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前天，有及於文在寅和安哲秀兩位在野候選人，在電視上進行了一次在野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活動後，朴槿惠也相應地宣佈會在今個星期一晚上，進行單方面與專家團和國民的對話電視直播節目，向大家解釋她的政策理念。 周一晚上11時正，朴槿惠出現在多台聯播的電視直播節目中。以「與國民對話」為主題，接受四位來自不同大學教授和現場觀眾的提問。穿上代表著新世界黨黨色的紅色外套，朴槿惠團隊一直都沒有向外界公佈有關電視節目的內容和安排，特別是專家團隊的陣營等等。此舉使在野民主統合黨把它攻擊為朴槿惠的「個人獨腳真人show」，而且揶揄在內容編排和發問人選都已是一早已安排好，沒有什麼真正對話可言。 節目開初，是朴槿惠先與節目主持人就她的政治生涯和個人下廚心德輕鬆閒聊，然後再進入多個不同政策範疇的對問環節，當中包括福利、經濟民主化、政治改革和北韓政策四個大方向。 福利政策 福利是本次南韓總統大選中的重點議題，不論執政新世界黨和在野民主統合黨都視之為爭取民心支持的關鍵。朴槿惠在電視節目中提出要解決多個問題，首先，她提出要解決南韓近年出現的「四大邪惡」問題，包括有家庭暴力、性罪惡、校園暴力和不健康食物。並希望提升中產生活質素和數目(要建立七成國民為中產)，來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由於近年南韓的私人學校學費佔家庭支出的比例越來越高，導致不少家庭因要負擔昂貴的進修學費而未能充分地為將來的退休生活進行準備，所以她建議政府會為學校提供全面的教科書，減少學生要出外補習的需要，從而降輕家庭開支。同時，她亦提議在不減現時學費的前提下，加大政府向有經濟問題學生的獎學金數量。 就勞動市場問題上，她認為當下南韓面對著一個市場失衡的情況，即某些工種因工作條件而導致人手欠缺的問題，但同時高學歷畢業生卻因競爭太大而出現極嚴重的失業問題。因而她建議設立一個全國性的就業資料庫，協助國民在求職市場尋求合適條件和待遇的工作，也會提供職業培訓，就欠缺人手的行業提供專門訓練人才的課程。 因此，她強調會在公營機構開始，推動招聘員工不再單以名校畢業為標準，會以能力和潛力為參考。 經濟民主化 多年來以財閥為南韓經濟發展火車頭的模式，在今次大選中成為各大候選人針對推動改革的矛頭。經濟民主化屬本次大選中一個關鍵詞，有極強財團背景的朴槿惠，也相應因社會風氣轉變而提出不少改革經濟制度的政策建議。首先，她提出要解決家庭負債的危機，因為近年南韓的家庭負債比例已遠超家庭總收入的百多倍，所以她建議成立一個名為「人民幸福基金」，以現有的18億韓圜的基礎，配以發債後到達180億後，向三百萬有經濟困難的家庭提供資金協助。她此舉是考慮到南韓的家庭債務問題，已直接影響到國民對社會的凝聚力，希望透過此基金，重振人民對國家和未來的信心。 然而，在電視節目中，她卻表示對重點打擊以財閥為核心的經濟體系，對南韓經濟未必合適，尤其是她對在野黨提出的要鏟除財閥旗下公司之間的連環控股權，和要履行3年期限後解除其中一項壟斷業務的法律責任都不認同。 政治改革 以「新政治」為口號的選舉工程，也是當下兩大陣營對決均提出對南韓政治局面發展的新願景。朴槿惠在對答環節中也有提及對政治改革的多項建議，就改革政黨制度方面，她提出減低政黨對黨員任命的唯一權力，建議以黨大會的平台選舉出黨員擔任不同地方和國家層面的職位。同時，對國會的權限方面，她也表明要加大對國會議員的監察和權限，例如要建立一個高透明度的「國會道德委員會」，審查國會議員的行為，此外也提議廢除國會議員不受拘捕的特權，也會監察議員的退休金等問題。若出現任何違規和非法舞弊情況，她建議要加強懲處，至20年內不准再擔任任何公職。 她也就政府內閣人事任命的問題進行改革，例如要加強內閣成員的多元化，任命來自不同政黨的代表加入政府。也會下放任命其他法定機構代表的權力，予屬該政策範疇的部長安排。 北韓政策 高舉捍衛國家安全的議題牌，一直是保守陣營的新世界黨的核心政策。朴槿惠也沒有例外，在電視節目談到與北韓關係的題目時，重點提及會以女性軍方司令的身份，保護南韓的領土完整和主權不受北韓侵犯的承諾。 在處理南北關係上，她重申她會建立一個跨部門的安全諮詢機關，當中包括統一部部長、國安部部長和國家情報局局長等有關部門首長，協助和定期商討有關北韓問題的政策。另外，她亦援引曾經被北韓金正日邀請訪問平壤的經驗，指明她與北韓之間仍然維持一定的互信，並以此來證明她並不贊同過去五年李明博政府的單方面強硬政策。她認為要對北韓維持一定的政策彈性和務實考慮，並且透過加強與美國的聯合軍事防衛制度，捍衛南韓不受北韓導彈威脅的信心。當然，就與北韓對話安排上，她也認為要在首爾和平壤建立雙方的代表辦事處，方便溝通和建立互信，也期望中、美、韓三方繼續維持多邊合作，解決北韓核問題。

誠言，相比起「守護龍尾大聯盟」其他成員，包括各個環團、大專朋友等，我在龍尾運動中付出的簡直是小毛見大毛，不值一提。但，我是切切實實的當區居民啊，在我身處的社區發生這些荒謬絕倫的事，我也不去參與的話，枉為規劃師吧。尤其是，事件發展至今，給外界的印象都是堅決反對興建龍尾人工沙灘的都是一班熱心保育人仕、區外熱心市民，但當區居民的聲音總是出不到。為件事好為自己增加對社區的了解也好，我一直都很想知道居民和在這裏做生意的人到底對事件有什麼想法。 上星期六跟土盟幾位義工入龍尾附近幾條村派傳單，入信箱，這是我們之前一直沒有做的事。然後這幾天，不時有幾個電話打來。當然，很高興的，有來電的跟我談了很久，「我們這帶的非原居民都反對的」，聽著聽著，都知多了這幾條村的勢力分佈狀態。其實我知道的，這幾條村的現有居民九成都是外來搬入的，外來的大都是因為喜歡寧靜鄉郊生活才搬進來，那會想要附近大搞旅遊點，要假日出入都水洩不通呢？從我較熟的幾位街坊口中也聽到，各自所認識的朋友及鄰居大都反對，認為建人工沙灘沒有必要，知道這都只是為配合地產發展的。當然我不能斷言這九成的非原居民全都反對，無做過全民普查我總無法判斷支持／反對／無意見者的比例。但肯定的是，大家都被區議會代表了。 但說真的，想他們肯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有好些都會猶豫。我理解的，恐懼的產生從來不是恐懼者的錯，我不會怪他們。各人有各人的思量，我也有自己的考慮和怯懦吧。這一帶的鄉紳勢力都不算惡，但人總不希望自己曝光了被點相，或與什麼人交惡。有的來電跟我談了好幾十分鐘，說怎樣怎樣十分支持我們，但卻連姓氏也不願透露。有些則是抱著敗筆主義，感到就算自己出了聲也無補於事，心知一切都由政府決定了。 記得讀書時，經常想找一些關於 rural planning / rural politics 的外國參考書，但其實是多餘的，因為香港的 rural politics (鄉郊政治)處境是獨一無二的。這裏發生的，不是什麼「保育vs發展」或「城vs鄉」的簡單二分法，而是：錢、利益、地產、權勢、網絡關係 vs 無權弱者的一種極度嚴重「大 – 蝦 – 細」 的局面，而無權弱者即包括：大部分非屬於前者群組的居民(主要是非原居民、非與地產有瓜葛的人)、在地工作者／商店經營者，以及一切無法發聲的自然生態、生物、一花一草一水一土，再進一步說，更包括理性、公義和良知。香港是法治社會，有制度嘛，幹麼扯到這麼遠？隨便找個居於村屋的朋友問問也知道吧，村外有村外的制度，村內有村內的規矩，有多不合於理就各村不同。汀角路這一帶鄉村的問題的確不算誇張，但簡簡單單的總會有霸官地當停車場收租、收路權費等這些自訂規矩的做法。那些興建新丁屋的城規告示／民政告示，這頭政府人員豎牌、那頭就有人把牌抽走的事，根本條條村都有。還有更多的，要幾黑有幾黑。但在對不妥的事發聲之前，你也需要作出周詳判算，包括對你自己以及家人日後生活可能會面對的種種都要想清想楚，不然就請吞聲忍氣。這些事都足以教人難以處理，更枉論要談到什麼鄉郊保育、丁屋政策、原居民/非原居民身份重構等層面的議題了。香港的鄉郊問題，從來都是源自一班力求圖利的人在欺負一些只想過安份守己、過簡單生活的人(及自然生態)。 另外，星期日早上，「汀角路民生關注組」發起了反對國際創價學會興建骨灰龕的行動，在創價學會門外集會抗議，有數十人參與。有趣的是，他們其中一個反對論點是會為汀角路帶來交通擠塞。對這班村民來說，同樣的論點置於龍尾灘事件就不適用，但用來反對骨灰龕就理據充份。說到底，還是埋不埋堆的問題，創價學會不是自己友，所有理由都可以是反對理由。

最近在商業電台總是聽到這樣一個廣告。 是一間律師事務所的廣告，不清楚是否有個規矩說律師不能賣廣告，這個廣告就說是提供‘法律營養’。即是以提供一些資訊的方式，讓受眾多認識本品牌（律師事務所），到需要法律服務的時候，就會想起要光顧之類… 本來也無不可，其內容好不好，吸引與否也不重要…可是律師嘛，就是會做這種事，在廣告最後加上了一句：「本節內容純為內容使用，不構成任何法律責任。｣ 且不論說這一句其實有沒有用，已知免責條款在某些情況下是無效的。單單想在聽著這個廣告的聽眾，會有怎樣的想法呢？ 「現在我還沒有找你幫忙，你就急著保護自己。到了那一天我真要找你幫忙的時，你真會用心保護我的權益嗎？」 試想像，如果有餐廳在你剛進門，還未點菜，就先說：「本餐廳的食物全由供應商提供，對你吃了肚疼並沒有責任」。或者一個保險經紀一坐下便先跟你說：「以下我說保險內容純為資料，對你死了有沒有賠償並不保証」 Come on!! 你在賣什麼？賣得這樣苯，還不如不賣？！ 律師這樣就算了，他們的專業是法律，不是推銷。 作為政客，你就不可不懂推銷！政客攪的，就是與人的關係，與市民的關係，所以就是要推銷自己。你不懂推銷，不如不幹。 看香港的特首，人們問問題，就說：「律師叫我在官司未完之前，不能回應」。勿論這是否真正的原因，就算是真的，在聽著的人，會有怎樣的想法呢？ 「現在是你在當特首，還是你的律師在當特首？！」 人們問你，是想要‘特首的答案’，你給‘律師的答案’幹嗎？律師當然會這樣說，他們的訓練是安全第一，任何事都要包底（如上面的例子），但你是特首，你是要判斷，有可承受的風險。 簡單的說，如果是謀殺案，代價是終身監禁，那麼小心是應該…但現在只是僭建，頂多是罰款拆牆的事，這麼小的代價，你特首都犯不起，半句不敢發言，人們怎會對你有信心，聽任你的領導？！ 作為政治家，權衡了利害，在這樣的問題上就不必忌諱什麼，好在市民心目中建立威信，視為推銷自己。否則就淪落為那一間賣廣告的律師事務所，花了錢是叫人不要光顧。

踏進十月，兩年一度的「新視野藝術節」正式開鑼。「新視野藝術節」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節辦事處主辦，自2002年關始，主力「推介以亞洲為焦點、跨文化、跨界別的創新藝術表演，以及具當代新銳風格、前膽性的國際演藝節目，期望在區內藝術領域中注入多元文化的色彩」（見「新視野藝術節」節目簡介）。在這裡，「亞洲」、「 跨文化 」、「跨界別」、「創新」、「創新」與「多元文化」等等，都是關鍵詞。其實，若果我們把與「新視野藝術節」梅花間竹、隔年舉辦的「世界文化藝術節」也算進去，藝術節辦事處過去十年的亞洲及全球視野，是十分明顯的，而這又跟八十年代以來全球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現象，密切相關。 全球的「文化轉向」 當然，藝術節並非全球化年代獨有之產物。就以大家所熟悉的「香港藝穗節」為例，早在港英殖民時代已經誕生（創辦於1983年）。然而，跟殖民年代的文化啟蒙取向略為不同，隨着近十多年來全球的「文化轉向」殺入亞洲，文化變得愈來愈「有用」，且與城市的發展緊緊結合， 自1999年開始，香港藝穗節乾脆以城市為主題，且易名為我們所熟知的「乙城節」。 但何謂「文化轉向」？簡單來說， 八十年代以來，隨着全球化步伐加速、創意文化經濟抬頭，面對全球經濟的激烈競爭，全球各地城市（尤其是「全球城市」（Global City)）愈來愈着重加強自身的基建以及軟體（所謂硬實力與軟實力），來吸引全球流勳的資本、人材與消費者。在這個全球化競爭效應下，愈來愈多的城市把大量資源投放到文化領域，一方面希望將文化產業化，製造創收，另一方面也通過文化為企業增值（借用台灣文建會前主主委陳其南的說法，此乃「企業文化化」），再者則企圖借助文化為城市刷新面目，建立令人眼前一亮的「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而事有凑巧，這一股重新打造「城市品牌」的風尚，正好在上一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尤其在1998年金融危機後），配合文創產業論述的興起，吹進不少的亞洲城市。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藝術節愈來愈受到重視，成為城市發展的亮點。 全球化年代的藝術節 回到「藝術節」的話題。可以這麼說，在這樣的脈絡下，「文化」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此，「文化」概念的內涵自然比「藝術」廣闊，而「藝術」只是「文化」的其中一種體現形式。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的定義，「文化是一套體系，涵蓋精神、物質、 知識和情緒特徵，使一個社會或社群得 以自我認同。文化不單包括文學和藝術，也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權觀念、價值觀念、傳統與信仰」。因此，藝術交流便不再侷限於美學上的交流，而是以藝術為媒介，進行更深刻的文化跨界流動，而藝術節正是其中一種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 事實上，現在藝術節可謂無日無之，就以紐約、倫敦、香港、台北等全球城市為例，就更是年中無休，連帶地，它們也就成為了各地文化朝聖客的常到熱點。就以筆者熟悉的文化界圈子為例，其中便不乏這類的文化朝聖客，他們有時會趁着假期，甚至週末，到「台灣藝術節」看台灣本土以及歐美國際級的演出，有時則會花個多小時的船程，過大海，看「澳門城市藝穗節」中種種稀奇古怪的實驗表演。 藝術（節）如何改變城市的机理？ 或許，我們會疑問：藝術／藝術節到底可以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 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簡言之， 筆者認為，就城市的發展而言，藝術具有兩項功能：一是潔淨都市空間，讓城市變得更可居可愛可親； 二則是為城市提供大大小小的節慶，既讓城市生活變得有活力和多元，也吸引人流， 製造創收。可以想像，在全球的「文化轉向」的年代，藝術將徹底改變城市空間的机理。 記得2000年，筆者曾經參與「詩城市集」（Citypoetry）的策劃工作。「詩城市集」是「乙城節2000」的其中一個節目，主辦單位分別找來了十七位詩人與十五位設計師跨界合作，在中環蘇豪區一帶多區店舖，展出他們的創作成果。要知道，在2000年年頭（ 尤其在九八年金融危機之後 ），中環的蘇豪區仍是一個商住混合、中產與草根文化並置的老街街區，雖然當時已開始有各式的畫廊、酒吧、餐廳與風格小店陸續進駐，但茶餐廳、舊式街坊茶樓以至街市，仍近在咫尺，可謂新舊共容。在前市建局的年代，「詩城市集」計劃當時可謂一新蘇豪區的面目，也是回歸以來最早以文化介入都市地貌(Urban Landscape)的嘗試之一。 不過，正如國外不少都市研究者所指出的，以文化介入都市空間，可謂雙面利刃，有利有弊。的而且確，過去十年，隨着大大小小的畫廊、潮流小店、食肆的遷入，蘇豪區一帶的地貌變得光鮮了，但與此同時，該帶的租金也變得愈來愈貴，有該帶地胆畫廊的東主曾經向筆者表示，高級食肆的遷入慢慢逼走原來的大小畫廊，它們不是向西移至上環，甚至西環，便是乾脆結業，至於那些老舊的小店就更不用說了。 或許，你會疑問：文化藝術真的擁有這麼巨大的威力嗎？當年一個蚊型的藝術計劃，真的是都市仕紳化（Gentrification，或稱「高級化」）的元兇？我不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文化轉向」的年代，文化的確變得愈來愈重要，而城市則是各路「創意新貴」(creative class)大展身手、與資本家共舞的競技場，城市的机理亦由此而徹底改變。 （「 文化KO」：本欄由本地知名文化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縱論種種文化現象。） 蘋果日報 26-11-2012

梁愛詩拒絕出席立法會解釋最近關於香港法制的言論，並拋出一個一般香港人不太明白的「麥卡錫」（政府中其實也相當多不讀歷史的官員，如前朝特首曾蔭權），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是狂派的首領，大概能唬住一些市民。對於梁愛詩的說法暫且不作評論，先來看看歷史上的「麥卡錫」究竟是怎麼回事。 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美國共和黨員，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擔任美國參議員。他在擔任參議員期間，鼓吹共產黨已經滲入美國社會各界，掀起反共浪潮，使全美國陷入白色恐怖，眾多無辜受到牽連，此一風潮持續了不到五年即宣告結束，麥卡錫本人被免去非美調查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其行為亦以「有違參議院傳統」的名義而遭到議會譴責。麥卡錫的反共主張及行動史稱「麥卡錫主義」。 「麥卡錫主義」有兩大特點： 一，這不是麥卡錫個人的主張和行為，他只是代表性人物，當時的美國社會普遍存在恐共情緒，所以「麥卡錫主義」也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否則麥卡錫一人也搞不出甚麼花樣來，比如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頒布的《忠誠調查法》，並依此法令成立的「聯邦忠誠調查委員會」。 二，「麥卡錫主義」所針對的不僅是政客，而是社會各界的人，牽涉面非常廣，有時甚至是無的放矢的，受到牽連的除了有名人，如演藝界的卓別靈，科學界的愛因斯坦，還有很多普普通通的美國人。 「麥卡錫主義」是時代的產物，雖然不健康，但也不是事出無因，當時是冷戰時期，兩極分明，美蘇之間各自均派出大量的間諜滲入對方，恐懼是理所當然的。時代雖然不同了，但目前的香港與當時的美國相比，共產黨滲透的情況未必好到哪裡去，無論是地面的還是地下的。地面的，我們看到中聯辦插手香港各種事務（尤其是選舉），不用懷疑，中聯辦裡面的全都是共產黨；地下的，政府首長和議會主席都是疑似共產黨員，也有已「出櫃」的地下黨員寫書揭露地下黨在香港的情況（梁慕嫻《我和地下黨》），或在電視上告訴你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滲透社會各個界別（新聞透視：我是黨員）。 在這樣一個由共產黨實質掌權的香港，會出現「麥卡錫主義」的情況，就如一個男人要把自己的雞巴插到自己的菊花裡一樣難。香港既沒有《忠誠調查法》這樣的法令，也沒有非美調查委員會這樣的官方反共機構，根本沒有條件實行「麥卡錫主義」。就梁愛詩事件來說，也不是關於政治背景的審查，而是關於法律制度的爭議。 從「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的失敗，我們也可以看到民主制度的優越，這樣的社會就算犯錯，一時走向了偏激，也會自我糾正。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美國也仍有媒體或個人敢大膽批評麥卡錫，不像今天的香港，主流傳媒的聲音越來越單一，反對政府的聲音一個個從主流媒體消失。而且在美國的制度下，「麥卡錫主義」並不能扼殺言論自由，麥卡錫能公審他人（至少他還是公審，而不像蘇聯大清黨那樣秘密幹掉異見者），他人也能公審麥卡錫，1954年的麥卡錫聽證會就持續了三十多天，主持質詢的不再是麥卡錫，而他正是受質詢的主角。 很多年後，蘇聯檔案解密，甚至證明麥卡錫並不是錯得離譜。時至今日的美國，依然有很多人覺得麥卡錫當年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麥卡錫主義」最大的錯，是打擊面太廣了，很多人都被牽涉進去。我們不是美國人，我們沒經歷過那段歷史，在今天的香港，堤防共產黨滲透，顯然比警惕甚麼「麥卡錫主義」要來得實際。 http://www.rapbull.net/posts/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