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丁春秋34567在《人均GDP6000美刀一下莫谈民主》贴子里如是说： 文章提交者：丁春秋34567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郎咸平说过，一人一票和廉洁、高效没有任何直接关联，菲律宾是民选，印度也民选，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廉洁指数要高过中国~~你去过印度，就会知道大家幻想中的通过民主投票后的权力制衡抑制腐败、催生社会公平正义等等现象根本不存在！一个供电局可以因为不给红包就拉电，让你根本无法生产，衙门的排场是比中国小，穷嘛，但所有政府部门没有哪一个称的上“廉洁、高效”，拖沓，老爷脸，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中国一些发达和治理相对规范地区的政府的效率要远远高过印度的政府部门 丁春球，你还有脸跟印度比，奉劝你还是学一点印度历史。印度再不怎么的，街道破，房子旧，没有高鸡的屁，但是： 印度送走英国人之后，除了因宗教问题发生印度教与姨斯兰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生全民族范围的血惺的全国内战吧？ 没有数年反右把数百万无辜的人打成黑右送进牛棚吧？ 没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S几千万人吧？ 没有十年文革堂堂郭家主席虽然高举宪法仍被人象拖死狗一样掀翻在地再踏一只脚誓叫永世不得翻身吧？ 没有脱拉鸡进城吧？ 没有裸体做官嘴里狂骂美国却偷把老婆孩子向西方转移吧？ 没有高调反贪但贪官杀不穷抓不尽越抓官位越大越抓贪的越多吧？ 没有昨天同志加兄弟今天反目成仇花大把银子但最后一个正经朋友也落不下吧？ 没有黑煤窑三路奶恶城管老百姓深更半夜给从床上拖大街上住房给铲平了吧？ 你以为跟印度比你就能占便宜？真是不知羞耻。丁春秋呵，真是好一个顶蠢球！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6409592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0)  | 标签: 成功 , 唐骏 , 励志 ——大多数别人告诉你的人生经验都象魔术师表演的把戏，总是爱用最无关紧要的花招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前些天遇到一位经商的朋友，说到他曾经非常崇拜唐骏，买了上百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送给友人，特别是下属读，还组织大家讨论心得。现在爆出唐骏的伪造建立事件，让他感觉很没有面子，见到下属都有些不好意思。 这让我到产生好奇，我问他，你怎么会这么相信这种忽悠？他说，人家告诉你“成功可以复制”，管他灵不灵，咱也学习学习吧。 确实编这种《成功圣经》的人都很善于讲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听完让人摩拳擦掌的主题，那就是世上无难事，哪怕我是根铁杵，只要我愿意下功夫也能成为绣花针。我们的教科书上有很多“成功可以复制”的故事，大概我小时候听得太多了，所以产生了免疫力。 不知这算不算是福气因为反正我从小就是学习着励志的故事长大的。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著名书法大牛王羲之当年在绍兴兰亭这个地方“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成了黑色，于是成为震烁古今的宗师。一次，他儿子王献之问他写字的秘诀，他指着家里十八口大水缸说：“盖学字之秘诀，皆在这十八口缸里。你把这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自然就能够知道了。”也不知是不是绍兴那个地方从不下雨，反正故事里说王献之真的把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了，因而他也成了一代书法大牛。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在南京市郑和公园里的少年宫学书法，没有大缸，不过正好公园里有一个大池塘，于是我每次上完课都去撅着屁股趴在池塘边上洗毛笔，指望把池子染黑，过几天就用完一瓶墨汁。直到有一天被公园管理人员制止，他从背后一把薅住我领子“小孩，不要命啦！以后到自来水龙头那儿洗去。”想到以后再也不能在池子洗毛笔，当时我为长时间的努力前工尽弃而极为悲怆。不用说我书法自然也没有练成。 后来我大了一点，到了“厌死狗”的年纪，经常和院子里的小孩发生肢体冲突，苦于是独子，常被别的小孩喊来大哥助拳而挨揍。遂发誓一定要练成一门神功。去少林寺学艺的没有路费，要练铁砂掌在家里没找到合适装沙的大铁锅。不过偶然有一本小人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书中英雄少年，自小是个孤儿，忍气吞声给虐待他的地主放牛。每天把一只小牛犊抱上山吃草，牛吃草的时候，他就拿山顶的一棵小树练脚，牛吃完草再抱下山。后来牛长大到八百斤，他的力气也长到八百斤；小树渐渐长成环抱大树，他的脚力也奇大无比，终于报了父母之仇。 让我苦恼的是，大学的家属院里，唯一的家养哺乳动物就是猫，我天天抱，估计也长不到八百斤。不过小树倒是找到几棵，于是我选了一棵茶杯口粗的小树天天去踢几脚，可惜不到一年我就发现这棵小树和其他几棵相比，枝叶稀疏而且枯黄。最后神功计划也只有半途而费了。 还有一个德国大叔过去一直是我的偶像，我小时候读书，至少十遍听到不同的人告诉我，他之所以能写出《资本论》这样不朽的作品。要说原因，就在于他常年累月总坐在大英图书馆一排第二号座位上，而在脚下水门汀地板上磨出的两个明显的脚印。 于是到西安上了大学以后，在最豪情万丈，而且相信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岁月里，我效法先贤，几乎天天去图书馆阅览室靠窗的位置读书自习。 我在这所学校呆了八年，马克思在我那个年龄已经是新莱茵报主编了，可怜我什么都不是，paper 倒是发过几篇，不过什么像样的论也没写出来。好在总算后知后觉地总算得出两个无奈的结论，一，我可以告诉建筑工程界，西安交大的图书馆水泥地面质量真的非常好；二，我敢向史学界公布我的重大研究发现，马克思同志读书的时候一定有蹉脚的习惯。 这些经历都让我产生警惕，一，成功一定是有秘诀的；二，这些秘诀常常是个人隐私，并不示人；三，对靠贩卖人生经验来赚钱的人，要小心一些，大多数人告诉你的人生经验都象魔术师表演的把戏，总是爱用最无关紧要的花招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他的真正的动作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郎咸平看到了政府低效,我看到了公民权利 / 2010-08-19 12:11 / 评论数( 25 ) 人力资源的诅咒 / 2010-08-16 08:25 / 评论数( 10 ) 控诉南方周末迫害围剿我的阴谋 / 2010-08-05 22:01 / 评论数( 14 ) 从符号学视角理解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 / 2010-07-28 18:01 / 评论数( 14 ) 傻帽不傻 / 2010-07-26 23:17 / 评论数( 4 )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著名企业家刘晓光先生从欧洲回来，他和我谈到了蔓延全球的新一轮增长模式，谈到环保、低碳、绿色将重构世界经济新标准，人类社会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刘先生还忧心忡忡地说他参观过欧洲好几个国家在新技术和新标准方面的试验成果，欧美人再一次走在世界的前面，他们就要发布最新的核心技术，最新的规则与标准，而这样的规则与标准将带领人类走进新的时代，它的后面，无疑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田溯宁先生与刘晓光一样激动！他从美国发来短信息，“如同工业革命开始了大规模物理产品的制造，云计算以其前所未有的信息存储、计算和传输能力，世界将进入一个大规模知识生产的时代，使人的学习能力空前提高，使知识、智慧与创造民主化与简单化。现代信息技术垄断联盟正在被云计算技术所打破，这将是新企业与价值创造的巨大机会，去年我在硅谷看到的是百家新企业，这几天看到千的数量。从芯片设计到操作系统，新的技术领导者正在形成，资本与其结合的速度加快，云计算的投资与传播在形成时尚，可谓大风起兮云飞扬”。 两位企业家的兴奋，其来有自。某种意义上，他们应该是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发展机会，尤其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尽可能早的发现这样的机会，尽可能赶上世界新技术与新标准的潮流，中国就不会再一次沦为应用大国，不会再一次沦为人力密集、技术粗糙的加工厂。刘晓光更是强调，这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第四次浪潮，赶上了这个浪潮，中国必定气象万千，但如果再一次错失机会，中国将只能深陷应用大国的处境，只能再一次望洋兴叹。 必须指出，企业家们的思考有道理，这其中其实隐含着某种对历史的思索。他们应该是基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思考模型在说话。众所周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曾经在1980年代红遍全球。他的理论在今天看来，简直具有先知一般的色彩：今天的变革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第三次浪潮，这是人类文明史的新阶段，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状态。由此，托夫勒提醒世人，应该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领域里来一场革命，以适应第三次浪潮文明。他甚至认为，人们如果不尽快适应这些转变，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并肯定会被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模式彻底抛弃。30多年前，托夫勒预见的未来是：跨国企业将盛行；电脑发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人们将摆脱朝九晚五工作的桎梏；核心家庭的瓦解；DIY（自己动手做）运动全面兴起，30多年之后，谁都能看到，托夫勒的预言，绝大多数已经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现实。 面对托夫勒的思考，我们思考的重点在于，当人类发展的每一次浪潮来临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如果说漫长的农耕时代，中国人还可以画地为牢，随遇而安，但当工业革命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麻烦就来了。历史清晰地记录着中国人对工业世界的排斥，最著名的例子，当属李鸿章修铁路。清朝大量的保守势力坚决反对李鸿章修建铁路，策动大量的老百姓联名上书，阻止铁路开工，理由是修路过程一定会迁动老百姓的祖坟，破坏了风水，还说使用机车，会伤害庄稼。朝廷只好迎合保守势力，颁下谕旨，规定铁路不得使用机车，不能震动皇陵。人类铁路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场景在中国出现，唐胥铁路开通，火车第一次运行被迫用马、驴拉着煤车在铁道上滑行！ 需要提到另外一个具有先知色彩的经济学预言，那就是德鲁克的公司概念。德鲁克的意义在于，在今天蔓延全球的公司组织还不清晰的时候，他在1960年代就提前指出，公司，将会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组织场域，公司将会模糊传统的国家边界，公司不仅是一种利益组织，将会是一种人文组织。今天来看，德鲁克的预言当然是一个再具体不过的现实，除了那些虚张声势的国家行政机构，公司早就已经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而且，今天的公司组织，早已越过国家主义的边界，实现了人才和资源的全球共享。 还是同样的问题，当德鲁克在美国通用集团研究这个世界上最豪迈的公司组织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历史让人汗颜，整个1950年代，当欧美全力打造现代企业的时候，我们却大搞公私合营，大练钢铁，大跃进，指望着三年赶英超美，相信我们的粮食能够亩产20万斤。整个60年代，当美国人已经把公司当成人文组织来观察的时候，我们却在批斗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人以拥有知识、拥有文化为耻，商品成为敏感词，即使做一点点小范围的商品交易，也会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锒铛入狱。 时间差距计算最能说明问题：如果把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当做工业革命在英国乃至世界爆发的时间，把1876年中国人修建第一条铁路，后来被慈禧太后以有碍风水对祖宗不敬为名拆除为中国工业史的开端，那么，中国人落后整个工业革命111年；如果把1902年美国通用公司的诞生当做现代企业制度的开端，把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当成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起点，那么，中国人的公司建设落后美国人91年；如果把1980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预言当做人类新经济的起点，把2009年google离开中国当做标志性的中国新经济事件，那么，中国的新经济产业落后美国人29年。 现在的问题是，当以环保、低碳、绿色和信息互动为关键词的新型发展模式正在全球展开，当中国人深陷应用大国的困境，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做好了转型的准备？我们是不是打算又要落后于人。过去我们因为闭关锁国，没有看到风景，今天我们看到了，是不是有所行动？这既是刘晓光、田溯宁等企业家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没有时间再等待，没有时间再犹豫，从现在开始去思考，去建设，也许中国人会第一次赶上历史的浪潮，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机会，谁耽误了这样的机会，谁就是这块土地的罪人。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梁启超反对土地国有 / 2010-08-17 18:30 / 评论数( 6 )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驳郎咸平，印度比中国更腐败？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郎咸平。批评他的观点：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论很有煽动性，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而是专心到各地演讲赚钱。 要是能专心赚钱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见解，倒还真是一种进步。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 《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 ，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中印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当年却搞出饥荒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 周其仁 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郎咸平。批评他的观点：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郎咸平的言论很有煽动性，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有了很大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等观点。而是专心到各地演讲赚钱。 要是能专心赚钱少搞些似是而非的见解，倒还真是一种进步。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 《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 ，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中印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这算是学术研究吗？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10%，印度每年增长8%，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与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地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低，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是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这说法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而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体制，一边已经遍地饥荒，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当年却搞出饥荒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的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 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的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某些地方，商人到一个县投资，“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哪些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 周其仁 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知识分子应该为苍生说人话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些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 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想拆哪片，就拆哪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哪个村的地就征哪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地方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压制，甚至可以把人抓起来。这种所谓“高效”而无视法律的权力机构，就是郎咸平所提倡的，在郎咸平看来是低效的，在我看却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在中国不少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看到八个车道的大马路在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惶恐，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人治，是无知而无耻的。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虽然我认为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还真的要思量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