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几天前在“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你，虽还未发生“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但已感觉出你的疲惫、焦虑和压力。是啊，我深深地理解你：年年春运如临大敌、部长腐败中途易人、有关铁路的各种争议此起彼伏、京沪高铁高调出台又险情不断等等，身处漩涡中的新闻发言人的日子不好过啊。

你戏谑说“1911 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 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历史烂泥滩的赌注   文/常远（Erasmus Mundus）   1 在这个神奇的国家每有重大安全事故或灾难发生，在公共舆论一片质疑、问责、批评声中，总少不了一些呼吁宽容的声音。汶川如此，温州亦然。即使身为被世界媒体称为对政府容忍度最高最宽容的中国国民的一员，我也时常被他们傻逼兮兮的仁厚所感动。     宽容界通常有四个流派： 一是祖国母亲派：“祖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人均资源这么少，出些问题有些不好的现象是正常的，我们在逐渐进步，要对政府有耐心给政府时间啊！” 二是实干派：“你们这些人只会在网上打嘴炮，为中国的进步做过什么？你们骂的人不上网，有本事当面骂去啊！” 三是余秋雨派：“事情已经发生了，死了这么多了，大家都很心痛，但讽刺批评有什么用？骂有什么用？这时候对政府说风凉话有什么用？含泪劝告大家，灾后重建，安抚人心要紧。” 四是有本事你干派：“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很难管理，出些事故很正常。有本事你去管理啊，有本事你去铁道部调度火车不让它出事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四个流派在江湖上威名赫赫，影响甚广。灾难发生后，愤怒和悲伤的情绪弥漫，相较之下，宽容界“温和冷静”的声音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有“眼前一亮”之感。 那么，嘲讽批评和愤怒不满到底是不是建设性意见？     2 记得有个崔永元发飙的视频流传甚广，面对听众的提问，他说（大意）：“抱怨就是建设性意见。我抱怨二环路堵，就骂搞城市规划的那些人。我又不懂设计规划，但你没有给我搞好，我交钱养那么多城建专家是干什么吃的！”     普通人有平庸的权利。如果每个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面对新闻事件吐槽出一大堆学术理论，从经济、社会、法律、技术角度侃侃而谈，写出逻辑清晰思考缜密的技术分析报告，呼吁人大成立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那这个世界简直疯狂了。   从古至今，中国民间有着自己一套朴素的议政话语体系，公共空间从茶馆和寻常巷陌到如今的互联网，政治话题从宫廷秘闻皇帝韵事李公公升迁张首辅失势到如今的先帝病重铁路事故电梯逆行红十字会腐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这一整套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变化不大的。 在大变革大发展的转型社会，老百姓写不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话，也无法像《万历十五年》一样有条理地分析皇帝和官僚系统的博弈、“以道德代替法治”的体制运转逻辑，他们顶多在风尘仆仆谋取营生的间歇，坐在茶馆里擦一把汗，叹一句“我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我吗？”更多时候，他们遭受不公和冤屈时的反应是简单粗暴的，仅仅是一句简单的“操你X”，或“我丢你老母”。 如果什么都能搞定的话，要政府干嘛？     一幅糟糕的画、一篇逻辑混乱的文章、一部烂片，常听人说，人家画了那么久，写得那么诚恳，拍得那么辛苦，能不能别那么刻薄啊，说几句好听的不行啊。这还算客气的，更多人喜欢使用以下逻辑：不满意你去画啊，你画得成这样吗？有本事你也去出唱片啊，你唱歌就好听？有种你去拍，给你一个亿拍《无极》，你拍得成这样吗？ 多熟悉啊。让我们默默倒带回放：这么大的国家，有本事你去治理啊？ 没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会画画，五音不全，给我十个亿可能也拍不出《无极》的水平，让我去设计北京的环路可能会比现在拥挤一百倍。 可是我以为，一个画家、一个作者、一个导演在拿出自己作品给世人看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欢迎各方点评，无论褒贬。好坏跟付出没有关系，人会好心做坏事，也可能一番辛劳后拿出糟糕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受众掏出口袋里的钱买下画展的入场券、一本书、一张电影票的时候，他就天然地拥有了对这个事物表达满意或不满的权利。 我掏了钱，你怎么画那么差？写那么傻？拍那么烂？唱那么难听？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你让我提建议给你，指导你怎么画得美、写得棒、拍得好看、唱得好听？我没义务懂这些。要你是干什么吃的？出来混，谁也别装可怜。 哪怕是去银行办理业务，或是打10086客服，都有评判服务好坏的权利，更何况公共服务？     如果说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货商，你通过纳税购买公共服务，如果这个供货商提供了糟糕的产品，消费者最合理最冷静的表现就是一句：操你X。什么是建设性意见？这就是建设性意见。花了冤枉钱嘛。脾气不太好的顾客还可能会嚷嚷着，再也不在这家买公共服务了。当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你只有一家供货商可以选。所以，骂几句娘，讽刺批评几句，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宽容最温柔的消费者，令人感动。 这个道理是如此清楚，所以我竟不知“宽容论”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在最普通的政治学解释里，人们也倾向于默认政府是恶的，是敌人，是随时可能侵犯自身权利的。所以你要时刻盯着它，监督它，骂它，让它浑身难受，不得好死。        “祖国母亲派”喜欢说要对我们的政府有耐心，多宽容，但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国民的底线素质就是对政府苛刻。对人苛刻是性格尖锐，对政府苛刻则是一种美德。 为什么不呢？六十年前，一个君子模样的江湖骗子敲开了你家的门，经过口蜜腹剑花言巧语一番忽悠：每天/月/年交付给他一笔费用，他承诺给你一块土地，给你医疗保障，等你老了给你生活费，邻居寻衅滋事的话帮你打他，受了冤屈帮你伸张正义。你听起来还挺美，就相信了。六十年过去了，你发现这个江湖骗子，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仆人的家伙，牛逼得不得了，说的话一句都没兑现，而且还时不时地打你，骂你，把你关起来，不让你乱说话，从你的口袋里抢钱，拿着你的钱花天酒地风流潇洒。 你为什么不生气？     或许你不会因言论被删帖跨省，因家有冤屈上访被截访关押；或许你家的高档小区不会被强拆，高物价你消费得起；你养孩子不怕结石，托亲友从国外寄奶粉；你摆摊不怕城管，内部有人；你只想做一个踏实、安稳过日子的普通人，一个上学工作娶妻生子了此一生的小民。这想法很自然，很好。当别人告诉你那些苦难的新闻，你大喊着，这关我什么事？我只想过日子。可是亲爱的，你并不安全。一个有毒的体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不安全的，你每天乘坐的地铁有可能突然逆行，你常年乘坐的火车、飞机可能由于非技术原因出事故。你或许多次坐火车从北京去福州，你发着微博，憧憬着电视台精彩的实习，可是突然就出事了。没有人能监督这个体制不犯错，没有媒体敢为你说话，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你讨要公正的赔偿，甚至你留给世界的物件也被就地掩埋，名字不被人们知道。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是你的切身利益，这是你站立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生气？     3 人们嘲讽整天在网路上发言的网民：你们整天打嘴炮，能有什么用？你们骂的那些人，都不上网的。 是啊，能有什么用呢？ 一声呼喊、一次表达的确没有什么用，但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关注，就是建设性的表达。姿态也好，造声势也罢，打嘴炮的人是在降低行动者的风险成本，同时提升对方罔顾舆论所向的风险成本。 对方早已肆意妄为到不在乎舆论的地步，但有声音，总比没有强很多。没有人关注毒奶粉，对方就会毫无压力地把呼吁赔偿的结石宝宝家长抓起来；没有人呼吁问责，对方就会若无其事地掩埋残骸顺利通车邀功炫绩。 你必须清楚的告诉对方：NO。它也许没什么直接作用，但这样的表态很重要。我想笑蜀老师的“围观改变中国”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内核。     4 很多人说，体制内的人都是笨蛋，呆瓜。 毋庸置疑，体制外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体制内的都是蠢猪的结论。逻辑不是线性的。事实上，体制这台大机器早已锈迹斑斑，是个低效而愚蠢的大怪物，但莫要小觑了我党吸纳精英的能力。     你可以嘲弄每年醉心于国考的数十万人的价值观和道德，但你不能否认，其中一小部分人放在哪里是极其出色的人才。甚至你不能否认，《日人民报》本身是一纸笑话，但编写这份笑话的一些人是这个国家最出色的传媒人才之一，无论你每天骂多少遍CCAV，这个国家做电视做得最出色、最有经验的一批人才一定是在这个国家电视台里。 你骂他们投机也好，庸俗也罢，但道德跟能力一码是一码。 我无意为体制辩护，只是说，想当然的思维方式是百害无一利的。认为体制内全是蠢蛋，时代的未来、命运的喉咙一定掌握在屁民手里的是视野局限的幼稚天真臆想症；认为体制外全是微不足道的屁民，自己一定高位稳坐垄断利益得享万年的也一定是高傲愚蠢目光短浅的傻逼。 某体制内高级编辑，我曾坐在办公室他的后面等他码字，一条几百字的官方通稿，20分钟搞定，一字不改，直接可以发。他合上电脑，转过来跟我聊天。 你觉得我只会写这些东西吗？他问。 我点点头。我一度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从改革聊到21年前，从个人选择聊到未来局势，从体制内聊到体制外，从80年代的大学生聊到现在的大学生。他聊他真实抗战的看法，对百年来思潮的梳理，你都不好意思觉得自己看过《盛世2013》《大江大海》《追寻现代中国》等禁书有多么了不起，人家都看过。 放下成见，我只想感叹，操，原来是自己人。 这是我不到一年的体制内经历所给我的最大触动。由于体制环境本身的僵化污浊，一等一的人物进去后也不免受到影响，所以我很清醒，不能以肯定个体来肯定体制的整体。从比率来看，在国家官方媒体这一块儿，90%的人被体制搞成了傻逼或本来就是傻逼，10%则是人中龙凤。 这是价值观层面。至于利益和道德，我想起了在北京的室友。我俩合租一套家属院的房子，他去年P大毕业后国考中标，现任职于所有媒体人咬牙切齿的阎王殿——真理部。他学传媒的，我开玩笑说，他供职于一个扼杀自己同行和职业理想的单位。所谓的自我阉割。由于本能的反感和鄙视，初始我跟他不甚熟，住在一间屋子里也不常来往。后来随着接触增多，我们开始聊起天来。在对新闻事件交换看法时，我俩很多时候观点惊人的一致。他也痛恨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对官场诸多潜规则和腐败愤愤不平。翻墙？开玩笑，人家熟得很。禁书？开玩笑，人家一书柜。抛却符号化和想当然，坐在我对面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部工作人员。仅此而已。 在摸清了他的价值观之后，我更好奇了，他，为什么要加入体制？而且是“体制中的体制”的真理部？ 聊了聊对局势和未来走向的看法后，我恍然大悟。而且我觉得他的想法代表了绝大多数想要挤进体制的年轻人：价值观不认同，但是夹着尾巴捞可见的福利。他出身农家，若能进入体制内，获得铁饭碗和一份丰厚的福利，也算在京城立足了，日后父母和弟妹的生活，都可以有很好的帮扶。所谓“鲤鱼跳龙门”，货于帝王家。 虽然他也同意体制迟早会崩溃，但历史的盘口还远没到来。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想要进入体制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倾向于认为加入体制的可能风险小于可见利益。在自己退休之前，也就是50年内，体制会继续运转下去，福利和特权会继续供给。 说白了，就是赌命运。 如果体制不幸玩完，那就倒霉认命；如果体制运转如常至自己退休，那就皆大欢喜。总体上来说，如果加入体制获得利益的可能远大于体制崩溃承担的潜在风险，这单生意就值得做。 你戏谑说“1911年了还在参加科举，1948年了还在加入国民党”，但分歧的关键就在于有人认为现在已经皇族内阁了，有人认为刚刚同治中兴；有人认为国民党已经退守海南岛穷途末路了，有人认为北伐刚刚开始蒋总司令意气风发。     你此刻的选择，取决于你对未来的判断和预估。但人生的什么选择不需要承担风险呢？求学，工作，婚姻。都是赌，赌命运，赌这条路对不对。愿赌服输。奔向体制的青年当然要承担二十年内体制崩盘大清算的风险，而体制外的屁民也要做好五十年后退休在家对着电视机看建党140周年庆典的心理准备。 宁死不食周粟的青年别再嘲讽辱骂那些挤破头进入体制的同龄人，他们选了这条路，注定得承担这个决定的一切后果和风险——当然，还可能是稳赚不赔的利益。 而违背自己价值观和内心进入体制捞钱获利投机上位的青年也别苦着脸说自己身不由己，好像谁拿着刀逼你进体制一样。一身本事在哪里不能混口饭吃呢？忍辱陪睡就别想要牌匾，人不能太贪心。     5 哎呦，我差点忘了另外一批可爱的精英青年。 他们的理念是，我既不想当屁民在体制外被蹂躏，也不想像那些“庸俗势利、没有理想”的同龄人那样进入体制投机获利。没错，我们想进入体制，因为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未来是我们的，我们是20年后的精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怎样，中国就怎样。我们光明，中国就不黑暗。所谓“好人一定要从政”。        请看：   “我想知道10年后的中国是如何的，当我们这些人30多岁，成了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否惨剧就不会发生？贪官会被罢免？ 医院可以合理收费？小摊不需要城管也能够清除？不公平的要骂，但是请保证我们的心灵没有被侵蚀，因为你——就是中国的明天！ “令你们不满的官员总会死的。如果作为学生，学商的以后能诚信守法经营，学政的以后能真心为民，学工的以后有产品安全让人民放心，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就是另一个模样。可是如果现在只转抱怨的日志只发抱怨的状态，那么二十年以后中国还将是充斥着下一代人们的抱怨日志和状态的令你们不满的中国。”     啧啧啧啧。小清新有没有，感天动地有没有。好友里至少50人以上在转这些状态，忍不住想吐槽。还是那句话，“总有一些人，明明是幼稚天真幻想症，却自称理想主义者；明明是认输的怂逼，却自诩成熟稳重深谙世事。这世上只有一种理想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为什么还不明白呢？体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的好坏，而在于这个惯性运作的体系本身。体制是台轰鸣的锈迹斑斑的机器，是钢铁，是冰冷的，无关人心、人性。腐败不是因贪官污吏没有底线，而是制度性腐败；社会问题不是因道德伦理滑坡，而是体制性溃烂。 换言之，你想改，派对给你改吗？体制内多少能人都无能为力，你以为他们都是吃白饭的？500家庭治国的格局已然形成，在派对看来，挤进体制的这些无背景的精英青年也不过是给他们打杂的，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家犬，你以为你进了体制就有地位？你以为那些在海外接受教育的红二代、红三代都是闲看着给你空间给你权力折腾、施展理想抱负的？更不要说，你的那些“理想抱负”是要砍他们的胳膊，断他们的手，剥夺他们已到手的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这不比搏命轻松吧？进入体制，你也不过是从整体的弱势者成为一个集团的弱势者罢了，可知古代官和小吏之区分？柏杨早已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一切是个大染缸，怎么还是有人抱有幻想呢？染缸本身就是黑的，不是坏人染黑了染缸，是染缸染黑了一个个好人。你说那染缸是怎么变黑的？这个染缸的诞生前提、运转逻辑、本质属性就是黑的，说清楚了吗？ 一切的不公、一切的问题，不是因为现在四五十岁的那些中流砥柱，那些科学家、医生、局长、红十字工作人员、甚至是铁道部部长是坏人，而是因为体制的规则和体系是锈掉的、烂掉了的。 过度苛求人性的自觉而非制度设计，历史上从来都是灾难。     莫再说“我们怎样，这个国家就怎样”，现实情况是，政府怎样，国民就怎样。机器怎样转，螺丝钉就朝那个方向，政府腐败，国民就很难不遵从潜规则，政府说谎，国民说真话就会有危险。 你问我，那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吐槽的屁民而已。 我只知道，每一代人都不要过于拔高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未来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谁也猜不透。莫要高估80后、90后这代人在历史上的角色，我们很可能只是一个古老国家转型的铺路石而已。正如丹青老师所说，你站在历史的烂泥滩里，回头看一看，八十年代那批年轻人，玩得不知道比你们HIGH到哪里去了，水平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而今安在乎？噢对了提个醒，你们觉得是“坏人”的当今某个体制内宣传官员，伍皓，就是当年80年代大学生精英哦~想进入体制的谁也别装逼，获利就是获利，投机就是投机，往上爬就是往上爬，赌命运就是赌命运，坦坦荡荡光明正大，一副道德圣徒似的嚷嚷“我要进去改变这个体制”，不是愚蠢就是虚伪。 昨日看到一条微博——派对的三大招是虚假希望、团伙腐败和army，招招快准狠。然而，虚假希望的泡沫迟早会吹破，团伙腐败迟早会分赃不均，army也不会无条件忠心。船迟早会沉，有趣的是，没人知道船什么时候沉——可能一夜之间，也可能持续很多年。所以，无论你入体制还是反体制，想靠政治捞一把的投机青年，输的概率都最大。还是老实先安身立命，做好自己的事情。事实上，我压根不信没有体制内的配合，纯粹体制外能推动什么变革。未来转型一定是内外合力的。我接受“有污点的国父”，反对清算，也相信变革会先从贵族民主开始。所以进入体制的人心想，换了新船还是需要我来掌舵的，进体制有可能一本万利，稳赚不赔。毕竟任何体制下都需要大量有一线经验的基层公务员，而且转型社会嘛，新体制的既得利 益者大多是之前的原班人马，看俄罗斯就知道了。投机青年反倒可能摘不到什么好果子呦。 不管作何打算，愿赌服输就行。 怎么样，你打算下注，还是逃离这个赌场？                                                                                         （采编：麦静  ; 责编：黄理罡）    

一直以来，我们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其实并不高的，老百姓不求更多的权利，他们从来不敢奢望公平，因为老祖宗们早就创造出一个操蛋的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什么都是国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我还怎么给你要？所以，政府没钱了可以卖地，老百姓没钱了则只能啃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也是你的，无论官二代富二代，我还怎么质疑你该不该享受？你强拆我家，我顶多就是自焚以抗议，你强奸我女儿，我无非就是上访上访再上访以喊冤。当六十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的时候，他们竟然敢恬不知耻说那是因为自然灾害，我们竟然还白痴加无知的相信那是因为自然灾害！当新闻联播里说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有哪一个人民知道选票是他妈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国度里的老百姓善良了五千年，他们早已习惯妥协，习惯了不去思考，不去怀疑，于是，怀疑越来越无力，无用。但是最可悲的不是怀疑无用，而是我们逐渐丧失了怀疑的能力。要知道，不发威的老虎，在他们眼中就是病猫的，于是，这就成为一个病猫的国度，他们对内硬如钢条对外软如面条。百姓面对着他们的满嘴谎言，满纸屁话，还是选择了可悲的沉默，百姓还是相信一切都是好的，一切会好的，皇帝是穿着衣服的。 一位在中国呆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些特权家庭构成一个大约5000人组成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制造“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事实上，中国从来就没进入过当代世界，其不变的，还是封建体制，只是在封建的基础上，套上社会主义的一层华丽薄纱而已。     这个国家就在千疮百孔的道路上行走着。当权者靠机枪维护着稳定，利用着顺民的这种善良心理，享受着极度的尊贵。你们不给我们人权，不给选举，这些都可以，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现在也强求不来。但是，老百姓也是一个动物，当吃穿住行这些基本的都保证不了的时候，作为一个吃喝拉撒的动物，你还叫老百姓情何以堪？     吃着地沟油，身穿劣质棉，买着高价房，那么行呢？工资低油价高，只好乘公共车出行，却又莫名其妙的烧死，撞死在路上。信阳高速上大巴车一次性烧死四十一个人以来，动车在温州又献上追尾的大礼。果不其然，他们把原因又归咎于自然原因。老天是他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动车在外国也有，雷电也并非中国独有，但是当中国动车遇上中国雷电，就成为中国特色。崔永元一言以蔽之：是天灾还是人祸？只有天知道是人祸。     这个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悔过过，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永远不会倒闭，舆论、军队、装备哪一个他们在中国都是独孤求败的，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故，高层永远扮演一个佛祖角色，无论怎样都是下面虾兵蟹将的责任，而他们高居主台主持正义。这就是中国特色：有了好事情大吹大擂，任何词汇都恬不知耻的往自己脸上贴，一旦出错，便又成了自然灾害。最后都是采取如今众所周知的救援体。     是的。读着这篇文章的每一个你，都可以选择沉默，因为那些死在遥远地方的人们与你无关，那些长跪在政府门前喊冤的人也与你无关，那些被城管驱逐的卖瓜老农们也与你无关。在你有生之年你不去想民主与自由，因为你认为那些毫无意义，你喜欢看和谐过的电影，被禁锢的网络，更喜欢听国母的《好日子》，你还可以怀念着这个社会的好，这个政府的伟大。我不会因此而鄙视你什么，因为沉默也是一种人权。但是，对于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人来说，灾难降临的概率是相等的。当有一天这些都降临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也请你原谅这个国度里其他人的沉默与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就是当年的你。   我承认，似乎说说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更不能改变什么的是沉默。当什么都改变不了中国时，就让围观改变中国。这是悲壮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我们正逐渐遗忘那个大雨之夜，无辜惨死在动车上的陌生的人，他们与我们一样，普通而平凡，在存活于这个国度的日子里，在上班或者下班的路上，一次又一次的听到矿难死亡的人数，听到三聚氰胺和地沟油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庆幸那些冰冷的数字里没有自己。那个夜晚，他们听着车厢里的音乐，或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正奔向一个美好的前程，但是等待他们的，则是一个高分贝的轰鸣、剧烈的碰撞，大力的挤压，3115次动车像沉海的泰坦尼克号一样，九十度的翻落大桥，直指苍天，他们的躯体柔弱如鸡卵，纷飞崩乱。然后，他们永远消失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机会去看这样的题目报道：爱心在这里升华—-见证7*23甬温线特大事故救援……（新华网） TOP Posted:2011-07-27 18:03 | [樓 主]

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 王旭明   勇平兄： 你好！ 几天前在“金话筒”颁奖仪式上见到你，虽还未发生“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但已感觉出你的疲惫、焦虑和压力。是啊，我深深地理解你：年年春运如临大敌、部长腐败中途易人、有关铁路的各种争议此起彼伏、京沪高铁高调出台又险情不断等等，身处漩涡中的新闻发言人的日子不好过啊。记得那天短暂的交流中，我们谈的仍然是发言和如何发言，我不解的问你为何高铁如此高调亮相，为何公众质询不断却无回应等，你一如平常沉思并少说，我知你心所想。记得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塌陷、动车碰撞或出轨怎么办，该如何应对？你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随后颁奖典礼开始了。 不幸的是，我俩共同的担心成为了现实。而你，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作为曾是同行也是朋友的我，素来敬佩你的担当精神和敢说敢为的风格，也深深的为你忧虑。作为同是“后非典时代”的第一批部委发言人，又同为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批新闻发言人培训，被称为“黄浦一期”学员，还同到美国考察，我们引为同道。你确实比我热情、勤奋又坚忍，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上已经坚持八年多了，而我却已退下阵来；美国受训归来，你成就了一本著作，我却只有十几页纸的收获，一句话，你真的比我强多了。但是，我看了你“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的新闻发布会，联想到事故前后的一些事情，还是想说点心里话，直言几点建议，对你，也算是对铁道部政务公开、以及对当下很热闹、时尚的新闻发言工作的心声表达吧！ 新闻发言人这一词组在语文教学上讲是偏正结构，偏是新闻发言，正是人。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的核心是人，是一类干新闻发言工作的人面对其他人的工作，因此我一向认为，新闻发言人在拥有许许多多技术手段的同时，应当也是有丰富情感和深刻思想，真诚、善良和美好的人。“甬温线7·23特大事故”发生后广大人民群众从热爱党和政府，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表达各自思想、情感和理念是完全在情在理的。比如崔永元说，新闻发言人，请不要让新闻发炎；新闻媒体对于动车追尾事故发出的一连串追问，希望尽快听到铁路部门的回答，这个要求不高；听到一个说法，高铁和动车正处在磨合期，反感，哪能用人命磨合呢！比如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蔡奇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又该谁来买单，铁道部门应该痛定思痛，从中汲取深刻教训，铁路再提速也要安全第一，生命伤不起啊！”比如我说“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陆海天，一直联系不上，同学及朋友焦急万分。”中国传媒大学数十位同学通过转发微博等不同方式搜寻陆海天及朱平下落。据证实两位学生在事故中遇难。看着他们青春的面容和同学回忆，我哭了。孩子们，记住这场人祸，长大了绝不再造人祸，现在一定要和所有造人祸的人理论到底！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话可能有偏颇，但确是一个个鲜活的、大写的人在这样的灾难面前的理性思考和情感表达。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把这些公众呼声咀嚼和理解以深刻自我的思想和提升自我的情感。同时，也可提升新闻发布会的品质和丰富新闻发布会的内涵。你说呢？ 新闻发布会应该在什么时候开？新闻发言人是充当主持角色还是独立发言角色？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新闻发布会应该在充分准备、并能给记者准确翔实和鲜活的一手资料及结论的情况下召开；当然应倡导更多的新闻发言人独立发言，但在重特大事情发生后我以为不应当倡导新闻发言人独立挑大梁、唱大戏。以铁道部7·24新闻发布会为例，显然这是一场既准备不充分，又不应该由老兄你独自担纲的新闻发布会。 我看了发布部分实况，真是难为你了！铁道部发生这么大的事件，应该说引发的关注度不亚于美国的9·11事件，而美国的9·11事件是布什总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发表讲话。我以为，这场发布会应该是铁道部部长在事故现场召开最好;次之，也应当是有关部领导和司局长在北京共同向记者解释情况；再次之，一定要你独自担当，你也一定要在开场白中务必应该加上这样的表述：“本来，今天的发布会应该是盛光祖部长和某某（主管铁路安全的某某副部长）及某某局长与会，但由于他们正在指挥救险，无法与会。受他们委托，我在这里代表盛光祖部长、某某副部长和铁道部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全国铁路系统向‘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中的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对受伤者和伤亡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对参与抢险的铁路系统内外员工、公安干警特别是温州现场广大市民表示深深的谢意，是你们在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损失程度，也是在替我们改错，谢谢你们！在这里，我也代表铁道部向全国人民表示我们深深的歉意《站起鞠躬》”。这里的关键点是——对于广大受众来说，机关和部门的概念是抽象、模糊的，而机关或部门的人员形象才是具体的，受众在这样的特大的事故面前更易于接受的是具体的、形象的、符号化的人物。还有就是发布会的准备工作，重大事故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受众最想了解和最愿看到的，我以为就是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二是事实。作为事故发生后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态度比事实更重要，因为你还不大可能有足够的事实提供，这时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你代表铁道部给人的态度真的不是那么真实，真的不是那么诚恳，真的不是那么让受众舒服，再请你原谅我的直言了。 说到态度，除了内容本身展示出来的以外，语态、神态和体态也十分重要。那天发布会上，你的语态太强势了，语调过于高亢、激昂，不像犯了错的，倒像是别人犯了错。神态也有些不合，比如眼睛总是向上，时时有松弛和自然的样子，最不该的是有网友电视截屏中你职业性的微笑，这样的场合是断不该有的。这方面我也有过教训，我在做教育部发言人期间，曾宣布过教育部有关清退农村代课老师的政策，当时我是紧绷着脸，甚至义正辞严地宣布的，应该说，内容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当时教育部的政策，但几天后在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中，对我发言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即使我们宣布国家政策，如果政策是冰冷的，宣布的人可以不可以软一点语气，给人一点温暖的感觉呢？之后，我在组织汶川大地震的发布会时，说到校舍的倒塌和学生的伤亡时，不仅语气低沉，而且眼泪差点掉下来。我的教训和进步过程希望你做个参考。 再说新闻发布会应该给受众提供最基本的事实。无论事实多少，应该尽求准确、官方和权威。比如，事故发生时间，你在发布会上说的是23日晚8点30分。但当天有媒体报道的时间为20：34分，23日白天新华社通稿又称是20：27分，央视新闻联播又改称20：38分。到底以谁的为准？我以为，应该以你说的为准，对吗？再说死亡人数。你说你掌握的死亡人数是35人。我觉得你还应该强调是截至到发布会召开时你所掌握的情况为止。我认为，还应该强调：“陆续的伤亡人数还将随着救险进程发生变化，敬请理解和关注，在这里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死亡人数不再上升，伤愈的人员不断增加。”事实证明，在你发布会后不久，又有遇难者遗体被发现。关于事故原因，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所说这么大的事故怎能归咎天气和技术性因素；白岩松说，一个人心脏功能是好的，干脾胃什么功能都是好的，但他是个弱智，你能说他是个健康的人吗？然而，发布会现场你仅说了一句“还在调查中，该谁的责任是谁的责任”，这显然是不够妥帖。事故原因可否改成：“事故正在调查中，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至少管理不当、人为原因占有很大成分。”我想以你铁路工作的资历，做这样的判断是不困难的。 应该说，特大事故次日即召开发布会，能够把时间、伤亡人数和事故原因交代清楚就很不错了，当然还要适当的回答公众质疑，比如车体为何掩埋？为什么探测过无生命体征，还会在切割过程中又找到一个女孩子？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胡紫微说我们想问：1，为什么恢复通车比救人重要？2，为什么凌晨四点就判断车体内无生命体征，而下午五点还又拖出一活八死？3，本次事故谁将承担领导责任？4，何时向公众公布事故调查结果？我以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真相，铁道部应该面对，如果是谣言，请铁道部的真相快上跑道；如果是真相，请铁道部的谣言快止于跑道。你回答得应该说都非常不准确，还夹杂一些情绪化表达，使受众反而还产生一系列新疑问，这样就没有达到新闻发布会拨乱反正，厘清事实的目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之类的话更不应该在发布会上说了。你说在车体移走的命令下达后又搜救出小女孩伊伊“这是个奇迹”，其实事情的内幕是温州一位特警支队长虽然得到通知把出事动车车体移走，但他坚持现场清理而得以让伊伊生存，也就是说虽然生命探测仪，无论是通过音频、视频和红外和雷达生命探测都有各自的局限，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信息公众从发布会上却无从获知，疑问反而增添了不少。 勇平兄，说这话，你真别生气。这个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领导一定要开也不该由你一人开；即使你一人开了，也不该这么开。我干过这行，知道这行的苦处，有许多事儿，咱主宰不了，但在咱能主宰的那些地方，比如如何表示态度，比如如何公布事实，比如如何遣词造句、语气语态等，我们是能有一点作为的啊！可不能一场新闻发布会之后，不但不能平息或引导舆论，相反引来更多质询和谴责。南方电视台《拍案》栏目编导徐静称，这是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说的虽然严重了，但其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特别是正在做新闻发言人的所有人深思。因为不定哪一天这样的事儿就落到你头上，今天勇平，明天谁？ 勇平兄，从这场不成功的新闻发布会可以看出仅仅从新闻发言人的这个层面说，无论什么时候说话，怎么说话，还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这听起来是个常识，然而不少发言人的发言都有悖于这个常识。从你的多次公开接受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看，有不少地方也有悖于常识。就拿高铁来说，在中国仅仅有几年的历史，还是个新生事物，常识告诉我们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肯定不会一步登天，但铁道部偏偏把这新生事物说得完美无缺。比如你在 7月7日做客新华网的时候说：“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样，世界铁路同行也为高速铁路事业的快速进步感到鼓舞。”是不是说得太高了？ 还有按常识说，速度是要逐步提升的，因为越高速风险系数越高，危险性越大。据说，日本新干线在积累了运行几十年的经验之后才在今年提到300公里以上，而我们是在没有什么经验积累，管理水平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下子提速到三百以上，这种干法的风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你在做客新华网的时候却说“应该说，目前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认为，提速列车的运行安全有可靠的保证，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是不会开行这样的列车。”7月23 事故发生前，一系列不安全迹象和7·23特大事故，以至于就在25日还发生的京沪高铁供电事故发生故障，造成部分列车晚点，这些都说明你的话至少不够严谨。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还说，“我仍然跟社会说一声，中国高铁的技术是先进的，是合格的，我们仍然具有信心。”有评论说，铁道部从高技术决定论中醒醒吧！这也是常识，铁路运营是否是一流，不仅仅取决于你的硬件设备，当然还包括管理水平、安全系数以及许多非机械的因素。仅仅从技术的角度判断是否一流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并无意义，公众需要的安全可靠便捷而快速，而不仅仅是快速，试想一下谁敢尝试无生命安全保障的快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白岩松在7月25日的新闻1加1中反问，仅仅是技术先进，但是你的管理是否先进？运营整个给予的实验答案是否是先进，监督是否是先进，对人的尊重是否先进，所有的细节是否先进，归根到底，综合下来你的运行能力是否先进。这样的诘问值得深思。在我看来，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我们发言的时候，真的，要想一想常识！要想一想尽量不说、少说、或绕着说的，也是要遵守常识的话。 再请你原谅老弟的多嘴和直言。从你7月24日新闻发布会往前回溯，您近期有关高铁的发言和采访，值得你和许多新闻发言人思考：一是把好事如何说好。我国开通高铁当然是件好事，天大的好事，对于中华振兴中华民族、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但高速不等于高调，更不等于漫无边际的吹嘘，从传播学上讲，受众的胃口提高之后，会对事物有更加高的标准和严的要求。而一旦做不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的话，好事不但说不好，甚至还变成了坏事。比如人们从最初的仰望高铁，到现在的谈高色变，除了事情本身之外，我们的宣传是不是有点负面作用呢？二是如何把不好的事儿好好说。还以高铁为例，7·23特大事故当然是个灾难，是件不好的事，把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想方设法说成好事，许多人有这样的习惯，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千方百计想捂住，捂不住全面捂局部，局部也捂不住了就瞎说，或者硬撑着说，就是不实话实说，不好的事再怎么描也不能成好事，怎么能让受众服气。上海高层大火事故发生后，俞正声韩正等领导同志的表现可谓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样板，既是如何处理事件的样板，也是如何把坏事好好说的样板。俞正声同志就几次主动提出这样一场灾难值得上海人民永远记住，甚至在市委的工作报告中，他增添上了这部分内容，比之铁道部在胶济线铁路灾难人们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又发生了“甬温线7·23特大事故”，真是鲜明对照。一句话，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通俗的道理，我以为却值得所有领导和发言人琢磨并身体力行。 勇平兄，我十分敬佩你的敢说、爱说，至少经常召开新闻发布会，做客网站和接受采访，敢于面对记者。与许多卸任时公众还叫不出名字的发言人相比，与许多只会说领导官话的发言人相比，与许多根本不开新闻发布会、也不到网站做客的发言人相比，你是佼佼者，至少迈出了敢说话这一步。我只是希望你在敢说的基础上，再会说、善说一点，而做到会说、善说，首要的就是真实和诚恳，还要努力把好事说好，不好的事好好说，这需要技巧，也需要锤炼，我以为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智慧和处事哲学。我做得不好，但一直在追求着，就此我们共勉吧！ 7月27日《环球时报》社评有一段话值得当下中国所有官员，特别是新闻发言人思索：“可以预见，将不断有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和机构卷入公共危机中，它们在舆论面前的笨拙将不断显现。这些笨拙将给中国的大形象抹黑，并将一点点损耗中国的政治资源。因此这个问题应当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这话太好了，我在讲如何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的意义时，总是尽所能的给各部门官员如是说。不知道今后我们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怕事情发生，事情发生了，处理得好、表达得好，政府的威信就高一层，相反，处理得不好，表达得不好，政府的公信力就削弱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和所有正在从事新闻发言人工作的人们一样责任重大啊！公众期待着、我也期待着你和你们有更精彩的，更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表现！ 就在我写就此信之时，得知温家宝总理已赶到事故现场慰问和检查，特别是在事故现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正在回答记者提问。高，高，实在是高！温家宝总理在与媒体打交道、坚持公开透明方面真是一个标杆，也实践着一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常识。 因为我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站着说话不腰疼又爱之深、急之切且求之高，说了许多，望老兄海涵。更希望老兄多多保重身体，工作顺利！                                                   顺祝   夏安！                                                  愚弟：旭明                                          2011年7月28日 来源: 王旭明的博客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2f740102drfb.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714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