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林：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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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7日 (一) 05:00的版本
摘要：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曼纽尔·卡斯特指出，互联网“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1互联网不仅影响常规政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抗争政治的发展。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中国运用的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抗争政治表演越来越多，抗争模式与抗争动力随之也出现新的变化。厦门“PX 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事件中，网络媒介在抗争进程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科学客观地认识虚拟社区抗争行为及其内在规律是当代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性要求。“动员是社会抗争最核心的过程。”2大批的行动者为何走上街头，潜在的行动者如何变成现实的行动者，如何防止行动者退出抗争，关系到抗争的成败。所以，抗争动员是“社会运动的初始，也是抗争持续下去的动力”3。抗争动员是抗争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源动员理论强调运动组织对资源运用，强调资源可获得性与抗争动员策略关系；政治过程论强调政治机会，注重抗争的机制与过程；欧洲新社会运动机制研究者则重视微观动员理论的研究，从“人是嵌入于社会”这一假设出发，特别重视社会位置与集体认同感，强调公共话语、社会结构、社区、集体认同感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资源动员理论对社会组织高度发达、抗争行为制度化的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功能，但并不适合以网络为工具的具有极强自发性的政治抗争行为研究；政治机会似乎也难以解释当前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源，因为政治机会与网络政治抗争的发生并无太多的线性联系。透过众多网络抗争事件，我们发现情感是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因此，微观动员分析模式也许更适合我们的研究目标与目的。在此，我们以湖北“石首事件”为个案，分析网络抗争的动员机制，从而揭示出该类型抗争行为的一般特点。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抗争动员的动态过程，并将抗争动员与宏观的社会框架联系起来，蒂利等人的社会结构、机遇/威胁以及抗争互动的分析元素还是被借鉴进来。
1 重新审视情感与抗争动员的关系
“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网络事件的动因和意义。”4网络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情感交流与情感共鸣的场域。人们受情感的驱动在网络虚拟世界进行抗争，并不是非理性的盲目的行为，而是“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的直接表现，其本质是“争取承认的政治”或者说“认同的政治”。因此，“集体行动中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斗争的动力。”449情感在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中起着关键性的、甚至于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由网络抗争的自发性、网络传播下公共话语建构特点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决定的。
（1）网络政治抗争大多属于自发性的，决定网民是否参与抗争行动的是道德对错的情感判断而不是输赢的策略算计。网络空间政治抗争行为与西方社会高度组织化的抗争行为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西方社会有着较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社会抗争行为逐渐为正式制度所接纳，因而社会运动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运动组织动员策略与潜在行动者理性算计的契合度决定着社会运动组织动员的成败。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则不一样，一则中国从总体上而言属于威权体制，各级政府都把维护社会稳定做为极其重要的目标，很难从制度上接纳抗争行为，总体上保持着对政治抗争行为的压制性态度，另外，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薄弱，难以与国家权力相抗衡，因此专门从事政治抗争的组织在现实中不存在，也难以获得生存的空间；二则作为“共有媒体”的网络，网络舆论的生成、网络公共话语的建构、网络民意的形塑都是网民对话与互动的结果，难以被个人或者某个组织化团体所操纵。非组织化特征决定了抗争多半出于临时的共意而非有计划的动员策略“。当一个社会运动的组织性很差时，决定一个运动的发展往往不是运动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行动，而是大众头脑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一个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解读模式。”5网络空间的政治抗争行为发生不由网络舆论推手或者舆论领袖所支配，而是由网民互动所决定。除非网络舆论议题、网络公共话语能够激起网民极大的愤慨并能通过网络渲染达成抗争的“共意”，否则网络空间政治抗争行为难以生成。因此，网民情感共鸣是引发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原因。
（2）道德上的正义感对网民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它是撩动网民内心深处情感之弦最强大的力量，是网络公共话语的核心内容和网络热点议题建构的核心元素，也是诱发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源。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随着革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结束而逐渐失去政治稳定性的支撑功能，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又无法如西方民主政体那样建立在选举与政治行为法律化的基础之上，而是依赖于政府绩效与政府道德践履之上。经济建设的成功与民众对政府的道德评价直接影响着政治秩序的稳定，也影响着民众的政治情绪。政府绩效与民众对政府的道德评价都具有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网络传播条件下可能会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化，从而更容易提升抗争行为的发生频率。“网络中相当多的人展开长期的讨论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聚合，他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人情味，并且在电脑空间里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6网络不仅是信息集散地，也是价值观念交汇的场所。因此，网络虚拟社区并不是虚假的，它具有与现实社区组织一样的行为规范体系和社会凝聚功能，也能建构某种有意义的情感联系。转型时期“总体性资本精英联盟”对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垄断加速了社会分层的进程并加剧了社会分层断裂的趋势。随着总体性资本精英联盟社会资源攫取能力不断提升，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高速的经济增长不能提升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正面评价，而且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不高，民生问题解决难度增大，权力滥用与腐败问题依然存在，严重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道德评价。转型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疏导机制，公众不满情绪长期难以得到有效的疏缓。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颠覆了传统精英媒介的垄断权，创建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公共领域并在这个空间重构了弱势群体缺失的话语权利。网络传播结构与话语权利的分配使得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具有天然性的吸引力。一旦这类事件通过网络传播，马上能够引起网民的关注并引起网民共鸣，出于“害怕受损心理”而以共同力量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动员就很容易被大多数网民接受，为集体抗争行为创造有利的条件。
（3）情感渲染与共鸣是联结网民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桥梁，是网络政治抗争意义建构的关键环节。网络世界基本法则是“我的世界我做主”，在客体主体化的“比特与连线”的世界里，没有中心，没有权威，也没有绝对的统治者，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是行动的主体。网络政治行为不是“政治家对政治家，伟人对伟人，而是公民对公民，个人对个人。”网络信息传播机制决定了网络社会结构中网民首先是以个性十足的原子化个体而存在。如果网络技术依然停留在WEB1．0的基础之上，仅仅是作为信息存贮与查找的工具而存在，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就无法通过网络而动员起来。集体行动如何在原子化的个体中达成，网络凝聚力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就在于WEB2．0技术变革所带来的传播方式革命中。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生产、获取、组织和提取模式，建立起“双向、多向，甚至万向”传播结构，由此创建了非中心化的交互传播关系，开拓出新的交往空间。原子化的网民在虚拟的“比特”世界里相遇时，“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使得信息迅速在网民中蔓延，现实生活的经历通过沟通与对话强化了彼此的理解，围绕着公共事件产生出共同认知与情感，提升了彼此的情感共鸣。在这个情感渲染与共鸣的过程中，个体不仅对自己的社会位置及其命运有着自觉的认知，生成明确的“自我观念”，而且也获得了关于“我们”的图景。自我认同建构与集体认同建构不仅架起了“我”和“我们”联结的桥梁，建构起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意义诠释模式，也创建了共同的行为规范，确立了共同行动的目标。只有理解网络情感渲染与情感共鸣机制，我们才能够理解网络政治抗争行为是如何集成的。
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因此，梳理学术史上有关情感与抗争关系的研究成果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西方政治抗争理论谱系主要由三条脉络组成：阶级脉络、情感论脉络、理性论脉络。勒庞是情感论的鼻祖。他认为，人们聚集在一起并不是群体，只有当人们围绕一个共同目标而行动，并且自觉个性消失，完全受“群体精神统一定律支配”，才构成“组织化的群体”7。因此，群体本质是“心理群体”，是受非意识形态现象支配的、没有个性的“、目光短浅”“、智力低下”“、愚蠢低劣”“、不负责任”的大众。集体行动是群体非理性激情所导致的结果，匿名状态不受约束的激情狂乱使得集体行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勒宠的理论得到了美国实证主义研究者的接受，并以不同形式不断地推进。布鲁默把集体行动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变迁中的不安感，并建构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把聚众行动分为三个过程：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布鲁默虽然引入了社会变迁，但总体而言其视角还局限在社会心理学内。斯塞梅尔则把微观社会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使得情感论分析更为精致，但他本人却忽视了情感的文化因素。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挫折——反抗机制”对抗争根源的分析则转向了社会学，把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相对剥夺感”。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价值期望，社会则具有满足这种价值期望的能力。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能有效地满足这些期望时，则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并不意味着绝对剥削，而是个人期望值与社会满足人们期望能力之间的对比。当相对剥夺感越强烈，人们的挫折感越强，攻击性行为越容易发生。戴维斯则提出“J”曲线理论，解释为什么革命其实不是发生在统治最黑暗，剥削最严重的时期，而是发生在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时期。挫折感也是诱发个体攻击性行为的原因之一，但是个体攻击性行为与社会攻击性行为就完全相等吗？非理性的冲动是否就是大规模的群体性街头抗争的直接原因？革命心理学是无法回答的，而且把抗争行为当作社会病态对待本身就有对社会运动“污名化”之虞。勒宠等人开创出的集体行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案无意中沦为社会运动研究的“愚昧无用的紧身衣”。
早期情感论研究者片面强调非理性情感对抗争行为的影响，给政治抗争行为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负面色彩。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运动的高涨，一些知识分子的参与使他们对社会运动产生了同情与理解，这种负面的色彩被彻底摈弃了。麦卡锡和扎尔德争辩道，对不满情绪的关注是不恰当的，因为怨恨和不满，“能够对社会运动提供草根式的支持”，然而“怨恨和不满很可能由问题策划者（Issue Entrepreneurs）和运动组织来定义、创造并操纵。”8“有色眼镜”被摘除之后，理性主义研究者转而从运动组织、动员策略、政治机会等角度对抗争行为进行解释。麦卡锡和扎尔德等人的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组织对社会抗争行为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抗争行为并不是由怨恨情感引发的，而是社会运动组织动员的结果。蒂利、麦克亚当等人为代表的政治过程理论侧重于抗争行为的机制与过程，强调政治机会、社会运动组织以及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对社会抗争行为的影响。理性主义研究者严格贯彻了奥尔森理性主义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运动理论从微观的社会心理考察转入到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中，丰富的个性作为人的现实存在被抽象掉了，在资源动员框架中，冷酷的非理性计算被定义为人们所偏爱的准确决策的模型，而情感却被定义成干涉良好决策的东西950。单向度的理性主义使得“资源动员理论在几乎完全放弃关于社会运动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10
欧洲新社会运动研究者们则从人的角度重新对社会运动心理学进行了重建。他们认为，人是嵌入于社会的，人的情感、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而且社会文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人们有意识建构的产物。因此，社会运动过程本身也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是表意政治的体现。怨恨、不满情绪不是当作被给定的，必须在文化、公共话语、社会结构中得到解释。基于这种理解，集体认同感就成了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运动动员就被转入到微观分析的框架中，注重研究“那些在认同感、团结和意识进程的运动中，把个体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联结起来的微观事件。”962情感被当作社会运动的主要因素被继承了，但是情感并不是作为非理性的情绪被使用，而是从社会文化的深层次进行解释。不过比起早期的情感论研究者而言，他们却疏于分析情感背后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心理机制。随着美欧社会运动理论的相互交流，理性主义研究脉络的学者也逐渐接受了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对他们的批判，其代表人物麦克亚当、塔罗、蒂利等人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抗议的动因》、《抗议政治研究中的沉默与声音》等新近著作中，文化、情感因素对社会抗争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中国学者对社会抗争研究相对较晚，但是，对抗争行为的情感因素却比较关注，他们从道德感的角度对抗争行为的情感因素进行了较大的尝试。继“依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之后，应星提出“气”与抗争行为关系，把怨恨之情与道德感结合起来，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气场”层次分析模式，突出了当代中国抗争行为情感因素的特殊意义。
对于网络政治抗争的研究，西方研究者基于西方的现实，基本上沿袭的是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把互联网当作新型的动员资源，强调运动组织对网络工具的应用，侧重于动员结构、政治机会和框架建构等方面。中国研究者有的也借用西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娄成武、张雷等从网络信息传播模式分析网络抗争动员过程，章友德和周青松则强调资源的运用，蔡前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关注网络抗争行动；有的侧重于社会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分析，或者强调认同在网络事件中的作用，或者强调话语分析，从公共领域话语场分析网络事件的起因；也有的研究者特别强调情感对网络集体行为的影响，比如杨国斌的《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因》就强调网络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情感而非运动组织，因此，西方资源动员理论与政治过程理论不适合中国网络事件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