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清楷：《反抗者》導讀”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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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9日 (四) 20:43的版本
《反抗者》导读导读 @沉清楷 （哲学星期五创办人、辅大哲学系助理教授）
「或许每个世代内心怀抱着改造世界，我的世代知道在这个世代是无法做到，而他的任务或许更大，在于阻止这个世界的崩解。」 ──卡缪，〈一九五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演说〉
卡缪出生于第一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期间，在一个贫穷的葡萄农的家庭中长大，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上亲身体验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不平等， 构成他行动以及作品很重要的参考。《反抗者》是卡缪对「反抗」论述的集结，它不单是一本名称响亮、内容丰富的作品，《反抗者》必须从卡缪对他自己整体作品 的评述脉络来看：一是「荒谬」式的如：小说《异乡人》（1942）、文集《薛西佛斯的神话》（1942）、剧本《卡里古拉》（1944）、剧本《误会》 （1944），构成了一个荒谬的循环；另一个是「反抗」式的如：小说《鼠疫》（1947）、剧本《戒严》（1948）、《正直的人》（1949）、文集 《反抗者》（1951），则构成了反抗的循环。《反抗者》一书，经过荒谬的循环，再透过小说、剧本的淬鍊而成的思想之作。
《反抗者》的出版，也是当时法国文化界重要的历史事件，起因于沙特创办的《现代》杂志对这本书的批评，以及卡缪、沙特彼此攻击性的回应，让他们的友谊出现 了裂痕，沙特酸了《反抗者》，认为这本书证明了卡缪「哲学能力的不足」，并认为《反抗者》的内容是由「二手的、匆忙拼凑的知识」所构成。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挑动着这两位未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于一九五七年、沙特于一九六四年获奖）的不合，终于造成沙特与卡缪之间一九五二年的正式决裂。儘管这两位，在行动上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剧作家、小说家，也从事报刊写作，但是他们对生命、政治以及时代的看法，却有许多不同之处。而造成他们友谊破裂的，不仅是作品 的品味与哲学素养的问题，也是长期政治理念分歧所造成的。尤其是，他们当时对苏联集中营的看法，沙特赞成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卡缪则揭露苏联的残酷性。卡缪不从伟大的革命目的去谈，而是从人的存在处境以及历史的角度，并以非暴力的精神去深化反抗的意义。
荒谬到反抗
荒谬起于追求意义的人面对世界，生命的无意义所产生的一种存在冲突感。如果不知道荒谬，要反抗甚麽？如果了解荒谬，任其宰制，不去反抗，又会是甚麽样荒 谬？荒谬产生于存在的「不可思议、这是不对、怎麽会这样」的惊讶，面对荒谬，我们可能屈从于令人顺服的引诱，转为「就是这样、怎麽样都一样、不然还能怎麽 样？」，而荒谬牢牢地寄居在自身的存在当中，从而产生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人静静地、荒谬地享受着痛苦。卡缪笔下《异乡人》男主角从第一人称，以纯 然的旁观，来看自身与周遭的关係，或许毫无缘由或是基于「因为太阳太大了」而开枪杀人，然后又冷冷地对着尸体补了几枪。阳光、女人、沙滩的小确幸构成荒谬 的陷阱，让主角活在对外在价值的质疑与冷澹，既清醒却毫无作为，在可有可无之中载浮载沉。而男主角在审判的过程中，卡缪也上演了一场从法庭到媒体，跟着习 惯性虚假的随波逐流。在《薛西佛斯的神话》中，薛西佛斯永无止境地承受宙斯对他的惩罚──把大石头推上山，到山顶又滚下来，周而复始。而卡缪告诉我们，必 须想像「薛西佛斯是快乐的」，又是何其荒谬。面对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设想「薛西佛斯是快乐的」用快乐来反讽毫无意义、徒劳的努力，和无止境的折 磨，合理化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试图将荒谬提升到最高点；二是面对毫无道理可言的磨难，薛西佛斯也可以象徵为面对现实不合理的人，快乐而勇敢地保持自己 的正直，作为反抗的见证，为了大地的阳光而不愿意进入地狱的黑暗中。薛西佛斯的角色，为荒谬到反抗埋下了伏笔。
卡缪从文学到评论，提出荒谬的概念，去突显了人自身处境。即使，沙特批评卡缪的《反抗者》是拼凑出来的二手货，却无损我们看见卡缪透过文字，如何在荒谬的黑暗中，迸发出闪闪发光且具有深度的反抗思想。
直接进入到《反抗者》，可以发现，卡缪有其深厚的哲学背景，不论是法国诠释学大师吕格尔（Paul Ricoeur 1913～2005）还是当代法国哲学家翁斐（Michel Onfray 1959～）都认为《反抗者》是一部经典之作。卡缪透过荒谬的概念去「反抗」当时流行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目的论。后者承继着由黑格尔以降 的历史哲学，认为在历史有种看不见的理性，朝向一种意义的目的前进着。儘管在历史中充满着暴力、不幸，但是就神圣的目的来看，所有的苦难都微不足道，重要 的是如何看出历史所显示出的意义，真正幸福并不存在历史当中。相较于历史目的论者，卡缪要揭示的人们所相信的历史的合理性，掩盖了多少的苦难，容许了多少的罪恶，充满着多大的荒谬。人难道不是透过历史理性的解释，以更大的合理性所包裹着虚假、残忍、暴力、死亡，在历史意义喊得响亮之际，掩盖了受难者哀号。 历史理性所预设的最终朝向所有人都将自由的虚幻目的，只是让荒谬更荒谬。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反抗产生于对现实的荒谬、无理、不动、停滞、面对屈辱、也包括自己的绝望，失去了耐心；在长期的沉默中，他旁观着、酝酿着、犹豫着、恐惧着，中间不乏妥 协，直到反抗行动的刹那，他开始清醒，拒绝他所认为不对的事情。反抗者不仅是勇敢的反对他觉得不对的事，在反抗中，人将自己置身于自我觉醒当中。这就是为 什麽一个反抗者，不仅是一个说「不」的人，同时也是对自己捍卫的价值说「是」的人。反抗看似拒绝现实的合理性，但并不放弃反抗背后的价值，因此，在反抗的否定中，带着对价值的肯定，而对其捍卫的价值肯定地说「是」。
卡缪强调并非所有价值会导致带来反抗，但是所有的反抗都带有价值。因此，当反抗变成价值的肯定与捍卫，它不仅仅是个人的义愤（indignation），不是充满怨恨的人，更不会让自己身陷于仇恨与蔑视当中。反抗者相信价值跨越了个人或是自私的考量，将人从孤独性超拔出来，因为他所相信的价值是一个普遍的价值，因而适用于其他人，从自我觉醒走向集体觉醒，从个人走向了群体，为了所有人共同存在而冒险。反抗的行动也不仅限于被压迫的当事者，有时被压迫者并不反抗，但反抗背后的价值，促使着人看到他人被压迫时，起身反抗。因为反抗是集体性的，不会止于个人的义愤，又具有对他者的关怀，卡缪借用笛卡尔的「我思故 我在」的名句，转化为一种更具有实践性的格言──「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面对荒谬，卡缪提出三种可能：反抗（la révolte）、自由（la liberté）、热情（la passion），最重要的是反抗，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无意义，然后接受这种无意义，而非逃离这种荒谬，甚至去相信非理性的信仰以及自杀。当人停止相信存在有其目的时，才能获得自由，在当下充满热情并带着希望尽情地活着。在《反抗者》中，卡缪主要将反抗分为两种：「形而上」的反抗和「历史」的反抗。卡缪理解的形而上，并非就存在来谈存在的传统形上学，而是将它放在「人的存在」角度来理解：人起身反对自身以及全体人类的荒谬处境。另外一个脉络是，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受到马克思影响的黑格尔诠释，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在《反抗者》看到主奴问题脉络。反抗面对不仅是无意义的荒谬，还具体地正视主奴之间不平等的问题，当奴隶要求和主人一样，从现实的不平等，透过反抗促成了自由的行动。因而，反抗者坚定地拒绝暴君，或被奴役下的舒适、小确幸。
卡缪区分了义愤与反抗的差异，前者是个人性的，后者是集体性。在历史的反抗，他也区分「反抗与革命」的差异，不同于当时马克思与存在主义合流的看法，卡缪不觉得反抗到革命是一种进步，革命的血腥与暴力，是不应该被进步的逻辑所合理化，也不能宣称流血是不可避免的，就忽视无辜的受害者。他认为，在革命的历史 主义进步主义裡，革命者追求虚无的目的，却允许手段之恶，不惜使自己成为压迫者，违背了反抗的初衷，最终堕入虚无主义的漩涡。卡缪认为，人的手段需要自我的节制，因为反抗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不同于历史主义中预设着神，并将神当作目的，人当作手段。如果有目的，在历史的行动中，人要成为人，而不是神。神。
当时法西斯主义结合无神论，夺取上帝的位置，透过造神所建立的超人，荒唐地「製造了尸体与低等人，从而让自己也成为低等人，与死神卑贱的奴才。」他对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在自由的伟大理念下，却成为实际的压迫者，一个独裁、极权国家，革命胜利却藉由「警察、审判、流放驱逐」等手段，在迫害异己的同时，摧毁着人性尊严。而一个追求自由的革命，却不断地上演着压迫的荒谬场景：在尸体与血泊中高歌人性自由的意义。
对卡缪而言，反抗必须拒绝手段之恶，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来检验。不是反抗本身就是高贵的，而是反抗所要求的事情：反抗者检视着手段的正当性，不会为 达目的、不择手段。
《反抗者》也重提卡缪改编自一九〇五年的真实事件，而创作的剧作《正直的人》（Les Justes ），故事大概是这样：社会革命党打算用炸弹杀掉俄国沙皇的大公，时间到了，投掷炸弹的男主角卡利亚耶夫（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边，所以他并没杀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亚耶夫成功杀掉了大公，却被逮捕入狱。大公夫人前去谈条件，只要供出同伙， 他就自由了。但是他并没说出来；很快地，他就被公开绞刑。卡利亚耶夫的女友朵拉（Dora）认为她的男友很有勇气，她决定下个攻击，她去丢炸弹。在过程中 有太多的意外，或许可以归诸于当事人的软弱，但是却并非如此。在《正直的人》中，卡缪笔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愿伤害无辜而放弃谋杀；第二次，他宁愿被处死，也仍坚持拒绝说出同党之名。这指出他拒绝「不择手段」，拒绝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诱惑」。这些拒绝，对抗着荒谬，反抗那些让正直妥协的虚无力量。
反抗者在拒绝的荒谬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着意义，不是因为自由所以要反抗，而是透过反抗，才能摆脱奴役而带来真正的自由；不是由于希望才要反抗，而是透过反抗，才能在绝望中带来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