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47人小传

香港律政司在2月28日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去年参与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47人，其中既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毛孟静等，也有许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中新晋的区议员岑子杰、袁嘉蔚、张可森等，更有无任何政党背景和从政经验的吴政亨，仅因帮手协调初选就被控罪。

47人中，有些人经常被媒体报导和访问，但大部分被捕者的故事甚少有人知晓。最近，有人在 Facebook 建立专页“We've got Pens 我地有笔”，从曾关注香港政治制度的香港及国际媒体的公开报导、专题访问中，爬梳出这47人的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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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健伟

伍健伟：卖房卖店的参选人

年纪轻轻，23岁那年当上老板，成功买楼，伍健伟以前常被人问他是不是商业奇才，还是有什么秘诀。对传媒提问，他哈哈一笑说：“没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就是普通香港打工仔工作，存钱，买楼。”

然后他清空自己，变卖资产，参选议会。

外号“呀K”的伍健伟，在17岁那年，家庭遭遇事业上的变故。他决定出来自己生活打工。那时他每天打三四分工，每天工作17个小时，每天深夜下班，直接回到第二天一早要上班的地方睡觉，睡几个小时就开工。如是持续四五年。

他形容自己是“幸运”地存够了首期付款的钱，买了房子。他对饮食、做厨师感兴趣，就向那个方向发展，开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做了老板。

这一切直到2019年6月戛然而止。社会运动发生，使他觉得自己的事业需要停下来。“有些事情要放下，看看有些事情能不能帮到香港手。”他把自己的餐厅股份转给合伙人，和另一些没有政党背景的青年成立社区组织“天水连线”，决定参选区议员，并且在那一年11月击败对手当选。

从小老板变成区议员后，在立法会选举来临前，伍健伟决定再进一步，参选立法会。参选要钱，维系黄色经济圈，支援更年轻的抗争者的生活，都需要钱。“我作为大一点的哥哥，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到更多？”25岁的伍健伟说。

他决定卖房参选。他签下合同第二天，港区国安法即将定制的消息就公布了。他认为一切事情顺理成章。

伍健伟认为抗争者已经退无可退，议员除了议会抗争，还需要在街头、社区发起行动。他希望未来的路就算难行，每一个人还是倾尽所有，做一切能做的事情。

被控的47人中，伍健伟原本在批准保释名单中，后来因为律政司上诉，他的保释结果被撤回。离开法庭犯人栏时，伍健伟说“10年后再见！”然后他高喊“愿粹我命！”

庭内群众回应：“捍卫我城！”

他再喊：“全民自救！”

群众回应道：“打破宿命！”

那是他参选区议员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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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蔚

袁嘉蔚：我要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的想像

27岁的南区区议员、前香港众志副主席袁嘉蔚，在民主派初选中，以19844票于港岛区位列第二。

在香港的抗争运动中，袁嘉蔚曾一直是支援或参与角色，她对媒体笑说，自己是“行政狗”。2012年，读大学的袁嘉蔚初次参与社运，协助写横幅；2013年货柜码头工潮，她组织、参与苦行活动。那几年，反国教、大小罢工、反新东示威，都有她的身影。雨伞运动，她负责挨家挨户解释运动理念；加入香港众志之后，她负责安排行程与事务。“我很喜欢去跟人沟通。”她慢慢找到自己位置，“我更希望走入社区。”

她本不是镁光灯下的明星领袖。人们最初知晓她，是因为另一身份：她曾是社运领袖罗冠聪的女友。

二人曾是港人熟知的社运情侣。但袁嘉蔚从没打算走到幕前。直到2017年，黄之锋、罗冠聪等入狱，她当选众志副主席，才走上一线。当时只希望士气提高，不要群龙无首，她说。男友入狱那一年，她说自己心态有很大变化，意志变得更坚定。

但也是这时候，有人用“代夫出征”形容她走到一线、甚至将要参选的行动，她感到愤怒：“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是我，所以我走出来选呢？”

2019年，她出选区议会，领先2000多票战胜连任多届的陈富明，当选成为田湾区区议员。但她承认，那个“乖巧斯文”、“邻家女孩”的参选形象，使她矛盾、挣扎。

她从来就是一个主见强烈的人。少年时代，父母因她参与社运施以经济封锁，她离家出走，打工维生，3年不与妈妈说话，一直到男友入狱才和解。她对妈妈说：“对不起，我现在感受到你的担心”；妈妈回：“家是你的避风塘”。

当选区议员后，她彻底“不乖”了。她推出影片，讨论两性关系、女性的性体验；她换掉拍照用的裙子，穿自己喜欢的裤子。她提倡“性自主”、“性革命”，在区议会提出成立“平等机会小组”，关注少数族裔、精神障碍者、性小众权益。她说：“我不断挑战大家对于女性政治人物想像的底线，也是挑战自己的底线。”

2020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政纲中，她提了三个目标：争取普及而平等的民主政制；维护自由、法治和人权；发展公民社会。艺人叶德娴为她站台，称她“辣椒仔”。

只是妈妈的观点最终与她南辕北辙。初选时，妈妈问：“你究竟想要什么？要香港如何，妳才觉得舒服？”袁嘉蔚回复，她只想“帮人”。还押那天，妈妈在法庭从早等到晚，她说，有些理念我不赞同，但作为妈妈，我不会丢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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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聪

刘伟聪：在海里修补香港的船

一个始终相信法庭的执业大律师，一名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客席副教授，2020年正式出任民选区议员，今天因为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原本，刘伟聪可以成为香港人口中的“收成期”中年人，每天与红酒、藏书和两只猫好好过日子。今年53岁的他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巴士司机、母亲是工厂工人，他自小成长于板间房。刘伟聪聪明勤力、饱读诗书，考进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后，他曾为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写立法局演讲辞，后来当上大律师。他30岁时，曾经觉得这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回来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给予他机会，改变了他的生命。

2000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修读政治哲学，回首再想，慢慢察觉这一切的成功，不过是被赋予的时代红利。他开始思考，要怎样利用这些红利回馈香港，使它变得更好？2014年，争取普选行政长官的雨伞运动爆发，他走过旺角占领区，逐渐理清自己的岗位是为示威者义务打官司。自此，他接手不少示威者的法律诉讼，从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冲突，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他接过许多请求辩护的电话，一次又一次的和年青人走上法庭。他也是首宗国安法被告唐英杰的辩护律师。

刘伟聪相信法庭，相信法律和制度。他把家中两只小猫改名为两大学者 Dworkin 和陈寅恪，每天字海度日，沉迷法理哲学。他相信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的抗争理念，是示威者眼中的典型“和理非”。

他想不到，这一次走上犯人栏的是他自己。2019年他出战区议会并获胜，后来因参与民主派立法会初选，2021年被政府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为案中第16名被告。这名头发快要及肩、一向著重打扮的大律师，在出入收押所和法庭的途上，仍然获工作人员尊称他一声“刘大状”。在他一生信奉的法庭上，他保持著有礼庄重地问道：“点解我一生奉公守法，会变成阶下囚？”后来，他成为其中四名少数获保释外出的被告，衣服酸馊、头发披散的他站在庭外，仍然希望公众不要忘记其余被告。

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他曾说，相信香港这艘船虽然破烂，却未到沉舟的时候。“我们要在海里面修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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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

郭家麒：不合时宜的爱国者

在本土主义风潮渐渐兴起的香港，59岁的郭家麒显得不合时宜。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中学就曾主动研究“马列毛思想”，走遍祖国名山大川，大学时代首次旅行，便是搭长途巴士、站2、30小时游历黄山，他去过内蒙、山西，记得那里的人贫穷却朴素和善。他甚至曾经尝试参选港区人大。

成长于7、80年代香港的郭家麒，是一名内外全科的医生，有三名子女。这个在香港高薪有地位的工作，本可以使他安枕无忧，享受“收成期”。但同时，他也是公民党的资深成员。1994年香港回归前，他便担任过区议员，在他43岁和51岁时，也曾两次当选立法会议员。

他是资深反对派，但却与反对派的新思潮逆向而行。2012年，“港人优先”理念在年轻人中引起不少讨论，他公开表示强烈反对政府歧视新来港人士，认为新来港人士应该和香港永久居民享有同等的医疗服务、公屋申请权利以及综援申请权利，引起社会上不少争议。

关注内地维权议题的中联办示威中，也常常见到郭家麒的身影。前年年初，“709大抓捕”的被捕律师王全璋判囚4年半，郭家麒为他发声；同年年底，他游行声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囚9年的牧师王怡。内地维权议题，对香港人而言相对遥远，获得的关注和政治回报也不多，但郭家麒依然热心于这个议题。

2017年底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他明知必然落败仍报名参选，旨在反映选举荒谬；当时他无签署拥护《宪法》、《基本法》声明而遭DQ，连入闸也无缘。 这次初选，不合时宜的老派爱国者郭家麒，以13354票获得新界西的最后出线一席。

17年的访问中，55岁的郭家麒回望43岁时当选的自己，觉得自己当时很天真。他说，当时他以为中国会愈来愈民主，他相信更多人出来争取民主，民主普选便会来临。而在2020年后，这名曾经争取过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最终被取消参选资格，然后成为阶下囚。

“今天回头看这些想法明显是错，甚至是很 Naive。”他当时在访问中说。而这份天真，使他如今与自己曾声援过的内地维权人士一样，面对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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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锋

刘泽锋：来自最底层的支援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时，刘泽锋和黄之锋一样，只有24岁，不同的是，他的知名度极低。在民主派初选的九龙西选区，合共7万5千多选票里，刘泽锋仅获得1426票，在当区9个候选人里排倒数第二。

在香港政治光谱中，刘泽锋是本土派，早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前，他已经和抗争者建立关系。他从2018年开始担任学联的“抗争者支援基金”主席，基金的第一批受助人，是2016年旺角警民冲突里的抗争者，当时社会主流并不理解部分本土派在事件中的武力行动。在刘泽锋眼中，这批经历旺角冲突的抗争者缺乏支援，他们在被捕后物品遭扣留，或因为警方的武力而留下身心创伤，需要医疗费用。刘泽锋留意到，这些抗争者申请基金时，要求和理由都写的很详细，看得出不想滥用基金。

学联的基金知名度不足，最初成立半年仅筹得4700元，2018年，刘泽锋曾硬著头皮到六四维园烛光晚会筹款，那时各大高校学生正批判支联会悼念六四的意义，刘泽锋被晚会参与者批评为“抽水”。在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至2020年1月，基金筹得超过180万元，较上一届增加近28倍。

在民主派初选里，刘泽锋可能是最穷的参选人。

他出身草根，住公屋，借学债读大学，与团队第一次开会，他只能借友人的工厦单位，众人连坐的地方都不够。他受到成员喜爱，有团队成员撰文，说每个成员都是抱著“望下先”的心态加入，最终都被刘泽锋打动，选择留下帮手。

在考虑参选时，刘泽锋曾接受访问，说自己希望在竞选过程成立“救亡与启蒙基金”，“救亡”是为抗争者做职业配对，“启蒙”指的是说服基层支持“揽炒”，他是从自己父母身上，了解到草根阶层担忧“揽炒”影响经济。

在初选落败、后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捕后，刘泽锋撰文，花了三分之二篇幅，继续讨论支援抗争者的工作。他说自己仍在跟进“手足”的案件，和他们“建立不可分割的情感和关系”，令自己获释几天后，又“卷入思念的漩涡”。他希望透过各种形式的支援，令抗争者不至意志消磨，“为黑暗的政治环境带来一丁点儿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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