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案

云之 | [转载]“李庄事件”真实经过——马晓军

原文地址: “李庄事件”真实经过——马晓军 作者: 李庄 下面,就是马晓军律师在我出狱前(2010年2月16日)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的李庄事件背后的黑幕,一位国际刑警看后,也后背直冒冷汗!     “李庄事件”真实经过   第一部分:案发前后 09年11月22日晚七时许,我与李庄到达重庆,龚刚华的司机王Y把我们接到五洲大酒店,没多久龚刚华来了,他对我们说稍后一个本地律师过来,此人以前在公安,和专案组的很熟。过了一会,吴JY律师到了,他透露了一些龚案消息:警方曾经两次移送到检察院,都被退回,这次不知为什么又起诉了,他拿出了一份通过内部搞来的《起诉意见书》让我们看,还神秘嘱咐,注意保密。这次谈话约凌晨一点结束。 23日早餐后,我们来到重庆一中院,书记员告知正在开会,让我们各自报出手机号码,进行登记,然后让回去等通知。李庄告知我,办理涉黑案子都是这样,是为了监听。下午四时许,我们接到书记员来电,通知第二天过去。 中午,我、李庄、吴JY、龚刚华、龚云飞、王Y、曾L、袁J一起在五洲大酒店吃饭,席间我们看到了央视关于龚案的报道。电视画面中,龚刚模被两个警察架着,走路一拐一拐的,显然有伤,当时吃饭的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些画面。(可调央视视频资料) 24日上午,我们再次来到一中院,向书记员递交了委托手续,复印该案案卷,但与新闻报道的龚案2200份证据,109本卷宗相差甚远,总计只有两公分厚。李庄当场提出质疑,书记员说检察院就移送了这么多,想复印其他案卷你们就去检察院(当时她对前来复印案卷的其他律师也都这样讲)。由于复印案卷的律师比较多,书记员让我们下午过来拿案卷,我们只拿了《起诉书》就回到了酒店。拿到起诉书,李庄边看边说:怎么这么多罪名啊,龚刚华没说实话,原来告诉我只有一把枪,三个同案。   第一次会见 24日下午一上班,我们拿到卷宗后,李庄向陈YP庭长申请延期审理,遭拒。之后,我们就前往江北区看守所。车上,李庄快速翻阅卷宗,让我把龚的口供单独找出来递给他,他拿过去和起诉书对照,当时,李庄看出有明显的诱供(详见龚案侦查卷),15时左右,我们来到看守所,告知必须有专案组陪同才能会见,李庄当时就急了,指责看守所说律师会见不被监视监听,12月7日就要开庭了,案子已经进入审判阶段,你们公安无权限制律师会见,耽误开庭你们要负责等等。但无济于事,我们只好上楼找看守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但都没有找到。只好等待。专案组人员到来后,李庄与朱my律师又同他们争论,李庄的情绪很激动,大声斥责专案组,当时很多律师都在场,用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像。最后,我们只好在警方监视下开始了第一次会见。 李庄先介绍了身份及委托经过。接着他问龚一些被抓经过和和审讯的情况,龚说:“6月份被抓,先关到南川看守所,8月份转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11月22号才关在江北看守所。”李庄又说:那就是说,你前天才来到江北看守所,整个侦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半年时间都没有在这儿,你以前见过律师吗?”龚回答:没有。 李庄指着龚的口供问:“你口供中承认自己是黑老大,这儿有你的签字啊”。龚表情十分痛苦的说:“是我的签字,可我的口供都是他们事先编好后逼我签的,我要是不签字他们就打我、吊我。” 李庄指着身边的一位监视会见的警察问:“他打你了吗?”龚说:“他没有。”李庄再指另一位警察问:“他打你没有?”龚颤微微地说:“他、他没有打我,但打我的时候,他在场。”李庄仔细查看了龚两只手腕上的伤痕。 之后,李庄说:“开庭时我会申请法庭为你进行法医鉴定,申请延期审理。”龚说:“要是他们不同意怎么办?”李庄说:“如果那样,我就罢庭,不再继续辩护,法院就会休庭。”这时,站在身后监视的警察说:“你走了,法院可以指定其他律师啊,你以为你走了庭就不开了吗?”李庄转身对这位警察说:“法院指定的前提,是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于是,李庄让龚在委托书上写到‘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辩护律师’,龚说不会写,李庄让我写好,让龚抄在委托书上。李庄还告诉龚:开庭时,我会提问你,你要大声的把被打的事情说出来,用肢体展现出来。说这些话时,警察就站在旁边,并没有制止我们。 这次会见,我用手写记录,李庄用电脑,抓我时,这些会见笔录都被公安扣押了。我向公安索要扣押清单,负责记录的警察叫陈MC没有给我。 这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在会见过程中,李庄拿着樊奇杭的笔录就有关细节与龚核对。会见后,吴JY、龚YF开车过来接我们,之后,到陶然会馆吃饭,席间,龚刚华说:具内部消息,我们都被监控了,一定要小心,并且告知李庄:甚至你们都不能带着卷宗走出重庆,李庄非常不以为然。为电话保密起见,龚云飞还给了李庄几个新买的手机卡,让他联系案子时使用。 11月25日,我和李庄在酒店整理案卷没有出门。 第二次会见 通过阅卷,李庄将几十个有关疑问输入电脑,准备提问龚刚模,2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第二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干警告知还得等专案组警察陪同,否则不让会见,李庄又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李庄上楼找看守所领导,看到了周副所长,周称这是公安局的命令,没办法。等到大约10点30左右,专案组才到,一同监视会见。李庄与龚谈话,我用手写记录,为了便于监听,防止我们和龚交头接耳,龚身后的警察还将其身后的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加大了我们和龚之间的距离。 当着警察的面(就是在我“监视居住”期间,该警察曾经多次强行查我爱人的通话记录),李庄对龚说:“我看了从法院复印的案卷,你私藏枪支、行贿等都是事实,你肯定是有罪的,开庭时对于这些指控你必须承认。”龚说:“我承认我私藏过枪支,也行过贿,但是我的确不是黑社会的老大,也没有叫他们杀李明航啊。” 李庄说:“在你的口供中发现9月30日与10月8日的口供大部分是复制的,连其中的错别字、病句、标点符号、方言都一样,我把其中相同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这显然是电脑粘贴的,要是按笔录中的内容,你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详见龚案侦查卷)龚说:“我也知道笔录中的事大部分与我无关,都是他们事先编好笔录让我签字,我要是不签,他们就一直折磨我,我实在是被逼无奈才签的啊。”此时龚刚模的情绪有些激动,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哽咽。 李庄问龚:“你说你被打、被吊了,他们在哪儿、用什么方法打你、吊你。”龚说:“当初抓我后,关在南川看守所,在那里没有挨打,从南川看守所转来后,当天就只在江北看守所办理了入所手续,一天没住,就把我拉到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了,我是在那里挨打的……,吊了我八天八夜。”李庄惊讶地问:“八天八夜,那手腕不就物理性断裂了!”龚回答:“是在八天之内发生的。有时单手吊、有时双手吊。脚尖可以踩到电脑桌上,但脚跟够不着……吊我的叫彭w、打我的叫张k。吊的我大小便失禁,那些粪便顺着裤腿往下流,叫彭w的警察放我下来,令我手捧大便到卫生间,再脱下内裤擦地板,之后裸体继续吊我。刑警支队的一个姓何的支队长从门口经过,看到后还训斥彭W‘太不像话了,赶紧穿上衣服’,彭W放我下来,叫我穿上刚刚擦过地板的内裤,继续吊我。在铁山坪有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唐,他们都为我治过伤。” 最后,李庄嘱咐龚:“将来开庭时,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不要怕”此次会见大约有1小时左右。 12月2日上午,李庄电话中说,30号那天重庆一中院陈YP打他电话,希望庭前沟通,北京律协也督促他开庭前与法官交流一下,李庄答应他们最迟12月2日晚到重庆。 遵照北京律协的指示以及陈YP庭长的邀请,我们于12月3日上午9点多,来到了重庆一中院一个会议室。在场人员有我、李庄、陈YP庭长、李副院长、张H法官和另外一位领导。李副院长要求我们配合12月7日龚案的庭审,确保审判顺利进行。李庄说以下几点:没有证据目录;不能合法会见;起诉书缺页;口供之间,标点符号、错别字、方言雷同(详见侦查卷);复印的案卷与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配合啊。并简单举例了他在辽阳市代理朱LY涉黑案因不能合法会见而导致延期开庭的案例。这期间,李庄言辞激烈,情绪有些激动。后来,书记员又给我们复印了证据目录,补上了起诉书缺页,领导们承诺一定协调有关,尽量保证律师的合法会见,同时声称,看守所不属于我们管。此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中午近一点了。临分手时,李庄问:12月7日的庭审还能否进行,法院要我们回去等通知。直至晚上11点左右,李庄仍在给陈庭长打电话,陈庭长说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继续等通知。 第三次会见 李庄嘱咐我,为了防备12月7日仍然开庭,我们必须做好开庭准备。4日上午,我们第三次来到江北看守所,又遇会见受阻,看守所仍然要求有专案组陪同,李庄当即电话陈庭长,如果还是监视会见,12月7日肯定不能开庭,陈答应马上协调,2分钟左右,陈庭长回电,你们现在可以不受任何监视的会见了。但看守所还是不理我们,声称法院指挥不了看守所。 一个小时后,专案组到来,我们开始会见,在会见室内外,都有专案组警察监视,此次,李庄与他们发生最为激烈的争吵,期间,李庄用手指着一个叫张K的警察说,你是重庆最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者……你已经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了……你将来要买单的……你出去!争吵中,进来一个年龄大的警察将张K替换走了,但张K仍然在门口往里面张望。 这次监视下的会见约1小时20分钟左右。我用电脑做的记录。 12月5日下午,吴JY来到酒店,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为龚刚模看伤的医生”,李庄说:“你做做工作,看能不能让他们出庭作证。”吴家友说:他们还要在重庆混,不可能的。”李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下,我见他们一面。”吴家友说:“尽量吧,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见你。” 晚上九点左右,一中院书记员来电话通知7号不开庭了,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当即,李庄对我和龚云飞说:赶紧收拾行李,我们很有可能被抓,这儿非常危险,咱们去成都,我们连夜开车上了成渝高速,李庄驾车,临行前,李庄还给一个记者通报了这里的危险。 12月6日凌晨一时许,我们到达成都,李庄的朋友为我们安排在凯宾斯基酒店。在酒店李庄分析龚案可能出现的后果:1、重庆方面抓律师。2、把龚案退回补充侦查。3、把龚刚模的名次往后移。4、……。他分析抓律师的可能性最大。 12月7日下午,李庄让我回重庆一趟,通知龚开庭日期有变,安慰他一下,顺便回酒店的房间看看,有无公安局去过的迹象。龚云飞也担心龚刚模被自杀、被躲猫猫等,我就和龚云飞包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重庆,在傍晚时分,我将起诉书复印件交给了李庄指定的记者。当晚,我仍住在五洲大酒店。 12月8日上午,龚云飞找了万贯律师所廖CQ律师,陪同我一起去看守所会见了龚刚模,我还让龚写了一份保证书,内容为:我保证如实回答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不自杀、不自残(抓我时该保证书也被公安扣押)。一是弥补以前会见笔录没有龚刚模签字;二是稳定他的情绪。下午,我和龚云飞一起乘动车返回成都。 12月11日上午,李庄接所里通知,要求尽快返京。 12月11日晚上,李庄来电告知我,他接到陈庭长的电话,说龚刚模情绪不稳,要求会见律师。因为14、15两天他在最高院开庭,他让我明天去会见龚刚模,并叫我先联系龚云飞,我给龚云飞打电话,始终未通,最后接电话的是龚云飞爱人,她说龚云飞被公安局带走了,我当即告知了李庄。 以上是我与李庄代理龚刚模案的真实经过,我也是这样向重庆市公安机关第一次陈述的,但他们根本不听,逼迫我在他们编好的笔录上签字。 对我的审讯 2009年12月13日我被重庆警方抓捕,当晚把我关押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一夜未眠),14日10点左右,重庆警方押我飞往重庆,下飞机后,先对我照相,后来,向对付恐怕恐怖分子一样,给我戴上黑头套,把我弄上汽车,开了很长时间,我也不知他们要把我带向那里。 汽车停下,我被带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江北看守所,到达看守所之后,他们马不停蹄的对我进行连夜审讯,时间一直持续到16日上午10点左右。在此期间,没有睡眠,吃一些监室里面的剩饭,专案组问我与李庄三次会见的过程,我说:“会见时你们在场,又有监控录像,干嘛问我啊。”审讯人员说:“我们有录像是我们的,现在是叫你说”。在长时间讯问无果的情况下,警方拿一沓材料给我看,并说这是根据监控的同步录音录像整理的材料。还让我看龚云飞的笔录,说他们都招了,给我施加压力,之后,又来了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旁边的人介绍:这是我们公安局政委,政委讲:其实你没有事,说完就放了你啦……。由于连续90余小时没有睡觉,神志不清,在加上他们的高压威胁等,我被迫在他们事先编好的笔录上签了字,他们还不让我修改。 他们还逼我给全国律协写一份致歉信,内容与吴家友的致歉信大概相同。同时承认“我没有对李庄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制止”等等。 12月18日,警方提讯:“现在对你进行录像,这是你前几天的笔录,你看一下,一会录像就按这上面的内容说”。因为是他们编的,我很难记住,就说:“这么多东西我记不清楚。”他们说:“你先仔细看看,录像时我们会给你提示的。”就这样,在逼迫和提示下,对我进行了录像。 12月24日,警方提讯:“你爱人要求律师会见,我们的意思是免了”。由于十几天没有外界消息,我十分急迫的说:“请律师会见,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我们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他们还是逼迫我给爱人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为建议她不要请律师会见了。 不愿意出庭作证的真相 李庄案一审开庭前的一天,警方再次来提讯,对我说:“隔壁屋里就是江北法院的法官,你过去就对他们说你不愿出庭作证就行了。”见到法官后,他们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给我做笔录,问我是否愿意出庭作证,虽然我内心想出庭作证,但由于害怕他们对我用刑,就违心的说了不愿意。但是,我要求法官在笔录上多写了一句:“详见三次会见笔录”这样我就回监室了。 没一会,专案组又把我从监室里提出来,严厉呵斥我:“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只说不愿意出庭就行了,干嘛说那么多啊,过去,重新写一份。”于是,他们又押我回去,法官又重新给我作了一份笔录,笔录内容大致为:没有受胁迫,不愿意出庭作证,该笔录内容属实,去掉了刚才“详见三次会见笔录”的内容。 第二部分     所谓被“监视居住”期间 2010年1月8日晚11点左右,专案组让我看手机新闻,对我说李庄已判两年半,你们肯定是有罪的,但是你还年轻,跟李庄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对你进行监视居住,让你爱人过来陪你,你写一下保证书和悔罪书,我就按他们的要求写了。1月9日上午11点左右,警方把我带出看守所。 1月9日中午12时许,我被押解到一个居民住宅区,下午两点左右警方让我与爱人通话,她接到电话后,表示马上过来。但是两个小时后,在我爱人赶往重庆的路上,他们又表示不让我爱人过来了,在我的苦苦哀求下,他们勉强同意。事后,我爱人告诉我,她也哀求了警方很长时间。 10日凌晨一点左右,我爱人到达我所在的居民楼,刚进房间,我爱人的手机就被一个警察强行没收了,并严厉告知禁止跟外界联系,不要告诉外面这里的情况。 同日,警方逼迫我爱人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自愿陪同我的《自愿书》,大致内容为:在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内,自愿陪同。同时,他们还叫我写了在“监视居住”期间申请警方保护的 《申请书》,大致内容为:在监视期间内,为了本人安全,申请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对我进行保护。如果不写,肯定就不让她在这里陪我了。 警察二班倒,每班三人,对我们夫妻进行24小时监控,不让回去,也不让我们单独行动,一切要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其中一班警察叫王J、刘ZY和一个姓邬的、另一班有匡W、陈MC、唐Y还有姓项的、姓郭的(有替换)。 1月13日晚上,张P、何JH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提出叫我爱人为我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不叫“监视居住”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让我们离开这个看押地,仍然保持目前状况,还是警方监控。我们问警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说:“因为李庄在看守所里‘咬’你,说为什么判了他而不判你。”(当时不知道李庄在法庭上保护我)我问那又怎样,他们说:“这样我们就能对外宣称你们办了取保候审离开了重庆,我们找不到你,把事情拖过李庄二审结束,李庄就咬不成你了。”我爱人说:“办了取保候审又不让我们走,那我们死到这里也没人知道,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时候,你们会拿出《取保候审决定书》推脱责任,我们不同意,如果办理取保候审,我们必须离开。”他们听后表示不同意。我说:“那你们逮捕我吧,我去看守所,那里安全,我要二审出庭作证。”他们说:“那这样你就会被提起公诉。”我说:“随便,判就判吧。”僵持很久后,他们放弃了此做法。负责监视的警察还买了些小吃安抚我们道:“这件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1月22日晚七点左右,专案组又把我带到刑警队,拿出我以前的询问笔录,让我看一看、背一背,并告诉我一会儿去检察院就按询问笔录上的说。到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后,我见到一位姓冉的处长和一位女的检察官,他们挂的胸牌上显示是侦查监督处(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李庄案二审的公诉人),我当时心里很是疑问:李庄都在二审期间了,怎么出来侦查监督处的人来询问我。他们对我进行了询问并做了笔录,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我以他们无权对我进行询问为由拒不签字。 1月23日,在看押地,警方告知我因为昨天在检察院的笔录上我没有签字,故需要我再次去检察院做笔录并录像。这时一个姓刘的警察拿出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详细背诵其内容,并跟我做情景演练,为再次去检察院做准备。对此,我和我爱人坚决反对,不跟他们配合。后来,江北分局局长何NP、李副局长、刑警队何JH、张P队长等多位领导来了,他们一起向我和我爱人施压,直到24日凌晨两点多,在巨大压力下,我被迫同意向检察院做虚假的陈述,并接受录像。 1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刑警队的何JH拿出李庄的《悔罪书》让我们看,(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内容与李庄在二审开庭时有关“认罪”的六段口述内容大概一致。姓刘的警察又拿出以前对我的询问笔录,让我背诵其内容,再次做情景演练,下午我被带到重庆检察院一分院,(其中有李庄二审出庭时一男一女两位检察官)他们给我做的笔录和录像,期间,由于身体不适,我还出去呕吐过一次。笔录主要内容是承认原来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属实。 同日,我爱人因工作急需回家,但专案组张P对我爱人说:李庄二审尚未开庭,你不能离开。我爱人只好向单位继续请假。 1月26日下午,警方两位领导来到看押我的地方,让我给高子程(李庄辩护人)通电话,并要求我按照他们事前起草的文稿来念,为此他们对我进行了多次的现场情景演练。文稿内容大致为:前几天我去检察院得知您在找我,我不愿出庭作证,我以前所说的是事实,我从网上看到对李庄案的评论很多,对我和我的家庭压力很大,因此不愿意出庭作证。实际上,我们根本也不能上网,根本不知道外界任何消息。 由于高子程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大家就一直等到傍晚,晚上七点左右,高子程将电话打过来,他们赶紧挂了电话,设置录音功能后让我再打给高,我和高子程进行了简单的通话,并被录音,因为通话时间比较短,未能按照警方提供的文稿来念,只是表示了不出庭作证,故警方又让我手写了一份不出庭作证的证明。 1月29日,刘姓警察开车带我到一中院,李庄案二审法官给我一份《出庭作证通知书》,并对我做了笔录,大致内容仍然是问我是否愿意出庭,我按照他们提前的警告,说了“不同意出庭作证”。 2010年2月2日晚10点许,我爱人因工作原因,经再三恳请警方,同意她可以先走,但我还是不能离开。我爱人临走时,警方给买了很多礼品,并亲自送到火车上面,后来听我爱人说:警察们直至盯着她乘坐的火车开走,才放心。 李庄终审宣判后,2月10日,警方让我缴纳3000元保证金,给我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警方出资给我买了机票,还为我购买了些土特产,送我登机。离开前,刑警队何JH支队长对我威胁道:马晓军,你是法律专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在被秘密关押于居民小区的一个月期间,警方为了日后能够证明我们在被看押时是自由的,让我们跟他们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还带我去统景温泉区,并对我们进行拍照、录像,以显示我们非常愉快、轻松,实际上,对我们的监控寸步不离。 在看押期间,警方为了证明是我在重庆租了房子居住,与他们无关,还拿了一份租房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中的租赁期限为2010年1月8日至2月8日,房主为刘晓东,地址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可是,对我的《监视居住决定书》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25号2-1不符,由于地址不符,我拒不签字,他们只好离开。我爱人发现一张《电费缴费通知单》,看押我们的实际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35号2-1。 以上是整个事件的真实始末,绝无半点虚假,此前或者此后如有与本次矛盾的陈述,均以本次证明为准。 马晓军 2010年2月16日 补充 : 2011年2月初,张P通知我去重庆办理解除取保候审的手续, 2011年2月12日,我和爱人一起坐动车去的重庆,江北公安分局一名叫陈JS的警察(河北唐山口音)来车站接的我们,他首先问是否有记者找过我,我说没有。后来江北分局李副局长特意见了我,对我严肃的说:这个案子涉及到政治问题,你以后不要参与。 后来,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李庄第二季开庭前,法庭外有打横幅的“群众”,有位女交警前去阻止,此时,一个男子上前对女交警耳语了几句,我忽然发现该男子就是看押过我的专案组警察,姓项,(在画面中戴眼镜、横跨背包、穿格子衣服,网络上有他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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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庄案刑事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李庄  男   再审代理人:迟夙生  女  黑龙江省夙生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李亚童  男户籍所在地:北京市海淀区XXXX(系申请人之子)   申请人因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9日作出的(2010)渝一中法刑终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现依刑诉法203条之规定,提出再审申请。   申请事项:   1、撤销重庆市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   2、对该案立案再审,并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3、如不予立案,或受理后驳回申请,望法定期限内出具相关手续。   事实与理由:   序  言   2009年12月12日晚,重庆公安在北京将申请人秘密抓捕,并连夜押往重庆,制造了一场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的司法闹剧。重庆相关人员蔑视法律尊严,践踏司法程序,肆无忌惮地制造了一起冤假错案,给中国的司法带来了严重伤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2011年6月11日,申请人刑满出狱,开始践行当年“藏头诗”中立下的誓言——“础去间决神诉”。   半年多来,除向有关国家机关不间断控告、申诉之外,并于2011年12月12日正式向最高院递交了再审申请。按最高院要求“应经当地高院处理后,再来最高院”的司法惯例,申请人今日正式向重庆两级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或许这是一场艰难而又漫长的申诉,或许还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一个律师的崇高信仰,也是驱使着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向前、再向前的终极理想。   李庄事件不仅仅浪费了纳税人的巨额钱财,而且摧残了中国的法治文明。原判的黑幕,纵使再用一万个谎言去描,也描不圆;再用一万个假话去撑,也撑不住。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这场冒天下之大不韪,且有违法治、人伦底线的徇私枉法闹剧,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   今天,不去揭露、戳穿黑幕,怎能对得起神圣的法律,对得起人性的良知,对得起所有关注该事件的民众!   下面,从十个方面分述再审理由:   第一部分    一季一审   一、以“速度”掩盖一审真相   自2009年12月12日至30日开庭,仅18天,“李庄案”就完成了侦查、起诉、审判的全过程。创造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录。被海内外称为“重庆速度”的背后,掩护着一个漏洞百出、手段拙劣的诉讼过程。   第一,“李庄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是否够“罪”,应以龚是否受到刑讯逼供为要件。而在龚案尚未开庭,一切尚未明了的情况下,一审提前判定申请人有罪,无异于宣告了龚案中没有刑讯逼供情节。前案之车,必然导致后案之辙,对申请人的有罪判决,使得龚案在开庭前页已盖棺定论。换言之,也只有使申请人“被有罪”,才能搞定龚案。这正是“李庄案”公诉人,同时兼任“龚案”公诉人的诡异所在,此荒唐做法,赤裸裸地显现出了制造“李庄案”的真正动机。   针对上述枉法现象,律师界、法学界发出了呐喊。2011年8月、12月,全国人大连续两次对刑诉法草案进行审议,专门对此罪名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既,先审本案(龚刚模案)再审衍生案(李庄案)。其立法目的,就是将该罪的诉讼逻辑加以法制化。以杜绝今后类似重庆式的司法程序混乱。   第二,申请人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除主体要件外,其余要件均不具备。首先,伪证在哪儿?哪个证人受到“妨害”?又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此,控方自始至终支支吾吾不能举证。正如申请人当庭陈辞:你们哪怕找出烟头大小的一片证据,判我100年,我也认!”   第三,检法两院2009年12月4日联合对龚刚模查体,龚刚模自述左肩痛,双手感麻木,法医鉴定龚刚模手腕部色素沉着留有疤痕,一审法院不但未查明成因,亦未将司法鉴定依法送达申请人,这不仅协助隐瞒了刑讯逼供的黑幕,还无端的剥夺了申请人的异议权。   事实上,在申请人介入龚案之前的2009年夏天,龚刚模因刑讯逼供,就已经不能正常行走,(详见申请人再审提交录像)   第四,既然是“妨害作证”,那么依据刑法学理论,此处的“作证”,必然是证人作证,龚作为第一被告人,他的言词仅仅是被告人供述或辩解,控方为何强行把他华丽转身变成了证人?   第五,龚案侦查半年之久,形成109本卷宗,2200套证据,而龚案中每位辩护人看到、拿到的,甚至不足全部案卷的1%。为什么绝大部分资料对辩护人保密,有哪些怕见阳光的东西(对申请人有利)?强大的司法,看似无情剥夺的是律师的阅卷权和辩护权,实际撕毁的是法律的底线。   第六、第七、第八……诸如开庭传票的送达时间迟延、审讯笔录没有两名侦查员签字、所有勘验鉴定报告均未送达申请人、会见受阻、被监视监听等程序瑕疵,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这些,都被一个“快”字所遮掩。   二、全部用“言词”堆砌的证据链   现代刑法体系,一切犯罪均以证据证明为定罪根据,是证明之罪原则,试看公诉人指控证据。   其一,委托协议、律师证、身份证、律师费发票、委托书、律师所函、机票……这些证据,除证明辩护人身份之外,与指控犯罪无任何关系。   其二,八名证人书面证言。   其三,申请人供述辩解。除“藏头诗”外,没有任何“供认价值”。   对申请人定罪的所有依据,都赖于八份书面证言。“证言指罪”须经法庭公开质证,这是常识,亦是铁律,因它关乎一个人罪与非罪,甚至生与死。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质证的唯一方法就是证人出庭,然而,警方为将申请人定罪,竟然将全部证人抓捕,关进看守所迫其出证,并阻挠出庭。这不仅严重违背了刑诉法基本原则和立法本意,甚至是犯罪。也是本案证据体系的一大污点,为世人诟病。   刑诉法97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到证人所在单位或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通知证人到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法律授权:抓捕证人取证。   这些司法黑幕,只有在再审程序中,八名证人(一名已亡,尚剩七名)才能和盘托出事实真相,是不能出庭,还是不愿出庭,还是不被允许出庭?   马晓军律师夫妇,最近同时对重庆市公安局提前的行政诉讼,完全揭开了证人“不愿出庭”的冰山一角(详见公诸于世的行政起诉状),这也是申请人再审过程中新的证据。   三、“为判而审”的庭审过程   李庄案一审持续了16小时,司法程序乌龙百出,世人瞩目,其审判的单一目的非常明确:为治罪而开庭。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刑诉法30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而李庄案一审中,审判长未经批准,当庭擅自驳回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已经令人瞠目。之后,又未经公诉方检察长批准,(江北检察长也无权决定上级检察院的全国十佳公诉人回避)屁股不离坐位,当庭驳回了对公诉人提出的回避申请,更是令人咋舌。全然无视回避制度的明确规定。再一次引起法律界的猛烈抨击。无怪乎申请人当庭斥责:你们哪怕是去一趟卫生间,装装样子,回来再驳回也行啊。   第二,庭审前,公诉人未依法“提前5日”将证据提交法庭,搞当庭突袭式举证,宣读了多份辩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证人证言,申请人多次要求查验质证,竟遭公诉人躲躲闪闪的无端拒绝。使得一审质证程序有名无实。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没有进行质证、怕见阳光的东西,仍然被一审判决作为判决根据。   第三,为充分揭露指控虚假,辩方多次申请调取江北看守所申请人三次会见时的监控录像,甚至,还提供了当年为看守所安装录音录像监控的生产厂家招投标证明,但合议庭视而不见,以不能调取为由,放任控方拒绝提供视听资料。无奈,辩方又向法庭申请调取曾用来向北京举报申请人使用,用以“固定证据”的专案组偷拍录像,亦遭非法拒绝。   第四,大量矛盾证据,充斥着整个控方证据体系:   1、如刑讯逼供是申请人编造,为何申请人再三要求,对龚刚模双手腕部“色素沉着”的伤痕进行成因鉴定,难道是自揭谎言?一名外地律师,一次会见就能“编造”出完全吻合龚案中的审讯者姓名、刑讯时间、地点、方式、看伤医生姓名等详细信息,这可能吗?用这些指控,明显荒唐,认定这些指控,则彻底丧失了可信度和公信力。   2、龚刚模案开庭时,几十名被告人对遭刑讯逼供的事实,异口同声进行了描述,这些与申请人素未谋面的人,是谁“教唆”的呢!   3、申请人执业多年,明知审判阶段,已不允许侦查人员调查取证。但龚刚华的证言宣称:“再有十几天就开庭审判龚刚模,李庄让龚刚模公司的员工遣散,防止这几天警察来调查取证。”此证言与吴家友、龚刚模完全相反且有违常理,事实上,申请人自始至终也未与龚刚华所称的员工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他们之间所谓的证据链,根本没有申请人这一环。   另外,工商档案确实显示“保利夜总会”法定代表人是唐筱,不是龚刚模,这怎能像控方所说是“申请人编造”?   4、控方提供的四位警察证言显示:“被告都是白天受审,夜间睡觉……一般都是六、七个小时”。但从申请人及龚刚模供述中可明显看出,很多笔录都在连续审讯数十个小时以上完成,期间,不让睡眠,限制吃、喝,申请人亲身体验了连续几十个小时,被固定在一把专用椅上受审,岂是几个警察可以自证推翻的?通过再审,看看有多少笔录形成的时间是在半夜、凌晨,看看有多少笔录是在连续审讯几十个小时以上完成,相信,这些龌龊,定将曝光于世。   5、申请人依据《律师法》33条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与警方的据理力争,成了被追究犯罪的把柄。三次会见,三次阻挠、三次监视、三次争吵,谁之过错?龚案34名被告人,几十名律师,哪一名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会见过被告人?哪一名律师在不受监视的状态下会见过自己的当事人?哪怕只有一名!   6、被拘留的证人吴家友证言证实,申请人让龚刚模请保利公司员工出来作证。而被拘留的证人龚刚华、李小琴等证人证言则证实申请人让龚刚华遣散保利公司员工,不要出面作证。如此相互抵触的证言,竟被控方采用。拿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方法分析一下:前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何错之有?后者,申请人与李小琴素未谋面,她的间接证言与申请人何干?   7、一审法院委托的伤痕鉴定结论,证明龚刚模手腕有钝器伤痕,而公诉人出示的警方“自证证言”,以及龚刚模进入看守所体检表证明体表无外伤,但一审法院不仅对显现如此重大矛盾的证据视而不见,反而诡辩:该伤不能证明是刑讯逼供所致,那是什么所致呢?   8、由于公诉人断章取义地宣读了那些前后矛盾的证言,所以,辩方在要求质证时,公诉人躲躲闪闪不敢出示,面对上述异常尖锐的问题,公诉人采取了缓兵之计的解释:辩论阶段再解释上述矛盾。直到庭审结束,尽管辩方穷追不舍,公诉人对此始终未敢将据以认定有罪的证据交辩方质证。法庭对此默认。   四、击碎法律底线的一审判决   至一审庭审结束,疑似伪造的证据始终没有出现,被妨害作证的证人亦未出现。可一审法院仍在众目之下、厅堂之上,作出了令世人鄙视的判决。除了前述相互矛盾的证据被采纳外,还有很多十分荒唐的逻辑。   其一,判决认定公安机关拘留证人提取证言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不知这一认定根据的法律来自何处?   其二,马晓军、龚刚华、吴家友等证人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所出证言只是显示申请人以动作、眨眼、眼神暗示龚刚模翻供、声称被刑讯逼供,而不是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但一审判决却罔顾事实,将此歪曲成“公开教唆龚刚模翻供”。法理何在?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龚刚华、吴家友、龚云飞他们知道的会见过程,都是听申请人介绍的。   其三,龚刚模在认识申请人之前自述被黑社会多次敲诈的口供是公诉机关向重庆一中院提供的。但一审判决却无视这一证据,强行认定是申请人故意编造。至今,仍在网上流传的龚刚模庭审录像片段,也充分证明了龚刚模自己“自述”被敲诈事实,而不是申请人编造。(详见网上庭审录像片段)   一审判决,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目的上,都与起诉书如出一辙,应属意料之中:从申请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起,便早已料到预设的结局——为龚案的开庭扫清障碍,无怪乎审讯者有恃无恐:大三长已经定了,不把你送进监狱,我这警察就不干了!   又属意料之外:作为全国乃至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案件,一审法院竟然无视证据体系中的两大污点、六大矛盾、三大漏洞,悍然出判,这份判决岂止是申请人不能接受,关注、了解此案的人,有谁能接受这样荒唐的判决?这份判决被全国法学专家、学者、律师同仁群起而批之,更激起了社会各界良知正义之士的一致愤慨。   第二部分   一季二审   五、不应该有,也无效的二审   2010年2月2日,二审开庭十分钟,申请人突然向法庭宣布:“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撤回以前的全部上诉‘理由’。”(详见庭审录像、法庭记录)。此言一出,等于认可、服从了一审判决。申请人静待法庭反应。如果审判长此时宣布:上诉人撤回上诉,一审生效,取消二审,押李庄回看守所,交付执行。申请人肯定将早已准备好的“新上诉理由”提交法庭。   奇怪的是,法庭既未宣告终止二审,亦未讯问新的上诉理由,只是一味闷头继续把这个既定的庭审搞下去。殊不知,构建二审的法定基础此时已悄然撤销,荡然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二审的审判内容和结果如何,继续开庭早已毫无任何法律意义。众多法学家称二审判决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判决”。而做出判决的法官们至今仍浑然不知,亦或佯装不知。这也是二审法庭跳下“藏头诗”陷阱,至今不能自拔的原因。   2010年2月2日,二审开庭第一天休庭后,当晚回到看守所,申请人坦诚地告知看守所领导:二审已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还在继续,这位领导问:什么错误?申请人说判决后再告诉你。   2月3日继续开庭。最后陈述时,为让旁听记者记录,申请人故意一字一顿的陈述“认罪六条”,突出强调了“藏头诗”。   2月4日凌晨,“藏头诗”被外界破译。   2月6日上午,二审书记员携全部庭审笔录到看守所,找申请人核对签字,申请人当场对庭审笔录记载不正确的六条陈述,按照“藏头诗”首尾的12个字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使其与原文保持一致。   2月9日宣判,申请人当庭抢夺话筒,大爆“诉辩交易”内幕,回到看守所,申请人将二审非法且无效的真正原因,告知了看守所那位领导,此时,木已成舟,李庄案彻底进入了程序死穴。   以上,是“藏头诗”之外,导致构陷人恼羞成怒的另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一季不扎实。之后,一定要整出李庄一个二季,寻找铁的“漏罪”,就是为了要出这口恶气。   六、“迟到的”、“未到的”和“不准到的”证人   二审,申请人战术性“认罪”,法院也为避免再现一审无证人到庭的尴尬局面,为挽回影响,控方组织了六名经严格训练的证人出庭,但是,这些证人出现集体失忆,对辩方提出的关键问题,统一回答:不晓得、记不清、不知道、听不懂、脑壳痛……但本案最为关键的证人——申请人的助理马晓军律师,却依然没有到庭。   而马晓军自2010年1月9日离开看守所之后,被“人间蒸发”,其妻子从北方前往重庆接人,也被“人间消失”,他们的父母找寻不到自己的儿女,前来二审法庭寻人、作证,竟被无端拒之门外,甚至不给一个询问的机会。   曾与申请人同遭会见受阻挠的朱明勇律师,自北京赴渝,强烈要求出庭作证,一为澄清刑讯逼供真相;二为说明个别媒体借他之口捏造事实侮辱李庄。然而,法庭却以他不在李庄会见龚刚模现场为由拒绝其出庭。试问,难道那六名经过训练的证人在申请人会见龚刚模的现场吗?   刑诉法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上述两位证人是否知道案件真实情况,所述证言是否与案件有关,法院未见其面就武断拒绝其出庭,不知害怕什么。殊不知,朱明勇律师与申请人在第一次会见被告人时,在江北看守所共同、直接参与了拒绝专案组监视会见的争执。   至于某些领导所说:“二审有六名证人出庭,接受律师百多次提问”的说法,不知是没有参加庭审的缘故,还是被下级有意欺骗瞒报所致。   七、关于马晓军律师不能出庭,被“人间蒸发”的疑问   马晓军律师于2009年12月13日,以同样罪名被重庆警方抓捕。本来与我同罪同案却不同审,其中原委,迟早曝光,他的遭遇,更是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遭到了何种变相刑讯逼供!   他遭到了何种诱供和恐吓!   他遇到了哪个警察,制作的笔录不容修改!   他遭到了什么阻挠没有出庭作证!   他遇到了何人拿着申请人的“悔罪书”给他洗脑!(当时也未发现藏头诗)   是谁?逼迫他按照警方事先编造的言词,经多次训练之后,再接受一审法官 “不愿出庭作证”的询问!   是谁?反复挑唆他:李庄已经揭发检举你了!(其实申请人庭审中多次阐明此案本人完全担责,与马无关,望尽快将其释放)   2010年1月9日11时许,警方为马晓军办理了所谓的“监视居住”手续,将其带离了江北看守所,之后:   他是如何被人间蒸发?   他又是如何被押往一个普通居民小区被“监视居住”?   他是受谁逼迫,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经多次演练之后,打电话给高子程律师:“李庄二审我还是不愿出庭作证”,并反复拨打两次,且全程录音!   是哪两位局长,在凌晨2点给马晓军夫妻二人做工作,强迫马按照事先编好的台词去检察院接受询问!   他又是在谁的押解下前往重庆一分检,接受二审检察官询问,并逼迫他只能按照事先编好的笔录,且经过训练后去回答!   是谁?将前来重庆为马晓军办理“监视居住”,接马晓军回家的妻子也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与马晓军关押在了一起!   是谁?逼迫马晓军妻子写“自愿与马晓军被监视居住”?   是谁?收缴了马晓军爱人的手机,掐断她与外界的联系,让她人间蒸发!(马的岳父寻找不到女儿)   是谁?为了营造“轻松”氛围,逼迫夫妻二人佯装在商场挑选商品并给他们拍摄录像!   是谁?为了制作“和谐”画面,逼迫夫妻二人去重庆“统景温泉区”旅游,然后为他们拍摄录像!   是谁?为了体现“自由”景象,强带夫妻二人去饭店、看电影!   是谁?在马晓军爱人请假期限已到,恳请回家时,发号施令:“李庄二审开庭前,你不能离开”!   是谁?在李庄二审开庭之后,才将马晓军爱人送走,并赠送大量土特产!   是谁?为了编造马晓军被“监视居住”后自愿在重庆租房居住的事实,让其在一份租房合同上签字!   是谁?在马晓军告别重庆时,对其施以威胁:“这是一起政治事件,你要知道出去后改变证言的后果”!   是谁?在李庄二审宣判后(2010年2月9日)才将马晓军送上飞机,并随附大量礼品!   是谁?既是马晓军监视居住期间的看押人,又是文强执行死刑时放鞭炮打横幅的组织者,还是李庄案二季时法院门口举横幅的策划师!(网照,该人走近女交警,告知其不要阻止打横幅)。   群魔乱舞、百般阻挠,只为掩盖真相。但作为最关键证人的马晓军的今日出现,使得真相终于被实质性的揭开。   另外,李庄第一次会见龚刚模,马晓军记下的笔录显示:   李庄问:你是否被刑讯逼供?   龚刚模答:我被吊起来了,是江北分局,地点是铁山坪的民兵训练基地204房间,我是被吊起来的,现在手腕上还有伤,一个手铐吊起来的,吊在2米多高的地方。   马晓军记录的第二次会见笔录显示:   龚刚模说:同步录像是公安局让我背公安局的口供录制的。(与对付马晓军的惯用伎俩如出一辙)   第三次会见笔录显示:   龚刚模主动陈述了被吊打的具体过程和时间、场景、人物等等,包括刑讯者彭某、张某;看病医生王某、常某;悬空吊着、仅让脚尖触到一个电脑桌;大小便失禁、裸体被吊遭刑警支队领导何某制止等等。   以上,均有马晓军恢复自由后声泪俱下所写的《李庄事件经过》为证,马晓军强烈希望能够在申请人再审程序中出庭作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八、“无罪可悔”的悔罪书   申请人在二审中以“藏头诗”形式的“认罪”,完全摧毁了二审判决的法律基础。   一审宣判后,申请人曾认真、愤慨的一气呵成了一份真实的上诉书,并于2010年1月18日上午,在看守所递交给前来提讯的一审法官。   回到监室之后,申请人从以下几点进行了认真思考:   第一,如还像一审那样激烈对抗,二审无非是书面审理,结论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如何打破大三长(公检法)既定的“八字”结果,只有寄希望以“认罪诈降”的方式换取缓刑、换取开庭、换取马晓军出庭、甚至换取高层进一步了解真相之后的无罪释放,核心是围绕“尽快出去,拿到证据。”   第二,09年12月12日傍晚,在北京振国肿瘤医院三楼330病房的龚刚模妻子程琪病房,申请人在与其协商更换辩护人时,突遭抓捕,而秘密拍摄的三次会见龚的录像及设备存放于病房卫生间水盆下面。只有尽快出去,拿到录像,才是最直接、最有效颠覆控方指控的唯一办法。(当时完全处于法律人的职业角度,丝毫没有考虑任何政治因素)   第三,刑诉法46条,是最终驱使申请人痛下决心的最后动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一方面,本案并没有任何有罪证据,另一方面,申请人再三嘱托辩护人,继续独立辩护,用既有事实和证据说话,如二审法院依法,绝不会仅凭申请人“悔罪书”来定罪,毕竟“认罪”和“有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以上,是申请人当时“认罪诈降”的内心真实写照(详见申请人博文《认罪背后的真相》)。书写“藏头诗”既是为了对外界、对历史有个交代,也是为今后出狱翻案提前夯实基础。最终定稿,各段首尾相连为:   被比认罪缓刑,础去间决神诉(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   二审开庭时,虽然申请人口头认罪,但当庭的事实陈述、质证、询问证人时,对细节的穷追不舍、拍案而起、震翻水杯、怒斥证人胡说八道以及最后陈述“六条”,无不与“藏头诗”的内容相互映照。   2010年2月3日二审庭审结束后,4日凌晨,外界破译了申请人“藏头诗”式《悔罪书》,消息被爆出后,打乱了二审法院的预先构想,完全将二审法庭推到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或多难的境地。   维持原判?就不能体现法律的“宽厚和仁慈”,就会遭世人唾骂。   如果缓刑?正中外界破译的“藏头诗”之实,完全暴露了“诉辩交易”黑幕。   发还重审?龚刚模案审限急迫,不可再拖。   还有,如何平衡和梳理李庄案与龚刚模案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历史关系?李庄案二审判决是否有效?是否撤销?是否再审?是否发还?是否抗诉?是否再次抓捕李庄恢复原刑期?将来李庄翻案,龚案怎么办?……这些纠结,永远是二审挥之不去的梦魇。   然而,在海内外的一片哗然中,二审法院明知“认罪”为假,依旧掩耳盗铃又无可奈何地判决“李庄认罪态度较好,减刑一年”。   申请人冒着声誉被毁风险,以“藏头诗”的方式“空壳认罪”,既是对法院在《刑诉法》46条“口供适用原则”执行力的检验,也是对司法实践中法院惯用的“证言定罪”陋习的挑战,但,二审法院至今也无法面对这一难题,无力接受这项挑战。   即便,当时有个别媒体刻意渲染“认罪”二字,但凡是参加了二审(包括一审)的人,都有目共睹且不可置疑以下事实:   1、截止被刑拘,申请人在龚案中未曾提交、亦未调取、更未形成以任何物质为载体的客观证据,即:没有伪造或帮助伪造证据的行为和结果。   2、截止被刑拘,龚案中控方证据均已固定且已提交法院,刑诉程序已进入审判阶段,控方证据已然关门,申请人没有也不可能毁灭或帮助毁灭控方证据。   3、截止被刑拘,申请人未曾接触控方180名证人中的任何一名,且控方证人证言早已固定,证据也已锁定。   4、截止被刑拘,申请人接触过的与龚案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唯有龚刚模一人,依龚在央视被采访时的回答,申请人是以眨眼的方式让其翻供,但在侦查卷中却显示,申请人靠近铁窗进行教唆,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版本。(详见央视录像和卷宗)   5、截止被刑拘,龚案尚未开庭,不可能发生申请人侵害庭审活动的事实。而伪证罪侵犯的客体又必须是法院的正常审理活动。   6、经过控方严格训练的六名出庭证人,集体失忆、集体失语,(不会普通话)除了“记不清、不晓得”,就是“忘记了、脑壳痛”,最终在法庭的掩护下,狼狈退庭。   7、辩方希望出庭的证人马晓军、朱明勇等,均遭非法拘禁和阻挠,均未出庭作证。   九、走过场的终审判决   2010年2月9日,二审宣判时,申请人抢夺话筒当庭大喊“认罪是假、斗智是真,你们还给我恢复两年半吧……等等”,而此时的法院仍以“认罪态度较好”为由,为申请人减刑一年。试问,申请人当庭自我推翻,二审法院为何视而不见?   亲历这一过程的公诉人、审判长当庭以及事后,为何没有依法提起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这些无不说明,二审完全是按照一个早已拟定好的剧本,在法庭正中的国徽下面,演了一出荒唐闹剧。   十、对申诉的十个假设   此次申诉,十个假设。一项成真,黑幕撕破。   预先,成立一个高级别的专门委员会或调查组,由其去实践这些“假设”。   1、假设,提审狱中龚刚模,向其亮明身份,让其大胆说出当年何人、给了他何种压力或允诺,逼迫或诱导他进行伪证,即可揭开这起有违人伦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底线的“李庄事件”中90%的黑幕。前提是,龚还活着;   2、假设,调取龚案的庭审笔录、录像,即可看清龚案集体翻供的原因,以及龚案各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的时间、地点、手段,是否与龚刚模陈述类似;   3、假设,“李庄事件”中的全部证人再审时能够出庭作证,且保证每名证人出庭前不被羁押、不被训练、不遭受威胁。即可理解李庄案二审中证人证言的真伪;   4、假设,对龚刚模双手腕部对称的环形伤以及手背上相似的按压痕重新法医鉴定,即可看出是09年“钝器”所致,还是龚开庭时证言:03年海南游泳时“锐器”意外划伤;   5、假设,调取看守所三次律师会见录像(含警方监视会见时的偷拍录像),即可看出,刑讯逼供是刚模主动说的,还是律师编造的。前提,警方敢于出示;   6、假设,责令:重庆警方交还李庄被抓当天,藏匿于龚刚模妻子程琪病房洗手间水盆下面的两部摄像手机(拟行政诉讼,要求退还)。即可完全展现律师三次会见中如何受阻与专案组发生争吵、龚刚模如何泪眼模糊的叙述被吊打经过、助理马晓军如何记载会见笔录。   7、假设,调阅李庄案二审的庭审录像、庭审笔录、“藏头诗”(诈降),能够看到:李庄在庭审中为何拍案而起、震翻水杯,如何怒斥出庭证人背信弃义。即可明白二审判决的荒唐认定:李庄认罪态度较好,减刑一年。同时,还可以想象到某副检察长庭后答记者时申明“没有诉辩交易”时有多滑稽。   8、假设,找二审证人逐一谈话,即可弄清他们何时、何地,如何被训练、为何集体失忆、集体不会说普通话、法庭为何配备普通话翻译。   9、假设,找到当年在铁山坪民兵训练基地,姓常、姓王的两个医生,让他们交出当时给龚刚模疗伤的药方和诊疗记录,即可证明龚刚模当时用药的针对性。   10、假设,逐一找龚刚模案、李庄案专案组警察谈话,让他们大胆揭发指使他们的幕后黑手,即可明白龚刚模案、李庄案的整个“制作过程”,前提,保证对他们宽大处理。   以上假设,若落实一项,即可将冰山完全暴露在炙热的阳光之下。建议,特别调查委员会或调查小组,不妨一试。   结束语   从业二十年,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长存于心中不变的信仰。但“李庄事件”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无一不是对一个法律人内心的法律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出狱半年,“李庄案”似乎在程序上已经终结,但“李庄事件”巨大的社会影响尚未平息,也不会平息。该事件对申请人及家庭的伤害是难以弥合的,对中国法治的伤害也是至深至痛的。   法律被践踏,摧残的是生命,伤害的是社会,殃及的是国家。如果事实不再是依据,法律不再是准绳,则一切都将走向无序和混乱。“文革”的教训,令人生畏!   两年来社会各界对“李庄案”的置疑声,从未停止过,申请人与关注中国法治的各界朋友,都期盼能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再审此案,还原事实,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再审制度,是我国审判制度的终极防线,也是法律、事实、信仰、良心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再审,纠正错误,不仅可以倡导“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而且可以维护国家和公民双方的利益,并有助于提高政府依法执政的公信力。   要求再审“李庄案”,基于的是对法律尊严的信仰,捍卫的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底线,向往的是中国法治昌明的春天。我们尊重事实,尊重信仰与良知;相信法律,也相信中国真正的法律人(包括重庆公检法的绝大多数执法者)。   为使真相得以曝光,错案得以纠正,冤屈得以释怀,公正得以体现,请求再审并宣告:李庄无罪!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李庄   2011年12月12日   抄报: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别说明:鉴于本案影响广泛,为便于广大民众阅览和对本案的监督,故,未严格按照《再审申请书》标准格式书写,望司法文书老师们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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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庄案第三季:与王立军面对面的交锋

李庄案第三季:与王立军面对面的交锋 作者:沈厚 来源:时代周报 来源日期:2012-2-20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0 9:12:40 阅读量:466次    “李庄案”波澜再起。2月7日,李庄昔日助手马晓军和妻子韩会娟起诉重庆警方,指控对方在调查李庄案过程中涉嫌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李庄及其助手对重庆警方的反击,而反击的时间节点的选取,颇耐人寻味。   李庄正在写作一本书,暂命名《我的律师生涯》,他说,在这本书里会浓墨重彩写到他与王立军之间的故事。   “得知王立军进美领馆并受到调查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吴英案的研讨会。”李庄坦言,当时感到突然,继而五味杂陈,“我和他有两次见面,印象深刻”。   李庄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飞往重庆的最后一班航机上。当时李庄和王立军并未打招呼,李后来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中央政法委反映其涉嫌伪证犯罪的问题。   10天后的12月12日深夜,李庄被重庆警方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记者迎候我。”   在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中,李庄走下舷梯,与王立军展开了两人间唯一的一次对话。   王立军:李庄,我们又见面了!   李庄:不是第一次,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的网我们撕不破。   李庄:我没有任何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王立军: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李庄: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这样大的阵势,是迎接奥巴马来访呢,还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对我这样一个律师不值得。   王立军: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庄: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话毕,王立军指着李庄,扭头对专案组人员喊:“你们开始执法吧!”随后李被戴上手铐,听到王立军吩咐专案组警察: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警察们回应:“明白意思!”   李庄被押上警车,警车呼啸而行,直奔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李庄坦承,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威慑,同时感觉王立军“太作秀,小题大做,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   2010年2月终审宣判后,李庄写过一封言辞诚恳的信,托看守人员转交王立军,要求见他一面:“给我20分钟时间,我会说服您,让您重新认识李庄案。”但王并未赴约,只派了一副局长见了李庄。   直到出狱,李庄再也未见到王立军。“但出狱前几天,他派专案组人员来给我施压说,出狱后就看我表现如何,要我不要乱说话,不然就以上海案证人徐丽军向我提起的诽谤罪,再抓捕我。”李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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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公民广场: 陈奎德:王立军事件凸显中共权力斗争走向黑社会化和国际化

法广 : 王立军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让人感到意外,就是说它们发生的都很不正常,甚至很凶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老出“意外”,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作是意外,因为它总是突入其来,出乎意料地发生,而且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收尾。具体到王立军事件,如何解释王立军这位一度是重庆市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薄熙来打黑的急先锋,突然会从地平线消失?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 陈奎德 :这个事件对我而言,一般性地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戏剧在中国上演,说明这个体制、它的这个黑箱操作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中国现在在经济起飞之后,介入国际活动,介入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竞争。它的那个黑箱,完全不能容纳了 ,那种统治方式、那种权力的提拨选拔方式已经不能容纳了,已经被外界所爆炸了。 法广 :王立军选择去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的方式也很奇怪。他是当地的一号警官,副部级官员,帮助薄熙来向中共更高位子登攀的人物,居然也会像一个政治异议人士一样,去美国领事馆,而且呆了一天一夜,王立军为什么会有这样意外的举动,一个中共高官秘密进入美国领事馆,怎么会这样做呢? 陈奎德 :我想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了像薄熙来、像中共的体制现在的一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他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薄在自己向上争取常委的中间觉得王立军已经变成障碍了,因为王立军所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的打黑,实际上是黑打,就是罔顾现在的基本的法制,所以引起了众多的不满,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不满,包括李庄事件等等。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因素,总之,种种因素影响到了薄熙来的判断,认为像王立军这种人,已经用过了,但是如果他要继续用下去的话,恐怕对他不利,所以他准备让王立军慢慢靠边站,削弱他的权力。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即使掌握了众多的资料,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对他动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我相信他跑到美领馆去,如果不是去寻求政治庇护,或者不是像异议份子那样的一种姿态的话,况且他本人从来也不是异议份子,他一定是要把一些内部的情报,或者说内部的证据显示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某种材料后,使中共内部不致对他恣意动弹,或者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法广 :就是说他一进入美国领事馆,就等于向国际社会通报了一下消息,打了一个招呼,就是这个意思? 陈奎德 :对,就是说,我现在掌握了这些证据,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被杀了,或者被整了,那你们注意了,这是因为我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材料,那肯定是他们下的手。所以他要让国际社会引起关注等等。我想这是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买一个政治人身保险。 法广 :王立军是帮助薄熙来打黑的猛将,他是薄熙来在重庆建功立业的头号大将,薄熙来专门把他从东北带来。可以说他是薄熙来的亲信,是心腹。薄熙来可能后来觉得自己要进到中常委,王立军有碍于自己,所以要把他慢慢挤到一边。但是王立军最后走到这一步,这么极端,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知道薄熙来本人也会不会感到意外?这件事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一心要挺进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陈奎德 :大家知道,薄熙来这几年来所谓唱红打黑引起了全中国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大家知道他这种唱红打黑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想往政治高位拔的一种政治手段。他做的看起来很成功,因为他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包括贫富差距极大,分配不公,还有黑社会的猖獗等等,他利用了这样一种情绪,来唱红打黑。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制,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他要做唱红打黑 ,而且以此来做内部的权力斗争,包括贬抑前任,包括汪洋啊,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实际上在共产党内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但薄熙来这是拼死一搏,他知道他被弄到重庆去,本身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步落败。因此他要做一个非常性的动作,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政治野心极大的人物,他是不甘心这样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所以他做的这些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他的唱红打黑并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认可,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而是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东西。当然是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一套东西,但是有些方面他也迎合了某些民意,民粹主义的东西。他搞这一套,他自己也知道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我想他不是一个笨的人,他肯定知道这中间是会有些风险的,他要控制这些风险,包括下属打黑的时候做的怎么样,唱红的时候做的怎么样。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压住或者消化内部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风险,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的政治上冒险的胆略。现在看来这一步对薄熙来来说显然是一步败招,他本来走得似乎蛮成功的,在中共的黑箱体系往上爬是做得蛮成功的,这一步一招失败,看来满盘皆输了。 法广 :这件事正发生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作为一个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要和超级大国的领袖去接头,会面,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都可能不希望,至少不希望在此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吧? 陈奎德 :当然。我想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目前来说,对中美双方的行政当局,恐怕都不希望这个事件放大,干扰了习近平的访美。而且,从这次王立军到了美领馆,呆了一天,最后还是出来了,这个事情本身也表明,双方都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这个事情有时会不会闹大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事件可能还会逐渐地发酵起来,越来越发酵,越来越对包括薄熙来,包括对中国的政治接班问题,中国的政治接班之前的权力斗争问题产生影响。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它本身就说明中共过去那一套黑箱操作的方式,包括它的所谓的政治权力交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已经容纳不下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再如果是缺乏现在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缺乏司法独立,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要靠他原来那一套,黑箱的,内部拟定的做法,已经是不能按住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要起而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样一种凶险的、残酷的斗争。况且中共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就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非常恶劣的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黑箱性,因为通过薄熙来这种通过展现毛时代的所谓重庆模式来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也同样地展现了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残酷的一个样板。 法广 :中共正进入了全面的交接班时期,今年刚刚开年,就上演了这么一场奇诡的戏剧,这意味着什么?中共的权力斗争加剧了还是什么?既然能发生王立军这样的所谓英雄人物突然消失的事情,中共的接班进程,在您看来,会不会也会发生意外? 陈奎德 :很可能。当然中共内部还 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不过,有些事情他可能内部已经把它控制住,让外界不知道。但是从王立军事件已经看出,这种频频在内部发生 的权力斗争,已经不能由中共当局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它走向某种黑社会化和走向国际化。这是这个事件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非常的,清清楚楚的一个黑社会的事件,是由中共这个号称伟光正的这样一个政党的最主要的权力人物在操纵。这样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凶险的、黑社会的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事件。另外,他走向了美国成都领事馆,使得中共权力斗争这一次戏剧性地走向某种国际化。也就是说,将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明显。 法广 :那就是说如果中共的这种体制不变,继续这样存在下去的话,像这样的意外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陈奎德 :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权力交接,避免这种凶险的黑社会斗争,在这种环境里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游戏规则。要避免这种凶险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老话,就是必须放权于选票。通过真正的、公开的、透明的政治竞争,竞选来进行权力接班,同时要真正做到司法独立。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的大道。现在中共用原来那套方式已经完全不能维持他这个统治了,不可能了。一定要走向某种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式的、政治竞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才能人人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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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李庄案第三季:李庄助手马晓军起诉重庆警方

  “李庄案”波澜再起,随着帷幕的缓缓拉开,这部律政大片第三季开始预热。   2月7日上午,李庄昔日助手马晓军和妻子韩会娟起诉重庆警方,指控对方在调查李庄案过程中涉嫌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经核实,重庆江北区法院已收到相关诉讼材料和委托手续,但尚未就是否立案表态。   这一举措被外界解读为李庄及其助手对重庆警方的反击。而反击的时间节点的选取,颇耐人寻味。   5天前的2月2日,著名“打黑英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被重庆官方宣布卸任公安局局长职务,不再分管警方事务。   2月8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应询答问时表示,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起诉重庆警方   马晓军今年31岁,河北人,在李庄案中,他一直具有双重身份。   首先,他是李庄案的同案嫌疑人。2009年11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接受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的委托,指派李庄与马晓军担任龚刚模被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   “接手龚刚模案时,马晓军刚来康达所,调动手续都还在办理中,这是他跟我出的第一次差、办的第一个案子。”李庄说,之后,两人三次前往看守所会见龚刚模。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后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龚又表示,李庄教唆的方式是“眨眼暗示”。重庆警方认为,时任李庄助理的马晓军参与了教唆翻供活动。   同时,马晓军还是李庄案中控辩双方争取的证人。   李庄案开庭期间,公诉人出示了马晓军证言,马说:“李庄知道,只有从刑讯逼供上做文章,这个案子才有做头。”这番话被重庆控方指称为李庄作为辩护人具有教唆犯罪意图的依据。   二审期间,李庄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几份新证据;其中,三份是由马晓军手写、反映李庄和龚刚模三次会见情况的笔录。   龚刚模在其中主动回忆了被刑讯逼供的细节,还说自己为配合侦查机关录音录像背诵了提前做好的口供。不过,这些笔录没有经龚刚模本人签字。李庄解释:“马晓军律师是第一次跟我出去办案,可能忽略了这个。”   李庄有罪还是无罪,马晓军如果不能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询问,问题就很难查清。因此,在案件开庭前,李庄的辩护律师向法院申请马出庭作证。但法庭回复说,马本人不愿意。   马晓军在2月7日提交法院的起诉状中给出了另一番解释。他说,自己从2010年1月9日至2010年2月11日因李庄案被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他被强迫居住在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三村一住宅内,被强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被强迫出具不同意为李庄案出庭作证的证明,被强迫书写申请重庆警方保护的申请书。   马晓军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他在警方强迫下外出逛街、吃饭、看电影,而整个过程中,警员同时摄像以试图证明他当时是“自由”的。   马的妻子韩会娟在另一份起诉状中说,她也被重庆警方强迫写下书面声明,即自愿陪同马晓军接受监视居住。   马晓军在起诉状中,除就人身自由受限提出赔偿要求外,还要求重庆警方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理由是警方行为导致其至今无法从事律师工作。   北京律师朱明勇透露,恢复自由后的马晓军回到家乡河北后,律师证被当地司法局收走,其律师资格在法律上属于待定状态,为了谋生,他推销过达利园蛋糕。   而未能出庭为李庄作证,更让马晓军内心备受煎熬。知情者说,“他长期沉默不语,神情阴郁,他曾一边哭一边对着重庆方向磕头,以示对李庄的歉意”。   2月7日晚,李庄发微博希望大家了解、关爱马晓军:“当年因我,他、他妻子、家庭、父母,都遭受了庞大的肉体创伤,其实,一切对与错、是与非、功与过,皆由我一人担当。”   马晓军目前尚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但他托李庄转告时代周报记者:“重庆警方的严重违法行为的冰山现在还没揭开半角。”   李庄出狱半年来,始终未曾停止向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申诉。   身陷囹圄548天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这次马晓军夫妇起诉重庆警方,已然是李庄案第三季。   2009年12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以李庄在代理重庆龚刚模涉黑案中涉嫌伪证犯罪为由,对其立案侦查。2010年2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终审宣判,李庄被认定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这就是所谓的李庄案第一季,其剧情大逆转发生在2010年2月3日的二审过程中。当天,一直不服重庆检方对自己伪证罪指控的李庄,突然出人意料地当庭认罪。他态度为何有如此巨变,这一直是外界广泛而持久的悬疑。   “认罪的背后,其实是诉辩交易。”李庄2月13日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早在他被抓当天,这种交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它贯穿于整个事件的不同诉讼阶段。   李庄说,在当天被抓现场,他就与警方争辩,警方让他端正态度,“你的事,大三长(重庆市公检法一把手的统称)已经开会定了,可以从轻处理”。   一审开庭前,辩护律师第一次会见李庄,就向他转达了法官的交易条件:只要态度好点,认个错,配合庭审,可以建议司法机关内部处理,免于刑罚。   李庄称,由于他拒不认错,诉辩交易失败,他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一审之后,为尽快出去找到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证据,推翻有罪判决,他于是作出二审“诈降”决定—以退为进、低头认罪,达到被判缓刑的目的。   重庆公检法欣然附和李庄的“认罪”决定。在二审时,李庄当庭“认罪”,六条认罪宣言其实是一首藏头诗,连起为“被逼认罪缓刑”。该藏头诗当晚被人破译,舆论哗然,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作出“认罪、减刑一年”的判决。   但这并非结局。2011年4月,李庄出狱前夕,被再次以妨害作证罪的“漏罪”为由被起诉,李庄案第二季开演。事实上,重庆警方对李庄遗漏罪行的侦查,自李庄案二审终审后即已开始。   这是一桩发生在上海的旧案。2008年6月26日,上海金汤城沐浴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孟英被诉至上海徐汇区法院。检方指控,孟英收到自然人徐丽军的100万元投资款后,将其中50万元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以归还个人贷款,触犯了挪用资金罪。   李庄被指控,为帮助孟英开脱罪责,2008年7月,时任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的李庄作为该案辩护人,以帮助证人徐丽军索回投资款为名,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将其在金汤城公司的投资款改变为自己提供给孟英的个人借款。   孟英最后被认定挪用资金罪成立,但获刑较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   然而,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又发生大转折,最终被重庆检察机关撤诉,不了了之。身陷囹圄548天之后,李庄于2011年6月11日出狱并返回北京家中。   “刑讯逼供铁证已找到”   2011年12月12日,李庄案案发两周年之际,李就走上了申诉、反击之路。   当天上午10点,李庄前往最高法院申诉,并由其子李亚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代理。他申请的事项有二,一是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终字(2010)第13号”刑事判决书;二是对该案立案再审,依法宣告申请人无罪。   在递交上述申诉后,李庄被要求出示该案判决书的原件。由于这份原件在其出狱时被监狱没收,申诉暂停。   当天,他还同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中国青年报》在2009年发表文章《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侵犯其名誉权。但该案至今未被法院受理。   “我没气馁,仍然在向最高检、最高法、全国人大、中纪委、中央政法委申诉。”李庄表示,申诉不仅仅是为我自己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申诉,告知民众什么是法律的尊严。   对于马晓军夫妇此次起诉,李庄认为,它将进一步揭开李庄案迷雾。   事实上,出狱后两个月,李庄即开通博客和微博,披露“李庄案”真相。但他表示,“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   李庄称,2月2日,重庆官方宣布王立军卸任公安局局长职务以来,他已收到各方人士发来的近百封书信,反映李庄案的真相。   “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铁证我已经找到了,我现在暂不公布。有一段视频是重庆警方人士传来给我的,过段时间我会在微博上公布。”李庄透露,该视频内容显示,在他接手龚刚模案之前,龚已经被刑讯逼供了,走路不正常。   龚刚模究竟有无受到刑讯逼供,是李庄案最核心的问题。二审法庭上,控方曾提交专案组民警证言称:嫌犯在羁押期间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李庄会见龚刚模时,与他发生过激烈争吵的张姓警员作证说,审讯依法进行,每天白天审七个小时,晚上休息。看守所狱医也表示:没有发现龚刚模有外伤。   辩方却提供多份证据反驳以上证言。其中,包括多份审讯笔录—有从凌晨2时许、也有从凌晨5时许开始的,其中一份显示,有超过24小时的疲劳审讯。   对李庄最有利的证据,是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该《报告书》称: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辩方认为,即使不能据此认定龚刚模受到刑讯逼供,也不能排除其受到刑讯逼供的可能。   李庄称,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会见龚刚模的过程—会见开始,龚痛苦地说:口供都是他们编好以后逼我签字的,不签字他们就打!龚还称,被提到看守所外一民兵训练基地吊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还被裸体吊打,捧大便,用内裤擦地板;一位副支队长看不过去,进行了制止,一男一女两个医生为他进行过治疗。   2010年8月,北京律师朱明勇亦向外界公布了龚刚模案另一主要被告樊奇杭被刑讯逼供的资料,包括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他所了解到的当事人樊奇杭所受的刑讯逼供,并有樊奇杭自述在“铁山坪民兵基地”遭遇“打”“吊”“打表”及“长期不让睡觉”等刑讯逼供措施的视频。   据樊奇杭自述:“他们行话就是‘打表’,是在脚镣戴上后,把手铐在脚镣上,人站成90度,一站就是一个星期。我记得最长一次站了10多天……当中晕死过去,休克了几次。他们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浇醒,就有人过来提着脚镣把我倒提起来,把我弄醒了继续站……”   朱明勇失望地表示,这些证据最后均未获法庭采信。   面对面的交锋   李庄正在写作一本书,暂命名《我的律师生涯》,他说,在这本书里会浓墨重彩写到他与王立军之间的故事。   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证实,重庆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而在此前一天,重庆官方则发布消息称:王立军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得知王立军进美领馆并受到调查的消息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吴英案的研讨会。”李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当时感到突然,继而五味杂陈,“我和他有两次见面,印象深刻”。   李庄第一次见到王立军,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飞往重庆的最后一班航机上。在飞机头等舱里,他遇见了重庆市时任公安局长王立军。   “我当时坐2号座位,王坐3号,隔过道相邻而坐。他带了5个保镖,其中2个坐其身后,另3人坐经济舱。”当时李庄和王立军并未打招呼,李后来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中央政法委反映其涉嫌伪证犯罪的问题。   李庄记得下飞机时,他特意站起来伸出左手,请王立军先行。王的专车就停在停机坪上,迎候他的是一众全副武装的警察。   10天后的12月12日深夜,李庄被重庆警方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记者迎候我。”李庄说,飞机被几十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包围。   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纵队,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脚蹬皮靴,每人佩带一把微型冲锋枪,十分威严。在相机的闪光灯闪烁中,李庄走下舷梯,与身穿米黄色风衣的王立军展开了两人间唯一的一次对话。   王立军:李庄,我们又见面了!   李庄:不是第一次,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的网我们撕不破。   李庄:我没有任何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王立军: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李庄: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这样大的阵势,是迎接奥巴马来访呢,还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对我这样一个律师不值得。   王立军: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庄: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话毕,王立军指着李庄,扭头对专案组人员喊:“你们开始执法吧!”随后李被戴上手铐,听到王立军吩咐专案组警察: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警察们回应:“明白意思!”   李庄被押上警车,警车呼啸而行,直奔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李庄坦承,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威慑,同时感觉王立军“太作秀,小题大做,钟情于‘戏剧化’的情节”。   2010年2月终审宣判后,李庄写过一封言辞诚恳的信,托看守人员转交王立军,要求见他一面:“给我20分钟时间,我会说服您,让您重新认识李庄案。”但王并未赴约,只是派了一个副局长见了李庄。   直到出狱,李庄再也未见到王立军。“但出狱前几天,他派专案组人员来给我施压说,出狱后就看我表现如何,要我不要乱说话,不然就以上海案证人徐丽军向我提起的诽谤罪,再抓捕我。”李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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