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从建党、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了整整90年发展演变历程。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既取得了许多辉煌成就，又经历了许多严重失误和挫折。面对未来，我们既已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又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再度成为了国人普遍关注的大问题。值此时刻，认真回顾党在历史上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深入思考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着力推进有关优秀理论成果的重新发掘、有机整合和与时俱进，深入梳理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从而以理论的力量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对于建党90周年的很好纪念。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最近理论界开始比较关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显然是一种很积极的理论动向。我本人就是深入研究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学者。我在1993年曾经出版过一部完全根据原版的毛泽东著作写成的长篇学术专著———《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系统地考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原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成就。后来又在2004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更加深入地讨论了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整体上不是“左”，而是“右”。譬如，毛泽东在延安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中国需要和平建国———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解放日报》1945年10月8日)这是“左”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真正的“右”吗?当然也不是!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主张自由民主的是左派，主张专制独裁的才是右派。这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标准，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历来如此。中国现在左、右颠倒，谁主张自由民主，谁就被称为“右派”，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项基础研究中，我特别注意到了三件事。一是据师哲回忆，建国初期，尤金曾经向他表示过，《毛选》的内容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比较接近。尤金是斯大林派来帮助毛泽东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苏联哲学家，也是苏联驻华大使。师哲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二是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后，随即开始连续十几次指示停止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后来“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就是由此而来的。三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曾经说过：“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他还曾经说过，我们要“履行战争年代对人民的承诺”，并曾多次提出党员干部要重读《论联合政府》。通观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尤可深切感受到它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血脉关系。那么，这种被苏联视为修正主义、被毛泽东提出又放弃、后又被邓小平重新继承与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从今天的观点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更是它的精髓之所在。这当然不是说它“句句是真理”，而是说它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最有新意、最有价值、最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也是最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和积极讨论的理论文本。 　　我在1991年就已开始注意到，对于毛泽东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还具有颇大的策略性。这种策略性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演变和中断，而且本身就是理论不彻底的结果和表现。但我同时还认为，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论的价值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即使是理论的提出有策略原因，即使是实施理论主张的诚意不充分，即使是理论的提出者后来又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只要这种理论本身确有认识价值，它就是具有理论价值的，至少是具有理论讨论的价值的，而不是没有理论意义的。至于因人废言，那当然就更不可取了。 　　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主义关于“两步走”和“新经济政策”的某些思想和论述，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曾经多次引用过这些论述。 　　具体说来，这些作为重要理论支点的思想片断主要包括： 　　1.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领导下是否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问题对孙中山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却是非常尖锐的。 　　在这方面，虽然列宁的“两步走”学说在整体上是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互不兼容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若干重要萌芽。特别是其中指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540-541页)毛泽东在“七大”上就曾部分地引用过列宁的这段话。 　　众所周知，沿着这个思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和实践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性的答复。 　　由此，毛泽东也就可以更加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地方，能不能有资本主义生长呢?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消灭资本主义，那干什么呢?干社会主义吗?这是一个空的，这个思想不能够实现，这是不能的。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但现在还不成，所以便可以让资本主义发展，不过要调济他的发展。”(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 　　毋庸赘言，有了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才是可能的，它在实践中也是可以为中共所实行的。否则，那就只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是其他形态的民主主义，而且更会在中共的实践中遇到严重的思想障碍。 　　2.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也应使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 　　毛泽东曾经指出：《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那么，毛泽东的这种“广大发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除前引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有关论述外，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说： 　　“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毛泽东显然是在以苏联的部分片断为论据，尽管苏联在整体上主张和实践的并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中，这种论据也仍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3.民粹主义否定资本主义的必要发展是错误的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指出：“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542-543页) 　　据此，毛泽东在论证“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页) 　　但我们也知道，由于缺乏从经济角度对于“经过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深切认识，列宁和毛泽东后来也都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 　　4.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反复强调：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必然会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所说的“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仅指政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不包括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及其最终胜利，也就是并不包括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这就隐含了穷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 　　鉴于列宁主义当时拥有的权威性，毛泽东当时也在形式上讲了与之完全相同的话：“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且“两个阶段必须衔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85页)显然，如果按照列宁的“两步走”来解读，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也就在这里没有立锥之地了。 　　但毛泽东实际是做了一个重要变通，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包括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统统纳入到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范畴。这就使列宁的不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两步走”变成了毛泽东的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新的“两步走”，同时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获得了符合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貌。 　　由此，毛泽东也就作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一段经典论述：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与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5年5月2日《解放日报》)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只是这种资本主义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或曰“新资本主义”罢了。但从今天的认识看，这种观点实际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把市场社会主义误判为新资本主义的理论失误。 　　5.没有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就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着眼点实际是阶级斗争，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他说：“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制，便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其他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这就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可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中排除出去了。这就是这种“两步走”学说的最大缺陷。 　　所以，在这种学说中，实际已经隐含了一个反命题，这就是：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资本主义获得广大发展之前即已拥有了足够的自由和手段，那就可以无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在贫穷愚昧的基础上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这就是列宁后来转向“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穷社会主义的深层思想根源。这种思想的实质是政治力量对比决定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列宁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复活了，并在新经济政策论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决定意义。他说：“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这种“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549页)。“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78页)这和过去相比，显然已是一个重要进步。 　　但是，列宁仍然低估了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后来斯大林宣布苏联己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时(1936年)的生产力状况，更是被长期地误为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权威标准，这就使这种物质基础的标准降得更低了。列宁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质的规定性，实际只能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力发展到能够使社会中“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种标准远远地高于列宁所说的“全国电气化”。列宁更没有机会看到，只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物质基础才首先在西方出现，所以西方也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 　　但在这里，我们还应进一步强调，实际上，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理论论述，都是他的“两步走”理论框架中的否定性因素，而且列宁本人也未从这种思想萌芽出发形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毛泽东则是有意识地使之发挥到了极致，发挥到了使之突破了列宁主义的“两步走”理论框架的程度，特别是使之与三民主义社会论的基本框架相结合，这才使之得以进一步地形成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其中的若干重要论述，特别是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 　　最后，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时代性质、革命领导权、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前途等问题的论述，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赖以构成的要素。但与前述五种理论片断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些理论不仅本身并不包含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内容或要素，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妨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的理论障碍，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对其进行了某些重要修正。 　　如在时代性质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农业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甚至认为有些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是向上的，以至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意大利”这种提法，这就大幅度地修正了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观点，也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获得了赖以立论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并据此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共产党参加领导的民主社会。 　　在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上，他提出这将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的事，这也大幅度地修正了原来的“左”倾观点，从而在理论上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争得了历史空间。 　　在“两步走”的问题上，他更是突破了原来的直接衔接论的根本束缚，这才有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由此可知，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思想来源，而且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障碍。从列宁的“两步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际是一种扬弃的过程，而并不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这种过程中，毛泽东既继承和发挥了列宁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又在事实上否定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毛泽东也继承了某些不应继承的错误观点，他的思想解放还不够，因而我们也还应在这方面继续解放思想，但就当时的环境来说，那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由这种发展过程，也形成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斯大林与毛泽东、苏共与中共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其中的深层次矛盾，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在这种深刻矛盾和暗中的紧张关系中，始终都存在着再选择的压力和可能。但无论这种再选择的结果如何，真理终究是真理，财富终究是财富，即使是这种再选择是否定的，那也一定会有否定之否定，一定会有真理再放光明的那一天!

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 进入专题 ： 田家英    ● 叶永烈       海外经常会“精心编造”关于中国政坛的种种荒诞的政治谣言，诸如“华国锋是毛泽东长子”、“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是胡乔木所写”、“彭加木出现在美国华盛顿餐馆”等，还有所谓“田家英是汪东兴指使内卫枪杀”，甚至还谣传所谓“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 2002年香港《动向》杂志刊登罗冰的文章《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称田家英不是自杀而亡，而是被汪东兴的警卫开枪打死，并暗示此事与毛泽东有关系。这篇文章在海外广为传播。其实，所谓田家英是“他杀”，纯系子虚乌有的讹传。)     我曾采访过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相关的当事人田家英夫人董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采访了田家英挚友、毛泽东通讯秘书李锐。现把我采访所得的情况，记述如下。          【田家英夫人谈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我1989年9月16日、17日在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录了7盒磁带，她很详细回忆了田家英之死。我至今仍保存着她的谈话磁带。     董边说，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这天给了田家英沉重的一击。     下午三时，中南海“喜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据董边记忆——作者注)，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从车上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三人神情严肃。“无事不登三宝殿”，董边不知来意，又不便问。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避开。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逄先知也留了下来。     安子文对田家英的谈话要点，据董边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作者注)，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屏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显然，已成为新贵的江青、陈伯达借批判“彭、罗、陆、杨”的势头，要拔掉他们早就想拔去的眼中钉——田家英。     关于“三人小组”，笔者在访问王力时，他是这样说明的：“当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小组，下面分为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问题的四个分小组(罗瑞卿问题已在上海会议期间处理——作者注)。田家英分小组的组长是安子文，组员是王力、戚本禹。”     安子文是奉命而来，因为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诚如董边回忆此事时所说：“安子文同志在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田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在安子文作为三人小组组长传达了中央意见之后，田家英的眉间皱起“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统统交。”安子文答道。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开始点交文件。戚本禹逐份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旁看着。大约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深夜，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     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电话，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董边听不出他话里有话，但知道他心里如割似绞，便坐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人在最痛苦的时候是无言的。田家英一声不响，木然坐着。董边当时并没有把事态看得那么严重，以为像往常的政治运动——《五一六通知》才过去几天，谁会料到这场“文革”会那般惨重、残酷？     夜深了，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那时，他们所住的“喜福堂”是个小院子，中间是正房住家，右边是毛泽东的图书室，左边是逄先知的办公室。田家英那时坐在图书室里。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五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董边要他赶紧去休息。     “今天你上班吗？”田家英问她这么一句话。“上班。”董边答道：“七点就得走。”“你管你去上班，别管我！”田家英说道。     董边依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检查“右倾错误”，要他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吃过早饭，快到七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并又一次劝他早点休息。田家英点点头，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异常的情绪。董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回竟是与他的生离死别。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喜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喜福堂”格外安静，还因为隔壁的“增福堂”无声无息：那里原本住着陆定一一家。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已于1966年4月28日被捕。陆定一于5月8日从合肥回京之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的责骂，当即被逐出中南海，软禁于北京安儿胡同一号，一个班的士兵看守着他。     “喜福堂”格外安静，也由于离此不远的毛泽东住处不再人来人往：毛泽东在杭州住着，有时在上海，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在京举行，他也没有回京。正忙于发动“文革”的他，行踪隐秘，百倍警惕着“现正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要借助“文革”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喜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     他已接到逐出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他试着推了图书室的门，门反锁着，推不开。他等了一会儿，又喊了一阵子，屋里仍没有任何反响。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顿时触电似地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     下午三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董边觉得诧异，平素很少交往的安部长，怎么会直接打电话来？会不会发生了什么突然事变？急急赶回中南海，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她万万想不到，一转眼就隔着生与死的鸿沟。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董边如实回答。     安子文也长叹一口气：“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喜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个解放军。显然是来看守现场。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剧痛之际，接到了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别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他留下了遗言，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董边以为是要她暂时离开这里，匆匆拿了牙刷、毛巾和一点零用钱，就像平常出差似的，拿着一个小包上了汽车。她压根儿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离开了这个地方。     “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田家英的死，是对正在席卷全国的“文革”狂澜的强硬抗争。他是一个没有城府，喜怒形于色的人。因为接到久别的妻子的一封信，会当众高兴得哭起来。当他蒙受诬陷，又一怒而以死相抗。他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王力是 “三人小组”成员，是重要的当事人。从1988年11月3日起，直至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癌症病逝，这8年间我曾数十次采访王力并长期与他保持书信、电话联系。1996年9月27日，即他病故前20多天，王力还给我打来电话。王力讲话向来声音清晰，但那天电话里已含混不清。此后，我多次给王力家打电话，都是王力夫人接的。在王力病逝翌日，我便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他去世的消息。     1988年11月3日第一次采访王力时，他就与我谈及田家英之死。根据那次谈话，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王力病中答客问》，在上海、香港及美国报纸发表，这是自1967年8月30日被打倒之后，媒体首次对王力做详尽报道。     1988年12月7日王力以夫人王平权的名义给我写了一信：     叶永烈同志：     送上有关田家英之死引起的一些信件：     一、王力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致四川《文摘周报》的信全文；     二、《文摘周报》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刊载王力来信的摘要；     三、王力三月二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四、王力三月三十一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五、《文摘周报》刊载田家英夫人董边四月十日驳王力的信和逢先知的信；     六、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致董边的信；     七、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致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八、王力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致《文摘周报》的信。     请查收，供参考。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送请林放同志看看。林放同志是我一直很尊敬的同志，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我在上海时，徐锡成、陆诒、尚丁等同志也是我一直怀念的老朋友，不知他们近况如何？     这些信件能否发表？如何发表？可请上海的朋友们定夺。只是发表时要把提到的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名字去掉，或改用其它的说法来表达。这些话，不一定都发表。我复董边那封信，提到党的极左路线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大问题，公布出去可能有用处。不着急。决定后请赐复。     祝好！ 王平权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     王力寄给我的8份关于田家英之死的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我的手头，将来可以作为研究田家英之死的历史文献全文发表。现择其要点于下：     一、关于时间，王力称，他到田家英住处的时间，“不是1966年5月22日，而是5月21日。22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二、关于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王力说，“田家英为什么被迫自杀呢？这有复杂的背景。因为我从1960年起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从1964年起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直到1967年8月被江青等人打倒为止，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是很清楚的”。     王力说，“把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归咎于安子文这次谈话，这不仅对安部长不公正，而且也违背历史事实……这也贬低了田家英在同极左路线斗争中的地位。”王力还说，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不是安子文宣布，“是另一个人宣布并执行的”。     我在访问王力时，他曾这样说：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4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关锋谈田家英】          我在1988年3月3日、10月31日及1990年7月13日采访关锋时，他也谈及田家英之死，着重谈田家英的死因。关锋不愿意录音，再三征得他的同意，录了6盒磁带。     关锋跟我说起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说了一段从政治上严厉批判《海瑞罢官》的“最高指示”的来历。关锋说，那是1965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两篇文章，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社论。)     据关锋回忆，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5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5人谈话。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绳、艾思奇、田家英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     毛泽东找他们，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毛返回杭州后，召集5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好在毛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和关几乎记下毛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谈及为他编的《语录》。     毛泽东的这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经过几次三番修改后，并未送毛泽东审阅，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审阅，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康生深知如果说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西子湖畔，毛泽东刚刚说毕那一席话，陈伯达迅即把毛泽东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评论，转告了江青。“主席这么重要的指示，要赶紧向全党传达。叫田家英马上把谈话记录稿整理出来！”江青催促道。     43岁的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17个年头。这一回接到了整理毛泽东讲话的任务，而现场记录是艾思奇和关锋，他就只好说：“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关锋是快笔头，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的谈话纪要。对于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他照录不误。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后，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田家英删去了那段话，后来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它原因，但“篡改毛主席指示”是导致田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在陈伯达去世前的1988年至1989年，我多次采访他。众所周知，他虽与田家英共事多年，但与田相左。所以他不愿意多谈田家英。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是确凿无疑的。     陈伯达早年与田家英的关系还算不错。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之后，与余文菲结合，生了一个儿子，田家英建议他为这个儿子取名陈小农──因为长子取名陈小达，就沿用这“小”字辈，而当时田家英分管农业，所以建议取名陈小农。(陈小农长大之后，觉得人家还称他“小农”，不舒服。于是，在1980年代初，趁他的户口从石家庄迁往北京的时候，改名陈晓农——作者注)陈伯达同意了。     田家英十分欣赏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字苟下，重诬后世。”(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中，将“恒虑一字苟下”误排为“恒虑一文苟下”。)意思是说写文章必须慎重，一个字的疏忽都会给后世造成严重的后果。其实，包世臣此言，出自《与陈孝廉金城书》，即写给陈金城的信。陈金城乃陈伯达的曾祖父。     解放后，由于田家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陈伯达常从田家英那里摸毛泽东的动向。毛的一句话，一个主意，一个动作，他都很注意，以便从中揣摩毛的心思。田家英看不惯他的这一套，跟他的关系开始紧张。陈伯达秘书姚洛跟田家英有些来往，陈伯达马上就很敏感，怀疑田家英是不是在背后搞他。他对姚洛说：“有人反映，你在背后搞你的‘老板’！”后来，姚洛被调走。在“文革”中，姚洛挨整。陈伯达要姚洛交代：“你和田家英是什么关系？！”直到这时，姚洛才明白他被调走的真正原因：原来，陈伯达早就对姚洛与田家英的接触生疑。陈伯达以己度人，因为他曾想通过田家英摸毛泽东的动态，因而担心田家英通过姚洛摸他的动态。调走了姚洛，由自己的老婆当秘书，陈伯达这才放心了……          【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1988年8月20日，我在上海看望了戚本禹。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直至中午12时整，有人来叫他吃中饭为止。     我跟戚本禹的谈话无拘无束。他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都看。尤其关于“文革”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他提到了香港报纸的一些报道，认为那是胡吹。他说，一家香港报纸称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等，他告诉我，他根本没上过大学。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戚本禹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他思索了一下，又对我说：“我是学历史的，自己又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历史。我的历史教训是，写文章要实事求是，这样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你现在做的工作，是历史学家做的工作。”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道义之交”李锐的回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2010年5月13日两度访问李锐，他称他与田家英乃“生死之交”、“道义之交”。     李锐调到北京工作之后，决心“弃文从工”。不料，《中国青年》杂志得知李锐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要在杂志上连载。当然，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上连载关于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相当慎重。李锐推荐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把关”。于是《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请田家英审稿，然后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锐推荐田家英来“把关”，是因为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相识于延安。当年的延安，“莫道都穿粗布服，称呼同志一家人”。李锐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组长，田家英则喜欢给《解放日报》写文章，差不多都是经李锐之手发表的。他俩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了挚友。     1957年8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毛泽东是否从这个时候开始注意李锐，不得而知。     李锐与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李锐回忆说：     经常与田家英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     李锐还忆及田家英一段尖锐的话：     他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公提三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三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与田家英的“危险谈话”被人揭发，李锐遭到了批判。但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田家英才涉险过关。从庐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特地给李锐打电话，其中讲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道义之交。”据李锐说：“不幸被人听见，几天之后，我家中的电话就被拆除了。”     我在1990年10月25日采访李锐时，曾经问他，这“不幸被人听见”是指谁？李锐的回答使我非常吃惊：他的前妻范元甄。     范元甄跟李锐一样有着颇深的革命资历：1937年8月16岁的她加入中共。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18岁的她单纯而活泼，深受周恩来夫妇喜爱。然而在李锐“落难”时，范元甄居然向有关部门打小报告，把田家英也牵涉其中。田家英与李锐的关系如此密切，引起有关部门注意，从而怀疑在庐山上李锐宣称那三条是他说的实际上是为田家英开脱，从此使毛泽东对田家英产生不信任感。田家英自杀的祸根，恐怕也就在这时埋下。          【“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田家英含冤而逝之后，由于他的情况特殊，并未在报刊上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造反派讲话时，才透露出批判田家英的信息。     我查了“文革”期间种种“中央首长讲话”，发现谈田家英最多的是戚本禹。     1967年1月9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在谈到包产到户时，这样点名批判田家英：“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     从戚本禹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给田家英戴上的“帽子”是“反革命分子”。不过，戚本禹只说田家英“被揪出来了”，并未说已经自杀。     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戚本禹接待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时，戚本禹在讲话中又谈及田家英：     还有田家英，做了很多坏事，他提出“刘公还不造反哪？”所谓刘公就是刘少奇啊！“反了吧！还不反！”他就着急了，要跳出来。     这一回，戚本禹把田家英跟刘少奇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     当时，就连1967年7月27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中，提及田家英时，也不得不按照当时的“流行语”，称田家英为“反革命分子”：     我去桃园是1963年11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1966年5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     第一次公开透露田家英自杀，是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总理与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这次接见，主要是谈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即“王、关、戚”)。周恩来说：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从当年“文革传单”中可以看出，最初是戚本禹作为“中央首长”点名批判“反革命分子”田家英，而当戚本禹被打倒之后，又成了“跟着田家英走的”了。     历史终于还田家英以清白。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以及杨成武的冤案也终于得以平反。来源: 《同舟共进》         进入专题： 田家英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392.html    

　　前言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里，我的父亲也只是一个谨小慎微、与世无争、清清白白、勤勤恳恳的小职员。可就是这样，他竟然在“文革”伊始就被迫走上绝路!而且尽管如此，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遭遇与许多人相比还不算是最惨、甚至不算是很惨的。正因如此，这样的遭遇更意味深长。所以，我宁愿忍受不堪回首的痛苦，重新回忆这一幕，目的就是有助于更进一步深刻批判“文革”;为巴金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实现，献出一点微薄之力。 　　一. 走到那“看不见的悬崖” 　　在那由“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的恶浪中，我满眼所见的基本上都是揭发、批判“死老虎”、“活老虎”的大字报。看下来，我觉得：除了几个有“反动言行”的很麻烦之外，对于其他人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被写的人这么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我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灾祸会降落在我那一生清清白白、谨小慎微、老实勤恳的父亲身上。而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时，我还以“被写的人这么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种感受来安慰他。可是。我并不理解挨整人的痛苦，这样的安慰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很快，他就“不得已走此绝路。”(父亲遗书语) 　　父亲所在的某工业公司(注：当时的这种公司是介于市工业局之下和若干相同行业的企业之上的一层政府机构。)也不例外，大字报运动同样轰轰烈烈。在那样的日子里，父亲如同往日一样，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家。不过这几天晚的原因与往常可不一样。做财务工作的父亲，以前是为那些账目、报表常常很晚回家的;而这几天，却是在下班后还要写大字报。而且往往回家以后还要继续写。 　　头几天，他也写些“拥护、支持、声讨、批判”之类的“空对空”式的大字报，与己无关，表情轻松，还议论些什么“现在彭真出事了，可有人说陆定一、罗瑞卿也有问题，我不信。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有问题呢?”其实，此时我也已经听说了这些谣传，但是因为当时我认为父亲看事总是比较固执，不易说服，因此也觉得没有必要硬他辩别真伪，所以我也就没有做声。可是，在以后我回想起这一幕，总是感慨我那亲爱的父亲：你是那么的善良，直至死到临头，也不相信人都是那么坏，不相信你心目中的好人就会这么倒霉。可是，你大概到死也想不到：就是你万万不信会出问题的那位解放军大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不但已经“出了问题”，而且在此后半年不到，也和你一样，被迫去走绝路。你大概更不能理解;自己也是个“没有问题的人”，怎么也会走同一条路去呢?你恐怕更不会想象：比罗瑞卿等更象不会“出问题”的刘少奇等的命运，都要比他更惨?这不要说你，就是身为大政治家、理论家的刘少奇他老人家，此时都绝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六月十四日的晚上，父亲回到家后，情绪显得比较激动，说：“‘团员’他们写了我几张大字报。” 　　“团员”，是对他同一办公室里不久前才参加工作的一个女共青团员的称呼。。从平时父亲提起她的口气听来，父亲对她印象平平，偶尔略有微词。 　　我想知道都写些什么内容，父亲说主要是两件事：一，对《参考消息》很感兴趣，经常带回家;二.对毒草电影《舞台姐妹》很感兴趣，买票带全家一起看。 　　这样的“揭发”，不要说现在，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极其可笑的。 　　《参考消息》是当时由新华通讯社发行的一份内部刊物，它上面刊登的内容要比公开发行的报刊多一些。其阅读对象仅仅是“国家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其他人等一概无资格看到。它是在新闻封锁年代中，底层老百姓(还须是其中的佼佼者)唯一能接触到外界新闻的一条渠道。其刊头还载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字样。在读高中的我，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等问题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因此，有机会阅读该报的父亲经常在下班时或休息日带几张回家给我看。当然，第二天上班都是立即带回公司，一张不拉。这是父亲做人、做事的作风，极其谨慎。 　　《舞台姐妹》是当时被批判的多部“毒草”影片之一。“文革”伊始，随着“把持文化宣传大权”的陆定一等人被打倒，按照毛泽东对于文艺批示的口径，把之前的几乎全部文艺作品都打成“毒草”，其中电影因其影响最大，所以首当其冲，被批得最多最厉害。但是，无容讳言，被批得最厉害的影片往往是观众最喜欢的、拍得最成功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最具有迷惑性。)特别象由名导演谢晋拍的《舞台姐妹》，当时在批判声中首次公映(上面声称：供群众批判而公映。)，更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争相观看。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两、三年，按照毛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即：“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约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就把所有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外国(非苏联、东欧)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资本主义;把所有的苏联、东欧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修正主义。从而就把它们统统打入“冷宫”，不得与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见面(而在那以后，具有“高度政治鉴别能力”、绝不会“中毒”的高层领导们，却能够照看不误。) 　　就这样两件事成为被写大字报的内容，即使在当时，我也有不当回事的理由。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反动言行”(当然，我也想象不出父亲会有什么“反动言行”)，其它都无所谓的。这就是我看了十多天学校里的大字报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父亲也被我的分析说服，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算不了什么，因此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当天晚上，他还起草要“写‘团员’大字报”，当然也是要“揭发”她身上存在的诸如“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问题。这很平常，当时普遍都这样做的：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因此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事情。 　　第二天，六月十五日清晨，父亲早早地起身，还把昨晚起草的大字报底稿修改一下，草草吃了点早饭，匆匆地出门沿着窗口离去。还在吃早饭的我，透过窗口望着他离去，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更是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父亲更是没想到：自己已经走到那“看不见的悬崖”了。 　　二. “父不得已走此绝路” 　　“不好了，阿爸出去了!” 　　自那以后，我总认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凌晨妹的这声惊叫，是我一生“幸福”(童年、少年的无忧无虑生活)和“不幸”的分界线。 　　听到妹的惊叫声，我和母亲都起床了。只见桌上放着一页从妹作文簿中撕下的一页纸，上面是父亲的字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书。我匆匆看了一下，那开头的一句我是一直记得十分清晰：“父不得已走此绝路……”。至于其它，他并没有谈到自己究竟遇到什么麻烦，也没有表示有什么抱怨。只是对我们子女提出两点：一.听党的话，学好毛泽东思想，与他划清界线;二.不要让乡下的祖母知道此事，每月仍象他以往一样寄十二元生活费给她。同时，他将一叠存折及现金放在遗书一起，并在遗书中说明共有六千一百元。 　　六千一百元!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生辛劳的积蓄。 　　当然，不谈遇到的麻烦和不表示抱怨，在当时来讲是很有道理的。他这样处世谨慎的人，即使在自己感到已走到绝路，也不能谈这些敏感的话题。经验使他那样的人都知道：那么做，是很容易被戴上“反动”之类的帽子，那么也只能是祸害家人。(事后，我的叔叔——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来参加父亲丧事时，最担心的也是父亲有没有在遗书中间“乱说什么”。)不过，他这样做，使我看了这份遗书后，对于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麻烦，以至于要走到这一步，完全莫名其妙，根本摸不住头脑。 　　很显然，父亲是在我们都熟睡时回来过了，并写下了这份遗书。可是，使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平时父亲再晚回来，总有人会醒的，特别是母亲，她一般都会醒的。而这天，父亲仿佛回来了也有一些时间了，而偏偏我们三人都没醒来。看来注定是要出事了。 　　事不宜迟，当务之急是立即要找到父亲。母亲和我、妹，匆匆穿戴一下，想当然地就要出门去。好在天气已经较热，这些动作都也迅速。 　　临出门，我忽然想到：父亲是否会在“厨房”里发生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