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经济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1]。
通缩下的中国参照对象不是日本而是苏联
根据中国统计局在2023年8月9日发布的数据，证实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8月12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主持的《不明白播客》发表了访谈节目《许成钢：通缩下的中国会走苏联的老路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许成钢在访谈中指出，通缩下的中国经济的参照对象不是90年代的日本，而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许成钢指出，中国的通缩很可能在疫情的尾期就已经开始了。就是疫情尾期，大家大概还都记得当时的这个动态清零有多么的残忍。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残忍的这个动态的清零，就是一下子把中国的需求啊、全社会的需求啊，一下子给大幅度压缩下去了。本来中国经济就存在严重问题，然后突然之间呢，中国自己的政策把中国的需求大幅度给压下去。那么这一下压下去以后，就触发了通缩。
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像日本一样，因为是通缩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陷入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对此，许成钢认为，从表面上看，当下中国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为什么说这个事情跟日本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不一样呢？两个最大的原因是：第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基本制度不一样。日本的制度，是一个民主宪政下的市场制度。中国是一个共产极权制，里边混杂了市场成分。那么在共产极权制下，在保证全面的国有土地制、全面的国有银行制的背景下，有了私有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里的最大的两个成分，土地和银行，都在政府手里，就是国有制的。共产党控制一切，包括私有企业。
第二个不同，作为一个民主宪政的市场制度，日本在80年代末，这个人均GDP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换句话说，就是它已经进入到了世界领先的程度，它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的最前沿了。那么它在最前沿的情况下，产生金融泡沫，房地产的金融泡沫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个问题的性质，和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人工制造巨大泡沫，这个本身性质就不同，然后这个后果也不同。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制度是从苏联来的，这是最基本的事实。那么即便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苏联来的最基本的制度没有变化。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什么？这是苏联制度，这不是中国古代制度。那么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党领导一切的，就是今天中国的制度。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讲几十句话能讲出来的，这是原来就有的制度，他只不过是在重复：中国原来就有这个制度，我还是这个制度。
许成钢说，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必须知道当年的苏联和东欧，为什么它们的经济改革改不下去；为什么它的改革改不下去，它就陷到那个中等收入陷阱里去了。所以这就是共产极权制自己带来的陷阱，这个陷阱就是走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都陷到那里去。所以它不是中国特有的。共产党觉得这些因素对共产党的统治有好处的时候，它可以容忍你，让你发展；但是共产党当它担心颜色革命，当它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那这些东西就是资本主义。就是无论是外来的企业还是国内的私企，这当然是资本主义。那么它害怕资本主义，它害怕和平演变，那它害怕的正好就是这个东西。[2]
唯一能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途径就是和平演变
2023年7月14日，中国民主季刊第三季发布了一篇对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的专访，分析了中国经济崛起和衰退的原因，产业革命的制度基础，以及中国经济的未来出路等内容。许成钢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发展经济本身并不是中共的目的，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中共的政权”。
首先，许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他表示，崛起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中国经过了多年的政治运动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灾难之后，恢复时期都会有相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半部分源于灾后的恢复”。第二点，他将中国的经济的崛起和东亚四小龙等国家相比较，认为并没有特殊点，而且由于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还不如这些国家。
此外，他还比较了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中国确实有特殊性，主要在于“它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以及“中国在一段时间里融入了全球化的体系”。他特别表示，“如果没有巨大的私有经济发展，单纯地融入全球化体系是不够的，只有两者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其次，许教授评价了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他表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了问题”，只是用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延缓了危机。他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非常担心私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威胁共产党统治，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努力让国有经济更快地发展，有意识地用各种方式遏制私有经济”。
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他表示，这个行业是在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实行税制改革之下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大头，但是地方政府却要承担大部分公共服务，因此需要“土地财政”来赚钱，由此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然而，中国土地国有，即被政府垄断，因此地方政府在人为的限制供给、抬高房价，最终导致了今天的房地产泡沫。
在专访中，张杰还问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制度优势”的问题。许教授表示，产业革命需要制度基础，而中国的独裁体制缺乏这样的基础，因此产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诞生。更进一步，中国的很多技术也来自西方，特别是科技人才往往都是西方培养的。
最后，在谈到中国经济的出路方面，许教授表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一定离不开国家基本制度”。“中国的改革曾经是所有共产党国家里唯一的特例，但现在这个特例也不特了”，而是越来越像当年苏联和东欧的政治体制，成了一个“不叫苏联的苏联”。然而，他还表示，“当习近平一味地反对和平演变，反对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把中国的路堵死了”。他表示，“唯一能使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的途径就是和平演变”，因为除了和平演变，“要么就是暴力，要么就是破坏”，这些剧烈的变动都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许教授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悲观，因为中共当局反对和平演变，也就是“把中国可以变好的路都给堵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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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许成钢
许成钢（1950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改革。曾任香港大學经济学讲座教授，现为斯坦福大学斯坦福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科斯研究所(RCI)理事、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曾获得2013年孙冶芳经济学论文奖；首届中国经济学奖（2016年）。
