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 于建嵘”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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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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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 ||
| − | + |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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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3日 (一) 16:15的版本
南都周刊记者_张雄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于建嵘似乎天生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嘻嘻哈哈，没有学者架子，甚至跟上访者有一搭没一搭地开玩笑，悲戚愁苦的人们常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上访者一拨拨过来找他，是因为于建嵘出名了，“他讲实话，公正，最起码不掺假。”一位来自南京的徐姓上访者说，他们希望于建嵘能帮他们把家乡的拆迁问题曝光。老于记下每个人的资料，然后让他们对着摄像机讲述自己的故事。把上访者送出门，他总是安抚他们说，那些人太可恶，他们会有报应的。
上访者带过来的材料，都被他收入客厅旁边的一间“黑材料”房。那里满满两排靠墙的书柜，是按地区归档的群众举报信，覆盖全国2860个县。
镇住那些当官的
最近一年他突然红了起来。于建嵘在全国各地开讲座，那些“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大课，为他赢得喝彩无数。他讲“刚性稳定”的危险，讲“万恶的信访制度”，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你们用的那几招，我都知道。“销号”，截访，我还知道你们怎么抓人。台下嘿嘿笑。讲到动情处，他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台下发出几声自我解嘲的鼻息，旋即沉默。于建嵘拿起话筒往台上一站，那些开了一辈子会，习惯了伸胳膊抖腿打瞌睡的官员都被他镇住，他们如小学生般专注投入，露出被点破心思的笑容。
至少在听完之后，干部们觉得于建嵘的课是“值得的”。一位来自山东的乡干部说，痛快，说的都是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他算是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个老太太会后一边追着于建嵘签名，一边愤愤地说：要让人民觉醒！
11月28日，于建嵘在清华给湖南省一个中青年干部班讲课。讲到中途，一位负责拆迁的领导给家乡副手打电话，告知立即停止强拆，哪怕不升迁。另一位法院副院长课后当众表态，请老师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老百姓放在心中，依法办事！
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自然让于建嵘喜上眉梢，他回到家里即把以上两幕发到微博。但也有人感到困惑。某日他在北大给五十多个乡党委书记讲了一天课。书记们激动得不时鼓掌，会后纷纷要求与他合影。有几位过来跟他说：于老师啊，您讲的都很对，可我们没有办法，不得不去做那些不对的事啊。我们甚至怕您到我们那里去，怕您知道我们做的事后骂我们。
“听此言，我只感到累。”于建嵘说，“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我看到了问题，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1月26日晚，于建嵘在北京西客站发了一条微博。按照计划，他要坐当晚的火车去山东演讲。“我真不想去了，不只是因为累，而是越来越感到这种演讲的效果太有限了。在目前这种体制下，要想让他们不去强拆老百姓房子占农民的土地真的太难了。可不去讲，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不停呼吁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啊。”
旅途的劳累和无力感在慢慢累积，但他终究还是登上南下的火车。
在地方的演讲并不总是会受到欢迎。当他手指台下大骂之时，总会有人屏不牢。
PK县委书记
11月1日，于建嵘应江西万载公安局局长之邀到该县演讲。出发前他搜索了万载县近期新闻，发现县委书记陈晓平在某会上提出：本县到北京上访者，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于大为不忿。
陈晓平并不知于建嵘是何方神圣。但公安局长向他大力举荐，称此人“讲得很好”，陈便通知全县七百多个村级以上干部都来参会。“其实我觉得是公安局拆迁任务太大，他们想找个人过来帮他们减减压。”于建嵘分析道。
演讲时，于建嵘暗暗观察台下，众人皆心领神会点头，唯独陈晓平面有不爽，“越听越坐立不安”。
演讲结束已是晌午，陈晓平坚持请于建嵘共进午餐。俩人邻座。菜还没上，陈开腔了：“于老师你是大专家。我不知道你今天来会讲这些，对我非常不好。我把村一级的干部都通知来啦。”
“你一个小县城要搞23平方公里开发区，老百姓一上访就得劳教判刑，没有这个道理。宁愿慢一点，没关系。”
“没有发展你能有高速公路你能住上宾馆？”陈有些激动，“没有我们这么干，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于建嵘低头不语，端起茶杯等着上菜。陈拍了下桌子，又重复了一遍。于建嵘脸拉了下来。陈又来了第三遍：“没有我们，你们吃什么？”于建嵘起身把椅子一推：“去你奶奶的老子吃什么！”公安局长一看于建嵘真生气了，赶忙起身过来拖住他：“于老师！于老师！”“啪！”于正在气头上，也不管是谁来劝，一巴掌朝后甩过去，局长鼻子就开了花。他扔下一句“这种鸟人没有资格和我吃饭”，扬长而去。
回到宾馆，余怒未消的于建嵘把刚才一幕发到开通不久的微博上。“没有县委书记搞拆迁，知识分子吃什么”这句极富传播效果的话瞬间被数千人转发，陈晓平遭到网民全方位人肉搜索。“他（陈晓平）的政治生命已经到头了。”于建嵘断言，他嘲笑陈不知微博威力。陈事后通过中间人向于建嵘表示道歉，“可微博发出去，我也收不回了。”于建嵘说。
微博是于建嵘在2010年找到的新武器。作为一个对话语权有如饥渴般诉求的人而言，微博给了他一个24小时开通的话筒。开博三天，他发了近一百条微博。那是一个看不到观众的大讲台，于建嵘把他这些年想说的话一股脑全倒出来了。如今他已有14万粉丝，每天新增近3000关注者。
“我更加坚信，信息时代将改变中国的传统政治发展道路。”于建嵘大为感慨。
......
南都周刊：对现在生活感觉如何？
于建嵘：无所谓，我有生活啊，我不怕失业，我根本也不在乎社科院怎么看，你现在开掉我也无所谓。我不靠工资，工资我基本上都没看过，我认为10年前把生活该赚的钱都赚了。20年前我赚了200万块钱，觉得一辈子够用了。当时买个车，34万，好牛啊。没有生活的忧虑和恐惧，才敢说话。现在要是写文章一个月都能写一万（稿费），讲课费我都不问多少钱，他们问我，我就说随便。
谁要整我什么呢，我不在乎。我就在乎我自己心里那一点点东西，不会苟同。原则就是不加入组织，课能讲一天是一天，不让我讲拉倒，我也不会非要到马路上去讲。
南都周刊：你迷恋话筒么？开了微博之后，对话语权有无新的认识？
于建嵘：有了微博，终于我有和你们一样的表达机会了，你们也不能抢我话筒。现在的科技改变了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话筒，每个人都是新闻中心。现在找朋友很容易，发个文章马上可以找到同志。
这么多年，知识分子从来没得到过强势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多少人获得了话语权。过去必须要获得一种体制身份，才能有话语权。现在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产生了身份。知识分子也可以解决对体制依赖的问题，我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获得钱。
来北京就是为了讲话的，在北京讲话有杀伤力，在湖南讲了半天没人听啊。10年来我一直讲自己想讲的话，不讲别人要讲的话。很多人成名之后就开始讲官话，套话，非人话了。
南都周刊：有没有惹过麻烦？现在还有困惑么？
于建嵘：我对讲的东西还是心中有数的，原则是讲事实，少讲意识形态。困惑当然很多了，最大的困惑是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前途方向，但是没有人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