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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派47人小传

From China Digit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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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政司在2月28日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去年参与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47人,其中既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毛孟静等,也有许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新晋的区议员岑子杰、袁嘉蔚、张可森等,更有无任何政党背景和从政经验的吴政亨,仅因帮手协调初选就被控罪。

47人中,有些人经常被媒体报导和访问,但大部分被捕者的故事甚少有人知晓。最近,有人在 Facebook 建立专页“We've got Pens 我地有笔”,从曾关注香港政治制度的香港及国际媒体的公开报导、专题访问中,爬梳出这47人的小传。


伍健伟

伍健伟:卖房卖店的参选人

年纪轻轻,23岁那年当上老板,成功买楼,伍健伟以前常被人问他是不是商业奇才,还是有什么秘诀。对传媒提问,他哈哈一笑说:“没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就是普通香港打工仔工作,存钱,买楼。”

然后他清空自己,变卖资产,参选议会。

外号“呀K”的伍健伟,在17岁那年,家庭遭遇事业上的变故。他决定出来自己生活打工。那时他每天打三四分工,每天工作17个小时,每天深夜下班,直接回到第二天一早要上班的地方睡觉,睡几个小时就开工。如是持续四五年。

他形容自己是“幸运”地存够了首期付款的钱,买了房子。他对饮食、做厨师感兴趣,就向那个方向发展,开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做了老板。

这一切直到2019年6月戛然而止。社会运动发生,使他觉得自己的事业需要停下来。“有些事情要放下,看看有些事情能不能帮到香港手。”他把自己的餐厅股份转给合伙人,和另一些没有政党背景的青年成立社区组织“天水连线”,决定参选区议员,并且在那一年11月击败对手当选。

从小老板变成区议员后,在立法会选举来临前,伍健伟决定再进一步,参选立法会。参选要钱,维系黄色经济圈,支援更年轻的抗争者的生活,都需要钱。“我作为大一点的哥哥,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到更多?”25岁的伍健伟说。

他决定卖房参选。他签下合同第二天,港区国安法即将定制的消息就公布了。他认为一切事情顺理成章。

伍健伟认为抗争者已经退无可退,议员除了议会抗争,还需要在街头、社区发起行动。他希望未来的路就算难行,每一个人还是倾尽所有,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被控的47人中,伍健伟原本在批准保释名单中,后来因为律政司上诉,他的保释结果被撤回。离开法庭犯人栏时,伍健伟说“10年后再见!”然后他高喊“愿粹我命!”

庭内群众回应:“捍卫我城!”

他再喊:“全民自救!”

群众回应道:“打破宿命!”

那是他参选区议员时的口号。



袁嘉蔚

袁嘉蔚:我要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的想像

27岁的南区区议员、前香港众志副主席袁嘉蔚,在民主派初选中,以19844票于港岛区位列第二。

在香港的抗争运动中,袁嘉蔚曾一直是支援或参与角色,她对媒体笑说,自己是“行政狗”。2012年,读大学的袁嘉蔚初次参与社运,协助写横幅;2013年货柜码头工潮,她组织、参与苦行活动。那几年,反国教、大小罢工、反新东示威,都有她的身影。雨伞运动,她负责挨家挨户解释运动理念;加入香港众志之后,她负责安排行程与事务。“我很喜欢去跟人沟通。”她慢慢找到自己位置,“我更希望走入社区。”

她本不是镁光灯下的明星领袖。人们最初知晓她,是因为另一身份:她曾是社运领袖罗冠聪的女友。

二人曾是港人熟知的社运情侣。但袁嘉蔚从没打算走到幕前。直到2017年,黄之锋、罗冠聪等入狱,她当选众志副主席,才走上一线。当时只希望士气提高,不要群龙无首,她说。男友入狱那一年,她说自己心态有很大变化,意志变得更坚定。

但也是这时候,有人用“代夫出征”形容她走到一线、甚至将要参选的行动,她感到愤怒:“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我,所以我走出来选呢?”

2019年,她出选区议会,领先2000多票战胜连任多届的陈富明,当选成为田湾区区议员。但她承认,那个“乖巧斯文”、“邻家女孩”的参选形象,使她矛盾、挣扎。

她从来就是一个主见强烈的人。少年时代,父母因她参与社运施以经济封锁,她离家出走,打工维生,3年不与妈妈说话,一直到男友入狱才和解。她对妈妈说:“对不起,我现在感受到你的担心”;妈妈回:“家是你的避风塘”。

当选区议员后,她彻底“不乖”了。她推出影片,讨论两性关系、女性的性体验;她换掉拍照用的裙子,穿自己喜欢的裤子。她提倡“性自主”、“性革命”,在区议会提出成立“平等机会小组”,关注少数族裔、精神障碍者、性小众权益。她说:“我不断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想像的底线,也是挑战自己的底线。”

2020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政纲中,她提了三个目标:争取普及而平等的民主政制;维护自由、法治和人权;发展公民社会。艺人叶德娴为她站台,称她“辣椒仔”。

只是妈妈的观点最终与她南辕北辙。初选时,妈妈问:“你究竟想要什么?要香港如何,妳才觉得舒服?”袁嘉蔚回复,她只想“帮人”。还押那天,妈妈在法庭从早等到晚,她说,有些理念我不赞同,但作为妈妈,我不会丢下她。



刘伟聪

刘伟聪:在海里修补香港的船

一个始终相信法庭的执业大律师,一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席副教授,2020年正式出任民选区议员,今天因为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原本,刘伟聪可以成为香港人口中的“收成期”中年人,每天与红酒、藏书和两只猫好好过日子。今年53岁的他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工厂工人,他自小成长于板间房。刘伟聪聪明勤力、饱读诗书,考进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后,他曾为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写立法局演讲辞,后来当上大律师。他30岁时,曾经觉得这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回来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给予他机会,改变了他的生命。

2000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政治哲学,回首再想,慢慢察觉这一切的成功,不过是被赋予的时代红利。他开始思考,要怎样利用这些红利回馈香港,使它变得更好?2014年,争取普选行政长官的雨伞运动爆发,他走过旺角占领区,逐渐理清自己的岗位是为示威者义务打官司。自此,他接手不少示威者的法律诉讼,从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冲突,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他接过许多请求辩护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和年青人走上法庭。他也是首宗国安法被告唐英杰的辩护律师。

刘伟聪相信法庭,相信法律和制度。他把家中两只小猫改名为两大学者 Dworkin 和陈寅恪,每天字海度日,沉迷法理哲学。他相信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的抗争理念,是示威者眼中的典型“和理非”。

他想不到,这一次走上犯人栏的是他自己。2019年他出战区议会并获胜,后来因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2021年被政府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案中第16名被告。这名头发快要及肩、一向著重打扮的大律师,在出入收押所和法庭的途上,仍然获工作人员尊称他一声“刘大状”。在他一生信奉的法庭上,他保持著有礼庄重地问道:“点解我一生奉公守法,会变成阶下囚?”后来,他成为其中四名少数获保释外出的被告,衣服酸馊、头发披散的他站在庭外,仍然希望公众不要忘记其余被告。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曾说,相信香港这艘船虽然破烂,却未到沉舟的时候。“我们要在海里面修补它。”



郭家麒

郭家麒:不合时宜的爱国者

在本土主义风潮渐渐兴起的香港,59岁的郭家麒显得不合时宜。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中学就曾主动研究“马列毛思想”,走遍祖国名山大川,大学时代首次旅行,便是搭长途巴士、站2、30小时游历黄山,他去过内蒙、山西,记得那里的人贫穷却朴素和善。他甚至曾经尝试参选港区人大。

成长于7、80年代香港的郭家麒,是一名内外全科的医生,有三名子女。这个在香港高薪有地位的工作,本可以使他安枕无忧,享受“收成期”。但同时,他也是公民党的资深成员。1994年香港回归前,他便担任过区议员,在他43岁和51岁时,也曾两次当选立法会议员。

他是资深反对派,但却与反对派的新思潮逆向而行。2012年,“港人优先”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不少讨论,他公开表示强烈反对政府歧视新来港人士,认为新来港人士应该和香港永久居民享有同等的医疗服务、公屋申请权利以及综援申请权利,引起社会上不少争议。

关注内地维权议题的中联办示威中,也常常见到郭家麒的身影。前年年初,“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师王全璋判囚4年半,郭家麒为他发声;同年年底,他游行声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囚9年的牧师王怡。内地维权议题,对香港人而言相对遥远,获得的关注和政治回报也不多,但郭家麒依然热心于这个议题。

2017年底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他明知必然落败仍报名参选,旨在反映选举荒谬;当时他无签署拥护《宪法》、《基本法》声明而遭DQ,连入闸也无缘。 这次初选,不合时宜的老派爱国者郭家麒,以13354票获得新界西的最后出线一席。

17年的访问中,55岁的郭家麒回望43岁时当选的自己,觉得自己当时很天真。他说,当时他以为中国会愈来愈民主,他相信更多人出来争取民主,民主普选便会来临。而在2020年后,这名曾经争取过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最终被取消参选资格,然后成为阶下囚。

“今天回头看这些想法明显是错,甚至是很 Naive。”他当时在访问中说。而这份天真,使他如今与自己曾声援过的内地维权人士一样,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


刘泽锋

刘泽锋:来自最底层的支援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时,刘泽锋和黄之锋一样,只有24岁,不同的是,他的知名度极低。在民主派初选的九龙西选区,合共7万5千多选票里,刘泽锋仅获得1426票,在当区9个候选人里排倒数第二。

在香港政治光谱中,刘泽锋是本土派,早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前,他已经和抗争者建立关系。他从2018年开始担任学联的“抗争者支援基金”主席,基金的第一批受助人,是2016年旺角警民冲突里的抗争者,当时社会主流并不理解部分本土派在事件中的武力行动。在刘泽锋眼中,这批经历旺角冲突的抗争者缺乏支援,他们在被捕后物品遭扣留,或因为警方的武力而留下身心创伤,需要医疗费用。刘泽锋留意到,这些抗争者申请基金时,要求和理由都写的很详细,看得出不想滥用基金。

学联的基金知名度不足,最初成立半年仅筹得4700元,2018年,刘泽锋曾硬著头皮到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筹款,那时各大高校学生正批判支联会悼念六四的意义,刘泽锋被晚会参与者批评为“抽水”。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至2020年1月,基金筹得超过180万元,较上一届增加近28倍。

在民主派初选里,刘泽锋可能是最穷的参选人。

他出身草根,住公屋,借学债读大学,与团队第一次开会,他只能借友人的工厦单位,众人连坐的地方都不够。他受到成员喜爱,有团队成员撰文,说每个成员都是抱著“望下先”的心态加入,最终都被刘泽锋打动,选择留下帮手。

在考虑参选时,刘泽锋曾接受访问,说自己希望在竞选过程成立“救亡与启蒙基金”,“救亡”是为抗争者做职业配对,“启蒙”指的是说服基层支持“揽炒”,他是从自己父母身上,了解到草根阶层担忧“揽炒”影响经济。

在初选落败、后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后,刘泽锋撰文,花了三分之二篇幅,继续讨论支援抗争者的工作。他说自己仍在跟进“手足”的案件,和他们“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关系”,令自己获释几天后,又“卷入思念的漩涡”。他希望透过各种形式的支援,令抗争者不至意志消磨,“为黑暗的政治环境带来一丁点儿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