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

作者： 崔永元 从今天开始，上海是最美丽的城市 　　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当时在大院里面我父亲是最大的官。部队是一个团，我父亲是团政委，经常有开大会的场合，他要在上面讲话，底下不断有掌声，我就特别羡慕。我的理想就是长大要做一个像我爸爸这样的人，你到台上讲话台下就鼓掌，多幸福。 　　后来慢慢懂事了，发现这条路挺难的。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觉得我要做电影明星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但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演反派的角色。那个年代的反派角色，像刘江演汤司令，不管你演得多好，中央领导接见的时候都得站在一边，照像的时候要站在最后一排，发言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上完大学以后我做了记者。记者不能随便抛头露面，比如说你到上海拿着介绍信直接到市委宣传部去采访，你什么真事都知道不了，他告诉你的全是好的方面，所以我们就隐姓埋名。从1985年开始做记者，我做了11年，走到哪儿都化装成当地人，这样可以了解最真实的消息。 　　一直到1996年，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成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有了这样的机会到处去给人演讲，接受大家的掌声。我觉得电视给一个人的光环很有意思，又特可怕：这个人一出来莫名其妙鼓掌，说个什么大家就笑，知道不知道都敢去讲。我们主持人通常都有这个胆量，往那一坐你们想听什么，你们出个题目，就敢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是60分钟，我统计了一下，58分钟讲的都不着边际，大家还得认真去听。 　　这次来是跟乡村教师朋友和我们上海的志愿者交流。乡村教师培训是我长征的时候有感而发，然后自己做了“崔永元公益基金”开始做起来的。到上海跟查先生喝茶聊天，他们说准备在上海也做，我们没抱太大希望，因为上海是干大事的地方，办世博会什么的。昨天下午一下飞机，我拿到这次乡村教师培训上海做的手册，我非常感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不起上海，尽管这个城市非常发达，浦东的美、上海市区的壮丽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加拿大，超过了日本东京，它也不一定能赢得别人的尊重；现在我们又办了世博会，依然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这次做乡村教师培训，我们上海自发来了这么多志愿者，他们发自真心地做慈善，热爱我们的乡村教师，从今天开始，它可以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不要看我们志愿者做的这一点事，比如说请乡村教师吃一点饭，给他们准备一点礼品，他们做的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为这个城市争得了荣誉。如果这个事情通过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那就是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当然我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比如在座的乡村教师，他们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 乡村刺痛了我，和谐从哪里开始？ 　　2006年我们去长征时，筹了一些钱，大概是1800万，就想为乡村学校办一点事。我们走了236个乡村学校，发现为乡村学校做慈善特别简单，因为它省钱。办世博会7000块钱办不下来，但是为一个乡村学校解决困难这个钱就够了：你可以把它的水泥黑板换成玻璃黑板；可以给学校买10盒彩色的粉笔，孩子们从来不知道粉笔还有彩色的；可以给他买一个篮球、排球，买一个乒乓球案子；送他们一些书、一个286的电脑，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网线，装了也没有用，几千块钱就可以翻天覆地了。我们20万就可以建成一个学校，30万这个学校还带操场，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善款的力量有这么大！ 　　这个时候我接触了很多乡村教师和乡村的孩子们，我内心受到了深深的刺痛。比如乡村老师告诉孩子们，乘客坐在飞机的翅膀里。我们长征的时候正在举行世界杯，队员每天走路都在跟我说：“崔老师今天晚上能不能找一个有电视信号的地方，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比赛。”他们走路那么累还想看世界杯，我们就到了一个乡村学校，拿着足球就问孩子：“你们知道现在正在举行世界杯吗？”孩子们看着我一脸茫然。我问：“你们知道什么叫足球吗？”他们还是一脸茫然。这个省按说不穷，这个省的电视台一直在办超级女声，但孩子们不知道足球。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足球是怎么回事，当然绝密的消息我没有告诉他，比如说中国足球很臭什么的。然后我说：我告诉你们足球怎么踢，一边是11个人。我给孩子们做示范，我在广播学院读书时是校队的足球队员，但我是守门员，这个时候我给他们表现前锋的技巧，往后退了两步，飞起一脚，就把足球踢到牛圈里面去了。那个足球沾了很多牛粪。要让孩子们接着玩，所以我就把这个足球拿到水边洗干净了，摆在那儿让孩子们开始踢。孩子们排着队来踢，每个孩子踢完一脚都把这个足球拿到水边洗一遍，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足球的规则。 　　那天我流泪了。我们离得不远，我们归一个总书记和总理管，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我们少看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都会觉得特别辛酸和遗憾，可是这些孩子连足球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公平？这个社会能和谐吗？我跟很多乡村教师谈，老师们都在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能力，扩展自己的视野，老师无意之中就会给孩子谈到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我就在想这个后果：这些孩子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了城市是怎么回事，也许心灵里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仇恨这种不公平，仇恨城市。那么将来我的女儿和他们的女儿，我的孙子和他们的孙子走到一起，就会有没完没了的纠纷，就会有恶性事件。这不是对我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不好，这是对整个国家不好，那样我们就没有和谐可言。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基金，一定要做乡村教师培训。如果我们乡村老师的境界都提高了，一个乡村老师就能影响几十个、上百个孩子。他们不给孩子们播撒仇恨的种子，而给他们播撒真善美的种子。那么再过10年、20年，也许这个国家还没有那么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因为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不够科学我们还有可能退步，那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和人是在和谐的状态下生存。 在座有很多上海的市民朋友，也许你们的经济能力很好，有出国旅游的机会。我建议你们去一个国家——不丹。那个国家很小，但非常和谐。它的GDP，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在国际上都排不上名次；但它的国民幸福指数比美国还高8位。所以我觉得和谐与幸福也许和GDP的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人均收入没那么大的关系，重要的是人性。我也在想这个乡村教师的培训，我们在北京做的是15天，在上海可能做10天、15天或20天。用这些时间让我们的乡村老师都成为一流的教师不现实，所以我建议培训的时候不要做教学方法的培训，来不及。我们应该做教育方式的培训。教书育人，我们不教怎么教书，教怎么育人。 市民不等于公民 　　我们乡村老师培训的这些孩子可能没几个大学生，没几个硕士，甚至一个博士都没有。但我觉得他们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强大就看它公民数量的多少。坦白说，我们现在近14亿人口中公民的数量非常少，绝大部分是由市民组成的。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公民和市民的区别。什么叫公民？公民是有权利和义务的，比如公民最大的权利是监督政府。我们经常会觉得政府是管我们的，错了！政府是为我们服务的。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的结论，这是在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要建设服务型社会，因为政府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它是为我们服务的。那么合格的公民他会监督政府。 　　第二，合格的公民要交税，是纳税人，我们每天都在交税。比如说那个小伙子在喝矿泉水，如果你的矿泉水是买的，我告诉你，你出的价钱里面有税钱。如果你抽香烟，香烟价钱里面有税钱，你买的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有税钱，所以你是纳税人。所以2011年全国政协开会的时候我想提出这个议案：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方式，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把商品中的税钱单独标出来。这个东西标价19.99元，但你付账时交21元，为什么？19.99元是这个商品的价钱，剩下是税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它在提醒你，你是纳税人；在提醒你，你又交了一笔税。你天天都在交税，那你当然有权利去监督政府，约束政府。政府每花一笔钱，如果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要经过我们同意，我们要把公民都培养成这样的合格的公民——他们不是每天怨天尤人，他们交税然后监督。他们选举出政府的执行人来花纳税人的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绝对不能花。要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方便，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表现。 　　前一段一个朋友说，英国伦敦要办奥运会了，它那开幕式肯定不如咱们这个好，你们信不信？百分之百！因为英国政府不出钱，是伦敦市出钱，要选一个比较落后的区，然后在那个地方办奥运会，趁机把这个地方修缮修缮，改一改。只有政府出钱才可以不惜成本、不惜代价，花不起纳税人的钱，所以伦敦奥运会肯定不像咱们这么荣光。 　　2002年我去韩国参加世界杯开幕式，去的时候汉城什么标志都没有，还有3天世界杯就开始了。我说你们太不像样了，我们那儿提前半年就挂起来了，彩旗、气球，你们怎么什么都没有？他说我们是一个小国家，我们比较穷，钱要花在刀刃上，还差一天开幕的时候才把那些东西挂出来。等到开幕式那天，我们去参加，还差20多分钟的时候我才入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提前3小时还差点没赶上开幕式，可复杂了。但是在韩国20分钟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有人发了我们两个闪光的棒，坐在那儿前面有一个志愿者给你提供嘴里叼的哨子，每个志愿者管四五十人，听音乐的时候先举这个再举那个，动作很简单，我们跟着他学。学完了开幕式就开始了，音乐响起，志愿者还在前面比划，我们就跟着他一块儿比划。回家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韩国办世界杯足球赛团体操挺漂亮的，我说就是我演的，你不知道？省钱呐，非常省钱。 　　北欧那些国家以及法国办冬奥会时，它搭的那些看台非常漂亮。开幕式还没开始，下届冬奥会的承办城市已把这些看台什么的都买走了，那是可拆卸的。等开完冬奥会旅游团去参观，鸟巢没了，鸟巢已经拆了卖给那个城市，准备办下一届冬奥会了。这就是因为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非常正常，极端的正常，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低碳、环保、经济、省钱同时又这么有脸面的方式。我们每一个市民要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公民。咱们这一代来不及了，我们每一个乡村教师要把自己教的孩子都培养成公民。 　　刚才说了纳税，公民还有一项权利：爱你的祖国。我们现在也经常唱国歌，举行升旗仪式。但是爱国吗？我们的孩子爱祖国吗？如果给他两个选择，一个是祖国，一个是李宇春，你猜猜他会爱谁？说不准。爱国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教育。我在迪士尼乐园看见一幕，一个美国的胖小子吃汉堡包，在那儿玩，穿了一个大裤衩，这个大裤衩就是美国国旗。他很胖，吃着走着累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就把他的国家坐在底下了。我就说这个国家太自由了，自由到可以侮辱国旗。后来快闭园了，迪士尼有一个降旗仪式，奏了一段音乐，有一个两鬓斑白的退伍军人到那儿去降旗。这个时候游乐园里所有的人都站得笔直，那个美国的胖小子用手捂着胸，在唱美国的国歌，那一刻我又感动了。我知道他爱这个国家不是一个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爱。但是有时候我们唱国歌、升国旗还真就是一个形式。 　　过去我们的国民教育出现了问题。怎么爱国家呢？我们过去的公民教育是：不要对这个国家说三道四，拣好的说就叫爱这个国家，家丑不可外扬。错了，真正的公民是有责任的，不光说这个国家好叫爱国，指出这个国家和政府运作过程中的毛病也是爱国，一定程度上讲是更爱国。我们应该想办法容纳这种声音，能让这种声音出来。 来源： 《同舟共进》 2011年第2期 链接：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unicornblog/27339.html 延伸阅读 崔永元沈群谈美国：感受从未有过的人的尊严 崔永元说：这个时代太二了，我不跟了  

最近《环球时报》对“求真”很感兴趣。去年12月17日的社评“求真，中国社会打了多少折扣”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应当把‘真’放在善和美之上，不能把价值判断作为观察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今年3月10日的社评“对信息失真做一次集体反思”，谈了崔永元因在政协会议误引美国手机费而道歉的事，强调：“我们主张的是，把‘真实’放在所有利益和价值之上，让求真永远处于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位置。”本文就响应号召，为“集

崔永元：“我现在发微博没有人管，但是只要跟时事有点关系的，我自己都要审查好几遍，用中心主任的眼光审查一遍，用台长的眼光审查一遍，用纪检委的眼光审查一遍，最后再用张朝阳的眼光审查一遍，然后才点击。”（南方周末1月13日）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681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转】崔永元：我们的电视台是全世界最脏的 2011-02-24 09:45:53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级女声》的那些评委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感谢 1572 人推荐 推荐

有学者建议：两会可以增加辩论环节，以完善议事程序，达到更好的参政议政效果。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议——周恩来就曾设想，人大“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 开会是个技术活儿 ——两会议事规则的探索 □《南方周末》2011年3月10日 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实习生 范承刚 多达几千名与会者，要在短短十来天的会期内，审议和讨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而复杂国家的大政方针——“两会”到底该怎么开，着实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技术活。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崔永元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言论。他说，代表委员们别把两会开成了同学会，或者联欢晚会。 现实的情况是，两会确实好像开成了好多会，不光是同学会、联欢会，还有发布会、汇报会、研讨会、追星会……崔永元话音刚落，与他同属政协委员的刘翔就贡献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3月5日下午，体育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刘翔手捧稿纸念道：“脚跟伤处随着训练程度的提高，仍然会出现一些反应……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我来说，将面临年龄增长、恢复时间长、伤病困扰的实际问题……我将接受挑战，迎难而上，全力以赴挖掘自己的潜能。” 飞人把两会开成了伤情汇报会，而当时的议程本来是：讨论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他算不算“犯规”？主持人是否有权打断他的发言，乃至取消他的“参赛”资格？议事规则中找不到相关条文。 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开会最多的国家，然而在文山会海中挣扎的国人并没有完全学会怎么开会。近百年前，孙中山曾提出，民主政治要从学会开会开始，他为此专门编写了一本以会议议事规则为主要内容的《民权初步》，称“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胡适评价，这本书的重要性远胜过《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两会成为中国式民主制度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议事规则受到高层的极高重视，从无到有，从粗陋到精细，抽打民主这只陀螺的技巧愈发娴熟。 但显然，要让陀螺转得更稳、更快，正在日渐成长的两会还需要更多的技术细节来支撑。“就内容而言，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民主的形式，比如多数原则、讲究程序、制约权力等却具有共性。对于一些具体制度和程序，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说。 议些什么？ 时间紧，任务重。两会究竟该议些什么事？ 二十多年来，两会会期从近20天缩短至目前的10天左右。这节约了成本，但也给议程的安排出了更大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是“审议”，而发挥政治协商功能的政协就只是“商议”。 有一些报告是必须审议和商议的，它们被称为法定议案，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以及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还有一类“临时议案”可以加入议程，一般来说，要么由国家机构提出，要么由人大代表联名提出。 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的陈寒枫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绝大多数是法律案，仅是立法建议，无法提交大会审议，成为会议议程。不过，长期以来，似乎是为了尊重代表的意见，每次人代会闭幕后，都会将一部分议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继续审议，发挥议案的作用。 总体上，每年两会所议之事基本相同，日程表也大同小异。不过，这样的议程显得粗略，像“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庞大议题往往令实际议题极为分散。 怎样发言？ 议程定好，代表委员坐定，发言又该怎样组织？ 两三千人开大会显然无法形成讨论。大部分时间里，人大和政协分别以代表团和界别为单位进行分组讨论。 本届人大中，人数最多的解放军代表团有267人，假如全团讨论，每人发言10分钟，需要两天两夜才能发言完一轮。所以，人数多的代表团和界别又分成了许多小组。 但即便是一个仅有20人的小组，每一场讨论3个小时也显得捉襟见肘。去年两会分组讨论“两高”报告时，有的组就曾发生委员“插队”现象，甚至还有委员不顾风度，抢过话筒发言。 去年政协社会福利和保障界分组讨论中，还曾出现这样一幕：李顺桃委员用了20分钟讲形势大好，又用了20分钟讲别乱吐痰，这时另一名委员黄文仔拿过话筒：“如果我们连这些小事都讨论的话，什么时候能讨论完？”他大声建议：以后组长要控制每个委员发言的时间。 组长需不需要履行控制时间的职责？现行人大议事规则中没有规定。实际上，它几乎没有涉及分组讨论时的发言规则，只限定了大会发言：每人可以就同一议题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第二次不超过10分钟，经主持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不少学者建议，可以规定分组讨论中每位代表委员的每次发言不超过15分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虞崇胜还特别提出：要遵守“一时一议”与“一事一议”的规则，一个时间段内只讨论一个问题，不许跑题。 就南方周末记者旁听的两会小组讨论而言，天马行空般的议题转换并不鲜见，也有人不按既定议程发言。在本报记者旁听的政协工商联组别讨论中，民营企业家们将议政会开成倒苦水的恳谈会。 曾任人大代表的作家彭学明说，他常常看到有的企业家代表在利用一切机会为企业做宣传，“特别是当中央首长参加代表团审议时”。 学者袁天鹏对无规则发言有过深入观察：“拿来一个很大的议案，然后我说这一点有问题，发言就结束了，下一个人继续发言，他又说另外一点怎么有问题。这样大家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发一炮，打的却是不同的靶子，打完又不知道该怎么改。就算有人说提出改的建议，最后又没有结论说到底改不改、怎么改。到了下一次开会时，又拿出一个新的议案，又放一堆炮。” 实际上，一部成熟的议事规则很难不繁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成栋曾统计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议事规则，发现普遍长达几万字，“我们建议全国人大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和我们两会本身的要求，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议事规则。”虞崇胜说。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则认为：中国式的政治活动有特定的表达机制，有特定的规则，“中国的机构一直在创造自己的规则”。 的确，两会议事规则需要处理许多细节的问题。例如，人大代表究竟该代表谁说话，是全国人民，还是选区人民？又比如，分组讨论时，代表、委员的座位安排方式是不是该有所改进，能不能抽签决定？以省为单位进行团组讨论的模式是否过于封闭，能否安排一些交叉讨论？ 抢麦和辩论可以吗？ 改革开放以来，两会议事规则的探索和改进未曾停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人就已意识到“规则”的重要性。之后数年的时间里，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人大议事规则就相继问世，前者在2009年还进行了修改，完善了程序细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认为：中国人的文化是喜欢谋篇布局，却经常忽略细节。但对细节的技术改造往往容易取得很好的效果，从小的制度设计上着手改进，应当是中国政治民主之路上的一种重要方法。 其实，细节上的变化一直在发生。1990年，两会第一次启用电子表决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允许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人列席；2005年，无论是投赞成票、反对票还是弃权票，都需要填写选票，改变了之前赞成便不用动笔的规则。 更大胆的探索发生在地方两会，尤以屡屡开风气之先的广东省最为引人注目。 2005年，广州市人大会议审议通过议案条例，赋予人大代表设定会议部分议程的动议权。 两年后，广东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举行了省级两会有史以来的首场大会即席发言，一改之前大会发言安排好人选、排好次序的做法，让委员们自由“抢麦”。从此，广东省政协大会上，委员们或举牌，或挥书，或舞围巾，屡出“抢麦”奇招。 时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的省政府参事王则楚是首场即席发言上第一个抢到麦克风的人，尽管事先准备了发言稿，但他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把老百姓向他反映的三句批评房改、医改、教改的顺口溜说了出来，语气激烈而讽刺。“我都站起来了，当然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也没人追究我。”王则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几年，他又多次在政协大会发表犀利的即席发言，赢得许多掌声。 “原来每年都是各党派做很正式的大会发言，对着稿子念，很多人不听，但同时小组讨论又非常热烈，那为何不搞一个大会自由发言呢？”王则楚这样解释即席发言制度的设计初衷。 目前，即席发言制度已经在广东全省市级政协大会推开，浙江省政协亦于2010年开始采纳这种热烈、自由的发言方式。 更有学者建议：两会可以增加辩论环节，以完善议事程序，达到更好的参政议政效果。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议——55年前，周恩来就曾设想，人大“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 人大代表也在积极思考议事规则问题。2003年，彭学明联合其他36名人大代表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彭学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国人大法工委给予的答复是：提得很好，将进行研究修订。” 虞崇胜教授则看得更远，他希望规则内化为一种素养、习惯、文化。“程序民主需要精心设计，这样会大大提升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让国人养成规则意识和程序意识，它不光与效率有关，更代表着民主的精神。” （南方周末记者赵蕾亦有贡献） 您可能也喜欢： 互联网能变得有温度吗？ 学写新华社通稿 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iPhone记者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