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如此定义体力和权力，“<\/span>体力是一个人在孤独状态下也拥有的自然属性，而权力是从一起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的力量，他们一分散开，权力就消失了。<\/span>”（<\/span>P157<\/span>）阿伦特接着说道，“<\/span>在人类生活的境况下，唯一可以取代权力的不是体力（它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而是强力，是一个人可以单独用它来反对同伙，或者一个或少数几个人通过暴力手段的攫取而垄断的力量。但是暴力可以摧毁权力，却不能代替权力。强力和暴力的结合造成了历史上并不鲜见的强力和无权的政治联盟，大量无能的强力虽激烈壮观却无益地消耗着，既留不下纪念碑和故事，更不足以记忆和载入史册。在历史经验和传统理论中，这种联盟即使本身难以辨认，也作为专制政体而为人所知。人们对这种政府形式由来已久的恐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残暴——正如历史上一长串仁慈的专制君主和开明君主所证明的，残暴不是它不可避免的特点——而是它的无能和无效同时压制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b>。”（<\/span>P158-9<\/span>）<\/span><\/p>\n 维基百科：<\/span>Law<\/span><\/b>
\n读汉娜–<\/span>阿伦特《人的境况》，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极权社会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重翻此书，却没找到这句话，也许这是我自己总结的也说不定。<\/span><\/p>\n
\n最近在观察企业运作时，我对阿伦特的阐释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权力（power<\/span>），不同于体力（power<\/span>）或强力（strong
\nforce<\/span>），权力乃众人之事，无法离开众人而实现；而体力和强力可以在单个人身上实现。<\/span><\/p>\n
\n权力结构是自上而下的，这种垂直结构体现的是，权力的来源或曰合法性，但仅靠这种垂直结构却不能实现权力，只能赋予或取得权力；窃以为，权力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权利（right<\/span>）和义务（obligation<\/span>）的履行，即自上而下权力结构中的个人或单元的权利和义务得以适当地履行。<\/span><\/p>\n
\n虽然权力结构是垂直的，但通过明确的职责即权利义务却将权力结构中的个人\/<\/span>单元拉平，通过这些人\/<\/span>单元平等的权利义务的履行，实现了人与人、单元与单元之间的互助合作，使得权力得以实现。这种互助合作的前提是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否则，预期的互助合作就成为互相推诿或彼此争权，导致内耗和低效。需要明确的是，权利和义务是一体两面，即因行使明确的职权而承担相应的责任；未予确定的职权却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赋予很大的职权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都是权利义务履行的缺失，并最终导致权力的不能实现。<\/span><\/p>\n
\n社会功能健全发展的国家，各种权力（如政治的、商业的、信仰的、科技的…<\/span>）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可以适当地彼此制衡，从而保障国泰民安；而某种权力凌驾一切的国度，却因单极权力专横垄断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如信仰、商业、科研、教育…<\/span>）并因责权不对称导致权利义务的不能履行，而令社会功能缺失（维稳思路所反映的就是社会功能的严重缺失）。单级权力虽如庞然巨物，却因不能实现而日益扭曲，正如阿伦特所说，残暴并不必然是专制政体的特点，无能低效才是，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无能低效同时压制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才酝酿并生产残暴和暴戾之气。<\/span><\/p>\n
\n只有垂直结构而缺乏平行结构的社会，有等级却无层级（等级指高低不同，层级则需要专业范畴），强调竞争却缺乏合作，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稳定的，这就增加了人的焦虑不安，也增加了社会动荡的可能；不仅有垂直结构而且有平行结构的社会，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才会更加稳定，因为每个人靠自己专业和能力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不仅仅是靠外界的赋予，这就提供了人与人在充分合作下进行竞争的良好氛围。<\/span><\/p>\n
\n现代西方国家的起源多半是城邦社会，而中国在几千年文明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农耕社会；城邦社会显然比农耕社会更利于职业分工的形成，这样一种传统使得西方早已存在类似现代社会的专业化雏形，而中国自秦朝起在法家主导下构建的大一统帝制，则具有类似现代国家的早熟的行政体制。进入近现代社会，中国与西方依然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奇怪。<\/span><\/p>\n
\n本人曾经在《公民社会必须厘清的基本概念》中分析总结西来之现代词汇进入中国发生的误解和歧义，这也可以部分揭开中国特色之秘密。在这里继续补充说说“法律”这个概念。<\/span><\/p>\n
\n <\/span><\/span>
\n百度百科“法律”词条的第一句，“<\/span>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者制定给被统治者的规定规章”，这是明显的法家意识——百姓就是需要管的，而法律就是官管民的工具。<\/span><\/p>\n
\nis a term
\nwhich does not have a universally accepted definition,[2]<\/a><\/sup>
\nbut one definition is that law is a system<\/a> of rules and
\nguidelines which are enforced through
\nsocial institutions<\/a> to govern behaviour.[3]<\/a><\/sup>
\nLaws can be made by legislatures through legislation (resulting in
\nstatutes<\/a>), the executive
\nthrough decrees<\/a> and regulations<\/a>, or
\njudges through binding precedents (normally in common
\nlaw<\/a> jurisdictions). Private individuals can create legally
\nbinding contracts<\/a>, including
\n(in some jurisdictions) arbitration agreements that exclude the
\nnormal court process. The formation of laws themselves may be
\ninfluenced by a constitution<\/a>
\n(written or unwritten) and the rights<\/a> encoded therein.
\nThe law shapes politics<\/a>, economics<\/a>, and
\nsociety<\/a> in various ways
\nand serves as a mediator of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a>.<\/span>
\n
\n对<\/span>Law<\/span>（法律）的定义是“通过社会制度<\/b>来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包括立法、行政法令和私法等。<\/span><\/p>\n
\n丛日云老师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写道，“法律至上是中世纪英国的一项主要政治原则，也是其重大的政治成就。其主要意图在制约和平衡君主的专制权力，保护臣民的自由和权利。它主要由封建贵族所坚持，借以维护其传统特权，但也得到其他各阶层的认同，作为反抗暴政的基本手段。”（P432，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span><\/p>\n
\n显然，无论是中文之法律还是英文之<\/span>Law<\/span>，都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法律必然有着不同的意义，更何况中国和英国产生法制\/法治的背景完全不同，前者是为了维护皇权，诞生于至今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所颂扬的大一统之盛时，后者却是为了抵御王权（即使是为了保护封建领主的特权），产生于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文明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强调法律的垂直性，而西方的法律体系虽然也有垂直结构（行政法令），但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法律是平行的，更强调共识和合意。<\/span><\/p>\n
\n常常有人谈论“法治”与“法制”的区别，窃以为，首先是法律的区别，即立法宗旨的区别——是维护政府统治的权力还是维护国民权利不被政府权力侵犯，如果是后者，<\/span>rule
\nof law<\/span>与<\/span>rule
\nby law<\/span>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差异。<\/span><\/p>\n
\n不致力于构建平行的社会结构，中国恐怕很难从山寨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因为我们无法完成现代化所要求的专业化进程，显然，这需要从社会和法律制度入手，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越维稳越不稳的现状。<\/spa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