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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虹斌:赵薇事件 互联网时代的“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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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虹斌: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说到底,他们担心的不是“资本控制”,而是被“不爱国的资本的控制”(虽然这不是真的。而且,赵薇参加过国宴,习近平还曾把她推荐给韩国总统)。今天人们所恐惧的并不是“妖术”“共济会”,甚至不是“资本控制”,而是“不爱国”。辟谣是没有用的,十八世纪末的哪一次的“叫魂”妖术哪一次是真的?恐慌还不是照样越闹越大。

问题是,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叫魂》一书中深刻地指出:“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

实际上,不管中西方,在非文明时代里,常会有某些罪名,非常好用,只要抬出这种罪名,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剑,是公众的恐惧之源。而这种恐慌,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扩散开来的;其实,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自上而下发起的: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你就相信什么信息。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女巫”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供认”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捉巫事业让律师、法官、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三百年间,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埃克·伯科威茨《性审判史》)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既有十一世纪时,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更有“文革”时随手指谁谁就是走资派、资本家、工贼、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癫狂。

其实,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乾隆皇帝追查“妖术”,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并清查民间的“异见”;各级官员对“妖术”调查的积极配合,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民间对“妖术”的恐惧,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出发点不同,却殊途同归。“妖术”恐慌,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而发自内心地担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一个女明星分裂,排队对明星及其同情者进行辱骂,这种浩浩荡荡的爱国方式,也不会是民间自发的,否则早就被第一时间被屏蔽了。

我们很难解释,是否在我们的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因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准则,明知一种东西(比如权力)是非道德的、不合理的,但因为有用,我们就拣来用;但想丢弃的时候,那种东西已经被别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我们常常想象着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我们能有幸占据主导权,成为社会的施害方;殊不知,我们很可能是那个受害者。这就是协从不正义的代价。

《叫魂》一书对乾隆时代的总结是:“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政治罪’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检讨一下,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吗?

我希望,它永远不会成真。(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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