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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新闻 | 環時社評:中國不可能因香港遊行而讓步[edit]

2 July 2014, by 一国两智 51萬港人七一參與遊行,表達普選訴求,《環球時報》今日的社評,卻以「香港現“七一大遊行”,國家不可能讓步」為題,指港人遊行的心態複雜,中央應該適應這類抗議,不要太認真看待七一,並鼓勵依法處置其中的違法行為。有關講法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的說法一致。 社評指,香港社會如今的心態非常複雜,很多人藉抗爭及追求民主,來顯示自己較內地人高人一等,凸顯港人的自豪感,他們未必很重視結果。 香港的生活水平長期高出內地一大截,很多人習慣了面對內地人的驕傲。如今很多優越感受到衝擊,西式「民主」成了那部分港人自我識別「最不同於內地」的東西。 在今天的價值觀體系下,這類不同可能會讓他們感到「驕傲」。他們會覺得,你們內地搞不了「七一大遊行」,但我們能搞。你們重視政治上保持一致,我們卻可以同中央「對抗」。這些對抗性活動讓一些人感覺「高內地人一頭」,他們未必很重視結果,但卻願意參與進來,從而受到激進反對派的利用。 社評因而指出,中央對香港社會的滿意度不必期待過高,對本港的遊行示威等要有足夠的承受力。應該適應七一遊行這類抗議,不把它們太回事,並鼓勵依法處置其中的違法行為,這應成為中央制定策略的基本出發點。 如果是這樣,香港「七一大遊行」就算不上什麼事,即使發生了局部警民衝突,也沒什麼了不起。 只要參加遊行示威的人確認通過這種方式根本不能讓國家後退,這種抗議所凝聚的政治熱情終將出現回落,遊行示威就會變成香港日常的東西,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維持不溫不火的存在。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中国数字时代亚马逊镜像 (墙内可直接点击)

纽约时报 | 香港人“七一”大游行 要求真民主[edit]

2 July 2014, by 一国两智 香港——一个巨大的人群,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不顾北京对挑战其控制的忍受程度正在减少,周二从香港最大的城市公园向城市中心开始了一个亲民主的游行。 1997年香港的主权归还给中国后,每年在回归纪念日都有游行,今年的游行是在近80万居民参加了一次有关更民主地产生这个城市的行政长官的非正式投票之后举行的,北京斥责非正式投票非法。此次游行也在上月发布的所谓白皮书之后,白皮书重申了中央政府在这个半自治地区的权威。 随着示威者的人流源源不断地从维多利亚公园和平地涌出,将一条西行的宽广大道的多条车道充满,大巴运来了更多的穿着鲜绿色背心的警察,作为增援。下午4点,警方停止了沿着大道中间行使的电车的运行,以缓解严重的拥挤,以前游行时,警方避免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在2003年时这样做过,那次是迄今为止香港发生的要求地方民主的最大的示威。 示威者开始离开维多利亚公园的一个多小时后,公园里的六个水泥地足球场和附近的步行区仍到处是人,而且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仍充满了等待进入公园、加入游行队伍的人群。 7月1日是香港的一个公共假日,自2003年以来,在这天召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已成为一种年度传统,2003年曾有数十万人参加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应北京的要求设立严格的内部安全条例。那些计划很快搁浅,未曾再次出台。 据组织者称,2003年游行的参加者至少有50万;警方则称参加人数最多时是35万。周二的游行看来比6月4日的纪念天安门镇压事件25周年的守夜活动大得多,参加守夜的人数警方称是99,500,但活动的组织者估计“超过18万”。 还不可能马上计算出周二游行的参加人数是否与2003年的相当。与2003年的那次一样,周二游行的参加者非常多,以至于维多利亚公园已经装不下他们了,示威者渗透到附近的街道中,这使得估计总人数变得更难。 主张民主的抗议者和这里的由北京任命的政府近来都变得更加对峙。这让许多人预测,某种形式的镇压不可避免,如果不是发生在周二抗议活动时,则可能发生在未来几个月中。 示威者很年轻,他们比香港以前的抗议者对法律妥协有更少的兴趣。同时,北京在当地的盟友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他们已在响应中国大陆态度的变化,自从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大陆逐步加大了对人权倡导者和其他活动人士的拘留和起诉行动,也加大了对据认腐败的官员的打击力度。 直到最近,公开提出人民解放军可能会介入当地问题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但是现在,某些北京的顾问已提出这种可能性。“摊牌已一天天地愈发不可避免,某种程度的暴力迫在眉睫,”刘迺强(Lau Nai-keung)说,他是北京在香港的最知名的支持者之一。“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必将会从其营房里出来。” 刘迺强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六位香港成员之一,基本法委员会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负责制定与香港的基本法有关的政策。陈方安生(Anson Chan)曾在英国将主权归还给中国之前和之后的香港政府中任第二把手,也是著名的支持民主的人,她说,不难想象少数激进分子也许会在周二游行中制造暴力。但是她表示更多的担心是,政府可能会在人群中安插挑衅者来上演暴力事件,希望以此改变公众对民主求诉的支持态度。 她说,“我不排除亲北京的势力安插闹事者的可能性。” 随着游行队伍的出发,向维多利亚公园涌动的人群威胁要堵塞附近的天后和铜锣湾地铁站。许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有些人举着要求真正普选的标语。 几个人说,他们为参加今年的游行做了特别的努力,虽然在过去几年中他们没有参加游行。“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所做所为,”一位20出头的办公室职员伊恩·曾(Ian Tseng)说。“那个白皮书,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不高兴,”他说。 荃湾线地铁在从九龙和新界进入港岛的沿线有更多的乘客上车。以家庭为单位的人群,带着背包,涌向维多利亚公园。 他们中有41岁的费梅(May Hui,音译),带着她10岁和15岁的两个女儿,来参加游行。她说,那份所谓的白皮书激励了她参加今年的活动,为的是教给孩子们有关和平示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权利,”身为小学二年级教师的费梅说。“我要教给孩子们游行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都不满意。” 香港的警察有能够和平地管理巨大人群的全球声望。美国联邦调查局前任局长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香港独立媒体 | 七一訴求百花齊放 爭真普選撐佔中[edit]

1 July 2014, by nmslese   近日香港政治波瀾起伏,白皮書、東北撥款、政改等議題激起民憤,令今年七一遊行人潮洶湧,不同團體及普羅市民均走上街頭,在爭取切身福利之外,更齊心爭取真普選,要求落實公民提名;不少人亦支持遊行後學生發起的佔領行動。

工會、各團體表達訴求

參與遊行的工會多樣化,包括教協、香港郵政局員工會、建築師工會、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等,除了為自身行業爭取權益,亦表達真普選訴求。來自社工總工會的劉先生最為不滿招標制度,支持公民提名及廢取功能組別。他個人也支持佔中以及今晚由學民思潮和學聯所發起的佔中預演。 爭取成立動物警察大聯盟連續三年參加七一遊行,今年以「我們的香港一起救,我們的動物一起救」為口號。負責人黃繼仁及麥志豪認為香港動物權益仍有極多改善空間,其中他們較關注的議題包括流浪動物的絕育與放回、規管寵物業。他們重申,若無民主社會,「就不用講動物權益」,所以支持真普選以及佔中。他們樂見學生團體於今晚發起佔中預演,因為距離人大就普選方案作出定案,尚有一段時間,「公民抗命沒有問題,(市民)任何時候也可以表達普選訴求」。

香港女同盟會等同志團體認為多年來同志平權的進程緩慢,期望盡快落實性傾向歧視立法,同時爭取公民提名。香港肌腱協會等傷殘人士團體也參與遊行,爭取更多院舍、就業配額及特別傷殘津貼。古洞北發展關注組則要求撤回東北發展以及落實普選。

在遊行開始前,澳門良心的發言人上台發言,希望香港能先爭取真普選,那麼澳門才有動力去爭取普選,又指若香港的普選之路走得順利,則澳門將來也不會面對太大困難。 普羅市民齊撐遊行 除了各團體,許多市民因不滿「港共政府」、白皮書而出來遊行。 長者廖女士自2003年起便參與七一遊行,更連續廿四年參加六四集會。她自言讀書不多,但仍知是非黑白,認為「若不能有自尊地活著,寧願死」,連續七日參與毅行,並會嚮應今晚學生所發起的預演佔中,希望「保護學生」。 趙先生則帶同五歲的兒子,第一年參加遊行。他自言本來能在家「嘆冷氣」,本來不想出來遊行,但今年因「不妥政府跟中央」。他指中央常「搞小動作」,如發表白皮書,又不兌現承諾讓港人取得真普選,電視發牌等民生議題亦是促使他上街的原因。他說學生預演佔中「是一個好開始」,自己也會陪學生團體行到特首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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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长平:“一国两制”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与民主[edit]

1 July 2014, by 一国两智 长平:我也注意到中国以《环球时报》为主的官媒对“占中”进行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称它是一场“非法的闹剧”,是与“外部势力勾结,干涉破坏”等。在 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是对香港民意的极大不尊重,说这是“非法闹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是香港几十万人的非法活动的话,警方早就应该出面制止,甚 至应该把组织者抓起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这个活动是合法的,组织者也说的很清楚,实际上这是一场民意表达,并不是投票选举,就表达民意这一点来说,是成 功的,也是严肃的,诉求是真普选,应该得到重视。 至于说“外部势力干涉”这样的说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直存在,这样的说法本身也是对民意的不尊重,因为把外部势力的影响无限夸大,甚至说成是主要 的因素,这本身是对民众的侮辱,或者说是对民意的漠视,因为他们把民众描述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是极容易操控的是“乌合之众”。一个能独立思考的民意, 外部势力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法广:您认为中国政府为什么曾答应香港一国两制政策 50年不变,而在香港回归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采取各种措施加紧对香港自由的限制,引发香港人的反抗呢? 长平: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一国两制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而是民主与专制的矛盾,这对深刻的矛盾几乎是无法调和的,当初对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描述,其实是掩盖了民主与专制矛盾的实质,这个矛盾会一直存在,而且不会井水不犯河水,会一直发酵,因为专制政府的特点,不是去扶好一个地区, 或者调整政策来让民众满意,最核心的本质是要进行控制,所以一旦不能控制,他们就会害怕。 对香港来说,香港人要民主就必然想摆脱专制政府的控制,另外,民主也是要扩大的体制,所以他们也害怕影响到内地人对政体的重新认识,内地人本身对经 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都会有重新认识,不断地反思,加上香港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北京担心香港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担心从目前控制的局势看,比想象的更加焦虑。 出于这两种原因,他们会不断地,主动地去干扰香港的民主发展,去控制香港的自由,最终会导致更大的矛盾。 法广:今年 七?一游行的主题包括“争取公民直接提名”和“捍卫港人自由、无惧中央威赫”。这个游行被看作是香港民主派争取民主,抗议北京压制的重要机会,从目前的情况看,七?一大游行不管规模如何,有没有可能对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方式会产生影响?

张洁平 | 摊牌(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edit]

27 June 2014, by 图样图森破 摊牌(一):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 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欢迎来到香港的心脏。” 蔡东豪一个箭步跨到马路中央。红灯亮起的时候,这里有几秒钟的静止。就在这几秒钟里,这个50岁的精电国际行政总裁完成了对身处之地最贴切的描述:“中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你站在马路中间,前后左右十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迅速找齐一个投资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马。” 这样的效率不仅确保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营造出一个功能复合与密集程度堪称举世无双的城市空间。 香港中环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首选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钟就​​有35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在这个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贵的摩天大楼群中发生;这里是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总部、立法会、终审法院、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有4条地铁线、142条巴士线、9条渡轮航线一刻不停从这里出发或者穿过,去往包括机场在内的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着脆弱。封住几个交通要塞,就可能令这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心脏”瘫痪。这正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占领中环”。 作为政治与商业权力的中心​​,抗议运动对于中环而言,本不是陌生事。从60年代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保钓运动,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游行,都在中环的各个广场发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占领华尔街”启发,发起反资本主义的“占领中环”行动,他们在汇丰银行总行楼下的公共空间安营扎寨了11个月,直至被警方清场。尽管这场行动的诉求在香港极为小众,但“占领中环”的意象却由此深入人心。 反资本主义的左翼青年被赶走半年之后,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占领中环”运动拉开序幕。这次“占领中环”以民主普选为核心诉求,发起人强调,​​如果北京不让香港落实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就发动占领中环。与此前所有在中环发生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一场“占中”不只是要占据具有象征性的局部空间,彰显群体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间运转瘫痪,进而对整个中环区域实现真正的“占领”。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万人聚集在中环,即使纯是静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瘫痪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经在报章专栏中构想了这样的图景。当时,这只是他理论推演的一部分。 这个构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讨。这一年,在争取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回归之后,受制于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尽管在体制外占据主流,却无法在体制内赢得多数议席。十多年下来,“永远的反对派”身份既给了他们在体制外运作的道德光环,也消耗着他们实际的政治实力。2007年,全国人大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首次由代议制选举改为一人一票普选制。这个在民主派看来“迟到”了10年的承诺,却带给他们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吗?北京有诚意带给香港“真普选”吗?还只是按照他们的喜好筛选过候选人之后,再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选”?或者,问得再直接一点,北京一向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能够不受制度性排挤,有平等入闸参选的机会吗? 这些问题成了通向2017普选道路上,每一轮政改讨论都必然争拗的焦点。而北京从不清楚表态。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是2017前最后一次面对争拗的机会。根据全国人大的规定,普选的具体方案在程序上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选出的特首,将直接负责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普选方案,2012年选出的的第五届立法会,则对这一普选方案有直接的表决权。因此2012的两次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而启动这一年选举咨询的2010年,香港政​​府则称之为政改的“起锚期”。 以争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锚期”,意见已经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北京对2017是“没有筛选”的“真普选”的最终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都是妥协、背叛;另一派则认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必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普选铺一条“改良”之路。前者被视为“激进民主派”,典型的政党代表如2006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连线;后者则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党。 面向2012选举,这两派采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应对。激进派不追求2012选举的细节设计,而将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诺未来的“真普选”。他们的方式是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即在议会内每个选区派出一名议员辞职而后重新参加补选,在民间则以“实现真普选”为议题号召市民投票支持,试图造成“变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间引起巨大争议,不光招致建制派与北京的严厉抨击,也遭到“温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终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温和派的民主党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他们自1989年与北京决裂以来,首次愿意与京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游说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阶段性成果──在2012的选举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终走向无筛选的“真普选”,北京却不置可否。 按理来说,这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步——水火不容的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但吊诡的是,这“进步”却没有给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民主党被部分激进派强烈指责为“背叛”、“卖港”,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民主党,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内讧不断,但无论激进或者温和路线,都未能争取到北京对“真普选”的实质承诺或表态,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结果是,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民主派的议席比例却并没有增加,只是勉强保住了1/3议席。从直选议席的得票来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来稳定的六成。 对民主派来说,这一役无疑是惨痛的教训。回归之后15年,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已经下滑到无法消化与北京的“妥协”,同时也缺乏创意和足够的支持讲“抗争”。而2012一过,下一站,便是2017。 到此刻,局势已经变得清楚: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票数,北京则有最终不批准方案的权力。如果民主派与北京无法达成共识,那普选便无路可走。然而,经过2010,民主派与北京之间的博弈空间已消耗殆尽,民主派的支持者不会再买“妥协”的账,而无所顾忌的“抗争”又可能葬送唯一的机会。 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民主派面前已经没有“改良”的空间:“以前争普选被否决,可以说我们退后,我们等,但没人会说民主已经失败。可是2017说了要有‘普选’,这次就是要出来给一个方案,说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败。”正是这“最后一战”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最紧张而又无力的状态。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造出谈判的空间?和很多学者、评论人一样,戴耀廷也在报章专栏里给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议。在写于2010年的两篇专栏文章《社会行动的八种方法》、《下一波社会行动:胁之以势》中,他认为,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旧有的“温和”或者“激进”行动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进一步的“胁之以势”:即用更有破坏性的行动对执政者产生真实威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获得“谈判”或“说理”的筹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构成“威胁”呢?他受2010年泰国红衫军在曼谷市中心静坐抗议的启发,产生了前述的构想:“10000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最初就是想要划一条底线,这个底线要比普选‘拉倒’更低,要是一个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谁也不想这件事发生,那么理性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比底线好,而不是向着底线去。在这个过程里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 谁也没想到,这在当时看来是狂想、也完全无人问津的言论,三年后,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香港,如果你关心公共事务,也许会在各类公众论坛中见过戴教授。这是个温吞到不太容易被记住的形象:圆圆的脸,随意的西装衬衫,说话时身体前倾,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闪光,耐心而腼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过的大学老师模样。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动故事,不温不火,听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耀廷的专业成绩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法律系就读时,他曾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里两名学生代表之一;1989年毕业后,他做过民主派大佬李柱铭的议员助理。无论是早期参与议会实践,或是后来回到学院教书,香港与中国的宪政改革、参与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成果亦普遍受认可。香港中学教材中,关于“法治”的十六字定义便来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除了定期撰写评论专栏、参加一些松散的支持普选的学者联盟,他并不常出现在行动者的队伍里,即使有,也是在后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着实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相比三年前提出“万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戴耀廷在这篇文章里更进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称之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并详细列出计划:“以现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的机会并不大”……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一万人以上”,“违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违法,行动者明了这一点仍坚持进行,以贯彻法治的最高理念“以法达义”;但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这就是‘占领中环’,”他说。 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修饰性词语,读来却惊心动魄、图穷匕现。与三年前相比,这已经不只是理论推演,而更像是吹响号角的行动宣言了。 仿佛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舆论静默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后,戴耀廷的电话突然频繁响起,从此再没有安静过。采访邀约如雪片纷至,旧雨新知也络绎登门,他们说,戴耀廷在香港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戴耀廷却对这炸了锅的反响有点懵:“我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反应,两三年前我就说了中环的事,一直都是没人理的……”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2013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他甚至写:“很对不起,写了‘占领中环’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宪政转型的问题,谨此致歉。但我也是在博弈中,别无选择。”他坦言自己是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并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 走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在2013年2月3日的《明报》上,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回答: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环,以免参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自己会参与,但“一定不是组织者”。 朱耀明是在看报纸时,见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没有搞错?戴耀廷没给我打电话啊。我明明已经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他又气又笑地对我说。雪白的头发在风里扬起来,线条硬朗的脸上依然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 香港人都亲切地叫他“朱牧”。作为一名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民主、​​人权行动第一线的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备受尊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朱耀明曾参与策划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行动”,协助超过400名流亡者经香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他也一直积极于香港本地的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争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八八直选”,回归后创立泛民主派的“民主发展网络”……30年下来,用他的话说,“真是什么都做过了”,却又是“一事无成”: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从来不由港人说了算……谈不上心灰意懒,但08年一场大病之后,朱耀明终于决定退休。谁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辈点将——戴耀廷结婚时,朱耀明还是他的证婚人——偏偏还用了“公民抗命”这四个字。 “什么都试过了,唯有这个还没做过,”70岁的朱耀明笑起来,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满蛊惑力,现在又添了些伤感:“在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民主的运动。公民抗命是我唯一还没有做过的事。陈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为他们的长辈,我想我愿意陪他们走这段路。” 尽管在戴耀廷这里,“占领中环”作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充满巧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不是一种有计划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政治的意外情况”;但对于被他点名的朱耀明和陈健民来说,决定加入则来自更主动​​而清晰的人生选择。 朱耀明在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个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义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陈健民,则以社会学者的眼光,在“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的历史棋盘中看到“占领中环”的位置,进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年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激进化的趋势了,如果这次政改失败,下一次改革的时间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陈健民讲起自己的焦虑时说,“接下来会怎样?中间人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左和极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声音在斗。你要看到自己的家这样撕裂吗?到了这点,我一下子有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觉得不能看着我住的这个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来让我担心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陈健民也被这认识了十年的老友吓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温和到极点,想不到会提出这么有冲击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时,他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才得知自己被点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电话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加入,”陈健民接受采访时说,“仿佛听到召唤。”他并未怎么犹豫的决定,反倒让朱耀明有些惊讶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争派的形象不同,陈健民一向是民主派里坚持与北京沟通与商谈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党一起与北京谈判的主力成员,也曾在报纸上与“激进派”论战,并因此不被许多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信任。 他从不讳言,2003年之后,每个月都有“北方来的人”向他收风(探听香港的局势消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不想北京听到的全都是传统左派的声音,说民主派勾结境外势力这种,这不是事实,只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说,为什么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为什么让香港民主也不会威胁到中国……”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陈健民更了解中国大陆。作为耶鲁大学著名转型民主研究学者Juan Linz的门徒,他从90年代开始在广东研究公民社会,做民间组织调研与培训,熟悉最草根状态的中国;他也曾做过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深谙“体制”的含义,善于在游戏规则之内争得最多的空间。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几年一度回身参与香港政改的讨论,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放在大陆:“我的研究都在大陆,花时间建立中心,培训的对象也是大陆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为自己怎么样也不会舍下在大陆的工作。” 但也就是2010年之后,令戴耀廷焦虑的快速变化的香港时局,同样困扰着陈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发出“占领中环”倡议之前,陈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们也公开宣布,不再接待来自北京的“中间人”,全面停止与中央对话。“谈了10年,口都干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而直至他决定加入“占领中环”,在大陆的工作也逐渐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给同事带来麻烦。“就是一下子的决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现在面临最关键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放弃,”陈健民说。 他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时此刻发生,而对自己角色的选择,则异常冷静:“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时需要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两条路线都需要的时候,我只会考虑,自己在某个环境下做什么产生的影响最大。今天我跳进戴耀廷这个‘激进’计划中,以我以前那么温和主张对话的形象(突然改变)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会造成一种压力,帮助这条路线建立得更好。我还是期待有人去谈判,可是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深知,温和的人走出来,站在激进一边,才可以让原本温和、激进相对立的光谱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我们守住这个激进的位置,可以让更激进的人变得边缘。而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即便我们不谈判,也至少不会去攻击谈判的温和派……”陈健民说。 “公民抗命”、自我牺牲的激进定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就势而为——这正是“占领中环”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街头运动的地方。而这种策略理性和运动本身召唤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内在张力,贯穿了整场运动始终。 2013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发表两个多月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个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布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让爱与和平”五个字是陈健民提议加上的,他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很肉麻的字眼。我们就是那么土,主流社会才觉得我们这群人不是乱来的。我们最后一定要占领的不只是中环,是占领整个主流社会,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我们才有意义。这也真的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对香港的爱。” 2013年4月开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调查显示,支持以“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稳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会大学政改调查所得的支持率数字则在38%(两个调查所得的反对“占领中环”的比率均超过5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接受采访时认为:“占中牵涉到一种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后又接受法律惩罚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里算是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下,超过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经相当高,反映出香港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很心急,或许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三、 然而,来自两边的抨击从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汇报》与《大公报》为阵地,连篇累牍的社论批评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势力资金支持”、“勾结台独势力”,要将香港“引向动乱”。保守派成立民间团体“帮港出声”,认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牺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疯狂的举动,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出声反对。另一边,更激进的立场则从一开始就攻击“占中”是“投降主义”、“只想谈判,没有打算真的占领”……有激进派成立“占中后援会”,称“会全力参与占中”,“怕占中运动当中有人会受了不应该接受的妥协,出卖港人,中止行动”,更要“监察占中”。 “到底什么时候占领啊?”过去这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问戴耀廷这问题。到后来,甚至发展成打招呼的开场白。 戴耀廷的标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是要透过对抗产生未来的紧张,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如若真要发生,答案则是:当“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 这句好像法庭戏对白的话,结论清晰,但两个前提都暧昧不明。 第一个前提“最后时刻”,“占中三子”认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终普选方案交给立法会表决的时刻。但这个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年初。而现实中,随着北京与香港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社会情绪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为运动的起点,占中的组织者内部也存在巨大争议。 前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个普选方案是“真”是“假”并不像PX项目开工还是停工、服贸协定通过还是撤回这么直接明确。在没有普选的时候,上街游行喊出“我们要普选”很简单;而到了真正要一条一条设计普选方案时,“真普选”就无法只停留在政治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具体的判断准则:普选“真”或者“假”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其中有没有模糊的空间?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最终承受这个结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这些问题,具体化了“占领中环”运动的细节——“占领”之前,必须先“商讨”。 发起人戴耀廷强调,“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反而是决定要不要占领的前提——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是运动存在的意义:香港该不该有民主?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民主应该落实为什么样的普选方案?而如果争取民主的过程要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付出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每个人为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戴耀廷说:“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占领,但对我来说,前期去做一个公民教育、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更深地去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让人民的运动在这个环境自发地产生,或者不需要出现……这本身正是一个‘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到最后无论‘占领’本身成功与否,其实香港已经因其而改变。” 民众要怎样集体讨论复杂的普选方案问题,并形成一定的民意共识?借用自己喜欢的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给“占中”的开头与结局之间,设计出一整套环节,就叫“商讨日”(简称D-Day)。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设计一整套严格的商讨方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将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过程中的香港,希望民众透过理性讨论,首先对普选议题全面了解,进而共同参与制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案。 在跨度一年的时间中,“占领中环”运动分别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举办了三次大型商讨。三次商讨日的讨论主题循序递进,由“占领中环运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进入到“如何令占中运动有效达成争普选目标?你心目中特首选举方案的原则是什么?”再到最后一次,“选出你心目中的普选方案”。每次商讨都持续4-5个小时,讨论前会分发参考资料,讨论开始时先邀请中立人士在大会阐述议题、简介资讯、明确目标,而后以10至15人为单位分小组讨论,最后聚合意见。 在商讨的基础原则上,戴耀廷也邀请了学术机构做出设定。比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通过民调,发现市民对普选应该“符合国际标准”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基本法》(满分10分中,前者为8.4分,后者为4.6分);这令占中运动确认: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将是他们的底线诉求。2014年3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召集世界各国的法学专家,共同对普选的“国际标准”做了具体的界定,并据此对已在香港社会公开发表的29个普选建议方案公开审议,选出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15个。“占领中环”的第三次商讨日便以这15个方案做基础讨论,并当场票选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异闻观止】环球时报 | “港独”背后的黑手究竟是谁[edit]

25 June 2014, by nmslese 最近,“港独”闹得很欢,其背景就是美国试图通过推动“港独”做大,然后激起“台独”、“疆独”和“藏独”,一起向中国发难,从而让中国无法专心与美国进行大国博弈。 2017年,香港将进行普选,美国正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推动“港独”势力做大,然后给中国制造麻烦。哪怕最终失败,一旦造成香港大乱,那也一样能影响中国,特别是可以借机在国际舆论上攻击中国,让中国陷入战略被动。这一策略,犹如美国花了数十亿美元搞掉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政权,让俄罗斯在国际舆论中陷入战略被动一样。 那么,美国到底在这里有没有实际动作呢? 据中新社香港6月19日电,19日出版的香港《东周刊》号外披露壹传媒老板黎智英五月底曾密会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双方在黎智英的游艇上逗留5小时,二人前后脚离开,而与美国政党关系密切的壹传媒高层Mark Simon,则一直在旁打点。据《东周刊》报道,身为美国老牌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学者之一的沃尔福威茨,本来需于5月21日为该研究所在华盛顿总部举办的研讨会上致辞,可是该活动其后突然取消;7日后《东周刊》即发现沃尔福威茨原来身在香港。沃尔福威茨似乎从来没有公开过他与香港民主派人士接触的活动,今次却在“七·一”前夕忽然现身香港,且与黎智英密会5小时,背后耐人寻味。 美国、英国的情报机构在香港驻有大量特工,美国和英国在香港的领事馆是这些特工的聚集地。据19日出版的《东周刊》号外披露,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香港活动,介入香港政治。其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组织,是1983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该组织声称是私人非牟利机构,但翻查其2003年的财政报告,却发现其约5500万美元的收入中,超过98%的进账有美国官方背景。 NED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董事局不少成员与中情局有联系。NED与两个子组织更是一直在香港低调运作,向香港一些政治团体提供资助和培训。 NED曾在其网页对2003年阻挠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感到自豪,指受他们的资助者参与组织“七·一”游行。其中一名董事曾任负责情报研究的助理国务卿,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盛传是中情局局长热门人选。NED为掩人耳目,曾将大部分拨款通过非政府机构发放,但这些机构均与中情局有关。 另外,在香港对“港独”给予支持的还有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等。 其实,这些组织不仅在香港活动,在大陆也已进行多年活动。最新消息是,国安委正部署摸底境外NGO在中国的活动。这则消息几天前放出后突然遭到删除,原因不明。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对意识形态斗争抓得更紧了。 有人说,西方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吗?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说,人家不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还把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加工成各种文化产品,然后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譬如,很多好莱坞大片就是如此。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在电影《云图》中,那些被任意奴役和杀戮的克隆人形象是亚洲人,而且还专门找了中国演员出演。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中,反面角色的装扮第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中东恐怖分子,虽然做了很多艺术加工,但只露出眼睛的形象仍然让人想起中东恐怖分子。而这位恐怖分子说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味道”,通过将“无产阶级革命”丑化成恐怖分子来完成不知不觉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送,这是何等高明? 相比我们,西方人在玩意识形态游戏中非常高明,能通过这种流行文化让受众不知不觉间接受自己宣扬的价值观。这些东西渗透到一些游戏、电影的程度相当深。譬如,曾经红极一时的游戏《红色警戒》中,尤里的形象和列宁非常相像,而《变形金刚》中擎天柱的脸型则是林肯的脸型。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宣传部啊、也没那么多审查什么的,其实这都是对美国体制不了解的原因。美“宣传部”前身叫“公共协调办公室”,后并入中情局,隶属“国家隐蔽行动部”,任务包括心理战和媒体审查。中情局是如何操纵好莱坞,可见2012年的一本书《The CIA in Hollywood》,作者是Tricia Jenkins。 而且,玩好莱坞的都是大财阀,美国就是这些大财阀的“公司”壳,作为“公司”股东,他自然会维护这个“壳”,所以财阀和CIA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他们会在产品中不经意植入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符合自己利益的价值观。 作为个人,我们可能难以左右大局,但我们却可以擦亮眼睛,认清形势,看清敌人的真面目。至少,我们不能不知不觉间被别人洗脑了还不自知,这虽然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但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还是应保持足够清醒,不要轻易作他人的炮灰。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智慧起来,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当每个人都拥有了独立思考能力,都智慧了起来,那么这些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鬼把戏也就无处遁形了。一个独立、智慧的民族,当然会走向强大,走向复兴,中国梦也就自然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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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港人上街”等近日热点 2014-6-24[edit]

24 June 2014, by Sandra Severdia 港人+上街 李柱铭(有“香港民主之父”的称号) 基本法+二十三(复测) 基本法+23(复测)

Citizens+Movement

公民+运动(复测)

亲属在美加(近日网络盛传一份裸官数量名单,其中称原204位中共中央委员的亲属在美加247人)

苗德顺

匕首

令计划+大内总管

令计划+车祸 令计划+情妇

重庆+不会忘记(薄熙来曾亲笔“重庆人民不会忘记”)

毛+清算

【麻辣总局】李小乖:6.22 香港.中国[edit]

24 June 2014, by Sandra Severdia 来源:作者Twitter帐号 @blog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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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北京与香港:摸索的悖论[edit]

24 June 2014, by nmslese 【编者按】本月初,中国中央政府发布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这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的首次,在陆港两地引发巨大争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以自己对香港超过20年的近距离观察,撰写《香港观察》系列,本文为第一篇。 最近这几个月,堪称是十几年来香港政治气氛最火热浓烈的时段。刚举办的“6.22民间对政改的投票”,据报道达70万人大关。马上就出台的“占领中环”行动,按组织者计划,将在7月1日举行,为此香港警方已经备下临时的巨型拘留中心。在这关键时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后公布了第一个香港问题《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巨浪还在滚滚而来。 《白皮书》一公布,最新的香港大学针对港人身份认同感的民意测验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创下香港回归后的新低。从笔者的直接观察来看,从1993年春我来到香港至今的这21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负面趋势曾未达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状态。 几年前应FT中文网的邀请开专栏,笔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间论坛”,这也是我观察香港和内地关系的立场。比如说,我既不赞同内地对香港的“恩主”心态,也不赞同香港对内地的“蝗虫”标签。如今双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个极端的角度看对方,越看越难看,而我则试图解答:为什么香港与大陆间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这么一个糟糕的状态? 这就要从“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框架说起。当初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大框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内地(以下简称“北京”,因为实际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双方都处于摸索的状态。用当年陈云对中国经济改革传播最广的说法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和香港则是“摸着对方相处”。 不能不承认,经过了20多年,双方本以为会摸出一片新天地,结果却是摸出一片大烦恼,双方显得越来越烦。是不是会“烦”到“翻”(就是“翻脸”)的地步,这是许多人焦虑的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双方同文同种,为什么对彼此的制度和社会趋势的摸索又引发出如此不和谐的结果? 双方高层都缺乏对他方制度的体验 邓小平定下的“一国两制”是个粗线条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方案原本是一个实事求是、宽容适度的过渡纲领。不过,对于中共几代的高层领导群体而言,他们处理纯粹的内政问题经验丰富老道,而对处理香港这样的“非典型”问题(它既非纯粹内政、又非纯粹外事)的经验却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 因为他们的学习经验、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武装斗争、治理中国)都让他们熟稔处理内政的逻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内政问题上做得完美,而是说,仅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他们处理内政问题是拥有一个相对丰富和灵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么麻烦或犯了错误,都能找到办法来应付,稳住局面。相反,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和经验。他们不知道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让一个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内地都不一样的香港,如何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但他们却在努力,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在努力。 从北京方面来看,因为中共缺乏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经验,加上邓小平行事一贯举重若轻,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大伞撑起来后,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政策细节,要靠次一级、次两级的具体官员去摸索着执行。如今这些老一代的官员大部分已经退休或去世,接班继承上来的官员们经验未必更丰富,胆子和自信却大了好几倍,“摸索”的手法越来越不谨慎了。 而从香港方面来看,过去也一样是在摸索。香港回归后定下的是商人治港,处于过渡时期管治地位的特别行政区长官及高层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华和第二任的曾荫权,其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政治和治理视野,也基本上没有过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政体制共事的经验。 在双方都欠缺经验的摸索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初衷不差、结果不佳的情况。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仅从公开的资料和现象来看,很多阴差阳错事件的发生,也足以说明“互相摸”这一过程的深层困难。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间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上,时任中国国家首脑的江泽民按照内地的传统,正式发表讲话时,间或停顿一下,等候下面的“热烈鼓掌”,但这种来自苏联的讲话期间不断鼓掌的红色传统,并不为英国政治文化下训练出来的官员所知晓。所以当时的中国首脑发言场面上出现了冷场,“不顺”。由此可见,双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觉”,挺不容易。 民间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这还是在政治高层之间的互动,要谈到社会层面,就更加不易。民间不同于官方,不存在统一、高速、有资源保障的沟通渠道。 仅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两边民众的反应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特地计划在1997年6-7月作跟踪观察。我先回到内地,当时香港回归成为全国头等大事,都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转折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香港回归视作一洗鸦片战争的国耻的象征。于是在内地宣传部门的倡导下,举国上下都播放影片《鸦片战争》,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但当我一跨过口岸进入香港,气氛与内地天差地别。罗湖两边,内地像盛夏,香港却像深秋。同时在香港放映的《鸦片战争》,观众寥寥无几,社会上弥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绪,至今我记忆犹新。而且离八年前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远,香港还对此心有余悸。当时内地的整体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处于悲剧后的艰难恢复阶段,富裕的香港面对经济刚起步的大陆,恰好与两地一冷一热的民族主义气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间读香港的报刊,时不时的还有些难以入耳的评论,诸如此类:“这些年来,北大人(指内地一方)对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强势南下,在经济文化上香港却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装满了钱,正用自己的阳具征服北边……”当时两地的心态反差之巨,可见一斑。 当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两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动也有感人的事例。一个例子是1998年中国大陆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全香港卖小菜的低收入群体,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给大陆,这样的作为并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民众自愿的。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全香港的人口670万,他们贡献了100亿港币(按照当时汇率约合114亿元人民币)给灾区,大部分是纳税人的捐款。 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时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纪末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瘟疫(源头来自广东),造成299人死亡,整个香港从经济到社会生活,一片凄惨。在此情况下,中国大陆开放陆客到港旅游,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广。我记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会层面对内地认同感、情感最亲近的时候,确实有一家人的感觉。 然而把20多年来的两边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还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觉很难。互动并不愉悦,差距大,而且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认知差距还在拉大。关键何在? 互相“摸”,目标却不是过同一条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的出发点非但不同,目标更是不同。如果目标一致,摸来摸去,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来的。但如果目标不同,终有一天会撕破脸皮、恶言相向。当初“摸石头过河”的目标是过河,目的地是对岸,但双方的对岸在一开始,就不是一样的。 在中国官方和内地许多老百姓的认知中,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代表的是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回到中国大家庭;香港人最终要与其他省份的人一样,生活在同样的政治生态系统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部分也会趋同。说白了,这是一个政治整合(integration)过程。因此,中国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允许地方特色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让香港越来越靠近内地,政治整合趋向内地化。这是“一国两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数人,是非常了解港英政府与北京的谈判细节的,但当时并没有香港民间代表的参与。所以大部分港人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就没有起码的参与权。对于最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大方案,大多数港人虽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两边关系的弹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过对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他们虽然认同“中国大家庭”,但他们心目中“一国两制”这条路的未来,并不是要让香港越来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来越像其他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财富,有法治,还有民主,分享着纽约、伦敦、悉尼、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普世价值。 这就可以说明,当前为何会出现“占领中环”这类行动倡议和其他的火热情绪。因为近20年前港人回归时所期盼的国际大都市的普遍价值——自由、繁荣、法治、民主,他们至多只有一半,他们觉得已经等了近20年了,不应该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近20年里“一国两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归,在双方都从具体层面上摸索如何相处的路径的同时,却越来越发现双方不是要过同一条河。摸索来摸索去,都发现自己摸到了对方的问题所在,于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试图在香港推出涉及“国家安全”的第23条立法,引爆了回归后香港最大规模的50万人上街游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长下台才平息。今年7月1日有多少人上街,马上就能见分晓了。 这是我从美国到香港的21年里,作为一个中间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论。伦敦花了150年时间,把香港变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把香港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北京有意为之吗?当然不是,北京绝对不愿看到香港越来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当年在英国统治下那样,大家只忙于赚钱、不问政治,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最大的悖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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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佔中公投街站後記-為的是下一代不再活在荒唐的世界[edit]

24 June 2014, by 审查你妹

圖:學聯面書專頁 和平佔中六二零至六二二的街站終於完結,是一段每天擺上八九個小時街站、聲嘶力竭地呼籲市民投票的珍貴回憶。回想起來,辛苦,但也是值得的。今天閒時看看facebook,看到七十多萬人投票,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是通過選票,在認同我們,或許不是學界方案,不過認同的終歸是和平佔中的運動理念。 站在大圍站 我是學聯大圍街站站長,同時是新界東的區長。很抱歉,站長必須負起站內不少的責任,擺站時太多聯絡工作不能勝任,只可交予莊員做。我通常會做的是盡力令本站運行暢順,決定擺站地點、盡力派發單張和激勵其他義工等。 每天,我都要負責由中大運送物資出外、決定擺放地點、喊咪和派單張,以及在收站時把所有物資運回中大。我會說擺街站的過程是枯燥的,就是不斷地喊咪說自己的理念。雖然,這是最好的方法讓群眾知道我們的想法和理念,但多好的講者,在每天喊數小時的咪之下,也會慢慢重覆自己講過的話句。所以,基本上我就是不斷地重覆數分鐘的發言,偶而加上數句例子、闡釋而已。除了喊咪外,就是派單張或是協助市民完成電子投票程序,這些也是機械式的工作。枯燥之餘,還會間中被反對佔中者高聲斥責我們。 街站的過程是辛苦的,間中也是無聊的。但我依然覺得很有意義,尤其是有幾個畫面到現在依然令我非常感動。篇幅所限,我就舉了兩幕說就好。 那幾幕,難以忘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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