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许多中国网民在微博上表达对乔布斯的悼念和惋惜，也有人开玩笑说他是被iphone4S气死的。 原文： Netizens Respond to Steve Jobs’s Death 作者：Josh Chin and Owen Fletcher 发表时间：2011年10月7日 翻译：译者志愿者”鱼悟天” 校对：译者志愿者 【上海苹果商店。更多悼念乔布斯的 照片 在此。】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提夫・乔布斯去世的消息在苹果官网确认后，几乎立即在流行的中国版Twitter――新浪微博上传播开来。 李开复是第一批进行评论的人之一，他曾任Google中国的总裁。”乔帮主一路走好”，李先生在其认证微博中这样写到，”你的产品改变了世界，你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 象李开复一样，成千上万的网民在微博上悼念乔布斯，整个网站闪烁着无数燃烧的蜡烛图标；同时数以千计的人更希望这只不过会是另一条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的谣言。”我真心希望这条新闻是假的,”微博用户Astro_boy写到。 “乔布斯走了，”另一个名为”不停折腾”的网民这样写道，”这是我第一次难以接受一个外国人的去世。” 在一条有超过2000次转发的微博中，网民”王伟佳”写道：”他是硅谷真正的儿子。如果硅谷可以为一个人降半旗致哀，那个人一定是乔布斯。” 其他人则抓住苹果创始人去世的机会来宣泄他们对于该公司最新产品的失望：”毫无疑问他看见了iPhone4S并被气死了。”网民”魔卡宴”讽刺说。但是，网民的想法参差不一。”购买一个iPhone4S来纪念乔布斯，向史提夫致敬”，网民PhilipKuai写到。 另一些人则督促苹果推出一系列人们买得起的iPhone和iPad，这样更多的人可以用上这些产品。”这是纪念史蒂夫・乔布斯的最好方式”，网民”水立方”写道。 苹果的产品在日益富裕的中国消费者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人们为了得到白色的iPhone，在北京三里屯的苹果商店外爆发了一场混战；结果商店窗户被打碎，停业数小时。 到6月25日，第三个财季结束时，苹果公司公告称，其已在包括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区完成了38亿美元的销售额，这个数字是一年以前的六倍多。苹果上个月在香港和上海刚开张了新的苹果商店。 相关阅读： 信息图：苹果如何横扫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后，外籍律师仍然无权代理中国客户出庭。究其原因，中国官方担心某些对于司法改革的要求最终会加速针对其他核心问题变革的要求，比如一党专制，于是干脆一律不许外籍律师掺和进中国的司法体系。 原文： Insight: China's foreign lawyers argue case from the gallery 作者：Don Durfee 发表：2011年10月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团长荡漾”翻译 北京（路透社）——在律师们的帮助下，中国达成协议并进入世贸组织10年后，它迈出的这一步为外籍商人提供了大量的商机。然而在中国的外籍律师要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还只是愿望而已。 中国和之前的日本以及韩国一样，大大限制了外国法律公司的工作范围，不允许他们，以及和他们工作的所有本国律师来直接介入中国的案件。 世贸组织的协议让这种境况几乎毫无改观，对这方面的限制在过去十年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 “在入世谈判之时，美国和欧洲的律师事务所并没有提出律师执业的问题，”普衡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负责人李德维（David Livdahl）说。他还指出，那时大多数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上，不是什么有竞争力的对手。 “现在中国公司到全世界各处投资…该国的国内（律师）事务所也跟着进入了许多外国的司法管辖区，并未受到如外国公司在当今中国受到的限制。”他说。 确实，像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伟凯律师事务所，世达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律所在中国的盈利主要靠为西方客户提供咨询。但是，如果要接中国的案子，他们必须和国内律所合作。 律师们说，该国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哪怕一丁点改变的意愿，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有力的法律系统会动摇其统治。 “法律业和其他服务业有所不同，这里面夹杂了政治因素和公民权利因素。”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律师说。 “结果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外国律师掺和进来得越少越好。” 管辖法律事务所的中国司法部拒绝予以置评。 越来越紧 中国司法系统对于外国律师的壁垒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日本在2002年开放这一领域之前亦不允许外国律师直接介入案件。韩国已承诺取消其（对外国律师的）限制。 然而在中国，这些限制却变得越来越紧。 在过去十年内，司法部禁止了诸如商务部反垄断署这样的政府部门去接触外籍律师。 “八年前我在处理我们的首件反垄断案的时候我还能直接和反垄断署共事”普衡的李德维说。 “现在，尽管外国事务所有着大量反垄断专家，我们仍无法与他们直接合作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并购案和反垄断案的服务。” 而且中国律师在加入外国事务所后会被暂停执照，这越来越麻烦，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中国律师在外国律所找到工作后居然无法在本国直接办案。 “中国政府用这项政策禁止了一群非常有天赋的中国公民去进行司法实践。”一间外国事务所的一个中国合伙人说。 本地事务所显然受益匪浅，包括律协和当地税务机关商定的优惠税务政策。 即使是这样，有些中国律师仍然支持变革。 北京友邦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关安平认为，保护性政策滋长的自满情绪使得中国律师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这（保护性政策）不一定对本国律师有好处。他们的竞争力无法提升，相反似乎还在下降。”关安平说。 不着急 变革可能很遥远，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政策。 共产党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强法治。然而后来，由于害怕其权威受到活跃律师的挑战，它开始走回头路，Carl Minzner说。他是纽约福德姆大学的法律教授，专攻中国法律体系。 这些倒退包括警告国内律师避开敏感案件。 “中国官方开始担心某些对于司法改革的要求最终会加速针对其他核心问题变革的要求，比如一党专制，”Minzner说。 一些律师说，以上想法导致的谨慎使得在外国律所方面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变得更加不可能。 “（让政府不愿推动变革）有两个因素，”友邦律所的关安平说。 “一个是中国希望它自己的律所能够变强。但这并不是官方真正关心的，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保住这个制度” 尽管不大会放松管制，中国也没什么理由进一步加强它们——西方公司依靠跨国律所来帮助他们在中国投资，而外国人也会协助使中国的商务法律系统和国际接轨。 “中国非常热心于让世界接受中国合同的标准，”世达在北京的一个合伙人Jon Christianson说。 “而政府部门中的很多人都明白如果体制内没有外国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Sally Huang对本文有贡献；本文编辑：Brian Rhoads 和 Robert Birsel 相关阅读： 《华尔街日报》力拓案和中国法治 美国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戴维・苏特尔(David Souter)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年轻一代能力不足，年长一代筋疲力尽，更甚者，僵硬的官僚主义使得让生活苦不堪言。中国是超级大国？它首先还得成长――流行作家薛欣然这样说。 原文： Why China won't conquer the world 作者：薛欣然（Xué Xinran） 发表：2011年10月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来源：Photo: IISH Stefan R. Landsberger Collection】 中国真的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准备好了统治这个世界了吗?将近十年了,在那些带我游历全世界的书籍宣传之旅，这一直是一个我被反复问及的话题。 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这样问我。我叫（薛）欣然，1958年在北京出生。我是一个中英文播音员兼作家，从1997年开始，定居伦敦；在这里，我是从清洁工干起的。东西方两种文化我都有所涉猎；然而，当我的读者问我，西方人所恐惧的”权力在不可避免地东移”之说是否合理时，我我总是要颇费思量才能回答。 拿破仑曾经警告：中国是一头睡狮――”让她沉睡吧，因为一旦她觉醒，她将震动世界。”差不多两个世纪后，这头睡狮不仅醒过来了，而且正在怒吼。亚洲的外资公司、非洲的工厂，甚至是意大利的乡村以及法兰西的街道，都已被精明的中国商人抢购了。在世界性债务危机的漩涡中，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了，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的廉价制造商，也是美国的头号债主。（难怪）最近有一个华盛顿的智库做出预测：不到十年，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首要的储备货币。 在我的家乡伦敦，大批学校现在向小至三岁的孩子提供普通话课程，其中包括上流社区的”英国简易普通话”和”林克中文学院”，后者在苏豪、利物浦大街和汉默史密斯开设”未来语言”的”趣味”课程。早在2008年，每日电讯报就报道了一阵汉语保姆热，许多”成就颇高的父母”都想要”投资孩子的未来”。不管你眼观何方，中国似乎必定将主导世界。但是，果真如此吗？ 每年，我至少两次返回中国，去更新我对我那魔幻般的、日新月异的祖国的认识。作为一个作家，在城市里那些庞大的购物中心、实时显示英国富时100指数的广告牌身后我试图发掘，到底有些什么正在上演；我也到乡下旅行，那儿的生活不太可能有很大变化。 【原文配图：某珠宝工厂的工人们站在机器旁。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 我最近的一次中国之旅是在九月份。一开始是在北京的疯狂而又忙碌的十天，我丈夫作为中国出版协会的顾问在这儿参加国际图书展。为了在那本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新书展示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视角，我去了南京做调研。 随后，我们夫妇俩去了上海，我们都到复旦大学做了讲座。我们的大量时间都花在路上；到如今，从那些密集的车潮与拥挤的街道中抽身而出是我们急需的修整，而这些车潮与马路环绕在有一千六百万人口居住的高楼大厦之中。 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趟苏州，”去那些古老的茶庄中散步饮茶，譬如说古汉茶庄。（那儿）没有车流，也没有游客”。 在我1997年前往英国之前，这一愉快的旅程仅需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却花费了五个小时，而且，在仓促地吃完午饭后，我们的司机提醒我们必须要离开了――”要不然我们将没法赶回上海吃晚餐，哪怕是按照西方标准的晚饭（都不可能）。”（中国人吃晚餐的时间比西方人早得多。） 我们到达上海城郊后，就融入了缓慢前进的车流之中，所有的车辆都努力地往高速公路上开（那天早上的广播里报道，中国的汽车数量刚刚达到了一亿辆，仅次于美国的2.85亿辆），（这时）我趁机与我们的司机交谈起来。他能讲出哪些关于现代中国的状态以及它的走向呢？ 他三十出头，是一名父亲，在军队中学会了开车。许多年轻人都竭尽全力参军，将之视为过上比父母和祖父母更好的生活的机会；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在农村的贫苦中长大，或者是移居到城市里、在社会底层做苦力。然而，尽管他远非精英阶层中的一员，他也绝非过着一种简单、轻松的生活：”司机们不像政客或者大官们，没有机会挣大钱，但是我们也像任何人一样需要钱。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都想给他们最好的。” “我女儿就读的幼儿园根本算不上一流的，但是每年仍要花费超过一万块钱（约合一千英镑）。她今年要上小学了，单单’择校费’就要花费三万多块，这还只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学校。”当我问他多久见他女儿一次时，他说：”家人根本没有时间（见面），每个人都在为孩子而忙着挣钱。为了下一时段的轮班，我都是得空就睡一会儿。” 难怪。他告诉我他通常每天都上十五个小时的班，上海许多出租车司机更是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也不休息一下。”我认识的一些司机，因为开车时睡着了而（出事）死亡。多么可惜啊！”我见过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酒店工人，他们大多数是二十出头，他们告诉我，如果可以挣更多的钱，他们宁愿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制造财富与机遇的机器了，但是，这个处处是疲倦工人的国家，真的有一天会引领世界吗？ 计划生育政策又给这一代人带来了什么？来自最大的四十个城市的孩子，生活在”三屏世界”（电视、电脑与手机），穿着世界名牌，坐着头等舱旅行，还为其在国外一两年的学习而买房买车。对这些年轻的”超级富豪”来说，价格不是障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了一天的购物而乘飞机往返香港。 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中国的下一代创业者――不像其父母和祖父母，他们很多人都从未碰一下厨具，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整理床铺。他们上的可能是一流的学校，但是很多评论家认为，中国那执着于应试与死记硬背的教育系统，抑制而不是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确实，当前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高考”，起源于一种六世纪皇权政府制定的科举考试；而且，按照北京一位受教于耶鲁大学的学校高管蒋学勤的说法，（高考）鼓励的是那些”有很强的记忆力、很强的逻辑与分析能力、但想象力很少、对权威极少质疑的人”。中国可以被视为一个超级聪明的模仿者，但却是蹩脚的创造者――新近发现的中国西南云南省首府昆明市遍布的二十二家冒牌苹果店，佐证了中国复制西方世界的任何事物的能力。这些冒牌店是如此的以假乱真，以至于员工们都相信自己真的是在为苹果工作。某种程度上的天才啊，但却是被误导了的天才！ 如果中国想象制造业那样占据创新产业，它必须从苹果的市场营销部门取经：”奇思妙想”。一位最近荣获”中国最富创造力的五十人”头衔的商人刘俊（音）表示，这是一场艰难的奋斗。 “中国没有世界品牌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种世界眼光”，刘俊说，”中国的设计师只考虑让自己而不是让消费者感到愉悦。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的企业结构仍然十分僵化，根据”达尔贝格全球发展顾问”的高级顾问丹尼尔・阿特曼（Danile Altman）的说法，新颖的想法”不得不被如此多的领导层过滤以至于大多数都难以传达到决策层。在成为像美国那样具有培育企业家能力的国家之前，中国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这种企业领先的美梦是中国贫农民与农场主难以企及的，而这一群体占据了中国人口的70%。对于许多社会低层人来说，一种因购买美国国债引发的怨恨正在升级。正如我们的司机直言：”为什么在中国人民挥洒汗水种地、没日没夜工作之时，戴着太阳镜、舒舒服服的美国人能够尽情享受阳光与沙滩？我们为什么要去解救他们的金融问题？” 我还没有告诉他，（截止）今年七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债总额已达11735亿了，相当于每一个中国人持有5700元（合570英镑）的债券。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这种债务负担是怎样累积的――通过年复一年的弯腰勤干――但是，没有多少人敢讲出来。这一部分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美国金融危机的规模，另一部分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质疑领导人的习惯。 台湾出生的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因对中国经济的评论而出名。这个月上旬他警告，对美国经济状态的担忧被放大了，中国不确定的金融状况才是政府真正需要设法解决的。 “我们的经济是不健康的，”他写到，”而且中国的制造业将是它发展的尽头。因为制造业领域所面临的两大难题，企业倒闭的数量将达到30%-40%。第一是跨国投资环境的恶化，第二则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这些难题将引发制造业危机，而企业家也不得不撤离。”中国飙升的房价通过从制造行业转移而来的钱而被炒起来，仅仅是助长了中国的”泡沫经济”，郎咸平这样认为。 这个泡沫将要破灭了吗？郎氏担心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放缓，好使中国的教育系统与社会有时间赶上来，好让贫富差距的平衡得到调节，也好腾出时间来考虑一下，中国需要什么才能创造出强盛的未来。 多年来，我耗费时间研究由独生子构成的社会所引发的问题，让我对郎咸平的看法不谋而合。确实，有时我的祖国像是一个乱糟糟的国度。 以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例。在过去的五年里（2006-2010），中国每年有76000起交通事故死亡案例，占据了因工业事故而死亡的总人数的80%以上。从2001年以来，离婚率也猛涨了。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是北京（39%），紧随其后的是上海（38%）。 现在，一半以上的离婚者处于二十或三十多岁，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政策下得第一代人。这代人中的许多人甚至不想要小孩。有些是不喜欢被驱出家庭的想法，另一些则纯粹是没有时间照顾小孩。至少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限。过去五年里，有许多起两岁或三岁小孩在私家车里窒息死亡的案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忙碌的父母把他们托付给了司机，而后者则在跑来跑去的时候将小孩落在不通气的轿车里。这很难让人理解，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中国正在变化，而且对于一些人来说，结果是难以预见的。我在南京同一些故友（一群传统灯笼制作人）待在一起时，他们聊到很久没有见到孩子了。他们不能理解生活如何才能改善，而家庭却正在消失。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取得了进展。我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善十三亿人的生活。我们很多人的祖父母曾每天节省几粒黄豆来帮助家庭渡过饥荒；我的父母仅仅为了一瓶食用油，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 但是，我们真的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吗？我们真的能凭区区三十年的”自由市场经济”来与最发达国家互动吗？ 哪怕我们真的成为了超级大国，它仍然会被中央政府牢牢控制吗？我们会迷失自己的身份――我们的家庭价值与文化――直到我们再也不能判别中国龙（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和中国狮（西方人如何评判我们）吗？中国，这头睡狮现在觉醒了，然而，你必须寻得喂养之道而使之保持活力。 回到上海后，我们往返沪苏之间艰难而又漫长的十个小时之旅总算结束了。我的丈夫托比狂叫：我再也不要在中国坐车了。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坐的。这是一个是在太让人兴奋太丰富多彩的国家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弃之不来。最让人兴奋的是，它每天都还在书写着新的篇章。 相关阅读： CNN 为什么21世纪不会属于中国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美国副总统拜登称赞习近平”强势”、”务实”，这些赞许或者有外交用意，不过习热衷于在国内和国际展示影响力，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可能走向不妙的方向。 原文： Meet the New Mao 作者：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 发表：2011年9月2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现在可能是时候承认中国即将继位的领导人习近平并不是许多人假想的那么温和。事实上，在过去的就有迹象显示，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习氏都将把中国驶向一个更咄咄逼人的方向。随着入主时日的渐近，习近平正显露出多项征兆，他在外交政策上将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同时，在处理国内冲突时，他倾向于(采取)警察(管控)措施。因此，他的上台对毛主义者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来说意义重大：这标志着中国”改革时期”正走向终结。改革时代将被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些年的斗争时期取代；那些年里，信仰马克思社会解放理论的先进分子同更亲睐列宁政治管控理论的反日的（和与反美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相互斗争。习氏显然属于后一阵营，支持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进步。他可能领导中国走向不妙的方向。 外交政策是可以快速区分中国新任领导者的”试金石”，因为同国内政策相比，确定外交政策的只是一小撮人员。而且谁主导北京，谁就有外交政策的决定权。中国政策研究（”北京学”）的微妙艺术依然很重要（译注：”北京学”：以研究北京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帮派、远近等为主旨的学问，类似于”后宫政治学”。）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结束八月份的中国访问时，称赞习氏”强势”、”务实”。 拜登可能是对的，但是，习氏的强势与务实主义，对那些恐惧中国中国之崛起的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什么好预兆。 习氏首次公开展示其”强势”之阴暗面，是在2009年他访问墨西哥之时。（当时，）他同当地华人讲：”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习氏的”三不”传开后，赢得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欢呼称赞，这些人中包括1996年刻薄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这些民族主义者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习氏将是后毛时代第一个愿意与西方抗衡的中国领导者。九月早期，习氏同中央党校的学生讲话时说：”为民族独立与百姓解放的斗争，或者说实现国家强权与百姓富庶，是两个永远紧密相连的首要目标；前者永远是后者的基础。”，而中央党校是北京培养党内精英的营地。 就国内而言，习氏的强人姿态显露于他对令人头疼的薄熙来在重庆任期所做所为的支持。作为另一个必然于2012年进入政治局的太子党，薄熙来2009年罔顾程序合法性，以不加甄别的清扫行动端掉了重庆的组织化犯罪。在2010年访问重庆时，习氏表示”震慑性的’铲黑除恶’是”深得人心的”，他还称赞当地的公安部门为根绝此类问题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他对”重庆模式”的推崇有时候被解读成毛主义的回归。然而，更确切的是将它视为民族主义者的警察国家之回归――更似蒋介石而非毛泽东（的做法）。 七月中旬，习氏被派到拉萨去主持西藏”解放”六十周年的庆祝仪式。与持怀柔与人道政策的前任党首胡耀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习氏的访问是一次统御之术的研习，而胡耀邦1980年访问西藏，是（共产党）与该区域真正和解的最后机会。大群警察和便衣淹没了拉萨城，而官方的讲台上却连一个藏人都没有。整个拉萨城完全被封锁起来了，习氏不管走到哪里，都被军方和安全人员守护着。据中文媒体报道，习氏是如此地害怕遭人投毒，以至于携带了自己专用的水，用于饮用、烹饪及洗澡。习氏毫无意愿与普通藏人待在一起，而是发表了一个长达七十分钟的强硬讲话，攻击达赖喇嘛，并强调在西藏地区布置大规模兵力的重要性。 在这个铁血习氏的身后有什么故事呢？ 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深受毛氏之害的中共温和主义者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是一个改革主义者。确实，他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履历，表明他执着于经济改革与行政效率。但是，改革的年代已经画上句号了，那些争论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争论发生在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分子与持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前者在党组织和内地贫困地区赢得了支持，而后者中的许多人，譬如习氏，则通常是在沿海富裕省份从技术官僚的职位提拔上去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分子主要关心的是社会公平和党的意识形态，而持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则热衷于国家权力与党的纪律。习氏显然落入后一群体。相反的是，习氏的重点在于国家权力――在国际和国内都可以展示的影响力。他极少关心”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发展”和”科学发展”之类的话题，而这些话题吸引了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两位自2002年起主政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的注意力。 对美国来说，尽管拜登的善意称许有着外交层面的合理性；但是，外交政策决策者需要考虑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会采取更加对抗的外交政策的日益增加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是波特兰州立大学Mark O。 Hatfield政府治理学院政治学的助教，他写了《统治的权力：国家如何赢得和失去合法性》一书。 相关阅读： 《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by 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 《明镜周刊》中国的新强人习近平――比红更红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

核心提示：去年因为和诺贝尔和平奖唱对台戏，”孔子和平奖”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今年，更戏剧性的事在诺奖颁布之前上演了――原”孔子奖”不被文化部认可。原孔子奖负责人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原文： Competing Confucius Award Bares Discord in China 作者：EDWARD WONG 发表：2011年10月1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去年，一个小女孩替未出席的获奖人领了这个孔子和平奖。图片来源：Alexander F. Yuan/Associated Press】 北京 去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那让人梦寐以求的和平奖颁与刘晓波――一位被囚禁了的中国异见作家时，一群爱国的中国人做出了反驳之举：他们将设立了自己的国际奖项，美其名曰”孔子和平奖”。 如今，中国内部的争执，可能会让这个奖项的未来岌岌可危。 这个新出炉的奖于去年十二月首次颁与一位台湾政治家，而他从未对此奖有所耳闻，并且也没有现身领奖。这种状况并没有使（该奖项的）组织者受挫，上个月下旬，他们宣布了该奖今年的八位提名者，俄罗斯总理普金、微软创始者比尔・盖茨都在其列。但是，上周二文化部网站上出现的一则通知称，这个奖项将被取消，评奖组织也将被解散。 这一举动引发了组织者的愤怒，他们称自己是政治阴谋的迫害者。 刘浩峰（音）自称是该奖项的创始者，在周五的一次电话采访中，他说，另一群有钱有权的人正试图染指这一奖项，并且他们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刘还说，那个竞争团体想推出一个”孔子世界和平奖”，于是就设法逼迫刘以及他的同仁们放弃自己的奖项。 刘先生谈到：”（文化）部支持那个’世界和平奖’，但是，我的’孔子和平奖’是首创并且唯一的。” 去年十二月，首届”孔子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吸引了国内外记者的大幅报道，但是，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这群组织者与文化部之间的确凿关系。刘先生说，去年他试图争取文化部的支持，但是，那个过程实在”太困难”了。于是，这一组织在去年十二月九号自行举行了授奖仪式。 他还说，今年这些组织者没想去烦扰文化部――尽管事实上这一组织与文化部之间只有着一种松散的从属关系：他们自称是在文化部登记注册的”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传统文化保护部”。 今年九月十九号，文化部勒令这个所谓的”保护部门”解散，并不允许其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赞助下组织任何活动。这一命令称，”保护部门”在未经官方批准的情况下，于九月十七号举行了关于第二届孔子和平奖的新闻发布会；并且，该部门滥用了文化部的名义，违反了文化部的规章制度。上周二，这一命令被张贴在文化部的网站上。 该奖项的另一组织者、刘先生的朋友王胜贵（音）称自己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副主席之职被吊销了。 王先生表示，这场惨败是紧随着组委会的其他一些组织者加入到了竞争组织而到来，那个团体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之后，那个基金会就决定开创孔子世界和平奖。其中的一名副理事谭长流，去年是那个原和平奖组委会主席。 王先生说：”他们妄图垄断孔子奖。” 在被问到为何文化部会支持这一新奖项而不是那原始奖项时，王先生只说了一个词：”关系”。他还补充到，文化部门的官员还警告他要置身事外，因为这一事件”太政治化”。 这些提供新奖项的组织成员们显然因针锋相对的新闻发布会时间安排而愤怒不已。他们原本说，在九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世界和平日，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他们的奖项。刘先生在得知此事后，就在九月十七号安排了与其奖项有关的新闻发布会。两天之后，文化部命令刘先生解散他的组织。 这个关系甚广的竞争组织的副总书记姜叶（音）声称，那个原始的奖项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文化部的批准。他说：”他们随意地举行了首次颁奖，却是个彻底的失败。”他还补充到，公安干警正在密切监视那个组织。 姜先生也表示，不应该组织那一奖项来驳斥诺委会给予刘晓波的荣耀。”这不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有的态度，它也不是孔子所代表的智慧”，他这样说。 在被问到关于（两个”和平奖”的）争执时，文化部的发言人挂断了电话。 无论是刘先生还是王先生，都说他们仍然计划今年十二月九号将颁发第二个届孔子和平奖。今年这一奖项的候选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南非总统雅各・祖马、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中国科学家袁隆平，还有一个藏族小童，他在中国政府绑架了由流亡的达赖喇嘛支持的班禅喇嘛候选人后，被中国政府任命为班禅喇嘛。 首届孔子和平奖颁给了连战，他是台湾的国民党的前任党首。去年十二月八号在被问及赢得此约合15000美元的奖项时，连战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就此事件，我们的回答是’无可奉告’，因为我们对它乃是一无所知。没有人曾就此事联系过我们，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记者那里得到的二手信息。” 在第二天的授奖仪式上，一名显然与连战毫无关系的小女孩领取了这一奖项。 Mia Li和Edy Yin对此文也有贡献。 相关阅读： 译者合集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 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译者的音频博客已登录iTunes，到 这里 即可收听往期的译者音频节目；下载更新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