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

作者： 郭宇宽  |  评论(4)  | 标签: 郎咸平 , 知识分子 , 良知 , 公民 , 权利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当时风头甚健，而我几次近距离接触之后大掉眼镜的郎咸平。我和他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 这是一种当前的中国显然有人很赞成的观点，但如果真朝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一定会得益，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只会陷入更深的灾难。而且此人物欲过强，为了捞钱简直不择手段，让我尤其感到忧虑，他的言论有很有煽动性，可以让很多老百姓被他卖了，还给他数钱，再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作了很大的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他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的“学术见解”。专心到各地给民营企业小老板，演讲赚钱，如果他好好把心思用在赚钱上，别在到处发表“中国不需要民主”这种不伦不类的“学术见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中印两个亚洲人口大国，是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郎咸平举出一些他描绘的印度经济发展的问题，以此来评价民主好还是不好，这不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的思考水平。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据说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郭宇宽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谁要做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太令人遗憾 。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印度每年增长百分之八，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如果一定单纯为了比较说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应该把中国和欧洲比,也不应该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比甚至非洲国家比,应该把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南韩,北朝鲜,日本这样的文化传统,人口密度,资源,气候条件、生产方式更近似的国家比,会更加有说服力。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比较是郎咸平们的弱项，他们喜欢拿印度甚至非洲的例子，来和中国比较，告诉中国读者，你们看，搞民主没用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度。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的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ＧＤＰ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水品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品是比ＧＤＰ或者出口量跟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底，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两家邻居，一家男女老少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没有节假日，一个月挣一万；另一家每天工作７个小时，经常唱歌跳舞，一个月挣６千。那个没日没夜工作的一家人，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有什么资格嘲笑总是唱歌跳舞的一家人，收入比他们少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ＧＤＰ增长１０％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８％，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首先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其次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南朝鲜和北朝鲜相比，南朝鲜的农业自给自足率肯定不如北朝鲜高，看看到底是谁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毛泽东一人集权体制，老百姓已经饿殍遍野，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却当年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得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假如一个丹麦或者瑞典的人到了印度发现，印度的腐败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我是可以理解的。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于想象”，就让我不可思议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想装作天真无邪? 根据总部在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最近一年中国略领先几名，有时候也会和印度并列。 由于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中国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制集权国家（郎咸平嫌集权的还不够）。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中国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掠夺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地方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在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像王益这样程度的腐败，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公款吃喝是几乎不需要遮掩的，政府的高级公务车满街都是，一个县政府的大楼宏伟的像白宫，这在印度你是比较难看到。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旅游景点，你总能看见，来自大陆各级政府的公费旅游代表团，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和普通游客的区别，他们在景点拍照都要按官大官小的次序站，穿的都是西装衬衫，最爱出入常是赌场，脱衣舞厅。但印度政府官员的公款旅行团，至少我遇到的比较少。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制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商人到一个县投资，只要搞定县委书记就可以了，“问题不大，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谁的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体现密切的政商合作关系，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相对中国，印度式的低效是印度的荣耀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政府官员，想拆那片，就拆那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那个村的地就征那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可以把谁抓起来。这种高效而且严刑峻法的政府，就是郎咸平所提倡，而且他觉得集权得还不够。 在郎眼里，村民的林地算什么，要搞个大项目，带动地方政府税收，拉动GDP，还需要谈判么？派“棒子队”和警察不就搞定了么？但在印度搞不定，印度是一个多党政治竞争，而且有新闻媒体不由政府控制的国家。 在郎咸平看来这是一个国家低效的表现，而我看到的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多快好省的上马，甚至不用经过认真论证的上马大项目，真的那么好么？ 印度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谈判过程很漫长，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是实际的受益者，而且一个项目论证充分一些，当时也许着急一些，回过头看也许还有好处。而我们要修一条高速公路，领导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效率是很高，最后修好了，车流量不够，甚至规划不合理，虽然短期拉动ＧＤＰ和政绩的效果很明显，但经常是低效的重复建设，而沿途的居民只能被迫接受强制的搬迁协议。哪种体制更符合百姓的福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其实是官僚裙带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高效。在中国随便一个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和天安门前一样八个车道的马路。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恐惧，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 整天在中国都在五星级宾馆，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出入的人，自然可以嘲笑，印度的首都居然都有公开的贫民区，但如果真的到印度的贫民窟参观过，再看看，北京和上海为了城市形象而被驱赶出视线之外，大量“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就该明白这种嘲笑是多么奢侈？中国的穷人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印度的穷人乐观，区别只是，印度的穷人是公开的，全世界都能看到，而中国的穷人，为了展现国家的形象，借着一次次奥运会、世博会、“XX大”的理由被驱赶和遮掩起来而已。 郎咸平总是宣称民主无用，中国当下要加强集权，加强严刑峻法。郎咸平从来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他的粉丝们也并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保障，由谁来制定严刑峻法？怎么保障被那个权力集团制定出来的严刑峻法，是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用来掠夺人民？谁来主导严刑峻法，这个严刑峻法会用来惩罚谁？ 事实的教训还不够清楚么？我们为什么在管理证券市场的时候，管理国有企业的时候，怎么喊严刑峻法也没用，根本不需要呼吁，中国在强制拆迁方面的法律对老百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严峻。在中国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严刑峻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强权唱赞歌。 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我一直反对学者以良知自诩，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而不要把一个客观问题，一上来就变得道德化。 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的话，我的良知一定是和他的指向不同的方向。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郭宇宽的最新更新： 人力资源的诅咒 / 2010-08-16 08:25 / 评论数( 10 ) 控诉南方周末迫害围剿我的阴谋 / 2010-08-05 22:01 / 评论数( 14 ) 从符号学视角理解自由主义话语的中国困境 / 2010-07-28 18:01 / 评论数( 14 ) 傻帽不傻 / 2010-07-26 23:17 / 评论数( 4 ) 底线不是高调 / 2010-07-24 22:49 / 评论数( 9 )

作者： 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 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 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 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 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 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 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 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 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 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1 个评论 苏小和的最新更新： 官商勾结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 2010-08-11 15:50 / 评论数( 10 ) 贫富差距背后的权利差距 / 2010-08-05 09:46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的粉丝都爱骂人 / 2010-07-27 09:55 / 评论数( 17 ) 郎咸平故意与常识为敌 / 2010-07-26 07:19 / 评论数( 53 ) 唐骏、郎咸平的精准卡位术 / 2010-07-23 08:45 / 评论数(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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