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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药师:赵国与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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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宝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快播案:只准赵王梦雪,不许百姓撸管;铜锣湾书店事件:同一个赵国,同一个噩梦;台湾大选:票投赵家代理党,台湾明天变香港……自从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那一句“你也配姓赵”被有心的网民重新打捞出来,并赋予时代新意后,赵家人赵王赵国,一连串与“赵”有关的新词陆续被创造,并广泛运用到对各类时事的评论中。

甚至,北外的乔木老师,也就是著名的“赵三篇”的作者,最近还在网上发起了“赵学研究会”。继汉学(Sinology)和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后,赵学(Zhaology)似乎正在迅速崛起为社会政治领域一门“显学”。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其实,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阶层、贫富、族群的差异被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标签和概念所掩盖,让人无从否定也没法反驳。除非你像部分台湾人或香港人那样,彻底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问题是,台湾人、香港人之所以能够较为容易,且相对彻底地实现与中国,确切地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切割,首先是因为其在地理上处于中国本部的边陲,易于脱离母体自立。但对于身处大陆的民众来说,这种切割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无法做到。虽然也有人不断撰文,试图从国家与政权的关系和差别的角度加以厘清,但这种论说毕竟过于学理化,并非人人都搞得明白。

这时候,赵国、赵家人等词的横空出世,几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实现了对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群体在概念修辞上的纵向区分,以聊聊二三字刻画了权贵与百姓泾渭分明之界限、不可逾越之鸿沟以及无法调节之矛盾。但历史地来看,这种智慧并不仅仅属于今天的中国网民,早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曾使用过类似的指代称呼,那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支那”。

今天的中国人,听到“支那”这个词或许都会有种本能的反感,觉得它是日本右翼对中国人的蔑称。殊不知,晚清时期的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家,对于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还纷纷效仿。

这一方面是因为,“支那”一词最初其实源自梵文对“秦”的音译,本意为“统一、强大”,到了佛经中更多了“文明、睿智”的褒义成分。即便在被引入日本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支那”也是作为对中国汉人的尊敬被使用;另一方面,由于视满清政权为异族统治,许多革命党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转而藉用日本式叫法称中国为“支那”,自己则是“支那人”。

比如,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这里的“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甚至就连立宪派的梁启超,也曾用过“支那少年”为笔名。而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更赋诗自况:“若论女子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在这里,革命者通过“支那”这个词,成功地确立起与“他者”(清国)相对立的“自我”,从而解构掉了清廷一元化的“国家叙事”,为后来的排满革命扫清了概念上的障碍。相比较而言,赵国、赵家人等词汇在解释和限定功能上还只完成了一半,即定义了他者,却没能回答“我们是谁”。如何建立起相对于赵国、赵家人的“二元叙事”,或许是下一步“赵学研究会”应该思考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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