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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到底什么是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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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學生領袖林飛帆在三三○當晚所講的,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從佔領國會那天起,已經寫下歷史」。一場癱瘓國會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可以在兩週以來始終獲得五成以上的民意支持,更有超過七成的民眾支持「退回服貿、重啟談判」的訴求。在學生的號召之下,五十萬人參與了一場號稱台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示威行動,而且儘管群眾的情緒再怎麼樣高亢,主辦者仍是有本事在預定的時間和平收場,退出街頭。

事後來看,這場突如其來的抗爭有許多原因。首先,在一連串親信涉貧、濫權監聽事件之後,馬英九總統的支持度暴跌,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是到處樹敵。這種情況下,擺明要挑戰馬英九的學生運動享有優勢的政治機會條件。其次,國民黨黨團撕毀先前的朝野協商承諾,特意將立法院審查扭曲為只是為「備查」的行政命令,張慶忠委員在3月17日當天的胡搞,更是強化了民眾對於立法院的負面印象。當然,佔領國會運動發生之後,一堆深藍媒體與名嘴的胡扯(例如著名的「指花為蕉」事件)、黑道份子的暴力滋事,反而是為學運取得更多的社會同情。

除了這些外部條件之外,議場內學生領袖所堅持的「公民運動」路線則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到底什麼是「公民運動」?它與一般的社會運動有什麼不同呢?

何謂「公民運動」?

說來好笑,我進入台灣的社會學界十幾年來,社會運動研究向來是個人的研究領域。但是遇到「什麼是公民運動」問題,我近來也想了很久,才找一個目前自己暫時滿意的答案。簡單地講,公民運動就是一種用比較「潮」方式來包裝與呈現社會運動的策略,它成功地降低了運動參與的門檻、消解了以往加諸在社運的種種污名(暴力、不理性、被政黨操控),因此帶給執政者更大的壓力。

一般而言,社會運動不乎是由一群弱勢者所發起的集體行動,因為他們的苦處在體制內無獲到疏解,所以必得採取各種抗議方式來,來喚醒公眾的注意與同情,藉此向政府施壓。就這個簡單定義而言,所有號稱是「公民運動」的個案就是社會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大家也知道,如果我們只是用「社會運動」的詞彙來稱呼晚近的反國光石化、反媒體壟斷、反核遊行、公民1985行動聯盟(白衫軍)等運動事件,好像少了一些應有的味道。

將「公民運動」是一種論述的策略,重點不在於「公民」的實際內涵是什麼,而是這個語彙所襯托出的他者。很明顯地,「公民」所召喚的形像就不是「有黨派色彩的」、「利己的」、「暴力激進的」政治參與。看看福島核災後的台灣反核風潮,最常出現在媒體上的運動者不外乎是藝文界人士,名星,或是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同樣地,在2011年4月落幕的國光石化案,帶頭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藝文界、學者與青年學生,他們強調溼地的生態價值是無法用經濟利益來計算。這種高度理想主義的訴求獲得廣大的共鳴,最後迫使馬英九政府放棄這個開發案。

更進一步來講,「公民運動」標誌出兩個核心的價值。第一,參與運動是具有「純潔性」的,而不是為了其他政治或政黨的利益。在台灣的脈絡下,大概沒有什麼群體可以比大學生更具有這種代表性。因此,如果不論一些拙劣的「抹綠」企圖,保守派至多只能說學生被「誤導了」,而不是他們「別有居心」、「另有陰謀」。其次,運動者所採取的策略是和平與理性的,運動的參與是有秩序的,避免製造流血衝突的結果,這非常接近香港人所謂的「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粗口、非暴力」。在這場學生運動中,「守秩序」的形像已經被突顯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層次。立法院濟南路與青島東路兩側,總有許多志工在維持通行動線、發放物質、從事資源回收。在被佔領立法院議場,要入場先被志工量體溫;如果想要到室外抽菸,還要向志工領取「菸牌」。

去年8月3日,在「萬人送仲丘」的晚會上,《公民覺醒》的演講可以說是台灣公民運動最強而有力的宣言,柳林瑋醫師清楚地勾勒出「不藍不綠」、「和平理性」的兩項價值。

「公民運動」在台灣

從去年二十五萬的「白衫軍」,演變成為今年五十萬的「黑衫軍」,「公民運動」已經展現出如此巨大的動員能量。我個人認為,「公民運動」的提法非常符合台灣的保守政治文化。在對於激進抗爭不寬容,以及對於政黨高度不信任的語境下,「公民運動」似乎可以擺脫各種以往諸於社會運動之負面標籤,讓運動的參與顯得更理直氣壯。如果不是這種正當化的效果,要不然為何以前的「社運團體」後來紛紛採用了NGO,亦或是「公民團體」稱呼?

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面臨了基本的兩難:如果不用抗爭來衝擊日常秩序,媒體與公眾根本不會關注,執政者也不需要回應弱勢者的要求;但是如果抗爭擾亂性格太高,那麼有可能帶來反效果,受到輿論的質疑。對於台灣的運動者,這樣的兩難是格外不容易處理的,因為社會大眾的容忍度實在太低,一般人在電視看到的社會運動總是警民推擠的畫面。

很顯然,戒嚴之後所浮現的社會運動並沒有獲得某種社會輿論的肯定,儘管在各種勞動保障、人權維護、性別平等、環境保育的議題上,我們已經取得巨大的進步與成果。此外,台灣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也沒有獲得應有的歷史肯定。在所謂的「寧靜革命」下,國民黨始終掌控改革的議程表,並且相當成功地將民主化包裝成為自己的政績。良心犯的政治犧牲、民主運動的街頭抗爭並沒有被賦與應有的歷史地位。再加上民進黨執政時期的失德,以及種種政黨惡鬥,也使得一般人對於政黨缺乏好感。如此一來,社會運動的空間就受到很大的壓縮,到後來,只有這種和平理性與標榜守法的公民運動才會成為主流所能接受的類型。

邁向更寬廣的「公民運動」

作為一種區隔化的修辭,「公民運動」是拘謹衿持的社運,總是小心翼翼避免觸法,或是沾染政黨色彩。如此一來,「公民運動」有可能強化了一般將社會運動者貶為「暴民」的既有偏見,過度高舉和平理性的旗幟,其可能的副作用就是窄化了社運的策略選項,限縮在法律規範的界限之內。

然而,在這一波學生運動中,我們卻看到「公民運動」所帶來的激進化效果。佔領立法院議場是挑戰法律的公民不服從,但是在濟南路、青島東路兩側卻是展現出形形色色的「志工服務」與「公民素養」。少數學生的激進抗爭點燃出多數學生的參與熱情,而正是由於上萬的學生願意包車北上,露宿街頭,才保衛了被學生攻佔下的立法院議場。公民不服從與「公民運動」互為表裏,形成犄角之勢,共同撐起了這場波濤洶湧的學生運動。儘管關於現場秩序維持,例如醫療通道之必要性等,學生之間有各種批評的聲音;但是即使是對於激進派學生在3月23日所發起的佔領行政院運動,代表公民運動精神的1985行動聯盟仍採取支持的立場,柳林瑋更公開批評警方的暴力鎮壓。

太陽花學運是否最終能實現「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目標,仍是有待觀察。但是無論如何,在這一場戰役中,「公民運動」已經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非常有可能在台灣年青人留下共同的世代體驗,這樣的話,我們畸型的政治文化或許可以被徹底改造。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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