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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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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2010-12-8 来源: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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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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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住那些当官的
 
  镇住那些当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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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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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原则就是不加入组织,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原则就是不加入组织,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南都周刊:你迷恋话筒么?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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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你迷恋话筒么?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
 
   
 
   
  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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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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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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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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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3日 (一) 16:18的最新版本

于建嵘 2010-12-8 来源: 南都周刊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于建嵘似乎天生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嘻嘻哈哈,没有学者架子,甚至跟上访者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玩笑,悲戚愁苦的人们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上访者一拨拨过来找他,是因为于建嵘出名了,“他讲实话,公正,最起码不掺假。”一位来自南京的徐姓上访者说,他们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们把家乡的拆迁问题曝光。老于记下每个人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故事。把上访者送出门,他总是安抚他们说,那些人太可恶,他们会有报应的。

  上访者带过来的材料,都被他收入客厅旁边的一间“黑材料”房。那里满满两排靠墙的书柜,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

  镇住那些当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至少在听完之后,干部们觉得于建嵘的课是“值得的”。一位来自山东的乡干部说,痛快,说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算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个老太太会后一边追着于建嵘签名,一边愤愤地说:要让人民觉醒!

  11月28日,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讲到中途,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给家乡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另一位法院副院长课后当众表态,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办事!

  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让于建嵘喜上眉梢,他回到家里即把以上两幕发到微博。但也有人感到困惑。某日他在北大给五十多个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课。书记们激动得不时鼓掌,会后纷纷要求与他合影。有几位过来跟他说:于老师啊,您讲的都很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听此言,我只感到累。”于建嵘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我看到了问题,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1月26日晚,于建嵘在北京西客站发了一条微博。按照计划,他要坐当晚的火车去山东演讲。“我真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要想让他们不去强拆老百姓房子占农民的土地真的太难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

  旅途的劳累和无力感在慢慢累积,但他终究还是登上南下的火车。

  在地方的演讲并不总是会受到欢迎。当他手指台下大骂之时,总会有人屏不牢。

  PK县委书记

  11月1日,于建嵘应江西万载公安局局长之邀到该县演讲。出发前他搜索了万载县近期新闻,发现县委书记陈晓平在某会上提出:本县到北京上访者,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于大为不忿。

  陈晓平并不知于建嵘是何方神圣。但公安局长向他大力举荐,称此人“讲得很好”,陈便通知全县七百多个村级以上干部都来参会。“其实我觉得是公安局拆迁任务太大,他们想找个人过来帮他们减减压。”于建嵘分析道。

  演讲时,于建嵘暗暗观察台下,众人皆心领神会点头,唯独陈晓平面有不爽,“越听越坐立不安”。

  演讲结束已是晌午,陈晓平坚持请于建嵘共进午餐。俩人邻座。菜还没上,陈开腔了:“于老师你是大专家。我不知道你今天来会讲这些,对我非常不好。我把村一级的干部都通知来啦。”

  “你一个小县城要搞23平方公里开发区,老百姓一上访就得劳教判刑,没有这个道理。宁愿慢一点,没关系。”

  “没有发展你能有高速公路你能住上宾馆?”陈有些激动,“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于建嵘低头不语,端起茶杯等着上菜。陈拍了下桌子,又重复了一遍。于建嵘脸拉了下来。陈又来了第三遍:“没有我们,你们吃什么?”于建嵘起身把椅子一推:“去你奶奶的老子吃什么!”公安局长一看于建嵘真生气了,赶忙起身过来拖住他:“于老师!于老师!”“啪!”于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谁来劝,一巴掌朝后甩过去,局长鼻子就开了花。他扔下一句“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扬长而去。

  回到宾馆,余怒未消的于建嵘把刚才一幕发到开通不久的微博上。“没有县委书记搞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句极富传播效果的话瞬间被数千人转发,陈晓平遭到网民全方位人肉搜索。“他(陈晓平)的政治生命已经到头了。”于建嵘断言,他嘲笑陈不知微博威力。陈事后通过中间人向于建嵘表示道歉,“可微博发出去,我也收不回了。”于建嵘说。

  微博是于建嵘在2010年找到的新武器。作为一个对话语权有如饥渴般诉求的人而言,微博给了他一个24小时开通的话筒。开博三天,他发了近一百条微博。那是一个看不到观众的大讲台,于建嵘把他这些年想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了。如今他已有14万粉丝,每天新增近3000关注者。

  “我更加坚信,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于建嵘大为感慨。

  ......

  南都周刊:对现在生活感觉如何?

  于建嵘:无所谓,我有生活啊,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你现在开掉我也无所谓。我不靠工资,工资我基本上都没看过,我认为10年前把生活该赚的钱都赚了。20年前我赚了200万块钱,觉得一辈子够用了。当时买个车,34万,好牛啊。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现在要是写文章一个月都能写一万(稿费),讲课费我都不问多少钱,他们问我,我就说随便。

  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原则就是不加入组织,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南都周刊:你迷恋话筒么?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

  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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