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所确立的宪政体制对西方具有深远的影响。研究外国人对美国的州和联邦宪法贡献了哪些智慧，既有助于认识美国宪政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背景，也有益于厘定思想家和法学家在西方法律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事实证明，柯克、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通这些著名人物的法律和哲学思想，武装了美洲殖民地领袖和制宪者们的头脑，并进而影响了美国宪法。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外国人与美国宪法之间的关系。一、孟德斯鸠、休谟与“联邦制”1787年制宪会议后，围绕国家结构形式是采取分散、各自独立的邦联制，还是统一的联邦制，联邦党人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作为美国联邦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密尔顿详尽 …… ……

上篇既写了 美国的伟大不是民主，而是相信“上帝” 。那接下来就该有个下篇？既然已从民主谈信仰上帝提到了“英雄主义”，那本篇就从制度说崇尚自由讲与美国制度擦肩而过是“上帝”对中国人的惩罚吧。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哪个？许多人竟然回答不出：是美国。这是教育的失败，但从某些人的角度讲，这正是他们所施行的教育的成功。某些官员或官媒用“我们统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年前提高了3毛钱”来证明自己的伟大，却用“美国也有乞丐”来说明“美国不是完美的”——如此流氓逻辑，稍微有点智商的人就能看出荒唐。其实，中国人不笨。100年前，中国人已经发现了美国制度的伟大，并多次试图接轨。可惜，历史跟中国人开了最残酷 …… ……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建立宗教的法律，或者禁止其自由行使……（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一般宪法判例书中都把这一规定分为两款，前者称为“建立条款”（establishment clause），后者称为“自由行使条款”（free exercise clause）。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建立条款”和“自由行使条款” 表面看来，前者禁止政府帮助信仰，后者禁止政府惩罚信仰，目标似乎都是 …… ……

前几天在香港机场逛书店，看到整整一大片书架上，足足有四十多本新书，几乎全部都是揭秘中国政府、政务内幕、领导人情况的，顺手翻了几本，发现这些揭露的“内幕”如果放在西方国家的话，你都可以到政府档案馆去查阅，在中国却成了“秘密”，养活了一大批书商。这几天，我又到了海外，结果碰上的“专家学者”满嘴都是有关中国高层会议与人事安排的“内幕”，大多是推测与瞎胡扯，不觉感叹道：一个不透明的中国政府，造就了多少变态的“专家学者”啊……于是，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到的“知情权”。   在胡主席提到的“四权”里，“ 知情权 ”是放在另外三权（ 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之前的，那么，什么是“知情权”，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呢？   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引进过来的，最早出现于欧洲与美国。但大家不要误会了，“知情权”这么重要的民主原则与公民权利，并没有像我们想当然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宪法赋予民众的。至少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宪法中都没有这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就拿美国来说，“知情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被法律正式认可的，当然，在这之前，民众以及新闻工作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揭露与揭秘政府行为与档案，民主的理念中也始终有“知的权利”这个说法。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认为他们选出的政府做事当然应该公开、透明，可是，在现实中，在没有法律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情况下，要做到真正知情，实在是有一定困难的。   美国以法的形式彰显公民的“知情权”是从“联邦资讯公开法”开始的，这部法 1966 年获得通过， 1967 年开始执行。签署这部法律的美国总统约翰逊（肯尼迪遇刺后的继承人）赞誉这部法律“让我们这个民主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能了解政府的所作所为”。   有了这部法律和没有这部法律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你去政府查档案，询问会议结果与决议之类的，他们会告诉你：无可奉告。你如果再问，他们甚至会把你赶出去，怀疑你问这些东西的动机，甚至威胁要告你妨碍公务。有了这部法律，你就可以去要求政府公开相关资讯，他们如果问你，你要这些资料干啥？你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无可奉告。——即便你“无可奉告”，他们还得乖乖地向你奉上你索要的资讯，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   可见，要想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首要要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的这一权利，也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政府的行为。可是，有了法律就万事大吉吗？当然不会，美国公民（尤其是媒体人）的“知情权”并没有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就得到了保障，知的权利甚至没有因此而扩大，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有决策我有对策”，大家知道，再公开的政府，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例如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人事细则、法律调查等等，就不能完全公开，而美国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国防部与国务院，正是利用这条法律后面附加的“九条例外”大做文章，弄得那些想去查阅政府档案的记者焦头烂额。   不过，美国媒体记者与活跃的公民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从来不吃“嗟来之食”，更不会对政府公布了保障他们的知情权的法律感恩戴德，他们知道，如果你不去实行，不去推行，不去探寻法律的边界，把自己的权利扩张到最大限度，那法律随时会成为政府用来对付你的双刃剑。于是，我们看到过去四十多年里，美国人常常拿这个法律作平台，想要跳得更高和更远。你说国防部的一切都是保密的，那好，就有记者出来挑战你，要求你公布国防部每年用于给士兵购买擦屁股的卫生纸，一共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是否有收回扣现象？这你总能公布吧？   没想到，国防部连这个也找到了保密的理由：你要是知道了一个人每天用多少卫生纸，又知道了我们一年给各个驻地的士兵供应多少卫生纸，两个数字相除，不就知道了我们某个基地的驻军人数？那可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绝密啊……   这种对“国家安全”的解释一旦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当然就遭到了的美国民众的一致嘲笑，结果，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大多是记者）不停地站出来挑战国务院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底线，终于，连国务院与国防部也招架不住了，只好也开始政务公开，趋向透明，结果，公众终于在媒体上看到了国防部某个水龙头的采购价高达 1000 美金，一个马桶盖的采购价是 400 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与民众对“知情权”的推动给我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只靠“仁政”来取信老百姓，必须得靠法律，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民众呢，有了法律还不够，还要去使用法律，用法律来对付政府，来保护自己。   胡锦涛主席之所以把“知情权”放到其他三权至上，并不是它最重要，而是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公民缺少了“知情权”，就根本无法谈什么“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你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参与？你什么都搞不清，又如何去自由表达？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又如何去监督？   中国的政府的政务公开这些年有一定的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政府需要立法，完善规章制度，公民也应该主动督促、推进、甚至挑战政府，要求他进一步公开政务，打破各种黑箱操作，以此扩大公民的“知情权”。   杨恒均 20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