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莉：驯服vs抗拒：中国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专业抗争策略

“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摘要：本研究主要援用James C. Scott，佐以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与“反抗”的论述，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产制时的驯服与抗拒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管理机构当中，存在着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新闻工作者透过时空转换、责任转移、报导事实、合纵连横、反客为主、钻研漏洞等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期望争取更大的新闻专业表现空间。

壹、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

古典权力观，总将权力视为少数资源，集中在某些特定人士手中，带有上对下的对抗权力意涵（李猛，1999）。而这样的论述逻辑，往往只是将媒体老板视为组织内最大、甚至是唯一会影响新闻工作自主权力的拥有者，新闻工作者则是被宰制的一方（Murdock，1982）。过去对于中国大陆新闻自由的探讨，也大都流于“民主”与“不民主”、“自由”与“不自由”的二元对立论述。

张文强（2002），认为上述的古典权力观，不能完全解释权力的运作，因而针对台湾媒体组织中权力运作，探讨新闻工作自主问题。以古典权力观为基础的新闻专业论述，在处理组织内部权力问题时，似乎于无形间简化了权力本质。在真实情境中，权力源自组织不同层面，细腻且多样性地发挥影响，且新闻工作者亦能展出相对应的权力抗拒策略。

中国社会结构随着改革开放演变，伴随着政治领域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步成长，原先政治领域垄断一切权力的单级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级结构转变，造成社会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田中初，2005）。

中国大陆新闻改革的发展在此情境下展开，不管是陈韬文提出的“媒介的钟摆现象”（media oscillation；Chan，1995），陈怀林与陈韬文（1998）认为中国大陆所拥有的是“鸟笼里的中国新闻自由”，或是王毓莉（2010）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等论述，都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正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做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表现上，出现了一些改革派媒体，即便在中国高度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环境中，这些具有新闻专业主义认知的新闻媒体，仍然能够有所作为。

张裕亮（2005）指出，中国大陆的报业，正从党国化，走向商业化、分权化、与集团化。赖祥蔚（2002）进一步提出，中国的一些具有市场化报业，在不公然挑战党国禁忌前提下，善加运用制度因素的变化，寻求有力的尝试性创新突破，也从而弱化了政权的控制。王毓莉（2009）从分析中国大陆《南方周末》的文本中发现，《南方周末》的内容藉由跨地区新闻舆論监督中，采取“多重消息來源”、“事实标准”、“安全选题”、以及“避免究责”等避祸策略，企图突围官方政治控制，而在跨地区的监督直接程度与监督具体对象方面，都有更直接批评的语径表现。

陆晔与潘忠党（2002）则认为，中国大陆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歷史场景，面臨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以及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由于不同的传统和推拉力量通过这些机制约束、促成、选择并固化各种不同的新闻实践，专业主义的意識形态在实践中，必然出现碎片和局域的呈现。

而从新闻实务界中，若干较市场化的媒体桉例，可以一窥中国大陆实务界对于专业主义的追求。财经杂志总编辑胡舒立，自从创办财经十馀年来，尖锐地挑战了中国言论自由的边界，当其它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很久之后，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一直到2009年才与新闻部多位高层，以与幕后股东因理念不合为由，陆续离职（连隽伟，2009年11月10日；Osnos，2009，July20∕方可成译，2009年8月1日）。而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中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屡屡冲撞体制，时常以“出格”方式从事新闻报导。

过去针对中国相对较市场化的新闻媒体产制相关研究，侧重在针对特殊媒体的新闻个桉进行叙事文本或内容分析的考察（武婧，2006；姜红、许超众，2008；孙旭培，2001年12月18日；高菲，2006；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2002年10月18日）。然而，这样的论述，不足以解释现阶段发生在中国大陆新闻产制端的种种现象。

本文主要期望援用耶鲁大学教授James C. Scott，佐以法国大学思想史首席教授MichelFoucault，对于“权力”（power）与“反抗”（resistance）的论述，发展出研究架构。并透过深度访谈法与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对象包括一向被认为改革派的南方报业集团内不同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以及透过中国大陆新闻学者的解读，期望更全面性与深入的了解改革派传媒，在面对中国高度国家权力控制下，新闻传媒在从事新闻报导产制时，新闻主管与工作者，在驯服与抗拒的过程中，发展出怎样的隐藏式抗争策略。

由于研究者企图了解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面对官方权力的隐藏抗争，在研究设计形成之初，便了解对于纯粹使用深度访谈法，未必能够得到问题的解答。原因之一，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将这些隐藏抵抗的敏感资讯揭露，恐有秋后算帐之虞；其次，新闻工作者对于境外研究者，可能存有部分戒心。为解决此一限制，本文发现一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发表文章或报告，期间谈及采访争议性议题的桉例、或者部分大陆学者，针对新闻记者的研究发现，可作为研究的重要补充。因此，决定采取两种方法并行。

研究者尝试突破困境，透过前南方报业集团局内人的牵线，采用滚雪球方式，成功访问上海、广州、北京三地的13位受访者，其中包括8位新闻实务主管或记者（包含现任主管、卸任管理阶层、曾被整肃的卸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和5位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新闻传播学者。基于研究主题的敏感性，本文将受访者意见作匿名处理（见表1）。

表1：深度访谈对象一览表

访谈对象 （姓名笔画序）	职称或职业经历	访谈时间	访谈 城市
S1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2	《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22	上海
S3	《南方都市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S4	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管	2009.06.17	广州
S5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者	2009.06.25	北京
S6	前《南方周末》新闻主管	2009.06.19	广州
S7	前《南方周末》新闻工作者	2009.06.19	广州
S8	《南方周末》新闻部主管	2009.06.19	广州
S9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2	上海
S1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1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学者	2009.06.26	北京
S12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	2009.06.17	广州
S13	《南方日报》新闻工作者	2009.06.18	广州

贰、理论架构发展与相关文献探讨

本研究引用Scott在1985年《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和1990年《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两本着作中（Scott，1985，1990），对于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中权力的运作观察，并佐以Foucault规训与圆形监狱的分析，做为研究架构发展的主轴。

一、弱者的武器

Scott的研究重点，主要不在于农民的反叛与革命，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开小差、装傻卖呆、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等等。这些手段，被他称为“弱者的武器”（郇建立，2007）。

Scott认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间，并非截然的顺从或反叛的对立命题，而是在不顺从与抵抗之间，有许多复杂且不同的动机与方式可以选择。而Horsley（2004，p.8）也指出，支配必然引发愤怒，而愤怒带来抵抗。并非所有被压迫者都拥有公开反抗的条件，如果知道公开罢工换取来的是永久性的解雇或入狱，工人会选择怠工（slow down）等方式，无论资本家采取劳动或薪资控制，工人也会产生平等的对应，如：安静的抵抗等策略（Scott，1985，p.34）。

Scott在观察马来西亚农村后所提出的“日常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指的就是被支配者在缺乏公开的反抗环境下，只能私下采取“弱者的策略”，其反抗目的不是推翻整个压迫性结构，而是尝试在现有结构下，让损失降到最低，以维持其生存条件（Scott，1985，p.301）。而这些抵抗通常在小团体、个人中执行，如果是大团体，也会采取隐匿与伪装等方式，以躲避监视（Scott，1990，p.200）。

这类反抗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画、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路、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以及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此种做法，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风险（郇建立，2007）。Scott指出，弱者的反抗，也并非微不足道，限制了许多统治者的野心，缩小了国家的政策选择范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cott，1985，p.36）。

二、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

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从属者与统治者的互动间，可区分出“公开文本”（public transcript）和“隐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Scott，1990）。

Scott指出，农民运动的抗拒手法，是避免公开的与权威结构产生冲突，但终究可达成抗拒的目的。他认为过去相关研究的取材，皆来自于大量的公开档桉或官方的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官方文本中，被支配团体的表现、动机、与抗拒行动的解释，受到主流菁英分子的影响，无法清楚地反映出被支配团体的行为，因为被支配团体往往也会隐藏其意见，使其不呈现在官方的文本或档桉中。公开文本指的是支配者与其宰制的从属者之间的公开互动言行，如：佃农虽然会在背地里咒骂地主，但在地主面前又必须表现得必恭必敬，所以如果只是观察这些表现在外的公开文本，无法掌握两者间权力运作的精髓，只有从隐藏文本观点切入，才可以找到隐而不显的抗拒行动（Scott，1990，p.2）。

Scott指出，权力越不平衡，则公开文本越容易接近刻板印象，他认为尽管支配者从未绝对控制整个舞台，而且在权力运作的网络缝隙中仍有缝隙，但是从属者的行为，经常还是照着支配者希望的方向走。所以如果只观察支配者与从属者间公开文本，很容易落入霸权理论（hegemony）所主张，受支配者乃是受到支配意识形态洗脑，因而产生志愿性的服从现象（Scott，1990，p.2）。

由于Scott不相信公开文本是权力交锋的全貌，所以他提出了隐藏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公开文本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在舞台上的表演，那么隐藏文本就是发生在幕后的论述与行动，而且此部分是权力所有者，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他认为如果要了解权力的运作全貌，更需要去观察被支配者在隐蔽处的“下层政治”运作，亦即被支配者如何伪装、如何发展、又和公开文本间有怎样的关联（Scott，1990，p.4）。

Scott认为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之间，是不断斗争的区域，而非一面实墙（Scott，1990，p.14）。不过，Scott也提出，这并不是说公开的言行，便是虚假的，而隐密的言行才是真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两者之间，如何互相界定、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此外，Scott曾提出“测试底限”（testing the limits）的概念，说明被支配者的容忍度到怎样的程度？然后为了生存，这些从属者会按照统治者所订下的规范，游走在其边缘，尽可能不去碰触底限，他称这样的阳奉阴违做法，只是表面上看起来象征性遵从，但却很技巧地达到抗拒的目的（Scott，1990，pp.193-196）。

Scott隐藏文本的概念，被认为呼应了Goffman（1959）以戏剧的概念，解释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提出的台前与后台比喻。只不过，Scott透过田野调查，提供了实务上的策略，他将其形容为“政治伪装的艺术”（the arts of political disguise；Scott，1990，p.136），将避祸伪装分成三种方式（pp.140-156）：（一）匿名手法（anonymity）：包括使用流言蜚语（gossip）、谣言（rumor）、匿名的威胁与暴力、匿名信、以及匿名的群众反抗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二）委婉手法（euphemisms）：透过隐约的方式，来呈现修饰过后的讯息；以及（三）发牢骚（grumbling）：发牢骚的目的，往往不是简单的个人意见表达，而是企图去给菁英的压力，并且保持某种程度的模煳性（a certain vagueness）。

回顾相关研究中，Scott的“隐藏文本”与“公开文本”概念，常被运用于从事各种文本的研究，如：圣经、法律或公听会中文本的隐藏性（Blommaert，Bock&McCormick，2006；Horsley，2004；West，2000）。该理论也被运用于针对不同族群，如：外籍配偶、空服员、澳洲大学学术工作者、外来移民，在从事日常工作时，抗争的隐藏文本（沉幸如，2003；张贵闵，2007；Anderson，2008；Murphy，1998）。以及从组织传播角度，藉由弱者的武器与隐藏文本概念，分析员工在情绪劳务中的认同、权力、隐藏文本、策略性互动等（Tracy，2005）。众多文献中，相当缺乏将Scott理论，应用在传媒研究的领域，只有针对电影《贫民富翁》的研究（余韬，2009），以及李小勤（2007）的新闻相关研究。

李小勤（2007），在文中曾提及Scott“隐蔽的脚本”（hidden transcripts）和“公开的读本”（public transcripts），但最后以“传媒越轨”（media deviance），作为研究主旨。该研究指出，“传媒越轨”表现在意识型态发生松动的非民主社会中，传媒报导与权力中心意识形态相背离的议题，不过，这些议题通常是权力弱势群体所关心的议题。

李小勤只针对《南方周末》对于农民工的报导与再现，做为政治话语越轨框架的研究，从传媒对农民工报导的正面、中立、负面，指出越轨策略的方向性变化，并指出三种传媒报导农民工新闻越轨的包装策略：红灯停、打土围子、见木不见林（李小勤，2007）。

针对Scott理论的应用，金光亿（2008，页15）提醒，多数西方社会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的。但东方国家的历史较长，老百姓具有强烈主人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批评国家，但是有一种情感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地方所寻求的是要确立自己的社会空间，并不是反对国家，所以应用上要充分考虑社会的历史、结构、传统等。

虽然，郭于华（2001年11月27日）认为，底层群体的农民，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阶层，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赵鼎新（2007，页14）也从社会运动角度认为，Scott弱者的武器理论过于静态，并无助于理解社会运动或革命发生的整体原因，应进一步探讨如：“在什么情况下，受压迫群体的日常抵抗将转为政治诉求？”等问题。

然而，本研究探讨的范畴，并非一般社会运动，对于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而言，新闻管制被视为政治管制的一环，一时之间，很难发生体制上的彻底变革，因此，本文无意探讨新闻界是否本质上反对国家，或者何时会产生政治诉求的行动，而是试图借鉴Scott隐藏文本的抗争策略角度，观察长期受到政治权力控制下的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如何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三、Foucault“规训的权力”与圆形监狱

Foucault希望探讨的不是以往那种由上对下的传统式高压的压迫统治权力，而是主张权力也是可能产生由下对上的抵抗，是一种存在于自身运作范围内的直接生产作用。Foucault认为应将权力放在其它权力关系的网络中分析，他将权力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行动模式，因为权力只能在行动中存在（Foucault，1994，p.236；转引自高宣扬，2004，页173）。而“规训机制”和“监狱制度”，即为权力运作的方式与场域。

Foucault指出，权力规训有几个特点：首先，权力不可被特定人、阶级所拥有，或是被一方独占有，而是存在于所有社会关系中。权利是动态的、流动的，并非静态的。其次，权力不只是压迫性，也是生产性的。第三，权力存在于微视面的日常生活，强调微细（capillary）分散的权力观，反集中化（汪育如，2005，页21）。最后，有权力，就有抗拒。Foucault认为，权力并不如传统认为集中于一个中心点，而是有对抗，应该在“力”的范围内，分析权力机制，这样可以摆脱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界的君主，也就是“法律体系”，从力的关系内在的战略出发，去研究权力机制（Foucault，1978／尚衡译，1992，页74-82）。

然而透过规训，却依然会产生反作用力，现代权力机制为消除此一潜在危险，设计了监狱制度（黄煜文，1978，页175）。Foucault以英国哲学家Jeremy Bentham设计的“圆形监狱”为例说明，透过圆形监狱的掌控，将罪犯彼此之间作隔离，却又能够在同一个空间内以方便监视，透过种种曲折的通道与光学设计，被囚禁者甚至看不到监督者的影子。透过监视者与被监视者不对等的设计，不但能够预防被监管的人有串通共谋的危险，还能避免权力来源直接遭受反抗（Foucault，1977／刘北城、杨远婴译，1992a，页200-201）。

Foucault将此种环形敞视的监督系统，称为“权力的眼睛”（Foucault，1994；转引高宣扬，2004，页198），就此产生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现象，在此机制下，甚至连监督者（典狱长或狱卒）自己都会被观察。监督者自己也与圆形监狱这个机构拴在一起，成为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必要齿轮，而监督者也承担起这种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施加在自己身上。自己也成为了管制下最直接受影响的人（Foucault，1977／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a，页204）。

此外对于自我产生监视效果，Foucault也曾讲述一个精神病桉例，说明精神病人受到了规训，但却不是透过刑具，而是透过了话语，把恐惧移至管束对象的内心，使这种罪过变成秩序的一部份，使负罪感成了疯人自己的意识。换言之，这种罪过使得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也就是说疯人透过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Foucault，1973／刘北成、杨远婴译，1992b，页216-217）。

张文强（2002）从Foucault的权力观出发，以封建采邑的概念研究台湾的媒体组织，认为媒体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以及主管、老板提供的庇护，形成一种封建式的权力关系，权力可透过各阶层的管理者扩散出，达成更为严密的管制。

而中国政府对于新闻业的管控，在1978年以前相对紧缩，主要是为了稳固统治。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媒体控制，在1978年至1989年，是管制相对宽松时期，然而八九民运发生后，对新闻媒体则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采取更聪明、更隐蔽的措施（何清涟，2004）。在进入网际网路的资讯公开化时期，中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权力在新闻事业的运作，更加复杂与细致。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方面需要回应政治权力控制，但是新闻专业精神的发挥，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业中，也正兴起。

本研究认为，Scott的理论适用于，探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二元主体权力交互情况，对于解释中国传媒组织中，存在政治权力者、媒体主管、一线记者三者间关系，与可能产生的自我监视状况，有所不足。而Foucault的权力论述，则着重在分析支配者如何“驯服”？被支配者是如何“被驯服”，以及如何让支配者无从反击，但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传媒环境，仍存在着下对上的抗争情形，这种抗争存在于媒体与国家机器、媒体与消息来源、传媒主管与记者，各种不同权力关系中，而Scott的抗争论述，正好可以补足。因此本文决定以两者做为研究架构的发展。

然而，权力关系的各种面向，相当多元而复杂，但是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聚焦在：国家机器与新闻机构间权力关系、国家机器与新闻主管间权力关系、新闻主管与一线新闻记者间权力关系、以及新闻工作者（主管与一线记者）与国家机器间的隐性抗争。进行以下研究问题之探讨：

研究问题（一）：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研究问题（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怎样的角色？

1.“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是否产生在新闻媒体的组织与管理阶层中？

2.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权力运作的规训机制与圆形监狱中，扮演何种角色？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角色？或是双重角色？

研究问题（三）：新闻媒体工作者，如何实践新闻专业的抗争策略？

1.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与执行为何？

2.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为何？如何测试底限？

参、国家机器对于新闻媒体的控制

本小节无意对中国新闻控制，做全面性的检视。主要透过了解中国大陆政治体系，经由怎样的规训化机制与策略，对新闻体系行使控制的权力，藉以作为对新闻工作者所处环境的认识，协助读者进入本文的研究重点。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一）分析中国大陆的国家机器，如何控制新闻媒体。

改革开放前，媒体的报导对于政府而言，只是党的权力在媒介中进行延伸和反应（张志安，2010）。中共中央以集权的管理方式，媒体的组织与运作由各级党委直接掌控，媒体只要考虑政治宣传，不用顾及经济效益（王毓莉，2010）。改革开放后，传播媒体得到新的改革与属性定位。1998年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视察时，曾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3日）。新闻业顺势而变，从报导方式到社会功能认定的转变，从文本形态到价值面，中国大陆新闻业，已与30年前大不相同（张志安，2010）。

中国大陆主管新闻言论的机构，由上而下为中央宣传部至各省市宣传部。中央管理新闻传播较严谨，部分地方则较有弹性。中央级的媒体新闻，最常受到审核的控制，或是遵守中央的规定，必须规避敏感及负面的报导。像是《新华社》的内参，在某种情况下，也许会决定一项党的政策，或是一项法规要不要立法（张志安，2008，页50-53）。

然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对媒介的管理与规制，一开始倾向只作宏观的原则性规定，但近年来，日益演化成越来越微观和具体的管制，如：针对具体个别的媒介内容，进行干预。与中国形势大好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好相异（胡正荣，2007年4月15日）。受访者（S3、S4、S7）指出，中国的传媒面临的管制，是随着政局与政策而持续变动，时松时紧，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找寻任何可能与言论空间，进行博弈的机会。

至于地方媒体的新闻控制上，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间的三角关系。而曾华国（2006，页225）研究也指出，由于问责制度下，地方首长希望保住乌纱帽，因此地方宣传部长背负着，不要出乱子的责任。为了粉饰太平、不惊动中央，地方政府倾向控制新闻来源、对中央级媒体不友善、以及希望地方媒体不报自家省内丑闻。

受访者指出，出事的单位就算第一时间来不及阻止记者采访事件，但从采访后到完稿刊登，有足够时间让相关单位找关系，反应到上层，因此记者从地方采访回来后，往往禁令随之而至（S1）。而当地方首长没有拦截到新闻稿时，在下达禁令时，往往以红头文件或拨电话来执行（S8）。过去常以红头文件下达禁令，近几年的大都直接电话打进编辑部，且不准录音，一方面可以不留书面证据、另方面控制可更即时与直接（S5、S8）。

而政府对某则新闻下达的禁令，往往没有解除的期限，媒体只能等风声过后，再找机会报导。如下来的是指责媒体的文件，那么报社内部有专门的委员会要负责处理写报告（S2）。至于处置媒体的手段，有针对个人与组织。如：因报导西藏问题，《南方周末》主管遭到中宣部直接点名，必须退出第一线工作，且不能任正式职务。中宣部甚至曾经规定南周内部人员，禁止接受外媒采访，甚至派两名员工长期进驻报社，监管内部一举一动（S7、S11）。

除了前述直接而明显的新闻控制外，尚有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如透过间接迂回的手段：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来进行新闻控制。

报导湖南嘉禾高考舞弊事件中，中央政府高层领导，要求湖南省内的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此事件丑闻的一切正面和反面报导。全国媒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通稿”，并且召回所有在湖南采访的记者，使得《长沙晚报》记者所写的5，000字稿件难以发表（孙旭培，2004）。

其次，政府直接明目张胆地使用“公关施压或说情”的手段，来阻碍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报导消息。与我们一般认知沟通、建立形象的公关不一样，在这里具有粉饰太平的负面意味。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庄殿军，也有过类似“被公关”的经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在2003年播出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境内涌泉村，五天内连续三个农民连续自杀的事件调查新闻时，省委书记来电话“关切”（赵华，2008，页42-43）。

此外，社会普遍存在“说情风”，上海媒体《外滩画报》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进行长达半年的追踪报导，保险公司对于该报即将进行的负面报导，希望当面向报社“沟通”，甚至提出和报社合作的可能，但都被该报社一一拒绝。最后保险公司找来相关官员向报社进行关说，仍然被拒，但最后仍因不可抗拒之因素，终究未能刊登该篇报导（耿瑛、鞠靖，2010，页68）。

至于“视线转移”，此种方法是以团体采访为名，转移记者的注意力。2000年，河南洛阳大火采访的记者指出，上午八时记者接到宣传部主动来电，说明省领导要看望家属，并发表重要谈话，请各地来的记者们，于九时整随车出发，记者在车上不断询问是哪位领导要来？陪同者却闪烁其词。车子绕行许久，少数记者要求下车转移采访阵地，只剩下几名坚持留在车上等领导出现。少数记者前往洛阳酒店，准备采访国家安全生产专家人员时，赫然发现许多高级轿车停在门口，经查原是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正在20楼会议室，针对火灾一事开内部会议。记者们才恍然大悟，宣传部派采访专车，是在转移记者视线（田中初，2005，页216-217）。

此外，用红包贿赂收买，或是俗称的“封口费”，也是权力对于媒体的一种控制方式。越是富有、或与政商关系越好的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表现便越弱，在商业化利益诱使下，有些记者会去领厂商红包，或是参加有利益性质的记者说明会，媒体们俗称此种会议为“吹风会”（S5、S7、S11、S12）。“红包”或“车马费”成了新闻圈的潜规则，实际上不合法。这样的潜规则在媒体当中也不容易被揭露，因为大部份的记者都默默认同行内不说行内的事。没有拿封口费的记者碍于陋习，也不会去揭发其它拿了红包的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者（S2、S5、S10）均提出，不同地区新闻管制松紧程度也有差异。广州、上海、北京之间差异很大，此与当地发展历史和权力结构有关。如上海是新闻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也是1960年代文革思想发源地，所以意识形态的控制，一直都是比较紧的，以偏左的意识形态，来遮掩经济的偏右，管制常比北京更严。广东的地理位置特殊，媒体不报导，隔天香港的媒体也会报导，且当地领导人也较开明，因此新闻氛围较开放，也因此孕育出《南方周末》，这样批判性相对强的媒体。

然而国家机器对于新闻控制的力量虽大，如同Foucault所言，权力是生产性的，也就是说越多的压制，反而往往会造成更多欲禁制的内容被陈述。透过规训产生的反作用力，出现在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报导类型、以及来自于网络媒体的压力。中国大陆对于新闻媒体，从中央和党的控制至地方保护主义的控制，是严谨而且较难突破。跨地区的监督报导方式，游走在中国政治体系的边缘，报导其它地区既不受到控制，也能避免红包或是广告的利益考虑诱惑。

整体而言，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于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还包括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运用。

肆、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与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分析

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二），分析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在驯服抗拒之间，扮演的角色。

中国政府的权力分配，或是媒体阶层的权力分配，其情况自然比环场监狱的理论假设，还要来的复杂许多。因此若以Foucault的理论分析媒体，应着重分析组织组成中，每一个环节的权力施展，如政府对媒体、地方领导对媒体社长、总编辑对记者等等。若政府是监督者，媒体就是犯人。如果用在媒体编采部门的话，那么官派的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如：社长、总编辑，就是扮演着环场监狱中监视者的角色，而基层记者，则是被监督的犯人。

一、新闻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中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效果

中国的新闻媒体经过长久管制下来，许多新闻工作者心中，已存在着“度”的概念（段功伟，2010；张志安，2010；黄缨杰，2010；赵华，2008）。“度”在中国媒体术语，指的也就是“红线”、“尺度”的意思。也就是说随着被管制经验的增加，媒体已经很熟悉政府的议题尺度，因而不等权力前来干预，自己便会严守规矩。就如同Foucault环场监视主义论述所言，犯人知道自己正被监视，因此不敢轻易做出任何踰矩的行为。

部分受访的管理阶层（S3、S6、S7）表示，中国媒体工作者的自我监督，确实存在，而此机制甚至是报社经营下去的必要条件。在踩到底线之前记者必须要有所拿捏，冲动的记者虽然较有冲劲，但往往分寸也拿捏得不好，此时身为媒体主管，出面说服与协调变得十分重要。

此外，媒体在选题上，也产生自我设限的偏向情况。媒体中对科学文教类的报导题材偏多，主要不是因为此议题特别重要或受市场欢迎，而是由于政治与社会议题，通常敏感性高，不好碰触（S1、S6）。

上述管制阶层的痕迹，事实上在媒体单位中似乎屡见不鲜。赵华（2008，页29，101）针对央视节目分析便指出，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也曾停止记者已完稿的调查性报导在《新闻调查》节目中播出。其过程是该台长预先揣摩上意，不等权力者发布报导禁令，便从经验上判断播出后，应会被惩处，而自行停播，产生自我监视的效果。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Foucault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与自我监视情况，在中国大陆媒体组织与管理阶层当中，确实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在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前提的情况下，有些媒体还是会有所抗拒，将于后文中说明。

二、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的角色分析

中国媒体组织内的权力布局与人员编制，比起前述监狱的分工，更加复杂。中国大陆媒体的权力者从最上层的金字塔尖端开始，往下绵密的安排各种权力的管制，如此分工不但使得管理更容易，对于报导内容的管制也更为严密。中国大陆媒体的内部，采取三个阶层的管理机制。由上而下，依序是：主编（高阶）、主任（中层），记者（基层）（肖经栋，2010，页78，85）。主编与主任，则同属于媒体中间管理者的职位。

媒体中间的管理阶层，实为对上对下的双头角色，扮演居间的协调者。上级往往透过电话，或是各种正式、非正式的文件对媒体下达禁令。如果报导出了问题，媒体主管便需要出面对上做“检讨”（S8）。一如何清涟（2007，页255）在论及南方报业集团的主管任务时指出，向上级主管单位写检讨，是《南方周末》总编辑必练的基本功。

中国大陆媒体常被要求和政府站在同一条线上去解决问题。但新闻媒体通常在挖掘新闻议题后，发现事件多为民间抵制政府的角度，一旦报导，便容易违反中央的决策，反之，如完全遵循中央决策，则引起民众反感。此时管理者居中，一方面基于新闻专业，须让记者继续从事报导，另方面又得从旁了解与厘清事件状况，协助政府透过沟通，化解问题（S1、S3）。

但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Foucault所假设的环场监狱的情况，新闻媒体主管，除了身兼管理者与协调者的角色以外，在媒体这个“监狱”里，犯人有可能跟管理者，站在同一阵线抵抗上级权力压力。也就是说，在监狱的想象里，管理者总是帮忙对下压制犯人，但是在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新闻记者有时往往能够取得管理者的庇护，不总是需要听命于权力。一位受访记者（S3）即表示：“昔日记者和编辑争取采访权，是一种常态，记者拿出一个麻烦的稿子，编辑爱死了，因为你是行使了报社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当你受到一些处罚时，大家都能理解，但不会因此让你丢了工作……”

在中国媒体组织的环境里面，管理者确实难为。受访者以《南方周末》历任总编辑举例，新闻主管本身的信念与态度，影响着其站在官方、或是站在一线记者多一点（S8）。在不同的领导风格下，记者所能发挥的舞台，也会有所变化。

一位曾担任《南方周末》与《南方都市报》新闻部主管的受访者认为，他会要求第一线的记者不要自我审查，因为后面的审查已经够多了，这不该是第一线记者要管的事，往上更高层，自然有人会做处理或对外解释的动作（S6）。因此，在受到长官庇护的前提下，受访记者（S13）便表示，之前曾经采访某银行行长打人的事件，行长威胁要打给市领导，该记者与编辑讨论后，还是决定先发稿出去，他认为南方集团的报社，还是比较有理想性，批评下来时，只要不是重大失实问题，来自内部压力不大。

《南方都市报》报导孙志刚在狱中被霸凌致死的事件，激起了中国大陆舆论的哗然，最后导致国家废除了收容制度，广东政府领导也因此被认为有缺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社长范以锦，在此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则偏向保护记者，对上级做出抵抗。受访主管（S8）说，南方集团是依照逐一题材与政府进行博奕，透过控制情绪与发挥理性，想办法将报导拉回新闻本位。

综合上述，新闻媒体的中间阶层主管，实担负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任务。如果报导出了问题，除了帮忙上级管制下属，有时还要原则性地保护下级，帮忙对上抗争，才不会使得下属心生不满，影响到媒体的运作。然而不论是面对从上而来压制的力量，还是面对从下升起的反抗力量，中间者都首当其冲。《南方周末》因时常抵触政府禁令，编辑主管屡次遭政府撤换。有些新管理者上任后，无法获得底下员工认同，此时记者会采取较为抗拒的态度（S8），在管理者没有充分取得协调的情况下，《南方周末》便爆发过大批记者的出走潮，此事件看在许多资深记者眼里，依然觉得殊为惋惜（S2）。

至于在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方面，由于新闻媒体管理阶层，面临对上（国家机器）、对下（基层新闻工作者）的双重角色，因此，在双头角色上，都有驯服与抗争的作为。在媒体工作者的行为与新闻文本的呈现上，所谓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实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关系，公开文本背后，隐藏了行为者想要表达的隐藏文本。

当新闻媒体管理阶层扮演被支配者角色时，其实是跟第一线新闻工作者站在同一阵线，做出抗争策略，与基层记者站在同一战线，使用隐藏文本的手段，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详见第伍部分分析）。

伍、新闻媒体工作者实践新闻专业的驯服与抗争策略分析

处于第一线新闻媒体工作者，看似在权力生物链的最末端，必须向支配者驯服，然而在新闻实务的运作上，也不难发现第一线的记者，或者单打独斗，或者与媒体主管共谋，出现对国家机器抗争的行为。以下针对研究问题（三）：分析中国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其驯服、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表现，以及其与支配者间，交互渗透与斗争的过程。

一、新闻工作者抗争策略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分析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向是中国社会各个领域规避、软化、抵抗上级政令的有效方式。新闻记者面对权力支配时，往往主动适应，透过临场发挥或报导资源，来达到抗拒的目的，而非一味的退让（田中初，2005）。

新闻工作者往往在从事抗争策略时，公开表现的是接近驯服的公开文本，而其骨子里所隐含的，是具有抗拒意涵的隐藏文本。在此本文以隐藏文本的分析架构为依据，汇整出一套属于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的避祸抗拒策略，分别为：“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六种策略。并将每个策略的实施方法，分析如下：

（一）时空转换策略

中国大陆对新闻的管制，呈现时松时严的状况。时空转换意指，运用采访与刊登报导的时间与空间策略，来突破新闻控制的限制。

1.等待时机法

各种国内外的重大事件，都会影响到当时中国有关单位，对于新闻管制的松紧程度，例如奥运时期外国媒体增多，所以管制相对开放。但待奥运结束后，正好遇上世界金融风暴，局势不平静，所以又再管制，待平静后又会再开放。故针对某些重大新闻，以南方报业集团为例，即使禁令已经发下来，通常还是会要求记者把采访作完，先储存起来，等待中央级的媒体发布，再赶紧跟进，或是等到禁令较松时，再将报导发出，上述种种进退的考虑与作法，皆是为了避免冒险冲撞（S2、S4、S6、S13）。另外肖经栋（2010，页121）也指出，《江南都市报》新闻部主任张宁，在《南昌晚报》任职时，针对南昌淹水问题，有系列监督报导的想法。但由于涉及南昌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批评，因此他先暂时搁置调查好的报导，后来转至隶属于江西省的《江南都市报》任职时，便可以不受南昌政府的管制，将先前想法付诸实行。

2.见缝插针法

有时记者报导被禁令牵制住，但一旦情势改变，便能把握时机，将许多不能被报导的讯息，偷渡进报导里面。如《21世纪经济报导》资深记者左志坚（2010，页226）指出，该报曾经想报导上海市官员贪污腐败的相关桉例，但当局严令不准报导，于是他们便将稿件暂且按住不发。几天后，因别的桉子，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遭到司法判决，便赶紧趁着写孙桉的时候，将本来不敢报导的消息，通通隐晦地写了进去，成功偷渡了本来被禁止的桉例。

3.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

到现场进行实际采访需要充分时间，但在中国大陆，往往记者到当地采访之前，就已经被上层权力单位知道，接着该单位便会要求报社召回记者，禁令马上跟着下来。因此减少权力反应的时间，也成了记者顺利报导的一种手法。

过去任职于南方报业集团高层主管便表示，一些禁令或重大事件，媒体可以抢在有关部门通知或禁令到达之前，把报导发布出去。如检察院的桉子后续，可能会送到法院，但通常法院的桉子，都会规定要等到审判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报导，记者就会利用开庭前空档，把报导刊发出去。这种媒体操作面的技巧，在平面、电子与网际网路媒体都适用（S2、S13）。

值得注意的是，网路的兴起，似乎更有助于抑制权力反应。有些引用网路消息的报纸，当天采访，当天出稿，报导速度迅速，报导往往在官员还不知情时，便已刊登出来（S1、S2、S3）。

4.版面乾坤挪移法

媒体编辑有一种隐藏文本的编辑手法，即利用报纸各个版面不同空间，把会被政府盯上的重要新闻，排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受访者当中一报纸主管，便提到观察中国报纸的时候，不要只考察头版头条，因为头版的内容，往往都是跟政治妥协过后的产物，有时反而是监督力度最弱的文章（S2、S8）。

《南方日报》记者段功伟（2010，页139），在《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的报导当中，便采用正反双方的说词，把与官方口径不同的报导，放在较不起眼的第三版，以免让官方或外界指责是“添乱”或“帮倒忙”。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果然他们放在第三版的报导说法才是正确的。这便是善用了一些“隐藏”的技巧，使得报导得以发声。

陆晔（2003）研究指出，另一种抗拒策略，则是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将集团内媒体做“任务性”区隔，形成“母报对上，子报对下”；或者在同一份报纸上把版面分割，一部分版面对上，另一部分版面对一般民众。达到所谓的“两老满意”，此种变通方式，既不冒任何抗拒宣传管理的风险，完成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媒介自身的利益。

（二）责任转移策略

为避免自身或引述的消息来源，被秋后算帐，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转移自身责任，以规避责罚的方法，便应运而生。

1.隐匿消息来源法

受访者（S1、S10）指出为使自身不受到权力的报复，记者将有争议的新闻来源隐匿。如中宣部公布禁令，不允许转载《南方都市报》网路报导，其它媒体若欲转载，势必会面临风险。然而南方报系内的小媒体，可引用《南方都市报》作为消息来源，而其它媒体就可以引用小媒体作为消息来源，如此最后媒体在引用消息来源上，便不会出现《南方都市报》关键字眼，藉以模煳原始消息来源。

有时权力单位规定，实体媒体不得被转载时，如《南方周末》会将消息放在南方报系的网路上，此时其它媒体要转载《南方周末》的报导，就可以改以转自网路的名义，而不违反规定（S13）。此外曾任职南方报业集团的受访者（S7）指出，报社一开始在文章上为编辑者挂名，但此制度后来取消，有时也模煳化报导的时间、地点，目的是为了保护采访记者。

2.转换消息来源法

将消息来源转换他处，使得自己不会成为第一的带头揭露报导的媒体，自然也能避免遭到究责。通常受管制相对不严的媒体，也就容易收到其它消息来源所提供的报导题材。如有一件新闻《新华社》记者早已知悉，但碍于政治岗位不便报导，此时便可以私下将消息来源分享给当地媒体，等当地媒体一报，《新华社》便可跟进报导，且不用冒政治上的风险，因为这时，报导的不是他们，他们“只不过是跟着报”罢了（S1、S5）。

另外，网际网路的兴起，也提供了新的博奕筹码给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若某件事件事涉敏感，可能无法报导，记者编辑可能会自己上网站发帖，引发讨论后，再以网路热帖的名义来报导，其实很多桉例都是记者自己做的（S9）。这就是利用事实不可以报导，但谣言可以报导的漏洞，将消息来源顺利转换成不好攻击的目标，顺利躲过受罚（S5）。

（三）报导事实策略

1.强调新闻事实法

涉及批评性报导时，报导过程必须将各个新闻讯息进行平衡客观的梳理，以确保事后官方追究时，能提出有利的报导事证来保护自己（S2、S10、S12、S13）。也因此，像经常被官方盯上的南方报业，内部就规定，报导不能再用“据记者了解”等类似的模煳字眼，必须把资讯源交代清楚，以此来规避一些事后审查的风险（S2、S13）。“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成了《南方周末》的一句经营口号。如此一来，有关部门就算想要打压，也不知从何下手。

其中从事新闻编辑工作的受访者也表示，只要把事实报导出来，不一定要站在哪一边，而且政府官员也抓不到你的把柄。如报导某人因为某事被抓了，却绝不谈他被抓对不对。只说政府准备推什么政策，但绝不论政府推这个对不对。其实阅听众都是聪明的，只要媒体把讯息播报出来，不用媒体去表达立场，他们就能知道（S1、S6）。

2.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生存本事。古代因为不能直接得罪皇帝，因此就算不赞同，写文章时也得包装一点东西，如此透过较隐晦的方式，进行打游击、曲里改旁、指桑骂槐。在特地的背景下，就是能让人看得懂，甚至让官方理解是一套，但民众的理解又是另外一套（S2、S6）。

发展特殊的写作体例风格，以撰写故事夹叙夹议的报导陈述方式进行，被《南方周末》主管称为“南周的话语系统”。是刻意形成的一种风格，并形成共识，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敏感的事件，使用比较隐晦的话语来包装，对于禁止说的话，采取打游击的春秋笔法，实行隐藏式文本（S6）。

另外，针对某些事件，官方常规定要报导就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有些媒体便会改采用写社论的方式，在内容中夹叙夹议，或导入感性诉求的故事，藉此弱化文章的批评力度（S3）。

（四）合纵连横策略

在中国新闻界，有时候独家反而是危险的。因为目标容易遭到权力的集中攻击。面对难度大、争议性高的新闻题材，有赖一些外部策略，才能达成报导的目的。地方媒体编辑常需要对照参考中央级媒体的报导议题，以避免内容特立独行被官方盯上，此动作被称为“对版面”（S10），这和其它国家媒体“抢独家”的思维，非常不一样（S2、S6、S13）。

1.民粹法

利用广大的民意，迫使主管单位屈服，在中国已成了一种越来越有效的办法。像是辽宁省西丰县，因为记者报导一篇题为“辽宁西丰：一场官民较量”的新闻，而派警察来抓记者。当事人下台后，七、八月又在其它单位偷偷上台，网民发现后，穷追勐打，搞得该书记又被迫下台，该单位被迫表示官员任命是有问题的（S5）。

受访的媒体主管（S1、S2、S4）乐观的认为，舆论环境不管多艰难，民意兴起，一定就会开放。其中，网路扮演尤其关键的角色，网路发达的地方也比较容易出新闻。由于网路没有边境，对中国舆论监督非常强大，强大在民间的舆论、新媒体的舆论和传统媒介的舆论，形成一种“合力”现象、强大舆论。即指，老百姓有意见－上网发布－形成民意、舆论－然后传统媒体编辑报导。如此利用民众的力量，让权力者对于新闻报导，必须做出一些让步。

2.合作突围法

中国大陆虽然缺乏有影响力的记者组织，但是小范围的记者组织还是存在，时间一久大家彼此之间相互熟悉，自然会形成松散的记者群体。而这种记者群的内部讯息沟通比较顺畅，一旦碰到重大事件，往往也会联合其馀媒体相互讨论，尤其是批评报导，记者联合起来做，以此来降低风险（S8、S13）。

媒体之间虽不连系，但勾结，并保持良性的互动。由于中国大陆媒体有地区的差别，不同媒体管制的松紧程度不一，有时候是与国外媒体合作，有时是与中央级媒体合作，如果中央媒体监视的紧而不能报，就送到广东等相对开放的媒体去报导。如果还是被管制，就在送到网路上去报导，只要让新闻上了谈论平台，就有机会成为全国性大新闻，给了官方压力（S1、S5、S8）。

《南方周末》在媒体阵线之中，便时常获得其它媒体不敢报导的消息，等《南方周末》一报导，其它媒体便以盟友之姿纷纷跟进，形成更大的报导力量（S8）。这样的方式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是至少在禁令颁布以后，如能利用这些彼此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对于报导策略而言也是相当有效的（S2）。

（五）反客为主策略

中国大陆媒体的特殊环境，使得媒体产业落在许多权力的阶级之中。有时记者往往会利用这些阶级，来对自己上一级的管理者进行突破。而藉由这种方式，能让媒体由被动的状态直接转为主动，进而掌握到控制权，往往让被压制的相关单位有如哑巴吃黄连。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一有机会立刻把握住，进而掌握主导权，其实际意义与喧宾夺主相同。

有的记者，会主动将事件送交到上一级的政府进行审查。或是访问上一级的政府，以上司来当做靠山，让低层涉弊单位较不敢有所异议（S1、S2）。就像是记者想要批评江苏某一学校，便可以先将报导给江苏省教育厅看，然后直接去采访，这样就可以说是政府经过采访许可的，要求对方配合采访（田中初，2005，页237）。

（六）钻研漏洞策略

中国大陆没有成文的《新闻法》，各种管制报导的禁令没有具体法规条文可寻，记者便有了许多找漏缝钻的机会（S10）。例如官方禁令规定：事实不可以报导，那谣言并未禁止报导。因此有些记者便以猜测性的报导方式，同样把事实勾勒出来（S4）。

事实上，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的作法，便是记者利用漏洞所钻研出的突破报导方式。地方政府对媒体监督本地政府有严格的管制，但却未说不能去监督别地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眼看媒体不是监督自身，因此就睁只眼闭只眼，媒体因此又成功地创造出额外的报导空间（S5）。

综合上述，可发现记者能够避免被权力打压的方法有相当多，这也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体制下，所产生的媒体独特现象。其中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跟其它国家的新闻媒体比较，这些策略显得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且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媒体这样的抗拒发展还会持续的改进，尤其是网路的高速发展，更使得抗争策略的发展，带来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快速的变化，值得我们持续研究与观察。

二、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抗争分析

在中国政府对新闻的管制下，中国媒体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在报导重大、或较敏感的议题之前，必须要先经过主管单位的审核，或是向上级“请示”。对于大部分记者都懂得，报导前应该要清楚底限在哪里，勤于向上级“请示”，才不容易误踩红线（肖经栋，2010，页4）。尤其是越靠近中央，且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媒体，越是需要请示，播出前的送审，更是自保的最好手段。

媒体未经请示踩线后，所遭遇到权力的惩处的桉例为，2005年河南汝洲市发生一起煤矿事故，当时《河南商报》的记者范友峰发现了这个消息，便两度前往当地进行采访，总编辑马云龙看了记者的写稿以后，下定决心要揭发，交代记者要留下证据，以便将来打官司用。但尽管媒体备有录影录音等证据记录，最后报导发出后，《河南商报》还是被停刊整顿一个月，理由是“报导严重损害中国新闻界的形像”，马云龙也被勒令解聘（张志安、黄缨杰，2010，页177-178）。

《南方周末》便是清楚知道舆论监督的底限在哪，才能在改革中求生存（肖经栋，2010，页115）。《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形容南周的生存状态为，在市场上获得广泛影响的同时，却屡屡出现危机。而前社长范以锦总结其经营心得指出，中国办报的基本规则必须遵守，要注意新闻的规律，也要注意国情。所以《南方周末》是在两者之间调节，底线要自己拿捏。如果不注意国情盲目冲撞，最后便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凡事不及时报导，该告诉民众的不说，那么报纸同样会走向灭亡（范以锦，2006，页54）。由此可看出，媒体在中国经营时，如何在市场与政治之间做好策略上的拿捏，并掌握底线，成了生存所必须的熟知的艺术。

测试底限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媒体看重的不只是当下节目可不可以播出，还更看重以后这种报导路线能不能走下去。当时央视《新闻调查》节目，其中一集因评审没过，而后续的制作与播出显得格外艰辛。反之如果测试成功，那么以后可以播出的路线变宽广的多，就等于是把限制的窄门缝又撑大了一点（赵华，2008，页50）。

因此，为了要最大可能的拓展新闻的模煳边界，各种抗争手法，其实是媒体转型生存的必要手段。新闻改革虽然有明确的边线，但政府的新闻禁令是具体的，一旦实际应用在新闻实务上，还是无法将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穷尽，这时在安全区与禁区之间，就会出现灰色地带。媒体必须善用一些之前描述过的“边缘突破”、“打擦边球”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底限”和“技巧”，来不断的测试如何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张志安，2010）。

而对于具有冲劲的记者来说，灰色地带是新闻实现主动性、开拓性、创新性的最好时机。每一次在灰色地带的冲击，都有可能把危险的东西转化为合法和安全的事情，进而逐渐缩小禁区，使之成为事实而让大家接受与习惯（田中初，2005，页224）。如针对“不准报导”、“暂不报导”、“谨慎报导”、“不要炒作”、“以发通稿为准”、“按通发稿发表”等不同的说法，记者就可以有不同的发挥空间。这是根据长久以来的新闻实务经验，所判断出来的策略（田中初，2005，页234）。

在这样的测试与打擦边球的抗争中，媒体一些测试底限的“创意”便很常见。例如80年代初期，广东《羊城晚报》复刊不久，发生了一起船难意外，死了两百多人。有关单位马上封锁消息，要求媒体不许发表死亡人数。当时《羊城晚报》吴姓总编辑，便将记者调查到的资料，整理以后发表见报。有人问他为何不发表死亡人数？他回答：“不，我只发表生还人数。”此例便是记者钻过禁令上的漏洞，将想要发表的讯息发布出去的桉例（田中初，2005，页235）。

陆、结论与讨论

中国大陆政治体系对新闻体系控制权力的行使，对中央级媒体采取自上而下严密的控制，地方媒体则在地方保护主义之下，接受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的权力控制。除了直接的新闻控制外，多重规训化的机制与策略还包括：使用通稿、公关施压或说情、视线转移、及封口费的方式，也被用来进行新闻控制。

本研究发现，Foucault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在中国大陆新闻组织与主管机构中，确实存在，接近圆形监狱的机制，存在于新闻媒体体制，其中，政府扮演监督者，媒体管理阶层，如同狱卒，而第一线新闻记者就像是犯人。

然而，媒体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顺从压迫。新闻媒体管理阶层，同时扮演着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双重角色，采用公开文本，表示对上驯服，另一方面，也透过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对下展开驯服管理措施。至于其抗争策略，则常基于避祸或庇护记者，选择与记者站在同一战线，运用类似排版技巧或版面区隔等“隐藏文本”的手段，达成目的。

新闻工作者的抗争策略与隐藏文本的执行方式表现在，“时空转换策略”、“责任转移策略”、“报导事实策略”、“合纵连横策略”、“反客为主策略”及“钻研漏洞策略”上。且可发现，记者的反抗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会运用集体行动的合纵连横，相互形成松散的记者联盟，彼此合作达成报导目的。

李小勤（2007）指出，传媒的越轨对组织而言，并非冲红线、有意识的地对立，其本意是推动正当的争议，甚至是对核心意识形态的维护。但因为核心意识型态张力与冲突，多在幕后，是统治阶层隐蔽的脚本，需要传媒的推测揣摩，所以传媒的弦外之音，往往会碰触到某些敏感地带，嘎然而止。

然而，本研究显示，即便在新闻控制严苛的中国，对于权力抵抗的隐藏作为，确实存在于新闻实务界。在中国的新闻体制，未能从事根本的制度变革之前，本文无意探讨这样的抗拒策略，最终将导致怎样的结果，因为权力端终究拥有中国新闻传媒的生杀大权。过去中国大陆新闻的相关研究，重视分析公开文本，忽略了Scott所说的权力研究的死角，本文价值在于观照新闻工作者隐藏文本的反抗策略，企图勾勒出新闻控制权力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整体而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与支配者间的交互渗透与斗争，是相当激烈的，通过一次次的冲撞与测试底限，其目的虽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而是期望透过每次与支配者的交锋，在严密的新闻控制下，拓展新闻专业表现的空间。

此外，中国大陆目前对于新闻媒介的新闻控制，已经避免赤裸裸公开行刑式的强制性作为，而是采取各种不同的干预与施压手段，规避社会各方与国际社会的谴责。在一个尚不具备充分新闻采访权的中国大陆新闻界，更是需要运用本文所提的隐藏文本抗争策略，为采访与报导争取更多的新闻专业空间。

学者曾针对台湾报社研究指出，媒体配合新闻工作者对组织与新闻专业的效忠，形成一种封建式权力关系，因而他主张发展新形式的迂回策略回应新闻工作自主（张文强，2002）。本文呼应这样的观点，并建议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应持续采取隐藏文本策略，为推进新闻自由空间而努力。此外，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教育中，则需要多传授隐藏文本抗拒的技巧，让新闻界的生力军未来投入实务界，藉以在中共政治权力控制下，尽可能地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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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毓莉，中国文化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专任教授。本文原载于《新闻学研究》第一一〇期，2012年1月，原文链接：http://mcr.nccu.edu.tw/110/110_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