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林彪暗杀毛泽东是制度的悲剧 2011-09-13 08:26:39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林彪在学习毛泽东著作（资料图片）                    1955 年 9 月 27 日 ，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这一天有十位开国功臣被授予元帅军衔，其中最年轻的是林彪，时年 49 岁。 这一天，毛泽东主席不会想到——追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后来会精心谋划暗杀他，当时的林彪也想不到自己会有一天“调转枪口”成为“遗臭万年”的政变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1969 年 4 月 1 日 至 24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在“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有这样一段堪称经典的文字：“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这个被党纲确立为接班人的林彪，谁也没想到他会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以暗杀毛泽东的方式“接班”。 1971 年 3 月，林彪集团策划了一个“ 571 工程”计划。所谓“ 571 ”，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图谋“夺取全国政权”。由于阴谋败露，当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 1981 年，林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为什么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为什么最后要选择以暴力（强迫）的方式获得国家最高权力呢？ 从中共后来公开的林彪集团《〈“ 571 工程”纪要〉及其实施》的秘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披露的这样一些内容：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 B — 52 （注：代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 [ 和 ] 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 [ 和 ] 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 [ 和 ] 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独 [ 和 ] 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 无须再引用了，以上足以表明：林彪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 然而，林彪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按照当时的权力规则，他除了选择暴力的方式获得权力外别无选择。暴力的方式即强迫的方式。 当时是怎样的权力规则呢？ 中国共产党建党始于 1921 年，这个党从诞生之日起到 1949 年获得全国政权，就是靠武装革命——靠暴力（强迫）消灭暴力（强迫）获得的。中国共产党从几十年残酷的武装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的成功，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了一个坚定不移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即强迫是获得权力的唯一选择。 林彪戎马一生，跟着毛泽东南征北战，武装革命、暴力斗争的成功经历使“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在枪林弹雨中溶入了毛泽东、林彪那一辈人的血液里，时刻滋养着高度紧张的脑细胞。 任何成功的事件都为他人效仿提供了一种规则。只要这种规则有可能使人占有最大利益，任何人都可能会按照这种规则进行选择，即：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人的第一选择。（王大豪《利益论》） 林彪似乎可以靠耐心等待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但他怕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毛泽东。而且，特殊的权力规则派生出的残酷的权力斗争，也使他的前途充满了变数。虽然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已被神圣的党章确立，但深谙权力规则的林彪明白：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党章，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靠专权使他人获得权力，这个人也可以靠专权使他人失去权力。 1969 年 11 月 1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含冤去世。 刘少奇之死，使得身为元帅的林彪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及国家命运感到极度焦虑，本能的自卫意识与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决定以死相拼。他本可以苟且偷生，即使不免冤死，将来也会有一个很隆重、很体面的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作为身经百战的元帅，他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不可能不知道“成者为王败者寇”的道理。但他最终还是冒天下大不韪执意担负起扭转乾坤的责任，为了个人、也为了国家，他也因此被一些后人称为“野心家”。 在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任何人都有权利竞选国家元首，没有人会因此被斥为野心家。但在林彪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中国，谁如果说想当国家元首无异于自杀。 当“权力来自强迫”成为被公认的规则的时候，暗杀毛泽东成了林彪别无选择的选择。 然而，林彪的强迫遭遇到了更大的强迫。他的最后一战失败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死得很惨——惨不忍睹。 林彪——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叱咤疆场的元帅，最后却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葬身异国，粉身碎骨，成为孤魂野鬼。 即使林彪以强迫（暴力）的方式获得了国家最高权力，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同样是悲剧。人们已经无须假设他“武装革命成功后”会怎样行使权力，因为他的“ 571 工程”计划昭然若揭的表明——他会继续恪守使他成功的规则：权力来自强迫。 规则的继续，意味着一切都会继续。 假设死去的人活着会怎样，以假设来争论谁是谁非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假设都不等于事实，而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 林彪之死至少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林彪的悲剧是制度制造的悲剧，这种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人的悲剧，包括是那些审判林彪“叛国案”者的悲剧。      林彪为何要“叛国” 出逃？在民主国家中，想当国家元首的人为什么不会因为竞选元首失败而叛国出逃？ 无异，林彪“叛国” 出逃是为了避免暴力（强迫）的惩罚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这是“权力来自强迫”这一规则导致的必然选择。 林彪事件后，林彪成了中国人眼中最大的造假者——他说了很多极端吹捧毛泽东的话被当做最经典的造假案例。其实，最大的造假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制度。强迫是谎言之母。凡是谎言满天飞的地方、凡是歌功颂德之声成为主旋律的地方、凡是说真话会有牢狱之灾的地方，必是缺乏言论自由的地方。林彪言不由衷的两面派做法，是当时那种制度之下的必然选择。他只有在说假话竞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他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最大的利益。因为说真话会受到严酷的惩罚，所以争先恐后说假话便成为邀功请赏的最佳选择。如果没有中大奖的诱惑，有谁会去买彩票呢？ 悲剧性的制度不结束，悲剧就不会落幕。 1976 年 10 月，制度的悲剧又重演了：试图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集团，被华国锋及其支持者以先发制人的强迫方式夺去了权力。 虽然邓小平曾被强迫方式多次夺去权力，但他对华国锋以强迫方式获得权力欣喜不已，因为“四人帮”的倒台使他有了复出的希望。 华国锋以惊心动魄的强迫方式获得的权力，使邓小平成为最后的赢家。当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后，对获得的权力备感珍惜。他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务实精神，艰难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发生了飞跃性的进步。 邓小平虽然无愧于他获得的权力，但他对得到权力的传统规则耿耿于怀。因为这种规则曾使他三起三落，使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他深知其害。面对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规则——从而保住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这成为邓小平一生的心结。 他曾心有余悸地说，当初抓（强迫方式）“四人帮”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警告同仁“下不为例”。但这种警告的效力有多大的持久性呢？ 1986 年 9 月 3 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他不无忧虑的坦言：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986 年 9 月 13 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再次透露出他的焦虑：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9 年 9 月 4 日 ，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信上是很不正常的。 关于规则的作用，邓小平有深刻地认识。他有一段睿智而经典的讲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年迈的邓小平迫切想建立一种新的权力规则——新的规则可以使任何人都不会选择强迫（暴力）方式改变政权。 一种新规则的扎根和生长，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培育。然而，生命给邓小平的时间太有限了，我们也不必苛求这位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把什么事情都替我们做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当胡锦涛顺利当选党的总书记时，邓小平已经去世。这次权力的和平更替，标志着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的新的权力规则第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无论任何名义的革命或社会制度，只要是以一种暴力（强迫）代替另一种暴力（强迫），其本质上还是对强迫的复制，只是复制者（强迫者）不同而已，而多数人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迫的命运。   “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强迫是最大价值，只有强迫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权力来源于自由”的规则确立的价值标准是：自由是最大价值，只有自由占有才能获得最大利益。 有什么样的规则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规则呢？ 我们需要的不是“权力来自强迫”的规则，而是“权力源于自由”的规则。 只有结束制造林彪悲剧的制度，林彪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作者：王大豪     —————————————————————————————————————— 附： 林彪简历   林彪，湖北黄冈人。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 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8 年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井冈山。 1930 年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第一军团军团长，参加长征。 1937 年任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15 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全国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1971年江青为林彪拍摄的学毛选照片 40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九一三事件”为中国政治和社会带来巨大震撼。在1971年9月13日中共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的座机在蒙古国温都尔罕机毁人亡，一般的评论都认为，林彪外逃事件对毛泽东形成巨大的政治打击，甚至加速了文化革命的结束。 40年后林彪案件的许多真相对公众仍然是未解之谜，不过旅美的政论家胡平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认为，随着林彪的后人、过去的部下出版回忆录，加上独立学者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从中看清几个问题。 胡平：913四十年后林彪仍不能平反 旅美政论家胡平认为，9/13事件40年后，中共不愿再卷入对毛泽东评价的是非，所以仍未给林彪平反。 收听 mp3 没有安装Flash播放器 下载Flash 用视窗媒体播放器播放 例如被称为林彪手下“四大金刚”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当中的作用，胡平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对企图谋杀毛泽东的活动，他们对所谓《571工程纪要》以及政变图谋未必知情，所以他们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半是被冤枉了。 另外胡平说，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林彪本人是否对571工程知情，以及林彪本人是否真的参与了谋杀毛泽东的计划。 重新评价林彪案件？ 中共在邓小平时代虽然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仍然保留了文革时代对林彪案件的解释和结论。在1981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中，林彪案件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该案成为唯一保留文革定性的大案。 中共否定文革，不再将自己定位成革命政党后，林彪案件的“反革命”定性似乎也无从谈起。胡平说，回顾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非问题，扣上的帽子一般都名不副实。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罕坠毁 不过林彪案件可能同高岗案件一样，平反问题虽然在道理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但对当局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特别是当平反问题涉及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因此当局担心一旦开了口子，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当局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胡平说，短期内看不出中共会重新评价林彪案件。 同四人帮的冲突 胡平说，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时借助了林彪的势力，因此后来林彪势力膨胀。后来林彪势力同江青的势力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早在文革前张春桥就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年）而深得毛泽东欣赏。而与林彪联系在一起的陈伯达谈抓经济搞建设多一点。 早在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发生争论之前，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林彪就同毛泽东和四人帮发生了矛盾。与林彪联系密切的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张春桥、姚文元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 在批判林彪的时候，中共内部开始也有过分歧，有人希望借林彪倒台反左。但毛泽东坚持反右，这也是官方批评的口径。姚文元著文批判说，“地富反坏右”是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不过胡平认为，这些批评说辞并无多少根据，在中共政治斗争中，失败一方总被说成“地富反坏右”的代表。许多人在反刘少奇时被打成反革命，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仍然是反革命。 林彪政变、假设历史 胡平认为，对于《571工程纪要》以及反毛泽东的政变图谋，林彪究竟参与了多少，现在还不清楚；这些不成熟的武装政变计划是否都出自林立果之手，还有待更多资料证实。 如果搞历史假设，探究林彪一旦掌权后会执行何种政治路线，则要取决于林彪以何种方式上台。胡平说，如果林彪上台的方式是神不知鬼不觉，完全按照党章规定合法接班，那么他会继续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因为这是他即位的合法性所在，所以修正的程度有限。 但如果林彪上台是以在南方另立中央的形式，公开反对毛泽东，那么他就不可能继续打毛泽东的旗帜，因此也会表现出更多的政策和路线的偏离。胡平认为，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条件下，林彪也只能作些修正主义色彩的偏离。 点击 页首

匿名读者 写道 “据《乌有之乡》网站报道，9月9日是中共领袖毛泽东逝世35周年，山西一批民众在太原市迎泽公园举行纪念活动，高唱《东方红》、《国际歌》，整个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群众表现情绪高昂。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全体向毛主席宣誓，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在群众刚刚唱完《国际歌》，主持人宣告活动结束的时候，突然在活动现场出现两辆依维柯警车，大批警力多警种行进会场，强行要把主持人带走。民众簇拥上去交涉，有个别民众高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请求警察放人。报道称，有一位群众在激烈的交涉中与警察同志产生了言语和肢体上冲突，于是场面失控，警察同志也接受不了个别爱国群众的不理智的言语和动作，在群众把主持人解困之后，警察同志反而逮捕了九名围观群众。10日，主持人李忠亲身前往警局交涉，警方释放其中8人，另外一名民众以“组织非法集会”为名被判行政拘留5日，因为身体原因保外就医，李忠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判行政拘留7日。据被释放民众讲述，他们被限制自由以后，除一人身体原因以外，其他8人均遭到殴打，其中两名受害者伤势较重。”

林彪成毛泽东接班人后为何还不想干? (2011-09-10 09:53:59) 转载   林彪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后，却“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气氛很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之后，会议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由党的中央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改组，可以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的地位升为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为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以后不再提及，而林彪原来的副主席职务却照提不误。 林彪原来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在全会日程延长之后，毛泽东要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让林彪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8月6日到了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毛泽东选择林彪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林彪不那么自信和满意，但他对林彪总的来说还是放心的，或者可以理解为形势使然，或者很可能是一种权宜和过渡。 毫无疑问，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这对于林彪来说，情况显得有些突然。 此时，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不满。他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 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后，据他的卫士长李文普说，林彪“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李文普是跟随林彪多年、深得林彪信任的警卫，在私下的谈话中，林彪没有必要同他说假话。“不想干这种角色”很可能是林彪的真实想法。 林彪之所以“不想干”，并不是说他没有权力欲，没有个人野心。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角色只不过是“附庸”和“陪衬”而已，毫无实际意义。就权力而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并没有多少实权：他在党内的职务是副主席，但党权方面有毛泽东把关；他在政府的职务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行政权力却受周恩来制约；尽管他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军权却被毛泽东牢牢控制。这样看来，“接班人”只是名义上的东西，林彪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权力的回旋余地。难怪后来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叶群发牢骚说：“林彪多少年了，不就是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嘛！” 林彪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党的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融洽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明显了。 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要事先写出稿子，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摘用记录稿。林彪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小组给写个稿子。如果必要，可以像七千人大会那样，他另作一个口头报告。但对外发表，还是以中央正式通过的稿子为准。毛泽东同意了，决定由林彪负责，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 然而，在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陈伯达和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分歧。陈伯达不愿意和张、姚合作，自己关起门来单干。张、姚则在康生、江青的支持下，另外起草了一个稿子。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陈伯达的意见其实是林彪的意见。陈伯达的意见激怒了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批评陈伯达按照林彪意见撰写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最终采用了张、姚的稿子，并作了多次修改。不但如此，毛泽东还严厉指责陈伯达“脚踏两只船”，意思是陈伯达在他毛泽东和林彪之间搞政治投机。 林彪当然也不肯轻易让步，他对毛泽东肯定的政治报告根本不看，没好气地批了一句：“不掠他人之美。”他只是在九大上念了一遍，敷衍了事。甚至他在会前说过这样的话：“念错的越多越好。”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出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这三个副词，他上来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由陈伯达、姚文元执笔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多处用“天才地”这一副词。此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 可是，到1968年，情况有了变化。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草案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 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1970年讨论修改宪法时，为写不写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和张春桥发生了尖锐冲突，吴法宪还拍了桌子。吴法宪将此情况报告了林彪，得到林彪的支持。吴法宪还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然而，毛泽东却是支持张春桥的。 1966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文稿上，作出了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最高、最活”一类语言的批示。毛泽东所不同意的这些语言，恰是林彪自鸣得意的创造。早在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就在全军干部会议上大讲“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以后，林彪在多种场合反复讲，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1967年，毛泽东对林彪“发明”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四个伟大”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表示不满。他在上海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问身边人：“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毫不掩饰地说，“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林彪似乎并不在乎毛泽东的反对。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抢先讲话，其中不但重申了三个副词，还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变化的。他一方面说过要搞正确的个人崇拜，但同时，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对自己过分吹捧。这一点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后来的南巡谈话中，毛泽东改变了态度，否认自己是天才。他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资料来源：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张聿温原题为：“文革”中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与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