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与其捂住状元榜不公布，挑战人们的好奇心，不如让状元们对素质教育来一个现身说法 最近，教育部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一直要求各地教育部门不要对高考考生成绩进行排名，不要公布高考‘状元’”。可是在新浪网上，紧随《教育部称不应公布高考“状元”》新闻的是不断更新的各地高考“状元”快报。新浪网甚至不顾教育部“不要炒作高考状元”的忠告，在同一网页上发表“状元搜集令”，不仅奖励“经过核实第一个提供准确状元信息的网友”，“同时诚邀各省状元做客新浪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不惟新浪网，这样一种南辕北辙却和谐相处的新闻版面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体上随处可见，构成比原创还荒诞十分的黑色幽默。我不禁“笑从中来”！ 教育部要求不要公布高考“状元”的一个理由就是：“推进素质教育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要共同为孩子们的全面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现在的高考“状元”其实形成了一条利益链，从而成为学校、教辅机构、企业家争相追捧的“香饽饽”。 但是教育部的善意呼吁收效并不大，打开百度，输入“高考状元”，找到的结果数以千万计。媒体关注，反映出公众的好奇心。问题是：这样的好奇心，有过错吗？ 诚如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曾强调的，高考“状元”只反映一次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所有成就，更不代表他的未来发展。但是打听一下高考“状元”是谁，就是肯定他所有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吗？人们就不可以像好奇街道老年门球队比赛和关注女儿合唱队比赛那样了解他们的分数和排名吗？就像李娜在法网拿了冠军固然跟举国体制无关，在温网拿不到奖金球迷也没有损失，但是人们就不能好奇她的比赛成绩吗？甚至，如果有机构，以“素质体育”为名，以一次比赛“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所有成就，更不代表他的未来发展”为由，拒绝公布李娜的排名，人们的反应是“好笑”、“好气”还是“好吧”呢？ 教育部门捂住高考排名榜不公开，结果是造成更多的混乱。就像2009年，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下令禁止公布高考排名，但却引出了一堆“疑似状元”。2010年，北大、清华公布各自录取的“状元”，两者相加，居然超过了全国“状元”数的总和，让人搞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状元”。 至于担心利益链的形成，更不是教育部门的管辖范围。“状元”承担民事行为责任，企业无论是做广告还是做公益，自有市场经济或慈善的法律予以约束，它们各有相关部门管辖，如果没有违法，那么让学子多一些奖学金，让企业盈利了并多纳一些税，有什么不好呢？ 其实，高考真正的利益链，链接的却是千家万户。如果教育部无法取消高考，无法改变目前高校几乎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标准，人们对高考的关注，人们对高考“状元”的好奇，就不会消失。当前，教育部门最应该着力的工作就是把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做好。高考成绩的排名是否公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部门不要根据排名来对学校区分彼此。如果教育部门一方面以不公开高考“状元”来逃避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又暗地里根据高考排名对学校或奖或罚或偏或重，这才是真正扭曲“状元”价值导向而最令人担心的要害所在。 教育部门要做的不是消灭关注，而是引导关注。问题的关键不是“状元”能不能宣传，而是如何宣传，如果一位“状元”在所谓的“宣传”中，告诉大家他是一位环保爱好者，或者他准备义务献血来纪念自己的成年并希望年年参加献血，或者他是一个感动天地的孝顺孩子，或者，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位爱唱歌爱旅游爱看电影爱看书的普通孩子，这样的素质教育的现身说法，又有什么不好呢？ 人们不要在价值导向上一出现混乱，就开始习惯性地在事实上找麻烦。与其死活不说出“状元”是谁，让大家猜来猜去，不如大大方方公之于众，并用一个个确凿的数据和鲜活的事例，告诉人们过去的“状元”后来并非都是成功者，而成千上万的成功者其实都不是出身“状元”。 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焦玉步的义士捂住一份名单，利诱无效，宁死不招，一位审讯者手里拿着一份同样的名单拍着惊堂木，大喊：“我们早就知道这份名单，就看你的态度了。”而围观的所有人都拿着一份同样的名单在一旁笑着说：“招吧，招吧，没什么了不得的。” 高考“状元榜”，呵呵，教育部，你就“招了吧”！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教育水平普遍较父辈高 新生代农民工期望高 （2011-07-05）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让孩子吃点苦 [时事漫画] 瑞典所有小学10年内都教华文 [名家专评] 约瑟夫·奈：中国应被遏制吗? [中国政情] 世贸裁定中国违规 中国表遗憾 [南中国海争端] 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要‘讲政治’ ● 黄慧敏 整理 （北京综合讯）教育水平普遍较父辈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城里低技能工作和生活条件已无法满足这新的一代，并间接让他们觉得没有尊严，部分人宁可不做工也要保住尊严，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供求问题愈变紧张。 由新华社创办的《半月谈》时事评论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情况，如职业发展、工资等被农民工视为最影响他们尊严的因素。其次，为公民权利和生活情况。 对精神与情感需求更强烈 与老一辈的农民工相比，这些在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除了追求填饱肚子，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也更强烈。他们虽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并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也自觉难以融入主流社会，自觉地位不如城里人。 部分受访者就主动提出，指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教育不公平都影响了他们的尊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这不满情绪更是明显。 原本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来自河南的吴小玲便是一个例子。她因工作不“符合要求”拒绝了新的工作机会。她直指工厂工作“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 中新社早前报道，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去年达1.53亿人，而据估计，新生代农民工就占约1亿人，超过了六成。 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 接受《半月谈》调查的2278名农民工，平均年龄也只有26.8岁。如果根据他们平均已在外打工近六年推算，他们多数是在20岁左右、一离开初中或高中就到城里找工作。相较下，全国总工会以前的调查里，农民工平均是到26岁才初次外出找工作。

 2011年 7月 04日 经过三十多年几乎是持续不断的高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强行的计划生育的推行，导致人口出生率剧降，人口迅速老龄化，使中国不再能像过去一样依赖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 在近期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富裕起来人口就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众多的老年人需要社会供养，但能提供供养的劳动人口大大萎缩。这种局面被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口专家称为“人口定时炸弹，”“悲剧。” 与此同时，不计环境代价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的环境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而过去几年靠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推动的经济增长，又使中国有可能进入工资和通货膨胀攀比上升的恶性循环，而这种局面将瓦解当局对经济的掌控，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于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制订者和中国国内外的经济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通过创新来摆脱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所谓的创新，主要是指中国开创自己的名牌产品，从而减少投入，增加回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率。关于中国经济创新的必要性， 华盛顿邮报 在去年5月25日发表的该报记者潘爱文（John Pomfret）一篇报导，依然是非常好的新闻，一点也不过时： “没有自己的名牌，意味着中国只能充当全球出大力流大汗的工厂，而由海外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收获由此而来的利润。举例来说，苹果公司的智能手机iPhone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假如一只高档的iPhone卖750美元，中国能挣到25美元就要谢天谢地了。中国生产的耐克运动鞋售价1美元，中国只能挣到其中的4美分。”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规划协会秘书长范春永抱怨说，‘我们把大量的钱丢给了外国人，因为他们有品牌，我们没有。我们制造的服装是意大利、法国、德国设计的，因此，所有的利润都离开了中国。……我们需要创造品牌，而且需要尽快创造。’” 潘爱文的报导接着说：“中国缺乏成功的创新，而是依赖拼凑别人想象、发明和设计的产品，从而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不能创新意味着中国要持续向外国人偿付巨额的专利使用费和专利授权费。” 既然开创自己的品牌对中国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发展如此重要，中国为什么不赶紧好好开创呢？ 原来，开创品牌不像开自来水水龙头一样容易。新品牌必须是创意的产物。而创意的成批涌现，有赖于鼓励、奖励、保护创意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经济学者 许小年 6月23日在官方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委婉地指出了当今中国缺乏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地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出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作为经济学者，从市场角度观察问题，许小年在这里说创新主体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创新的主体显然只能是有创意、富有创造力的人。这些人必须得到充足的良好教育，他们接受的教育鼓励他们突破窠臼，摆脱束缚，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创新。 不幸的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国际部主任 江学勤 以及其他许多中外教育专家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特长和特色恰恰是扼杀学生的创造性。7月2日，江学勤在日本出版的外交事务英文网络杂志《外交家》上发表题为“中国如何扼杀创造性”的文章，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扼杀学生创造性这个致命性问题： “如今，人们或许会赞美中国的经济，但不会赞美中国的创造性。中国的建筑和艺术，音乐和电影大都是照葫芦画瓢。很多中国企业只是美国企业的摹本。中国最好学校或许出产世界上最好的考试能手，但美国最好的学校却出产世界上最富有创意的能人。” “最好的美国学校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好，是因为那些学校激励学生富有好奇心，对世间万物感兴趣，富有激情；中国最好的学校则以反其道而行之来获得最好的学校的名声。” “美国最好的教育机构给学生提供宽松安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阅读书籍，发展必要的逻辑思辨力，从而能通过辩论和论说文写作，分享集体的情感经验，进而分享人类精微的感情经验，从而让学生获得创造性。动态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得以在美国很多的学校感受到喜悦和绝望，失望和欣喜。这些感情的起伏波动构成了创造性学习的过程，使之成为我们的神经构架，使这种学习过程变得如此开启心智。” “中国的学校则让学生觉得精神紧张又乏味，因为学生被逼迫死记硬背各种事实以便考试拿高分。神经科学家们知道，精神紧张会阻碍大脑把经验转换成记忆的能力。而心理学家则知道，单纯奖励学生的考试表现会导致精神紧张，欺骗，厌学。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校所作的最有害的事情就是使学习变成不要感情的经验，从而把感情和记忆分开。” “中国学生无论把什么个人感情带到课堂上，他们的感情都会迅速被扑灭。就像我先前所写的那样，从上学的第一天起，问问题的学生就会被迫闭嘴，那些胆敢表现个性的学生就会受到惩罚。” 江学勤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校，听上去好像全部是被一帮坚信马列主义信条的人控制着；这些人虎视眈眈紧盯着学生，随时准备把学生的创造性萌芽掐掉，掐死。然而，无数的研究者指出，中国、苏联、朝鲜，或古巴这样的共产党国家扼杀学生的独立思想和创造性，并非是因为执行教育政策的人恰巧都是一帮恶棍，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实的哲学理论，要他们实行扼杀。 20世纪的自由派思想大师，从汉娜·阿伦特、伊赛亚·柏林，到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都指出，古往今来的专制独裁政体之所以仇视独立思想和创造性思想是基于一种知识的狂妄。专制统治者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的真理，跟他们所认定的真理相左的思想和个人都属于旁门左道，会阻碍社会认同并实现真理。为了真理的实现，这些人，这些思想需要改造甚至消灭。 当今中国依然属于专制独裁政体。中国共产党政权依然在坚持其已故的领袖毛泽东所骄傲宣布的“人民民主独裁”。就在江学勤发表文章痛批中国学校扼杀学生独立思想和创造性的文章之前不久，江学勤所属的先前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发出通知，要求 对“思想偏激”和“生活独立”学生进行个别的监督和监视 。 这一消息在中国互联网上披露出来，立即引起显然大波。有人哀叹北京大学彻底堕落，精神死亡；也有人哀叹中国青年一代的思想自由被正式宣判死刑。有关的辩论最后不了了之。显然，中共宣传部门下令不得继续进行这类有可能危及中共思想控制的辩论。 与此同时，中国在呼吁创新，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突破目前的经济困境。 全世界在观看，坚持严密思想控制下的创新究竟是一条死胡同，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崭新途径。 * 必须填写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