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梁文道:一個死在香港的中國人

【蘋果日報】我知道華叔司徒華的遺願是建立民主中國,這大概也是不少香港人的心願。可是坦白講,經過多年在大陸走動的經歷之後,比華叔年少一半的我已經失卻這等雄心壯志了。現在的我,最期盼的不再是一個民主中國,而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中國。 什麼叫做比較「正常」的中國呢? 那就是讓一個家庭不要莫名其妙地發現自己住了十幾年的地方有一天忽然給人拆了。好,就算你不能保證老百姓的住所不被強拆,起碼你也該留道氣口,讓他們去上訪投訴吧。如果你連上訪都不准,可不可以不要強姦那個跑來上訪的女孩呢?如果你的人非強姦她不可,能不能至少讓那個女孩去報個案呢?就算做做樣子也行吧?萬一這女子太過害怕,找人陪同壯膽,能不能不捉那個陪她的善心人,說他是「聚眾滋事」呢?如果你真得抓這個人,至少讓他見見家人和律師好不好?又如果大陸以外有人替他申寃訴苦,我請你不要動不動就怪這批人「井水犯河水」,行嗎? 我說的自然是「趙連海案」,就是這件案子使得平素對政治沒有丁點興趣,甚至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還要對我說「佢第日坐完監出來就有成千萬元等緊佢咁正」的理髮師也忍不住大罵:「太過份了!」 我心目中的正常國家就只不過是一個人民住房不會無端被拆,向公權力申訴寃情不會被人強姦,自己孩子吃了有毒食品的受害者不會反而成為被告然後再受害一次的國家。這樣的要求很高很過份嗎?這算不算是中了「西方」的毒,說話像「洋奴」?難道「中國模式」或者「儒家傳統」就允許那一切在我看來很不正常的事況嗎? 2010 年的中國辦完了世博和亞運,香港人大都感到與有榮焉;《清明上河圖》動畫來港展出,香港人更是熱情擁抱,一日之內便搶光數十萬張門票;為什麼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一出來,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不升且降?為什麼香港學生在過去一年裏頭最關注的中國新聞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而不是武廣高鐵開通,中國取代了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比起這些令人目炫的成就,我們更在乎你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是否正常。比方說劉曉波,哪怕他的言論有錯,至少我們以為他用不著因為言論而犯罪。再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自有一套獨特的司法觀念體系,在這個體系底下,劉曉波必須為了自己的文章判刑入獄;那麼在官方開動輿論機器攻擊他的時候,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引用的那些劉曉波語錄都是從那裏看來的呢?為什麼新華社的評論作者看得到劉曉波的文章,一般百姓卻連「劉曉波」這三個字都打不進微博?你要大家認識劉曉波的「黑暗真面目」,是不是該給大伙看看他本人到底都寫了些什麼壞東西呢?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正常很基本的要求嗎?問題根本不是像英華書院那位王老師所說的「負面報道太多」,而是那幾件負面事例都負面得太過詭異太過反常。 當然我們還可以再退一步,追問這一切究竟與香港人何干。正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先生所講的,「井水不犯河水」(當然我們都曉得,在某些時刻某些場合,這水卻是必需一犯,而且值得稱讚的。例如讓港人捐款賑災,或者為國慶閱兵喝采)。於是我又想起了華叔在許多年前便再三宣說的一句話:「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一直以來,華叔都被人詬病太過霸道,作風「一言堂」,當年一伙搞社運的年輕朋友更把他看成「真正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可是至少在中港關係這一點上,我以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裏頭沒有人比他看得更準更深。所謂「中國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指的固然是香港不可能自外於全國現實,獨立地發展自己的民主政治;更是中國與香港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層的紐帶關係。簡單地舉一個假想的例子,如果香港的民主進程真像很多人所願望那樣,是未來全國政改的實驗與模範,那麼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香港政制的改革路向也會反過來受到中國自身規劃的影響呢?以目前利益集團逐漸穩固成形的狀況判斷,在議會中擁有功能組別在行政長官提名上面多所限制的香港政制會不會正好成了全中國的指路明燈?既保證了少數特權階層的世襲地位,又創造了一個類民主程序的遊戲規則來為他們博弈利益? 這種問題要再談下去,篇幅恐怕十倍不止。我想強調的,只是華叔政治判斷上的深謀遠慮其來有自。不過,真正使得香港人覺得自己有責干犯河水的理由,還不只是此等本土現實利益上的計較。 數年前,一位內地駐港人員和我談起六四問題,他剛剛抵埠,不太瞭解港人的六四情結,很驚訝我居然告訴他「香港人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在他看來,堅持平反六四就是堅持和中央政府對著幹;和中央政府對著幹,那自然就不能說是愛國了。然而,當我一提起司徒華,他就明白了。的確,沒有人可以懷疑華叔的愛國情懷,包括所有保守派以及那一堆九七後冒現的「愛國新貴」。為什麼越是放不下六四,就越能說明香港人愛國呢?道理很簡單,要是香港人都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都不對這個國家動上真感情,都只顧著向「阿爺」討好處視之為個人利益的大靠山;當年我們又何必要冒著風雨集會頂著烈日遊行?如今我們又何必年年點燭以淚洗面?要不是有撕裂不開的身份認同,六四固然與我無關,趙連海就更是與我無關了;說到底,孩子患上腎結石的又不是我們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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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王丹到香港吊唁司徒华出现转机

王丹到香港吊唁司徒华出现转机 中国民运人士王丹 网络相片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王丹申请签证到香港出席司徒华丧礼一事出现转机,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12日表示,民运人士入境的审批,入境处会以情理兼备及既定政策审理,同时会考虑申请人是否持有有效证件及会否构成保安等问题。 除了泛民主派之外,香港立法会12日在辩论要求让包括王丹在内的海外民运人士来港吊唁早前病逝的司徒华时,多名属于建制派的议员亦要求政府顺应民意批准王丹等人到香港。 曾经说过「哀悼不一定要来香港」的李少光,在立法会回应议员的质询时,口气明显已有松动。他说,不会因为申请人的政治立场拒绝申请,此外以往获批或被拒绝入境,并不代表日后会自动获批或被拒绝。他说,入境处会「情理兼备」考虑入境申请。支联会领导层认为李少光「情理兼备」的说法,增加了王丹等人来港的正面因素,泛民今日会在特首答问大会上,继续就王丹来港一事追问曾荫权。 社民连「长毛」梁国雄在立法会提出休会辩论,要求政府容许王丹、吾尔开希等人来港悼念华叔。泛民立法会议员指以往也有民运人士来港的先例,要求政府放行。议员们又借今次机会,狠批李少光早前指有关人士「哀悼不一定要来香港」的言论是「没人性、没人道」。支联会常委梁耀忠批评:「你和特首在自己家里都可以悼念(司徒华),为什么要亲临立法会门外签吊唁册?为什么你们可以,王丹就不可以?」 包括自由党在内的建制派议员,亦开腔支持政府让王丹等人来港。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黄国健表明乐观其成,而会计界陈茂波表示,让王丹来港是香港主流民意,批准王丹出席丧礼是情、理、法兼备的决定。 支联会代理主席李卓人及常委张文光会后认为,李少光提及「情理兼备」,是为王丹来港的机会增加正面因素,「希望政府尽快畀支联会一个明确答覆,令大家可以集中精力办好华叔丧礼」。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月初因癌病逝世,享年79岁,他的丧礼将在本月底举行。 � 关键词 人权 – 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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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

北 京的常住人口大约是香港的2.5倍,但现在汽车数量却是香港的8倍多!700多万人口的香港,共有汽车约58万辆,而其中私家车只有不到40万辆。而在北 京,2010年9月初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了450万辆。更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汽车总量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变化并不大,多年来年均增长率都在2%以下。而北 京的汽车总量还处在井喷阶段,预计在2011年上半年,将冲破500万辆大关。仅仅2010年一年,北京机动车增长将肯定超过76万辆,一年的增长就大大 超过了香港的总量。 这样疯狂的增长自然使首都成了“首堵”,2010年9月17日傍晚的“惊天大堵”,终于惊动了国家最高层。当晚北京高峰时段发生了9个小时的大堵 车,有网友戏称那一刻的北京是一个“立体停车场”。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预测,照此发展下去,再过一年多,北京的平均每小时车速将低于15公里,仅相当 于骑自行车了。 北京的车实在太多了!市政府祭出了限制购买汽车的狠招:2010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市公布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为治理北京市交通拥堵,从2011年1月1日起限量购买汽车,并用摇号的方式获取车牌。每年总额24万辆,每个月两万辆。 用行政命令限购汽车,这一招治堵能否奏效?北京人买车就像买白菜,那香港人为什么不疯狂买车呢?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或许能为遏制北京汽车数量的疯涨提供点有意义的参考。 港人不买车,不是因为用车贵 香港人不疯狂买车,首先肯定不是买不起车。香港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三倍,但车价却比北京便宜得多。以香港满街都是的保姆车丰田阿尔法为例,大陆卖56.88万元人民币的那款,在香港要便宜一半。 我们常听到的另一个解释是说,香港人之所以不买私家车,是因为用车费用太高:购车要交重税、汽油有重税、停车费高昂,一个固定车位一个月要一两千元人民币。 这种解释,有些部门是乐意听的,因为可以作为提高收费依据,把问题都推给收费太低。不过,以我在香港读书5年多的亲身体验和观察,香港人不疯狂买车的根本原因,并非用车成本太高,而在于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很高,公交出行非常方便舒适,大多数人并不需要买车。 而北京人之所以疯狂买车,最主要原因也并非是收费不够,而是公交服务太差,市民不得不买车,以便将自己与糟糕的公共空间隔离起来,堵得再厉害也得买。 以我求学的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为例,教授与副教授总共有12名,我发现有私家车的只有两位。香港大学教授的薪水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年收入在百 万元以上,并非是负担不起用车的费用,但大多数教授都没买私家车。我的两个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过系主任,他俩至今没有私家车。这显然不是因为用车 太贵所能解释的。 便捷的香港公交 香港的公交服务是如何让人们不需要买车的呢? 首先是便捷。在香港,公共交通出行量占总出行量的90%,而地铁和城铁出行量达到公共交通出行量的40%。全香港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环地铁站500 米的范围内,几乎所有常去的地方都有地铁到达,非常方便。中途换乘也很快,一般都在站内完成,很多是下车门对门就能换线。地铁口就有公汽站,出了地铁就能 换公汽。 而反观北京,我也曾经在北京呆过几个月,我就发现坐地铁换线路极不方便,换乘站太少,地铁各线路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一些地铁换乘站似乎也在挑战人 的忍耐极限,从西直门站2号线换乘到13号线,经过数道楼梯后,上地面,再进楼梯和滚梯,距离长达千米。地铁出来换乘公交,有时候要走很远。 另外,香港所有的公交场所,标志指示都很健全,非常人性化。到香港的第二天,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我就独自出门买东西了,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跟着公交的指示走,非常明确,一般不会迷路。 有网友这样形容北京的地铁1号线、2号线的拥挤不堪:“带上车的是饼干,带下车的就是面粉”;“正装挤进去,三点暴出来”。 这样的情形不会在香港公交中出现,尽管上下班高峰期,香港地铁人也非常多,但地铁公司的管理非常到位,为了防止拥挤和踩踏,在个别拥挤点会有工作人 员维持秩序,分批放乘客进入地铁站。而在站台上,也是有秩序上车,太挤了工作人员就会让你乘坐下一批。而高峰期香港地铁的发车间隔非常短,一两分钟就有一 辆列车到达,拥挤的人群很快就得到了疏散。 如果你是在香港乘坐公汽,更不可能像北京那样挤成相片。因为香港的公共汽车严格规定了人数,不允许超载。你可以在香港双层巴士车门边看见这样的标 志:上层座位53人,下层座位21人,站位44人。如果你坐的是小巴,更不用担心拥挤问题,小巴不设站立位,所有人都有座位,绝不超载。 还有,在香港乘坐公汽,不会像北京那样是一场战斗,秩序井然,文明礼让。比如公共汽车站,每个线路的公汽都会停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固定的栏杆口边,司机会将车门准确地对准上车的栏杆口。不同的线路,上车口不同。在公汽站,大家只要顺着不同的栏杆各自排队等候就是了。 北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一到公交站,就会发现黑压压的完全无序的人群,公汽也不按固定的车位停靠,车一来,一大群人都跟着车赶,然后拼命挤上车,场面非常混乱,令人望而生畏。 乘坐公交,能有尊严 香港的公汽车况都很好,全是丰田、沃尔沃、铃木、锰钢等大品牌车。车厢干干净净,绝不会有什么破破烂烂的坏椅子出现。车里的冷气也开得足,这样不会让人觉得是挤在一个臭哄哄的闷罐子里。 有了便捷、舒适、干净的公交环境,即使是衣着讲究的高收入人群,也不会觉得乘坐公交出行会弄坏自己的行头。 公交司机的服务就更不用说了,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向司机问路,司机马上很专业地提醒我看他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开车时与司机说话,属于违法行为。但车一停,司机马上很有礼貌地回头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像北京那样出现售票员掐死女学生的事件,在香港是天方夜谭。 我听到很多北京的朋友说起买车的原因,都会提到一个词:“尊严”,认为在北京挤公交的过程中,很多人觉得挤掉了做人的尊严。我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每 周都会看到因挤公交而发生的争执甚至是打架,而我在香港5年多,仅仅只看到一次吵架而已,而且马上有警察到场调查。这可能就属于北京朋友所说的“尊严”问 题。 或许,要让北京人不继续疯狂买车,最重要的不是靠高收费,而是要让市民能坐上“有尊严”的公交。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铁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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