想：在“风气不正，道德失范”的氛围下怎会不滋生腐败呢？若不滋生腐败才是怪事呢！恰如在不卫生的环境下若不滋生细菌才是怪事一样。 三、再问：谁人在搞不正之风？个别官员？非也。赵本山小品大家都看过：老高头两口子为承包鱼塘，又与范乡长论老姑、又给范乡长送王八，这究竟是范乡长在搞不正之风还是老高头在搞不正之风？不妨人人扪心自问：有时为办成某件事，你不想走后门、还是我不想走后门、或他不想走后门？有熟人为某种目的来请客，你能不去、还是我能不去、或他能不去？莫以无奈为托词！不正之风就如同臭豆腐，都说它很臭，吃起来又都觉得很香，若大家都讲规矩、办事均凭制度、人人恪守道德、全民浩然正气，个别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搞腐败？搞腐败终究有别于上大街搞抢劫，一般来说腐败分子的不义之财都是有人主动送上门，有腐败分子案发后对记者苦笑曰：今天他送来一万，你若退回去明天他会送二万、他以为你嫌送的少！不正之风与腐败实是五十步笑百步。故莫到处找原因了、腐败的根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人”之和就是人民。真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出几个腐败分子、亦不在于发几起大案要案、而在于社会风气不正、全民道德滑坡。 四、那么为何会出现“社会风气不正、全民道德滑坡”的情况？邓小平承认“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6页），正是这个失误导致“社会风气不正、全民道德滑坡”、进而导致了腐败滋生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反腐败，纵有再严苛的法律也没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多多对策更多，法愈密而风愈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严打”只是割韭菜，“加强”亦回天无力，只要风头一过就会有人“前赴后继”。因为“风气不正、道德失范”为腐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适宜温床、为腐败源源不断的输送后备军、甚至会使好人也走向反面，“古井贡集团干部队伍全军覆没”做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即便没有搞腐败那也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机会和条件而已，倘若一旦有了机会和条件（如掌握一定权力、监督又不力、制度再不健全）他若不搞腐败那才是怪事呢！早有人说过：腐败分子不是因为有了权才“变”坏而是因为有了权才“显”出坏。 五、莫只说从制度上反腐败、亦莫说反腐败措施须象杀毒软件般不断升级，世间本无天衣无缝制度、杀毒软件永远落在电脑病毒之后。治本之策惟教育。教不善则政不治，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道“教化者，朝廷之先务……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明教化以成善性，正法度以防人欲；隆礼重法，王霸兼用，此乃自古治国之经纬、两者缺一实乃无功，而两者之中又以教化为先，因为事情总由人做，法律也要由人来执行。只有以教化匡正人们之头脑、营造社会之正气，然后再对不逞之徒恪之以制、齐之以刑、施以重典、峻法从事，以此来铲除腐败滋生之土壤、断绝腐败浊流之源头，方能跳出对腐败现象屡打不绝、按下葫芦又起瓢的怪圈。 编注：文章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tougao@bbc.co.uk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2011年1月22日，《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发布暨第二次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由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与《财经》杂志主办。当时我刚刚结束石河子大学支教，回到北京，就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的发言（略有修订）。 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学者来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研讨会，我觉得特别荣幸。多年来，《财经》杂志对法治建设尤其是司法改革倾注了很多关注，这体现了媒体人对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在这里要表达我的敬意。继2009年度司法改革报告之后，徐昕教授带领的团队又推出了第二个年度报告，体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意识。不过，这份报告——连同上一年的报告——可以说生于忧患；报告面世的时候比较不幸，出生在貌似中国司法改革还在进行，实质上已经停滞的时刻。中国司法改革轰轰烈烈的时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前三年。（张思之先生插话：1952年是最轰轰烈烈的。）张先生说的那是反专业化的司法改革。九十年代开始的司法改革以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等的颁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审判方式的变革等为主要标志。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司法界逐渐形成了对改革目标以及内容的共享。那个时候，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本身是中国最高法院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院长，学法律出身的，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价值。但是，到2003年之后中国司法改革基本停下来了，没有往前走多少，反而越来越强调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出了一些很怪异的口号，使得最近这些年的改革出现了逆转的情形。这份报告也多多少少体现了司法改革处在艰难时期的一批学者的忧虑。 徐昕教授在这个报告里的框架格局安排上，由于体制变革乏善可陈，所以有点戏不够曲来凑，只好把程序制度以及一些技术层面的改革作为基本内容。我认为报告中不少内容都是程序法的改革，不属于司法制度的改革。例如死刑复核制度的变化就是典型的程序法改革。前面许多老师和律师都提出来了，我们多多少少应该界定一下司法改革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观察中国司法制度的时候，以内部的视角，观察法院、检察院、律师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改革非常重要，例如审判委员会制度，院长职权问题，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还有很敏感的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律师与检察院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问题非常多。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外部视角观察我们司法改革，例如司法财政制度的改革，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法院的房子应该由司法行政部门来负责建设，他们建设，如果发生了财务纠纷的话，不至于出现法院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尴尬情形。中国许多案子是法院作为当事人一方，法院欠我们的钱不给怎么办？那不好办吗，你们去法院去告就是了。但是去哪个法院去告？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是非常大的问题，这方面我们没有重大的进展，我们听到楼板响了好几次，但人始终没有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我曾经听说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开会讨论司法财政体制的改革问题，但终究不了了之。也许因为地处新疆，我最近有点跟不上形势了，不是十分了解一些具体进展，甚至对于司法改革本身也有些意兴阑珊。 外部的改革有些方面问题十分尖锐，例如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法委的权力是如何越来越频繁地、越来越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整个司法运行。也包括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带来体制上的困难，这些都是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司法权的不断流失，我们的司法权或者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所拥有的监督和审查起诉权力，这些本来属于司法的那些权力不断被蚕食和分割，以至于司法权边缘化以及整个政府职能上职权混乱的老问题愈发明显。的确，这种弊端由来已久。康有为上书变法的时候就提出过，中国政府机关之间职能交叉，分工不清，很多事情不确定。权力是散点透视，你看不懂权力到底是属于哪一部的，刑部好像是以司法为主，但是实际上其他五个部都可以参与司法过程。我们现在的体制也是这样，最终的司法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独有的吗？邓玉娇的案件是谁判的，刚才有人说对案件的审理要信任法院，让法院自己判，但邓玉娇是谁判的，法院都动不上嘴，而是法院之外的部门给出邓玉娇案的司法判决。司法权从法院检察院的流失导致司法权威的丧失，同时，法院所据以判断案件的规则也更加模糊不堪。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司法权延伸到非司法的领域。法院参与计划生育，法院帮助收土地税费，法院冲在拆迁第一线……前几天我在新疆，一位法院院长跟我说，最近拆迁，我们老是做政府的打手。2008年奥运传递火炬，法官都穿上法警制服站在路旁维持秩序。我们法官真是无所不能，除了司法干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法院不断地干了一些超越职权的事情，但它从来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这些年我与徐昕教授也有一些交流，我觉得他特别想从同情者角度观察中国司法体制的运行，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推进，使得改革朝向更加合理的目标和方向迈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多多少少好像要回避掉什么问题，比如刚才浦志强律师说的，河南省在司法领域中的一些荒唐举措。假如这个报告增加一些对于这类个案的叙述与分析，比如张立勇在河南省进行的“改革”，比如邓玉娇案的来龙去脉和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增加这类的内容将使得这个报告里更加丰满而生动，对问题的揭示和相关改革措施的构想也会更有针对性。 在这类个案里，另外一个可能对徐昕是个大考验，就是重庆“打黑”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司法界的问题。我们这些年呼吁和推动司法改革，但是看重庆，真的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改革前，那里一下倒退到了前法制时代。除了公检法没有被砸烂，其他的方面真是相去不远了。如果把李庄、文强案展现出来重庆司法界目前真实的状态展现出来，并且反思，何以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今天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专案组办案，司法与执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荡然无存，警察如此强势，律师的权利和地位如此风雨飘摇？剖析这样的标本我觉得意义重大。当然，要做这样的个案分析风险不小。从徐昕主导报告的指向上来讲，很明显，这样的个案只能回避。也许大家不妨有些分工，有些人可以更激烈些，但是也需要有些人以更温和的方式去推动。只是，温和也好，激烈也好，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底限。对于践踏法治基本准则的行为，大家都应该有明确的态度。 说到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其实，从国家体制上说，司法就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去政治化又如何可能？毋宁说是是去意识形态化，也就是祛除改革中的那些意识形态话语，寻求制度建构背后的普适原理和规范。从徐昕教授的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曲线救国”的思路，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技术层面的改革，例如法院管理模式的改革，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变化，证据制度的创新，等等。这里隐含的一个想法是，想方设法地通过技术性的改变，到了无可挽回的时候其实就走出去了，政治性的改革已经不需要再改了。所谓政治，不过是权力确立的可能性或权威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我们能把人民的注意力、人民的敬意更多地吸引到法院这边来，另外一些部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就门厅冷落，不像现在是高高在上的权力，是不是能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变化呢？ 这正是1990年代我个人的思路。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自己反思，得出的结论是，这条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果不两条腿走路，如果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既要重视审判方式的改革，法律素养的提高，法律职业化程度的深化，与此同时必须要分出心力，并且以极大的勇气来积极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整个体制的构造是互相咬合交错的，难以找到一种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技术因素。况且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联如果得不到清醒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许多具体改革是盲目的，相互冲突的。这种局部与整体之间凿枘不投的困难从司法改革一开始就存在。现在，体制内的一些改革者忍辱负重，力求在既有的框架之内做些局部的推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需要注意的只是，今天的某些迁就性的所谓改革，一方面可能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觉，觉得改革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固化现行体制弊端的加强螺栓，并最终成为真正改革的对象。  来源：贺卫方 链接： http://www.bullock.cn/blogs/heweifang/archives/150647.aspx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015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拉 斯米•马哈茂德•凯尔(Rasmy Mahmoud Khair)曾在沙特阿拉伯一处农场工作近15年，以此养活在约旦的家人。结束农场工作之后的20年里，他和两个已成年的儿子不断尝试重新用一份沙特的工资来养活全家，结果都是徒劳。 Joel Millman/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穆拉德•凯尔（右），他的父亲（拉斯米•凯尔）和母亲。 凯尔说，他们现在用的是其他人──菲律宾人，巴基斯坦人。凯尔解释说，他想重操喂鸡的旧业，但不断被沙特当局拒绝，理由是约旦申请人必须获得熟练技工认证。凯尔说，以前他靠养鸡一个月挣700第纳尔，按当时汇率计算折合1,000美元左右，而现在打零工一个月最多挣200第纳尔。 波及中东的示威活动，一定程度上是该地区缺乏就业机会引起的仇恨导致的。但恰恰是在阿拉伯世界失业率不断升高之际，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地流向了一个外来人群：亚洲客工。 据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劳工组织(Arab Labor Organization)报告，从摩洛哥到海湾国家，阿拉伯语世界失业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该组织警告说，如果缺乏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那么失业人口有可能在2020年以前膨胀到1亿以上。 盛产石油的酋长国仍是阿拉伯世界一部制造就业的机器，但阿拉伯人获得的工作却没有以往那么多了。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海湾合作理事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员国（包括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曼、卡塔尔和阿联酋）雇用的“客工”在1,500万人以上。 阿拉伯劳工一度是这部分劳动力的主要构成部分。而现在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来自波斯湾以东地区的客工约有1,100万，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 亚洲人首先是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岗位上挤走了阿拉伯人。但现在除了医药与法律等专业领域以外，其他行业亚洲客工的人数全都超过了阿拉伯客工。 在产油国家的雇主眼中，雇用亚洲人有好几个优势。很多亚洲人技能更高，特别是英语更好。在依赖服务业的经济体当中，会说英语是一个卖点。亚洲人更容易解雇、打发回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亚洲国家政府代表其劳工施加的压力少于阿拉伯国家政府。 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2011年3月2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的一次反政府集会中，一个巴林男孩打出标语。亚洲客工在一旁观看。 上个月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反政府示威中，一名自称埃米尔(Ameer)的男子与声援埃及示威的伊斯兰教徒一道游行。埃米尔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说自己每个星期都上网查看岗位空缺，把简历投递给阿联酋的雇主，但多数雇主根本就不回复。 上世纪90年代，海合会成员国的雇主看到亚洲人愿意拿更少的工资，便开始拒绝说阿拉伯语的客工。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1990年入侵科威特后，很多阿拉伯客工还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母国政府的领导人不全力支持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联合行动。 “沙漠风暴”行动过后，估计有100万也门人被赶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驱逐了30万名巴勒斯坦人，他们多数持有约旦护照。安曼管理咨询师穆罕默德•马拉拉(Muhammad Malallah)解释说，阿拉伯员工被看作是要求多多、还会带来政治风险，印度员工就不是这样。 迪拜Appointments公司的招聘经理塔姆辛•多马(Tamsin Doma)擅长于酒店行业的招聘。他说，这里接待行业招聘的人有八成都是亚洲人。 这让约旦等国的政府头疼。今年1月，约旦首相萨米尔•拉菲(Samir Rafai)在被国王阿卜杜勒(Abdullah)解职前的几天前往卡塔尔。在那里，他的代表团为了给约旦人争取更多工作而展开游说。 拉斯米•凯尔估计自己再也不会到约旦以外工作了。他只有一个儿子有固定工作，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厨房里打工，每个月挣200第纳尔。另一个儿子在开出租车。 21岁的穆拉德•凯尔(Murad Khair)在安曼以南的“死海SPA酒店”打工。他说，自己愿意出国工作。凯尔说，自己通过与海合会成员国雇主有关系的承包商找了好多年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雇主满足他的要求，提供一份月工资仅250约旦第纳尔的工作。 Joel Millman / Joe Parkinson （更新完成）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