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作者：席佳琳，吉密欧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1-7-8 本站发布时间：2011-7-8 15:05:13 阅读量：86次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心脏——北京天安门广场正中央一座巨大的纪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在他去世35年后，仍躺在玻璃棺里供人瞻仰。 每年有数十万游客前来参观，目睹他腊色的面容。人们赞誉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摆脱了外敌压迫的枷锁，建立了现代中国，但也正是他曾经一再发起政治运动和清洗，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失生命。 在天安门广场北端，通往故宫的天安门上，仍然悬挂着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中国的每张纸币上也都印着他的肖像。 然而，毛泽东并不只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已故君主。2012年10月，中共最高层将向新一代领导人交棒。在那到来之前，毛泽东的遗产和形象在角逐高位的政坛精英手中，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今年，在中共庆祝7月1日建党90周年之际，党内的意识形态战线逐渐明显：不同派系之间争夺着影响力，试图决定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外国使节和商界领袖正密切关注着这场角逐，试图从各种迹象中判断：中国会否淡化、甚至全面逆转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市场化改革。 由9名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政治权力的塔尖。作为政治局常委的角逐者之一，薄熙来最先为毛泽东招魂。他在西部直辖市重庆担任市委书记，用一整套毛式口号和宣传手法管治着这座城市。每逢特别的日子，重庆市民会收到“红段子”，即发送到手机上的毛泽东语录。当地一个官方电视台将所有商业广告都替换成了“红色节目”，即讲述革命历史的肥皂剧。公务员、国有企业职工和学生被组织起来唱“红歌”，即歌颂开国领袖和党的赞歌，其中一首唱道：“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由于薄熙来将这场运动和几项很受欢迎的政策——更有礼貌且不那么腐败的警察;在市内种更多的树;更便宜的房价——相结合，市民们极少抱怨。26岁的重庆设计师伊莎贝拉•罗(Isabelle Luo)说：“人们不应把这些‘红色’玩意儿太当真，它并没有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 但事实上，像罗小姐这样的人并不是薄熙来的目标受众。当这名61岁的政治人物在讲话中大量提到毛泽东时，他其实是在向党内其他领导——至少是其中某些领导——喊话。 薄熙来是已故中共革命元老薄一波之子，这让他与看上去将成为中共最高职位继任者的习近平一样，跻身极有影响力的“太子党”行列。习近平现任国家副主席，其父习仲勋曾在握有大权的中宣部担任部长。习近平几乎肯定将在明年的党代会上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虽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两个最高职务的人选已经基本确定(现任副总理李克强估计将出任总理)，但政治局常委会的另外7个席位仍有待确定，它们已成为竞争者们激烈政治角力的焦点。 毛泽东祖籍地湖南省一家官方报纸的编辑、历史学家萧建生指出：“对那些自称传承了党的根脉的人来说，重提毛泽东无非是一种符号。” 改革的倡导者们作出了反击。以“喋喋不休”为笔名撰写博客的一名教授提出，不妨用“浙江模式”来取代薄熙来的“危险宣传”。浙江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模式”就是以该省为蓝本的一种发展模式。他预测，这将带来公民社会和民主的崛起。 习近平已发出信号表明，他明白薄熙来的意思。去年12月，他在备受关注的一次重庆调研期间，曾评价薄熙来的做法“深入人心，值得称赞”。资深中国观察家林和立(Willy Lam)最近在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指出：“习近平与薄熙来亲近，显示出这位副主席可能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治盟友)队伍。” 太子党的另一名代表人物也因为重提毛泽东而引起波澜。毛泽东早期战友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在为一位保守派作者的新著撰写的序言中，晦涩而又挑衅性地呼吁回归“新民主主义”。这是一个比铁杆共产主义理论稍稍自由化一些的概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宣扬过它，但后来它被毛泽东摒弃。 刘源在他高深莫测的文章中还呼吁，加强军事建设要比文化发展更重要。他将战争誉为立国基础，还对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世贸中心表示同情。现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刘源，预计将进入对军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中央军委。 对于薄熙来和刘源这样的人来说，以毛泽东语录来为他们追逐权力鼓劲，看上去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由于毛泽东曾经迫害了几乎所有当年的战友，大多数太子党政治人物，包括薄熙来、刘源和习近平，都曾目睹父母在他们现在寻求荫蔽的意识形态下饱受折磨。观察人士因此相信，他们的这种“借用”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只是试图重树毛泽东主义的表象，利用民众中的怀旧情绪，而并非要重启毛泽东时代的任何一种灾难性政策。 湖南的萧建生表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出现了某种回潮，不过那都是在一些从未经历过那个恐怖年代的年轻人当中。”毛泽东故乡——湖南韶山的地方政府官员称，前去参观的游客数量有大幅提高，包括许多上香的年轻人。 但萧建生补充说，就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的是党最强大的那个符号，只有毛泽东能够符合这个要求”。他认为，太子党们对政治权力抱有一种“王朝式”的看法，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关心，仅仅以后者帮助自己获取和保持权力为限。 然而，毛泽东主义回潮引发的争论，已经产生了更广泛的回响。对30多年经济改革带来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保守阵营，已经对“重庆模式”表达了认同。 在毛泽东主义阵营的主要网站“乌有之乡”上，近期一篇署名宁云华的文章写道：“这些饱含革命先烈鲜血的红歌，正是人们精神上排毒解毒(西方资产阶级精神鸦片之毒)的特效良药。” 知名学者的加入，让这场辩论份量更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文章中，要求将毛泽东搬下神坛，“还原成人”。 茅于轼呼吁结束对毛泽东的神化和再度个人崇拜，这让毛泽东主义者们怒不可遏。在乌有之乡和其他保守派论坛上，茅于轼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走狗”，还被骂作“牛鬼蛇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期，这个词被用来羞辱和咒骂斗争对象，这些人最后往往会遭到折磨，甚至被毒打致死。一个团体收集了一万个签名，要求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和诽谤罪名逮捕茅于轼。 公众层面的这些激烈争执，反应了党内最高层的分歧：不同派系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或拥毛或否毛。北京一直有传言称，最高领导层中较为自由派的成员曾经建议，在未来的官方文件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这将是一个打破数十年传统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举动。 这种意识形态之争，甚至蔓延到了受到严密控制的官方媒体。最近，被用来让干部们跟上形势、与正确路线保持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一连发表五篇似乎在呼吁政治改革的社评，令公众吃惊。 就在官员们告诉外国使节和记者们被关押的艺术家艾未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值得关注之际，《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却警告说，需要包容“异质思维”。这一系列社评的最后一篇指出，中国要实现稳定，就必须允许人们说话、发声，而不是去压制他们。 一家官方报纸的高级编辑透露，这一系列社评是编辑人员在高层默许支持下策划的。然而反击之声几乎接踵而至。5月底，《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一篇社评，要求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并批评某些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说三道四”。 除了对最高权力的角逐，围绕毛泽东遗产的斗争还象征着一种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这种分歧的一边是主张向更为自由化的、参与式的政治体制迈进的领导层成员，一边是全盘否定西方式民主的更为强硬的一派。 更为自由化的一派领导层的代表人物是总理温家宝。他经常隐晦地谈到需要增强民主和包容性，一些人认为这说明他支持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虽然有分析人士相信，温家宝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某种支持，但就目前而言，反对自由化的派系的势力正在明显增强。“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网络评论员、大学讲师万钧(音)说。“激烈的观念冲突暴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危机。” 这是对毛泽东继任者邓小平所发起的改革的一种直接批评。邓小平试图逆转毛泽东的很多独裁做法。在30多年时间里，邓小平的模式是管用的。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人民富裕了很多，使得他们在缺乏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也大体满意。在全球遭遇金融危机、西方精英国家威信受损的背景下，一些中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代表着一套能够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 但在内部，许多参与党内意识形态之争的人承认，邓小平模式带来的红利即将消失。他们指出很多问题，包括腐败加剧、社会不安定和收入不平等，还有严重的经济失衡、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以及党的权威受到侵蚀。 对于今天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无论谁能在新领导层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将面对以上这些棘手的问题。对薄熙来和其他竞争者而言，毛泽东的幽灵能提供的帮助，终究是有限的。 译者/何黎

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恩怨情长 作者：余伯流 来源：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 来源日期：2011-7-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 9:47:10 阅读量：139次 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他们两个伟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有不同的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又有类似的大落大起的坎坷经历;他们既有过患难，亲密无间，充满深情厚谊，又有过分歧，若即若离，存有恩恩怨怨;他们既有伟人高风惊世之举，又有令人扼腕而叹之事。他们两个伟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奇特而又微妙的传奇色彩，闪耀着传统而又亮丽的真理之光。 毛泽东年长邓小平11岁。 从1927年毛、邓相识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整整七十年。让我们以简短的文字，勾勒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七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人生轨迹吧。 苏区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汉口初识到苏区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岂料，正当毛泽东、邓小平雄姿英发，为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竭智尽力的时候，“左”倾阴霾笼罩中央苏区上空。一股恶浪汹涌袭来，两人竟双双“落难宁都”：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在宁都小源村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军职，在汀州赋闲三个月;邓小平于1933年5月在宁都七里村被罢免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承受了生活上的种种痛苦。“自古雄才多磨难。”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历经种种坎坷和曲折，他们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终于走出了困境，直到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抗战时期 “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去薄燕台。”在狼烟四起、硝烟滚滚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大批革命家经过战火的洗礼，显得愈加坚强、成熟!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个在延安窑洞运筹帷幄，一个在抗日前线驰骋纵横。毛泽东说：“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身为毛泽东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小平偕同刘伯承统率八路军一二九师，一文一武，轻重自如，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演绎出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邓小平说：抗日根据地“奇迹的秘诀”，是“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邓小平在1943年北方局整风时就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多次推举邓小平担任重职，七大后又亲自致电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 解放战争时期 邓小平曾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睿智，确定“出击中原”的决策，刘邓大军衔命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决定中国革命最后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以他过人的胆识启用了三员四川虎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构建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核心领导班子(三常委)。刘、邓、陈偕同粟裕、谭震林一道，指挥中野、华野千军万马，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了国民党军55万精锐主力，随即挥师渡江，直捣南京蒋家王朝。“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毛泽东称赞“淮海战役打得好”。总前委书记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建国前夕，毛泽东电令“小平准备入川”，刘邓大军千里进军大西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十余年间，毛泽东与邓小平相知相亲，铁马情深。 建国后十七年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此乃中国古训。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党、军队和国家的领袖。邓小平当了两年西南局第一书记，五年副总理，十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他们是核心与成员的关系。他们之间合作共事，亲密无间，配合默契，携手走过了治国安民的风雨十七年。邓小平后来谈到“十年总书记”这段工作经历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谓“日理万机”。毛泽东1951年就对人说：“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党的“八大”前夕提议邓小平出任党中央总书记;1957年在莫斯科称赞邓是“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1959年透露说，“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我们党有五好”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然而，在这以后纠“左”的进程中，毛泽东同邓子恢、邓小平等人在农村“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悖。邓小平的“猫论”更是令毛不快。总书记与党主席的分歧，种下了邓小平“文革”厄运的根苗。 “文化大革命”前期 历史常常是在曲折、反复甚至是痛苦中不断前进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已逾古稀。他对外宾说：“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于是，晚年毛泽东抛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惊世大字报，演绎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大悲剧。在灾难性的“文革”狂飙中，刘少奇含冤去世，邓小平也落难了。由于毛、邓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加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敢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一贯作风，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觉得邓小平不大听话，很少请示报告，以致产生不满。“文革”前夕，毛泽东指责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忿懑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邓小平终于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毛抛弃了邓，却不同意开除邓的党籍，提出“把刘、邓拆开来”。于是，邓小平被放逐江西，羁居三年。邓小平曾沉重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林彪事件后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古人云：“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将。”面临国家危难，毛泽东大病一场后，在巨痛中思考，究竟谁来担纲治国?74岁高龄的周恩来已于1972年5月18日被确认“患有不治之症”，“四人帮”又难以担当治国大任，这样，年富力强的68岁的邓小平被毛选定为“接班人”。是天降机缘，还是水到渠成，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不过，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被打成“毛派”头子，是毛泽东启用邓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在江西上书毛泽东请求“做点事”后仅10天，毛即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的批示，是邓的福音。随后，在周恩来的运作下，邓小平入京。毛、邓“文革”分离近7年后重聚首。为了国家利益，毛泽东毅然请出“军师”邓小平，治国理政，支撑危局。 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 1975年的政局是乍暖还寒，喜中有忧。其时，中央高层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邓小平复出主政，大刀阔斧，全面整顿，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四人帮”却虎视眈眈，拼命搅局，伺机夺权。年已82岁的毛泽东，思虑天下社稷和身后之事时，面临两难：他既要维系国家经济，又要维护“文革”声誉。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预演。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但一触及对“文革”的评价，又疑虑重重。这时，“四人帮”一伙奸佞小人大进谗言，动摇了毛泽东对邓的信任。围绕着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邓发生了生前最后一次政治碰撞，邓小平义无反顾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1976年“批邓反右”期间 1976年是个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由于此前邓小平婉拒毛泽东关于“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冲决了政治上“毛邓合作”的最后底线，毛泽东不能容忍，始下决心“倒邓”，并提议华国锋为“接班人”。毛、邓终于最后分手了，令世人扼腕而叹!然而，“天安门事件”后，毛又手下留情，再次保留了邓的党籍。其中原委及其历史作用，耐人寻味。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在邓小平危难之际，毛泽东托付汪东兴采取措施，将邓的住地从宽街转移到东交民巷予以保护，免遭不测。 　 　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人民的呼唤和党内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又奇迹般地“东山再起”，重返政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理论界十分活跃。可是，就在这时，党内外、国内外出现一股“非毛”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以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风亮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精心指导起草《决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一代天骄，盖世伟人。他们走过了一个世纪，矗立起两座丰碑。邓小平没有走到21世纪，却为中国打开了通向21世纪的大门，实践了毛泽东的夙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业“始于毛，成于邓”。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两座雄伟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光辉的形象，永远的旗帜!斯人已去，伟绩长存! 七十多年来，邓小平同毛泽东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战争年代，铁马谊笃;建设时期，恩怨情长。论年龄，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视毛为领袖、兄长。论情分，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刻骨铭心。论友谊，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到进军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取得大胜、立下大功的，这种战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是极为坚笃、牢不可破的。论恩怨，毛泽东有恩于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携、荐举邓出任要职，甚至一度确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毛又抱怨邓不大听话，“耳朵聋，听不见”，对自己“敬鬼神而远之”，而同刘少奇却走得很近，尤其让毛不满的是，邓小平再度复出主政时，怎么也不肯顺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个心愿，维护“毛邓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线，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不得不将邓罢黜。因为他不允许在他在世时或身后对“文革”存有非议，更不允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泽东在两次将邓“打倒”的同时，又顾念旧谊，留有余地，两次刻意保留了邓的党籍。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最后，再说几句话。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邓小平》，余伯流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布时间：2011年07月04日 – 09:21 | 2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毛泽东 在三年困难时期， 毛泽东 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 毛泽东 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 毛泽东 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选自：《文史博览》， 人民网链接 、 乌有之乡链接 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 大跃进 号召的 毛泽东 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 延安 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周恩来 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