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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选落败、后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后,刘泽锋撰文,花了三分之二篇幅,继续讨论支援抗争者的工作。他说自己仍在跟进“手足”的案件,和他们“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关系”,令自己获释几天后,又“卷入思念的漩涡”。他希望透过各种形式的支援,令抗争者不至意志消磨,“为黑暗的政治环境带来一丁点儿阳光”。
 
在初选落败、后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后,刘泽锋撰文,花了三分之二篇幅,继续讨论支援抗争者的工作。他说自己仍在跟进“手足”的案件,和他们“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关系”,令自己获释几天后,又“卷入思念的漩涡”。他希望透过各种形式的支援,令抗争者不至意志消磨,“为黑暗的政治环境带来一丁点儿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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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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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何桂蓝.png|thumb|right|一息尚存,力战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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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她是记者,在欧洲留学的暑假回香港,撞上反修例运动,帮老东家《立场新闻》做连续报导,两次现场直播都引起轰动,甚至直接影响了运动的走向,成为时代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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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她除下记者证,参加民主派初选,从记录时局,转为以行动创造变局。2021年,她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法庭上自辩陈词,成了唯一坚拒限制言论自由保释条件的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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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何桂蓝,是香港《立场新闻》、BBC的前记者。她做过最关怀中国人权的新闻,也写过最深入香港本土思潮的报导。她率性、富热情,总是长发飞扬,顾盼生辉。讨论选题,可以与人大战三百回合至夜深;做访问时,流亡海外的本土派青年学者梁继平说,她是“好了不起的对手”,连歌星黄耀明都领教过她的“执著” 。殊途同归,一切背后,她都在用香港人的视角,审视各地社会运动、文化活动,从中找出政治意义、为本地民主运动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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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触觉敏锐,2019年7月1日的立法会,她直播示威者不顾自身、冲入立法会抬走不愿离开的“死士”;7月21日的元朗,她直播怀疑受当局支持、有“乡黑”背景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过程中她被殴打在地,仍不中断直播。报导引起巨大回响,某程度弥合不同运动路线的分歧,她被市民暱称为“立场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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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街头运动式微、新闻自由空间持续被打压,她认为要维护记者使命,便要从根本上改革政制。深感社运能量倾倒在自己身上,她决定离开所爱的记者职业,参加民主派初选,希望在政治“死局”里“破局”:民主派夺过半议席、否决财政预算案,触发宪政危机。60万选民投票,她成了新界东票王,随后被政府褫夺参选立法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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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后,她心态平稳,在被羁押时读书写文章,在法庭上看报纸唱歌。她认为抗争之路是2019年参与过反修例运动的人所做的共同抉择和承诺,时代在每个人身上投下责任,她所做的,是“认清现实,但也不回避代价”。她曾在警署写下文章:“我还是想要相信,明了香港的真象与一切代价仍未放弃的人,在香港有几十万。我想自己不是被鼓励的对象、令人好奇‘点解可以咁坚持’的客体,而是众多坚持着的人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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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面对可能是数以年计的刑期,仍在法庭坚拒限制言论的保释条件。她形容自己一切的选择为“unapologetic”。她脸书简介一直写著一句话:“若不在香港自由,则自由又有何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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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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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徐子见.jpg|thumb|left|300px|逆权大叔 大卫击倒歌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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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逆袭老牌建制派的故事,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有很多例子,而徐子见的故事,比大多数人超前了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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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徐子见48岁,媒体称他是“中年大叔”,为“三仔”(车仔、屋仔、老婆仔)奋斗,是典型生意人,毕业于理工学院商科文凭,并投身保险业,后来与朋友经营小生意。人无论在哪个年龄都可能遇上政治觉醒,2014年他47岁,雨伞运动的催泪弹让他开始思考政治。运动结束后,他加入了伞下爸妈、香港民主宣传小组、免费补习天地等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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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岛东区渔湾区的区议员,是连做了20年的民建联知名立法会议员钟树根。多年来不同的民主派政党挑战过他,但都没有成功。2015年区议员选举,徐子见决定向他挑战,连父亲都说他“黐线”(神经病)。在提名最后一天,他才以政治素人身份报名参选,零名气,缺资源,无政党支持,媒体对该区关注也不多,留给他竞选的时间只有6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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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成功战胜了钟树根。凭借这一战,徐子见从无人知晓到一战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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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引用起《圣经》故事“大卫击倒歌利亚”形容徐子见的战争。大卫捡起一块又一块石子,坚持不懈地地扔向巨人歌利亚,倒下了再站起来。正是在他这样的先行者之后,2019年区选,大量素人站出来挑战老牌建制派,一次次重演了大卫击倒歌利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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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年他继续丢石子。徐子认为,区议员是整个政圈生态最低级的一环,没有光环、没有镁光灯,只有默默耕耘的份儿,但这却最合符他的性格。竞选时他挨家走访,发现钟树根办公室每天只开5小时,他本人也不常出现服务街坊;他当选后,则每天不停开会、处理街坊的求助个案,每星期开两至三次街站,他的办公室堆满杂物,如同货舱。他把自己淹没于琐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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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他成功连任该区区议员。2020年,他在港岛区民主派初选获得7,974票,名列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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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见相信,各种政治议题,他都可以用街坊能明白的语言解释宣传,让他们明白这些议题何以同民生有关,了解香港正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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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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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张可森.png|thumb|right|300px|见字饮水,爱香港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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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饮多啲水,食多啲菜,我真系好撚钟意香港。”这是2020年7月在民主派初选论坛上,27岁的张可森的最后十秒发言。“饮水食菜”的梗最初来自创作歌手Serrini,张可森对此神来之笔的借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初选人气,也让他的清新形象为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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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其实还有前面颇沉重的半句:“揽炒嘅形势彷如脱缰嘅野马,唔知仲有几多机会可以同香港人讲嘢⋯⋯”(揽炒的形势如脱缰野马,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机会可以跟香港人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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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原本志趣在文化、学术,人生版图并没有从政规划。二零一九年在反修例运动高峰期,为了在区议会选举中“填白区”(不要令某区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在屯门长大的张可森毅然参选并取得屯门(新墟)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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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大学讲师,文质彬彬但又不失幽默。早慧、加上对文学的热忱,张自小是各文艺活动、创作班中最年轻的参加者。他有个笔名“林雪平”,取自瑞典城市”Linköping”的中文译名,青春在那处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戏说姓林因为要向偶像林夕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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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抓住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讲林夕和周耀辉的歌词,动辄几小时;也喜欢打机,可以和好友一边打机一边倾电话,内容松散但又有点学术。他沉迷过一款叫《工人和资源:苏维埃共和国》的模拟城市建设游戏,玩的时候思考那个时空下的生活模式,也顺道看了很多苏联笑话。原本离香港很远,读著觉得有点熟悉且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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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议员后,他竭力推动本地文化界与区议会的合作与拨款申请,看电视节目《男排女将》和《全民造星III》会动笔写文化评论讲本地文化产业,为乐队写广东歌词,也做文学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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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抗争,成为区议员,到参加初选。张可森不愿为身份设限的姿态,正成了他被建制派点名批评,或在民主阵营的争拗中掀起回响的原因。他的声音也因提出了响亮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和“墨落无悔”等声明,在地区事务以外,展现出对议会抗争的愿景。2020年7月,他以三万五千多票取得新界西民主派出线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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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的志业。他哲学硕士论文曾研究董启章的作品,闲时常读德勒兹和洪席耶等哲学家,也翻译过法语刊物。如无意外,今年新学期,他将会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文化与政治哲学等研究,一切听起来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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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21年初,他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捕,二月二十八日提早到警署报到时被正式落案起诉和还押。好多计划都因而悬在半空,就如这个都市其他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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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许多口号都在日益收紧的表达自由中消失,政治理念瓦解至不能执行也不能宣告,“饮多啲水”突然变成今天香港人心领神会的话。保持自身良好状态,对很多人而言,实实在在、可以信赖,也仿佛是此刻唯一可以做的事,以维持香港这个“信仰”——对这个城市要有信仰级的爱,这是张可森曾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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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as of 13:33, 23 March 2021

香港律政司在2月28日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去年参与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47人,其中既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毛孟静等,也有许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新晋的区议员岑子杰、袁嘉蔚、张可森等,更有无任何政党背景和从政经验的吴政亨,仅因帮手协调初选就被控罪。

47人中,有些人经常被媒体报导和访问,但大部分被捕者的故事甚少有人知晓。最近,有人在 Facebook 建立专页“We've got Pens 我地有笔”,从曾关注香港政治制度的香港及国际媒体的公开报导、专题访问中,爬梳出这47人的小传。


伍健伟

伍健伟:卖房卖店的参选人

年纪轻轻,23岁那年当上老板,成功买楼,伍健伟以前常被人问他是不是商业奇才,还是有什么秘诀。对传媒提问,他哈哈一笑说:“没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就是普通香港打工仔工作,存钱,买楼。”

然后他清空自己,变卖资产,参选议会。

外号“呀K”的伍健伟,在17岁那年,家庭遭遇事业上的变故。他决定出来自己生活打工。那时他每天打三四分工,每天工作17个小时,每天深夜下班,直接回到第二天一早要上班的地方睡觉,睡几个小时就开工。如是持续四五年。

他形容自己是“幸运”地存够了首期付款的钱,买了房子。他对饮食、做厨师感兴趣,就向那个方向发展,开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做了老板。

这一切直到2019年6月戛然而止。社会运动发生,使他觉得自己的事业需要停下来。“有些事情要放下,看看有些事情能不能帮到香港手。”他把自己的餐厅股份转给合伙人,和另一些没有政党背景的青年成立社区组织“天水连线”,决定参选区议员,并且在那一年11月击败对手当选。

从小老板变成区议员后,在立法会选举来临前,伍健伟决定再进一步,参选立法会。参选要钱,维系黄色经济圈,支援更年轻的抗争者的生活,都需要钱。“我作为大一点的哥哥,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到更多?”25岁的伍健伟说。

他决定卖房参选。他签下合同第二天,港区国安法即将定制的消息就公布了。他认为一切事情顺理成章。

伍健伟认为抗争者已经退无可退,议员除了议会抗争,还需要在街头、社区发起行动。他希望未来的路就算难行,每一个人还是倾尽所有,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被控的47人中,伍健伟原本在批准保释名单中,后来因为律政司上诉,他的保释结果被撤回。离开法庭犯人栏时,伍健伟说“10年后再见!”然后他高喊“愿粹我命!”

庭内群众回应:“捍卫我城!”

他再喊:“全民自救!”

群众回应道:“打破宿命!”

那是他参选区议员时的口号。



袁嘉蔚

袁嘉蔚:我要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的想像

27岁的南区区议员、前香港众志副主席袁嘉蔚,在民主派初选中,以19844票于港岛区位列第二。

在香港的抗争运动中,袁嘉蔚曾一直是支援或参与角色,她对媒体笑说,自己是“行政狗”。2012年,读大学的袁嘉蔚初次参与社运,协助写横幅;2013年货柜码头工潮,她组织、参与苦行活动。那几年,反国教、大小罢工、反新东示威,都有她的身影。雨伞运动,她负责挨家挨户解释运动理念;加入香港众志之后,她负责安排行程与事务。“我很喜欢去跟人沟通。”她慢慢找到自己位置,“我更希望走入社区。”

她本不是镁光灯下的明星领袖。人们最初知晓她,是因为另一身份:她曾是社运领袖罗冠聪的女友。

二人曾是港人熟知的社运情侣。但袁嘉蔚从没打算走到幕前。直到2017年,黄之锋、罗冠聪等入狱,她当选众志副主席,才走上一线。当时只希望士气提高,不要群龙无首,她说。男友入狱那一年,她说自己心态有很大变化,意志变得更坚定。

但也是这时候,有人用“代夫出征”形容她走到一线、甚至将要参选的行动,她感到愤怒:“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我,所以我走出来选呢?”

2019年,她出选区议会,领先2000多票战胜连任多届的陈富明,当选成为田湾区区议员。但她承认,那个“乖巧斯文”、“邻家女孩”的参选形象,使她矛盾、挣扎。

她从来就是一个主见强烈的人。少年时代,父母因她参与社运施以经济封锁,她离家出走,打工维生,3年不与妈妈说话,一直到男友入狱才和解。她对妈妈说:“对不起,我现在感受到你的担心”;妈妈回:“家是你的避风塘”。

当选区议员后,她彻底“不乖”了。她推出影片,讨论两性关系、女性的性体验;她换掉拍照用的裙子,穿自己喜欢的裤子。她提倡“性自主”、“性革命”,在区议会提出成立“平等机会小组”,关注少数族裔、精神障碍者、性小众权益。她说:“我不断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想像的底线,也是挑战自己的底线。”

2020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政纲中,她提了三个目标:争取普及而平等的民主政制;维护自由、法治和人权;发展公民社会。艺人叶德娴为她站台,称她“辣椒仔”。

只是妈妈的观点最终与她南辕北辙。初选时,妈妈问:“你究竟想要什么?要香港如何,妳才觉得舒服?”袁嘉蔚回复,她只想“帮人”。还押那天,妈妈在法庭从早等到晚,她说,有些理念我不赞同,但作为妈妈,我不会丢下她。



刘伟聪

刘伟聪:在海里修补香港的船

一个始终相信法庭的执业大律师,一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席副教授,2020年正式出任民选区议员,今天因为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原本,刘伟聪可以成为香港人口中的“收成期”中年人,每天与红酒、藏书和两只猫好好过日子。今年53岁的他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工厂工人,他自小成长于板间房。刘伟聪聪明勤力、饱读诗书,考进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后,他曾为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写立法局演讲辞,后来当上大律师。他30岁时,曾经觉得这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回来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给予他机会,改变了他的生命。

2000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政治哲学,回首再想,慢慢察觉这一切的成功,不过是被赋予的时代红利。他开始思考,要怎样利用这些红利回馈香港,使它变得更好?2014年,争取普选行政长官的雨伞运动爆发,他走过旺角占领区,逐渐理清自己的岗位是为示威者义务打官司。自此,他接手不少示威者的法律诉讼,从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冲突,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他接过许多请求辩护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和年青人走上法庭。他也是首宗国安法被告唐英杰的辩护律师。

刘伟聪相信法庭,相信法律和制度。他把家中两只小猫改名为两大学者 Dworkin 和陈寅恪,每天字海度日,沉迷法理哲学。他相信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的抗争理念,是示威者眼中的典型“和理非”。

他想不到,这一次走上犯人栏的是他自己。2019年他出战区议会并获胜,后来因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2021年被政府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案中第16名被告。这名头发快要及肩、一向著重打扮的大律师,在出入收押所和法庭的途上,仍然获工作人员尊称他一声“刘大状”。在他一生信奉的法庭上,他保持著有礼庄重地问道:“点解我一生奉公守法,会变成阶下囚?”后来,他成为其中四名少数获保释外出的被告,衣服酸馊、头发披散的他站在庭外,仍然希望公众不要忘记其余被告。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曾说,相信香港这艘船虽然破烂,却未到沉舟的时候。“我们要在海里面修补它。”



郭家麒

郭家麒:不合时宜的爱国者

在本土主义风潮渐渐兴起的香港,59岁的郭家麒显得不合时宜。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中学就曾主动研究“马列毛思想”,走遍祖国名山大川,大学时代首次旅行,便是搭长途巴士、站2、30小时游历黄山,他去过内蒙、山西,记得那里的人贫穷却朴素和善。他甚至曾经尝试参选港区人大。

成长于7、80年代香港的郭家麒,是一名内外全科的医生,有三名子女。这个在香港高薪有地位的工作,本可以使他安枕无忧,享受“收成期”。但同时,他也是公民党的资深成员。1994年香港回归前,他便担任过区议员,在他43岁和51岁时,也曾两次当选立法会议员。

他是资深反对派,但却与反对派的新思潮逆向而行。2012年,“港人优先”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不少讨论,他公开表示强烈反对政府歧视新来港人士,认为新来港人士应该和香港永久居民享有同等的医疗服务、公屋申请权利以及综援申请权利,引起社会上不少争议。

关注内地维权议题的中联办示威中,也常常见到郭家麒的身影。前年年初,“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师王全璋判囚4年半,郭家麒为他发声;同年年底,他游行声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囚9年的牧师王怡。内地维权议题,对香港人而言相对遥远,获得的关注和政治回报也不多,但郭家麒依然热心于这个议题。

2017年底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他明知必然落败仍报名参选,旨在反映选举荒谬;当时他无签署拥护《宪法》、《基本法》声明而遭DQ,连入闸也无缘。 这次初选,不合时宜的老派爱国者郭家麒,以13354票获得新界西的最后出线一席。

17年的访问中,55岁的郭家麒回望43岁时当选的自己,觉得自己当时很天真。他说,当时他以为中国会愈来愈民主,他相信更多人出来争取民主,民主普选便会来临。而在2020年后,这名曾经争取过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最终被取消参选资格,然后成为阶下囚。

“今天回头看这些想法明显是错,甚至是很 Naive。”他当时在访问中说。而这份天真,使他如今与自己曾声援过的内地维权人士一样,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


刘泽锋

刘泽锋:来自最底层的支援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时,刘泽锋和黄之锋一样,只有24岁,不同的是,他的知名度极低。在民主派初选的九龙西选区,合共7万5千多选票里,刘泽锋仅获得1426票,在当区9个候选人里排倒数第二。

在香港政治光谱中,刘泽锋是本土派,早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前,他已经和抗争者建立关系。他从2018年开始担任学联的“抗争者支援基金”主席,基金的第一批受助人,是2016年旺角警民冲突里的抗争者,当时社会主流并不理解部分本土派在事件中的武力行动。在刘泽锋眼中,这批经历旺角冲突的抗争者缺乏支援,他们在被捕后物品遭扣留,或因为警方的武力而留下身心创伤,需要医疗费用。刘泽锋留意到,这些抗争者申请基金时,要求和理由都写的很详细,看得出不想滥用基金。

学联的基金知名度不足,最初成立半年仅筹得4700元,2018年,刘泽锋曾硬著头皮到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筹款,那时各大高校学生正批判支联会悼念六四的意义,刘泽锋被晚会参与者批评为“抽水”。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至2020年1月,基金筹得超过180万元,较上一届增加近28倍。

在民主派初选里,刘泽锋可能是最穷的参选人。

他出身草根,住公屋,借学债读大学,与团队第一次开会,他只能借友人的工厦单位,众人连坐的地方都不够。他受到成员喜爱,有团队成员撰文,说每个成员都是抱著“望下先”的心态加入,最终都被刘泽锋打动,选择留下帮手。

在考虑参选时,刘泽锋曾接受访问,说自己希望在竞选过程成立“救亡与启蒙基金”,“救亡”是为抗争者做职业配对,“启蒙”指的是说服基层支持“揽炒”,他是从自己父母身上,了解到草根阶层担忧“揽炒”影响经济。

在初选落败、后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后,刘泽锋撰文,花了三分之二篇幅,继续讨论支援抗争者的工作。他说自己仍在跟进“手足”的案件,和他们“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关系”,令自己获释几天后,又“卷入思念的漩涡”。他希望透过各种形式的支援,令抗争者不至意志消磨,“为黑暗的政治环境带来一丁点儿阳光”。


何桂蓝

一息尚存,力战不降

2019年,她是记者,在欧洲留学的暑假回香港,撞上反修例运动,帮老东家《立场新闻》做连续报导,两次现场直播都引起轰动,甚至直接影响了运动的走向,成为时代节点。

2020年,她除下记者证,参加民主派初选,从记录时局,转为以行动创造变局。2021年,她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法庭上自辩陈词,成了唯一坚拒限制言论自由保释条件的被告。 她叫何桂蓝,是香港《立场新闻》、BBC的前记者。她做过最关怀中国人权的新闻,也写过最深入香港本土思潮的报导。她率性、富热情,总是长发飞扬,顾盼生辉。讨论选题,可以与人大战三百回合至夜深;做访问时,流亡海外的本土派青年学者梁继平说,她是“好了不起的对手”,连歌星黄耀明都领教过她的“执著” 。殊途同归,一切背后,她都在用香港人的视角,审视各地社会运动、文化活动,从中找出政治意义、为本地民主运动所借鉴。

她触觉敏锐,2019年7月1日的立法会,她直播示威者不顾自身、冲入立法会抬走不愿离开的“死士”;7月21日的元朗,她直播怀疑受当局支持、有“乡黑”背景的白衣人无差别攻击市民,过程中她被殴打在地,仍不中断直播。报导引起巨大回响,某程度弥合不同运动路线的分歧,她被市民暱称为“立场姐姐”。

随著街头运动式微、新闻自由空间持续被打压,她认为要维护记者使命,便要从根本上改革政制。深感社运能量倾倒在自己身上,她决定离开所爱的记者职业,参加民主派初选,希望在政治“死局”里“破局”:民主派夺过半议席、否决财政预算案,触发宪政危机。60万选民投票,她成了新界东票王,随后被政府褫夺参选立法会资格。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后,她心态平稳,在被羁押时读书写文章,在法庭上看报纸唱歌。她认为抗争之路是2019年参与过反修例运动的人所做的共同抉择和承诺,时代在每个人身上投下责任,她所做的,是“认清现实,但也不回避代价”。她曾在警署写下文章:“我还是想要相信,明了香港的真象与一切代价仍未放弃的人,在香港有几十万。我想自己不是被鼓励的对象、令人好奇‘点解可以咁坚持’的客体,而是众多坚持着的人当中的一个。”

她面对可能是数以年计的刑期,仍在法庭坚拒限制言论的保释条件。她形容自己一切的选择为“unapologetic”。她脸书简介一直写著一句话:“若不在香港自由,则自由又有何义。”



徐子见

逆权大叔 大卫击倒歌利亚

素人逆袭老牌建制派的故事,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有很多例子,而徐子见的故事,比大多数人超前了3年。

那年徐子见48岁,媒体称他是“中年大叔”,为“三仔”(车仔、屋仔、老婆仔)奋斗,是典型生意人,毕业于理工学院商科文凭,并投身保险业,后来与朋友经营小生意。人无论在哪个年龄都可能遇上政治觉醒,2014年他47岁,雨伞运动的催泪弹让他开始思考政治。运动结束后,他加入了伞下爸妈、香港民主宣传小组、免费补习天地等社区组织。

港岛东区渔湾区的区议员,是连做了20年的民建联知名立法会议员钟树根。多年来不同的民主派政党挑战过他,但都没有成功。2015年区议员选举,徐子见决定向他挑战,连父亲都说他“黐线”(神经病)。在提名最后一天,他才以政治素人身份报名参选,零名气,缺资源,无政党支持,媒体对该区关注也不多,留给他竞选的时间只有6个礼拜。

而他成功战胜了钟树根。凭借这一战,徐子见从无人知晓到一战成名。

媒体引用起《圣经》故事“大卫击倒歌利亚”形容徐子见的战争。大卫捡起一块又一块石子,坚持不懈地地扔向巨人歌利亚,倒下了再站起来。正是在他这样的先行者之后,2019年区选,大量素人站出来挑战老牌建制派,一次次重演了大卫击倒歌利亚的故事。

而这些年他继续丢石子。徐子认为,区议员是整个政圈生态最低级的一环,没有光环、没有镁光灯,只有默默耕耘的份儿,但这却最合符他的性格。竞选时他挨家走访,发现钟树根办公室每天只开5小时,他本人也不常出现服务街坊;他当选后,则每天不停开会、处理街坊的求助个案,每星期开两至三次街站,他的办公室堆满杂物,如同货舱。他把自己淹没于琐碎之中。

2019年,他成功连任该区区议员。2020年,他在港岛区民主派初选获得7,974票,名列第五。

徐子见相信,各种政治议题,他都可以用街坊能明白的语言解释宣传,让他们明白这些议题何以同民生有关,了解香港正发生什么事情。



张可森

见字饮水,爱香港是信仰

“大家饮多啲水,食多啲菜,我真系好撚钟意香港。”这是2020年7月在民主派初选论坛上,27岁的张可森的最后十秒发言。“饮水食菜”的梗最初来自创作歌手Serrini,张可森对此神来之笔的借用,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初选人气,也让他的清新形象为人熟知。

这句话,其实还有前面颇沉重的半句:“揽炒嘅形势彷如脱缰嘅野马,唔知仲有几多机会可以同香港人讲嘢⋯⋯”(揽炒的形势如脱缰野马,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机会可以跟香港人讲话)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原本志趣在文化、学术,人生版图并没有从政规划。二零一九年在反修例运动高峰期,为了在区议会选举中“填白区”(不要令某区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在屯门长大的张可森毅然参选并取得屯门(新墟)议席。

他曾任大学讲师,文质彬彬但又不失幽默。早慧、加上对文学的热忱,张自小是各文艺活动、创作班中最年轻的参加者。他有个笔名“林雪平”,取自瑞典城市”Linköping”的中文译名,青春在那处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戏说姓林因为要向偶像林夕致敬。

他能抓住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讲林夕和周耀辉的歌词,动辄几小时;也喜欢打机,可以和好友一边打机一边倾电话,内容松散但又有点学术。他沉迷过一款叫《工人和资源:苏维埃共和国》的模拟城市建设游戏,玩的时候思考那个时空下的生活模式,也顺道看了很多苏联笑话。原本离香港很远,读著觉得有点熟悉且哭笑不得。

当选议员后,他竭力推动本地文化界与区议会的合作与拨款申请,看电视节目《男排女将》和《全民造星III》会动笔写文化评论讲本地文化产业,为乐队写广东歌词,也做文学杂志编辑。

由抗争,成为区议员,到参加初选。张可森不愿为身份设限的姿态,正成了他被建制派点名批评,或在民主阵营的争拗中掀起回响的原因。他的声音也因提出了响亮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和“墨落无悔”等声明,在地区事务以外,展现出对议会抗争的愿景。2020年7月,他以三万五千多票取得新界西民主派出线资格。

他也并没有放弃学术的志业。他哲学硕士论文曾研究董启章的作品,闲时常读德勒兹和洪席耶等哲学家,也翻译过法语刊物。如无意外,今年新学期,他将会攻读博士学位,继续文化与政治哲学等研究,一切听起来理所当然。

但2021年初,他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捕,二月二十八日提早到警署报到时被正式落案起诉和还押。好多计划都因而悬在半空,就如这个都市其他人事物。

当许多口号都在日益收紧的表达自由中消失,政治理念瓦解至不能执行也不能宣告,“饮多啲水”突然变成今天香港人心领神会的话。保持自身良好状态,对很多人而言,实实在在、可以信赖,也仿佛是此刻唯一可以做的事,以维持香港这个“信仰”——对这个城市要有信仰级的爱,这是张可森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