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原文地址： 您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批警察吗？——林昭最后的遭遇 作者： 纸老虎      您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批警察吗？                                                  ——林昭最后的遭遇 纸老虎按： 下面是一篇转贴的博文，原文的出处已在文章的末尾标明，标题是纸老虎后加上去的。 “文化革命”其实是应该称为“文化沦丧”的，是最灭绝人性的一场运动，在那个黑暗的年代，以文定罪、以文杀头，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顶峰！ 现代史上，曾有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惨案，但当日，段祺瑞即能在屠杀现场面对被伤害的学生长跪不起，从此终生吃素。 以屠杀不同信仰者而坏了名声的国民党，确也曾劣迹昭彰，但他们杀害瞿秋白、方志敏，却还能在临终前献以酒肉，允许他们唱着《国际歌》去赴死。 至于对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政府再讨厌，也只能采用鸡鸣狗盗的苟且行为去铲除，是绝不敢光天化日、招摇过市、光明正大地杀害不同政见者的。 唯有到了那个时代，为了避讳，姑且称为“林彪的时代”吧，杀人要缝上嘴巴（吉林史云峰），还要割断喉咙（辽宁张志新），还要用竹签把上腭和下颚钉上（江西李九莲）；枪杀了还要去向家属讨要5分钱的子弹费（上海林昭）。俱往矣，段祺瑞、国民党、一切杀人者，只有连法西斯的希特勒也自愧不如的文革当局，才能做出如此下劣凶残的事啊！    您知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批警察吗？ 她的生平还有必要详细介绍吗？林昭，原名彭令昭。在“大鸣大放”期间，她挺身而出替受迫害的学友鸣不平，而被长期关押，最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在一批北大人相继入狱，全国景象一片肃杀的情况下，林昭竟义无反顾地凭着自己的良心走了下去，当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地折磨后，她依然勇敢地“拿鸡蛋去碰石头”。你可曾想到，她忍受的是什么样的摧残？ 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 可就是在这惨无人道的处境下，这个柔弱的女子依然给迫害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 这是圣女林昭在狱中用鲜血写下的表白，我们值得安慰的是，她说的没错，她的美好愿望能得以实现，正是因为“人性”的存在和复苏。这些血书能够最终保留下来，有赖于数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干警。至今，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有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但愿历史能记住他们。 张元勋，是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历史会永远铭记那一天，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执行死刑。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狠踢一脚，她跪下。另外 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不屈地倒地爬起，刽子手随后又开两枪，女犯脑浆涂地， 就这样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一幕随后上演，1968年4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我想任何一个冷血的屠夫，都想不出向死难者家属收缴“子弹费”这样的流氓行径，这种漠视生命的法西斯行为，历史永远都会牢牢刻录在那个年代的耻辱柱上。 生命是一个人对自我的确认过程，也就是对自我的感受过程，而林昭的生命是高贵的。在丧失了一切自由的绝境，她仍然挣扎着为自由而歌，她曾说：“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他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她做的一切表面上是求死，实际上她是向死而生，向自由而生。所以，她在才会铁窗高墙内热切地呼唤：“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                       每当阅读林昭的相关材料，我都无法止住自己的泪水，而人们却总习惯用忘却来抚慰自己受过伤害的心灵，那些本该永远铭刻在心的东西有时竟然被我们有意无意中地淡忘。一次，我和一个外地朋友在网上辩论，她的论点和我完全不同，她坚持的“一切向前看，淡化过去”的理论让我一度失语，后来，我跟她说：“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叫林昭的人。” 这位朋友想来是在网上细细查看了林昭的生平，第二天晚上，我和她又打开视频，她动情地跟我聊起了林昭，脸上泪光盈盈。 她也模仿林昭，叠了一只纸船，白色的帆，黄色的船身和桅杆，而且在船上写了两个字。她把纸船递到摄像头前，我仔细一看，那两个字是——永生。   节选自：            老编辑的博客《 心底的感动：子弹飞——子弹费  》 http://blog.sina.com.cn/f120108   这批黑暗社会的帮凶，这批杀人者，虽然他们只是工具，只是枪手，但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纸老虎永远诅咒他们！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 一、引子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与会的3位“青年教育专家”分别是： “当代牧马人”——中宣部局级调研员曲啸； “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 “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 李和彭的头衔简明易懂，曲先生的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李和彭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也有人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刘吉先生加上合称为“四大演讲家”）。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此话头先打住。 座谈会上，曲啸说：“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的……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一位青年反驳说：“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但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先生很生气，但并未发作。在会上“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的彭清一，忍不住质问那位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没想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了名片。会后第二天，李燕杰起草了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分送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并点了那位青年的名，以“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今天看来，22年前的那场因空洞说教而引发的新旧观念冲突，实在不值一谈，但在当时，舆论几乎都站在专家一边，包括自以为“思想先进”的犀利公。 二、当曲啸遇到了汪荣祖 尽管事隔20多年，但作为曲啸访美的接待者之一，阎先生这篇题为《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的回忆文章，脉络依然很清晰，除主角已故之外，其他当事人都还健在，情节是可靠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第一场报告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会员中有两位爱国华侨，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的联谊会。其中一位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汪荣祖先生。 曲啸的演讲从“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开始，到“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束。跟在国内一样，演讲中曲啸深情回忆了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 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汪荣祖教授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感觉不对头的刘中海先生试图打断汪教授的发言，但汪的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至此，局面已然不可收拾。润涛阎回忆道：“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 事实证实了阎的担忧。国务院的这位刘先生先是怀疑书生气十足的汪教授是台湾特务，继而果断终止演讲计划，带着曲啸回国。不久，曲啸的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三、“捂着伤口唱赞歌”的两种形式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 唱赞歌有两种形式：一是捂着自己的伤口唱，二是捂着别人的伤口唱。前者如曲啸、郭沫若；后者如余秋雨、王兆山、《八天八夜》编导组等。 还是说一说构思本文的最早引子郭沫若先生吧。 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 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 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神情激昂地作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冯锡刚《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随着共和国历史面纱的缓慢揭开，“伟人们”的面目越来越清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郭沫若悼词》），49年建政后，郭是怎样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的呢？在政协会上敢与毛泽东正面冲突（1953.9.18）的梁漱溟老先生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管窥个中缘由：1951年国庆节，梁和郭都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 于立群自己回忆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领教郭那令人吃惊的“人格魅力”。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死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有人用“吮痈舔痔”的典故形容郭-于二人的献媚高才，很是中肯。也有人称郭是大陆四大无耻文人之首，实不为过。 如果说捂着自己的伤口唱赞歌多少还有点不易的话，那么，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则轻易得多。汶川地震后，余秋雨的“含泪劝灾民”，王兆山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等等诗章，听听，犬吠似的歌声是多么轻松！ 今年“3.28”王家岭事故，38名遇难矿工的冤魂尚未散去，“党的文艺工作者们”便迫不及待地动用山西电影制片厂史上最大的投资，拍摄名为《八天八夜》的影片，作为今年国庆节重点献礼片，计划在“十一”前后隆重推出，以歌颂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英明，最终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尴尬收场。 四、“捂着伤口唱赞歌”产生的根源——极权主义的扭曲和诱惑 1、曲啸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扭曲 曲啸败走美国事件，引出两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一：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 问题二：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的听众认同曲啸的“母亲打孩子”论，认为“一个受组织迫害长达22年却在平反后更加热爱组织”这样一件事例充分证明了这个组织非常伟大和可爱；而来自台湾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曲先生的经历说明那个组织比后娘都残忍。 问题一解答： 解答前，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曲啸的经历：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经历真可谓步步血泪。可以想象，在汪先生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也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邝海炎《曲啸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极权主义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榜书”大师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自缢身亡。有研究者说她是因为不堪忍受失子之痛，这不太符合实情，因为：（1）此时距失子已过11年，心理已经过较长时间调整；（2）身边还有一子一女两个亲生骨肉陪伴；（3）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各种待遇已经全部恢复。犀利公倾向于认为老人像曲啸一样，在反思条件具备之后（文革结束），对荒唐岁月和荒唐行为幡然醒悟，以至于心如死灰，自寻解脱。曲啸在醒悟之后已经无力了断（瘫痪在床），而于立群却果决出手。无论是对曲还是对于，我们都应该向醒悟者致以敬意。“曲啸最后精神崩溃，说明他没有完全丧失人性，终于醒悟，知道做施暴者的御用工具是违背良心的。”（雷崇功《母亲打儿子——荒谬的命题》） 问题二解答：荒诞的国民性——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 1949-1976年间，蒋氏台湾与毛氏大陆尽管都是独裁专制政体，但却有显著的不同。（1）台湾始终对欧美开放，西风传导从未断绝，蒋是开着大门搞专制，异见人士有路可走；而大陆则完全封闭，毛是关起门来搞独裁，异见人士无路可逃。（2）蒋氏恐怖是地下的、小范围的，社会主流意识仍旧崇尚民主；而毛氏恐怖却是公开的、全国性的，社会风行的就是红色恐怖，全民性反右，全国性文革。因此，两岸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同的生存状况和思维形态：在台湾，政见不同可以避走欧美（如汪荣祖教授），民众并没有丧失基本的常识性判断能力；而在大陆，政见不同只有死路一条（发生了反右、文革等几轮大屠杀），存活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普通民众基本上丧失了常识判断力，纷纷加入“捂着伤口唱赞歌”的队伍。这就是曲氏演讲轰动神州的历史背景。 群体性捂着伤口唱赞歌，的确是一种病态的国民性。 当然，在万民癫狂的年代，也有“众人皆醉我独醒”者。林昭，一位曾经尊呼毛泽东为父亲并积极批评右派言论的北大才女，在识破毛的政治流氓手腕后，义无返顾地坚持“决不再说违心话”。在历经长达10年的折磨后，于1968年4月29日被残酷杀害，在狱中留下了“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的凛然诗句（《血诗题衣中》）。而曲啸留下的是“男儿当有凌云志，不爱香风爱党风”（《赠同事诗》）；郭沫若留下的是“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宇宙充盈歌颂声》）。同样是面对极权、身处逆境，但人格的差异竟然如此惊人！ 2、郭沫若现象剖析：来自极权主义的诱惑 如果说曲啸和于立群现象主要缘于被极权主义宣传所扭曲了的话，那么郭的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则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追求，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人的回忆以及后世研究者们的发现，都指向这一点，无需犀利公再饶舌。 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1967.6.5）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对极权主义狂热分子而言，“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极权主义的起源》第十章），汉娜.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 令人钦佩的是，郭世英的“X小组”在40多年前所探讨的问题的深度甚至是今天的部分青年人都难以达到的，如，共产主义是否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要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现行政治的种种弊端……尽管伟大的革命家父亲们用儿子青春的血无情地浇灭了他们思想的火花，但留给今人的启迪却仍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我们在记住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遇罗克这些体制外的反极权青年们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的叛逆青年——他们更能够证明一条真理：邪恶的东西终究是邪恶！这对今天热衷于到重庆红歌会赶场子的朋友来说，尤为重要。 五、极权主义变种 在对曲啸现象所引发的问题二的思考中，我描述了，被极权主义洗脑后的民众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曲啸受迫害22年却能够华丽转身的事例中，竟然得出了两条变态逻辑：（1）虐待你越厉害的组织越伟大；（2）组织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逻辑。 然而，认识到此不能算完。上述那两条变态逻辑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1、“新父母论” 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的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女士，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政府以及解释自己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 倪女士所言的“父母”是指政府，她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种“新父母论”是曲啸“母亲打儿子论”的变型，是极权主义宣传的新变种，其实质就是欺骗民众不要给政府“添乱”，至于政府给百姓添乱（诸如任由房价上涨、任由开支失控、任由腐败蔓延），她则不管。 2、“多难兴邦论” 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毛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党员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变坏事为好事”，这种极权主义宣传之风至今仍在盛行，涂抹的结果必然是“难很多、邦难兴”。 3、“自我纠错论” 不管开多少次大会，只要下一“大”能够认识到上一“大”的错误（不一定能够纠正），那么组织就是伟大的，因为它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民众希望建设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以走出下一“大”否定上一“大”的循环怪圈，“绝不们”是不赞同的，因为那样就没有证明自己伟大的机会了。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4、“纵向比较论” 极权主义洗脑，通常要洗到你只知道纵向比而不知道横向比的程度。他们这样教导民众：甭管62年前与我们一样落后的日韩台如今怎么样，只看“旧社会”咱们自己怎么样，今天的我们比62年前的祖爷爷们吃得饱，那就说明组织伟大。 尽管在斯大林死后，阿伦特也曾说过苏联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尽管万岁毛死后中国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极权主义宣传却仍然存在。反思曲啸和郭沫若现象的意义就在于：别忘了，那部宣传机器还在！ 转贴于某网络

（参与 2011年4月5日讯）：艾未未昨天在北京机场被带走，此后失去消息，其工作室和家人住处都被查抄，抄走三十多台电脑等。到今天晚上9点，世界各大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不奇怪，中国的主流媒体当然没有报道。 很多推友在推特上呼吁释放艾未未，签名正在进行时http://twitition.com/ao9m7，艾未未的研究网站也在运行中http://aiwwstudy.appspot.com/，昨天到今天36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看到新的消息。...

这个很早就拟定但一直没动笔的题目，原本想从郭沫若说起，近日翻读阎润涛先生的回忆文章，决定提起笔从曲啸说起。 阎文所回忆的20多年前曲啸败走美国的事件，当时的犀利公无法知晓，但同时期的另一件事却有点熟悉，这便是著名的“蛇口风波”事件。当时作为青年党员的我，事后参加了军校举办的讨论会，我是支持专家而反对“思想不太先进”的蛇口青年的。 先回顾这一事件，作为本文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